一 陈代文学的整体研究

陈代文学的整体研究很少，主要集中在各种文学史性质的论著中。一方面，研究者多有贬斥之辞。如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梁代文学是“色情文学”、“亡国之音”。胡国瑞先生《南北朝文学史》认为：“从梁以至陈代，诗风更是卑下，勉强可以提出的，只有阴铿和徐陵。”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认为：“乐府至陈，声情益荡，史言后主荒于声色，与江总等狎客，游宴后宫，诗酒流连，罕关庶务。虽欲不亡，其可得乎？”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逐渐发掘了陈代文学的价值，共分为两大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陈代文学是梁代余绪，但又有所发展。如朱东润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认识到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成就，并对梁陈文学屡遭诟病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一则梁陈覆亡，近在眉睫，遂谓文章为人祸福；二则隋人代周，唐人代隋，自许朔士，薄彼南人，故讥弹梁陈，嘲弄徐庾，此蔽于方域之见者又一也。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陈代文学“基本是沿着梁代文学的道路继续发展”，在南北朝向唐代文学过渡中具有重要作用。葛晓音先生《八代诗史》（修订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王锺陵先生《中国中古诗歌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聂石樵先生《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华书局2007年版）等认为陈代文学大抵因循梁代，而在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上是有所开拓的。

第二类观点认为陈代文学作为独立研究课题具有一定的文学成就。刘师培先生《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认为有陈一代虽然国祚短促，然艺文亦未可谓衰矣，“陈代开国之初，承梁季之乱，文学渐衰。然世祖以来，渐崇文学。后主在东宫，汲引文士，如恐不及，及践帝位，尤尚文章，故后妃宗室，莫不竞为文词。又开国功臣如侯安都、孙玚、徐敬成，均接纳文士。而李爽之流，以文会友，极一时之选。故文学复昌，迄于亡国”。刘师培先生抓住了陈代文学精神和文学风气的嬗变，并对陈代主要作家的创作成就进行了简要评价，其论述虽简要却极为精辟，为陈代文学整体研究开拓了思路。谢无量先生《中国大文学史》亦曰：“陈时文人，自徐陵外，当推江总，余如阴铿、姚察、虞荔、虞寄、顾野王、周弘让、张正见之流，并一时之选也。”骆玉明、张宗原先生《南北朝文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除论述徐陵和阴铿外，还对张正见及陈叔宝文学集团的创作予以肯定。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在深入挖掘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的文学风貌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发表了许多精湛的学术见解，论及了徐陵、阴铿、沈炯、周弘正、周弘让、陈昭、张正见、刘删、祖孙登、江总、姚察以及陈叔宝文学群体等陈代所有知名作家，其论述更具体，系统性更强，对文人及文学风貌的把握更为确切。而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对这一时期个体作家的散文创作如徐陵、沈炯等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在诸位先生的开拓下，此一时期的研究正逐渐变得丰富起来，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研究的理论水平。但相对来说，这些研究还是着眼于史的介绍，较为突出探讨个体创作的特色。此后的文学史等虽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多有关注，但也仅仅作为文学史的一小章或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尾巴，如徐嘉瑞先生《中古文学概论》（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陈仲凡先生《汉魏六朝文学》（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陈家庆先生《汉魏六朝诗研究》（安徽大学1934年版）、洪为法先生《古诗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刘永济先生《十四朝文学要略》（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罗常培先生《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刘跃进先生《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等都对此一段文学有简要论述。

90年代以后，博士论文选题对此领域关注甚多。山东大学杨德才的博士论文《梁陈文学编年与考论》（1999年）具体详细地分析了陈代五言诗的用韵、律诗句式、律句组合方式与篇式结构等。马海英《陈代诗歌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是国内第一部研究陈代诗歌的专著，填补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一段空白。此书资料丰富，分析细密，特别是书后所附陈代诗文系年辩证翔实准确，对后来研究者颇有启益，但作者较为注重个案作家的研究，发现个体作家创作的显著特征，系统性还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