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梁代文学对陈代文学的影响
马积高先生认为：“一个王朝开始建立和巩固的一段时间内，其文风多沿袭前朝，这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学发展中带规律性的现象。”
梁陈时代相近，在文学主张、创作观念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形成了诸多一致性的一面，显现出陈代文学对梁代文学的积极继承。
一 由梁入陈文士是陈代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
由梁入陈的众多文士构成了陈代文学创作的强大阵容，为陈代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必要的前提条件。《陈书·儒林传》曰：“高祖创业开基，承前代离乱，衣冠殄尽，寇贼未宁，既日不暇给，弗遑劝课。世祖以降，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今之采缀，盖亦梁之遗儒云。”由梁入陈的文士在梁陈政治文化生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以《陈书·儒林传》为例，共载有十五人，除沈德威、贺德基外，沈文阿、沈洙、戚衮、郑灼、张崖、陆诩、全缓、张讥、顾越、沈不害、王元规、龚孟舒、陆庆等均载有其仕梁、仕陈的记录。以《陈书·文学传》为例，共载有十七人，其中杜之伟、颜晃、江德藻、庾持、许亨、岑之敬、何之元、徐伯阳、张正见、阴铿等十人皆出仕梁朝，而陆琰（540）、陆瑜（541）、陆玠（539）、陆琛（542）、蔡凝（543）、阮卓（531）、褚玠（529）等则在梁代已是成人或近是成人。因此，从文士的仕历情况来看，《儒林传》、《文学传》中所载文士在梁代时已有比较成熟的创作经验或相对稳定的创作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萧纲、萧绎文学群体的许多成员亦由梁入陈，并成为陈代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其可考者有以下几人：
江总，曾出仕梁、陈、隋三代，“历任清显，备位朝列”，在梁时“迁太子洗马，又出为临安令，还为中军宣城王府限内录事参军，转太子中舍人”。后主之世，常伴其左右，谓为狎客，是陈代宫体诗的重要代表人物。
徐陵，普通二年（521）“晋安王为平西将军、宁蛮校尉，父摛为王咨议，王又引陵参宁蛮府军事”，及萧纲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入陈后，颇受重视，“自有陈创业，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皆陵所制，而《九锡》尤美。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尝诋诃作者”。
王元规，《陈书·王元规传》曰：“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经》、《论语》、《丧服》。梁中大通元年，诏策《春秋》，举高第，时名儒咸称赏之。起家湘东王国左常侍，转员外散骑侍郎。简文之在东宫，引为宾客，每令讲论，甚见优礼……后主在东宫，引为学士，亲受《礼记》、《左传》、《丧服》等义，赏赐优厚。”
徐伯阳，为梁东宫学士，陈太建初，“中记室李爽、记室张正见、左民郎贺彻、学士阮卓、黄门郎萧诠、三公郎王由礼、处士马枢、记室祖孙登、比部贺循、长史刘删等为文会之友，后有蔡凝、刘助、陈暄、孔范亦预焉。皆一时之士也。游宴赋诗，勒成卷轴，伯阳为其集序，盛传于世”。太建十一年春，“皇太子幸太学，诏新安王于辟雍发《论语》题，仍命伯阳为《辟雍颂》，甚见佳赏”。
周弘正，“晋安王为丹阳尹，引为主簿”，因善玄言而被称誉为“梁末为玄宗之冠”和“一代之国师”，太建五年，“敕侍东宫讲《论语》、《孝经》。太子以弘正朝廷旧臣，德望素重，于是降情屈礼，横经请益，有师资之敬焉”。
张正见，“幼好学，有清才”,13岁得梁东宫太子萧纲赏识，“每自升座说经，正见尝预讲筵，请决疑义，吐纳和顺，进退详雅，四座咸属目焉”。入陈后，创作了大量宫体诗，是陈代宫体诗作的代表人物之一。
阴铿，《陈书·阴铿传》曰：“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为当时所重，释褐梁湘东王法曹参军。”梁亡后入陈。
沈文阿，“少习父业，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兴并通经术，而文阿颇传之。又博采先儒异同，自为义疏。治《三礼》、《三传》。察孝廉，为梁临川王国侍郎，累迁兼国子助教、《五经》博士。梁简文在东宫，引为学士，深相礼遇”。梁亡后入陈。
沈洙，“治《三礼》、《春秋左氏传》。精识强记，《五经》章句，诸子史书，问无不答。解巾梁湘东王国左常侍，转中军宣城王限内参军，板仁威临贺王记室参军，迁尚书祠部郎中”。梁亡后入陈。
沈众，“好学，颇有文词”, “除镇南湘东王记室参军”。梁亡后入陈。
江德藻，“好学，善属文”, “迁安西湘东王府外兵参军”。梁亡后入陈。
周弘直，“解褐梁太学博士，稍迁西中郎湘东王外兵记室参军”。梁亡后入陈。
萧纲、萧绎积极接纳文士，时常与他们宴集赋诗。《梁书·简文帝纪》曰：“（萧纲）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据《梁书·刘缓传》载，萧绎在“西府盛集文学”。以萧纲、萧绎为中心的文学群体唱和赋诗，影响了一代文坛风尚，由梁入陈的徐陵、江总、阴铿、张正见等均是他们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徐陵是梁代宫体诗作的开创者，也是萧纲文学集团的重要成员，徐摛、徐陵父子与庾肩吾、庾信父子“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其早期诗作多为“奉和”、“应令”、“侍宴”、“咏物”之作，如《咏美人》、《咏美人自看画应令》、《咏主人少姬应教》咏及女子头髻饰物、面部妆抹和全身时装，诗作艳丽缠绵，脂粉气十足。江总在梁时“迁太子洗马，又出为临安令，还为中军宣城王府限内录事参军，转太子中舍人”，是萧纲文学群体的重要成员。曹道衡先生认为，侯景之乱前他的诗文可以说受梁中叶以后萧纲、萧绎等人的影响较深，他的创作辞藻华美，着意于学习萧纲、萧绎及“徐庾体”的文风。阴铿是萧绎文学集团的成员，曾“释褐湘东王法曹参军”，诗作“风格流丽”。如《和<登百花亭怀荆楚>》是和湘东王萧绎《登江州百花亭怀荆楚》所作，“阳台可忆处，唯有暮将朝”是替萧绎表现思念李桃儿的情思的, “落花轻未下，飞丝断易飘”等句善于构建华美绮艳的外饰之美。张正见在梁时亦曾陪侍在简文帝身边，《陈书·张正见传》曰：“梁简文在东宫，正见年十三，献颂，简文深赞赏之。”
《隋书·经籍志》集部叙曰：“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由梁入陈文士曾一度主导着陈代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对陈代文学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梁代“摛艳藻之辞”的文学创作风尚的影响下，他们极力追求形式的华美，以繁富细巧的笔致描写女子的形态神貌乃至生活环境中所使用的器物等。以上诸人如江总、徐陵、王元规、徐伯阳、周弘正等此后又进入了陈叔宝文学群体之中，成为其宫体诗创作的主要成员，一旦有宫体诗生成的文化环境，他们就会乐此不疲地追求绮艳文风。
二 梁代文学在创作观念上对陈代文学的影响
隋代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说：“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谔指出了齐梁文学中片面追求形式华美，忽视思想内容的倾向。《隋书·文学传序》曰：“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萧纲被立为太子后，以其为代表的新变派占据了梁代文坛，他大胆提出了立德修身与文学创作相分离的观点，其《诫当阳公大心书》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他强调文学的特点，使得文章与立身割裂，认为生活中应克制的“性情”可以在文章中得到放纵，这种主张使得其文学群体敢于大胆描写情欲和女性之美。萧纲之作“辞藻艳发，博综群言”，其《答渝侯和诗书》推崇华艳诗风，提倡抒写女性姿色，赞叹那三首和诗“性情卓绝，新致英奇”。其《劝医论》“丽辞方吐，逸韵乃生”, 《庶子王规墓志铭》“文雅与绮縠相宣，逸气并云霞俱远”, 《临安公主集序》“文同积玉，韵比风飞”等要求文章应辞藻华美，韵趣高远。《梁书·敬帝纪》评曰：“太宗聪睿过人，神彩秀发，多闻博达，富赡词藻。然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丽，义罕疏通。”《诗镜总论》亦曰：“简文诗多滞色腻情，读之如半醉憨情，恹恹欲倦。”萧纲最有创作特色的是描写妇女动作和体态的诗，据罗宗强先生统计，萧纲294首诗中描写妇女或男女情怀的诗有112首之多。如《咏内人昼眠》、《戏赠丽人》、《和人爱妾换马》等或表达女性体态之美或表现女子细腻婉致的内心世界，多有轻艳绮靡之风。
湘东王萧绎追同萧纲的新变理论，其《金楼子·立言》曰：“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他注重文学的外在形式之美，表现出追求“绮”、“艳”的独特审美趣味。其诗歌如《和林下作妓应令》、《寒闺》、《代旧姬有怨》、《夕出通波阁下观妓》等皆抒写女子情愁，诗风“婉丽多情”。因此，强调求新、求异，追求华艳绮丽的新变诗风在萧纲、萧绎的文学群体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梁代后期的文学就是按照以萧纲、萧绎为代表的理论指导和创作实践中逐步发展成长的。
陈代文学承继梁代文学而来，在创作观念上颇受梁代文学的影响。首先，陈代君主和梁代一样重视、提倡文学，身体力行、积极从事文学创作，这是促进文风兴盛的重要动因。特别是陈叔宝时期，他们聚在一起“或玩新花，时观落叶，既听春鸟，又聆秋雁，未尝不促膝举觞，连情发藻，且代琢磨，间以嘲谑，俱怡耳目，并留情致”。这些赏乐、宴饮、赋诗、观景等活动促使他们感荡情致，抒发情思。《陈书·后主纪》评陈后主曰：“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其次，从文士的创作实践中亦可看出陈代在创作观念上对梁代的继承。如《陈书》评江总曰：“好学，能属文，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故为后主所爱幸。多有侧篇，好事者相传讽玩，于今不绝。”评姚察曰：“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富博”,“尤好研核古今，
正文字，精采流赡，虽老不衰”, “所撰寺塔及众僧文章，特为绮密。”评傅
曰：“为文典丽，性又敏速，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未尝起草，沉思者亦无以加焉，甚为后主所重。”
三 梁代文学在创作风格、创作方法上对陈代文学的影响
首先，由梁入陈文士的许多诗文风格与梁代一脉相承。曹道衡、沈玉成先生认为：“陈初诗人如徐陵、阴铿的创作生涯始于梁代，其诗风也和梁代某些诗人相近。如徐陵之作，与萧纲、萧绎同属一派。”徐陵是“徐庾体”的代表人物之一，《北史·庾信传》曰：“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书记。东海徐摛为右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其入陈后创作的《杂曲》词藻华美，描写精工细致，其诗曰：
倾城得意已无俦，洞房连阁未消愁。宫中本造鸳鸯殿，为谁新起凤凰楼？绿黛红颜两相发，千娇百念情无歇。舞衫回袖胜春风，歌扇当窗似秋月。碧玉宫妓自翩妍，绛树新声自可怜。张星旧在天河上，从来张姓本连天。二八年时不忧度，傍边得宠谁应妒。立春历日自当新，正月春幡底须故。流苏锦帐挂香囊，织成罗幌隐灯光。只应私将琥珀枕，暝暝来上珊瑚床。
诗作运用了正面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手法刻画了一位倾国倾城、美艳惊人的女子。“绿黛红颜两相发，千娇百念情无歇”句极言张贵妃千娇妖艳的容貌，“舞衫回袖胜春风，歌扇当窗似秋月。碧玉宫妓自翩妍，绛树新声最可怜”句描写其歌舞升平和淫奢享乐，作者最后通过流苏锦帐、香囊罗幌、琥珀枕、珊瑚床等床饰的描绘进一步点出了其新艳淫奢之致。诗作在语言的绮丽、新艳上与萧纲《倡妇怨情十二韵》的风格相同，显现出对梁代诗风的积极继承。
又如江总，在梁时迁太子洗马，又出为临安令，还为中军宣城王府限内录事参军，转太子中舍人，是萧纲文学群体的重要成员。据《陈书》本传，年少有名，甚得梁武帝及“高才硕学”之士王筠、刘之遴等“雅相推重”。曾预同梁武帝《述怀诗》, “帝深降嗟赏”。其诗文如《答王筠早朝守建阳门开诗》、《辞行李赋》曾着意于学习萧纲、萧绎及“徐庾体”的文风。入陈后“崇长淫纵”，通过艳丽辞藻的描摹来满足其文学群体游宴欢娱之需，诗作“丽藻时闻，语多新颖”，这些诗作所呈现出的纤靡艳冶、细事婉娈的创作旨趣、审美趋向与梁代文风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诗镜总论》曰：“江总自梁入陈，其诗犹有梁人余气。至陈之末，纤靡极矣。”纤靡是指诗风的纤巧柔弱，主要体现在诗句用词和情感的抒发上。如江总《梅花落》其一极力形容美女的盛装巧饰，“妖姬坠马髻，未插江南珰。转袖花纷落，春衣共有芳”句描绘了一位转袖摇动、春风拂衣、娇羞柔媚、妖艳动人的女子的动态之美。《长相思》“红罗斗帐里，绿绮清弦绝”, “暗开脂粉弄花枝，红楼千愁色，玉箸两行垂”句描绘出了相思时“愁思三秋结”, “望望何由知”的苦闷情态，“声调流畅圆美，情韵委婉缠绵，然而词语失之轻艳”。此外《长安道》“日暮延平客，风花拂舞衣”, 《病妇行》“羞开翡翠帷，懒对蒲萄酒”, 《七夕》“此时机杼息，独向红妆羞”, 《东飞伯劳歌》“年时二八新红脸，宜笑宜歌羞更敛”, 《姬人怨》“寒灯作花羞夜短，霜雁多情恒结伴”等充斥着“风花”、“红妆”、“香气”、“脂粉”等香艳气息的字词和“羞”、“懒”、“转”、“拂”等纤细的情态描摹，使得诗作越发细密精巧、绮靡纤弱。
再如阴铿，曾释褐湘东王法曹参军，与宫体诗代表人物萧绎关系颇为密切，是其文学群体中的重要成员。明胡应麟《诗薮》曰：“阴惟解作丽语，当时以并仲言，后世以方太白，亦太过。”胡应麟所谓的阴铿“作丽语”指的是阴铿诗作用语的华艳而言，这显然受萧绎等人宫体诗风的影响。阴铿入陈后所作《侯司空宅咏妓》、《和侯司空登楼望乡》、《新成安乐宫》等也多绮语。如《新成安乐宫》曰：
新宫实壮哉！云里望楼台。迢递翔鹍仰，连翩贺燕来。重檐寒雾宿，丹井夏莲开。砌石披新锦，梁花画早梅。欲知安乐盛，歌管杂尘埃。
诗作前八句写安乐宫的雄伟壮丽，详尽描绘了安乐宫雕刻装饰之美，以及宫中的歌舞之盛，辞采富丽，语言流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此诗曰“鲜丽”。
其次，在创作方式上，陈代文学延续梁代传统，喜好游宴赋诗、集体唱和。据《陈书·世祖纪》，天嘉元年秋七月诏曰：“新安太守陆山才有启，荐梁前征西从事中郎萧策，梁前尚书中兵郎王暹，并世胄清华，羽仪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称，并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只要“文史足用”便可“擢以不次”，于是文士们纷纷投靠于陈代帝王或权贵门下，形成了以文帝、宣帝、陈叔宝以及侯安都、陈伯固、孙玚等显贵为中心的文学群体。
《北史·庾信传》曰：“时陈氏与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陈氏乃请王褒及信等十数人。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并惜而不遣。”永定二年（558）十二月，陈武帝下诏曰：“梁时旧仕，乱离播越，始还朝廷，多未铨序。”于是随材擢用者五十余人。这两批文士很快就融入到了以帝王权贵为中心的文会活动之中。宣帝北伐成功后“大会文武”，侯安都等权贵数招聚文武之士游宴赋诗，后主举行的文会更是不胜枚举，他们聚合文士以附庸风雅，唱和盛况空前。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曰：“陈代开国之初，承梁季之乱，文学渐衰。然世祖以来，渐崇文学。后主在东宫，汲引文士，如恐不及。及践帝位，尤尚文章，故后妃宗室，莫不竞为文词。又开国功臣如侯安都、孙玚、徐敬成，均接纳文士。而李爽之流，以文会友，极一时之选。故文学复昌，迄于亡国。”
《陈书·文学·徐伯阳传》:“太建初，中记室李爽、记室张正见、左民郎贺彻、学士阮卓、黄门郎萧诠、三公郎王由礼、处士马枢、记室祖孙登、比部贺循、长史刘删等为文会之友，后有蔡凝、刘助、陈暄、孔范亦预焉。皆一时之士也。游宴赋诗，勒成卷轴，伯阳为其集序，盛传于世。”周弘让《与徐陵书荐方圆》:“但愿沐浴尧风，遨游舜日，安服饱食，以送于余齿。”以遨游娱兴作为自己的生活追求。虽然他们游宴赋诗的文集今已不存，但文会之盛为文学的发展和创作风格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再次，陈代文章深受齐梁骈俪化文风影响。在“文笔说”和“永明声律论”的影响下，齐梁时期的文章开始分辨清浊四声，向雕琢字句的方向发展。陈代文章受此风尚影响，各种散文、论说文、章表、书牍等在整体风貌上更趋骈俪，而呈现出异常华丽典雅的风格。孙德谦《六朝丽指》曰：“凡君上诰敕、人臣奏章，以及军国檄移，与友朋往还书疏，无不袭用斯体……亦一时风尚，有以致此。”陈代骈文之风还影响到了历史和哲学著作，如傅《明道论》、何之元《梁典总论》等均用骈体，这些骈文辞丽韵谐，遣词以纤巧为尚，俨然是因袭齐梁之遗风。到梁陈之际的徐陵，其骈文创作达到了“此种文体的极高境界”, “成为骈体文上难以企及的千古宗师”。他如沈炯、陈叔宝、江总等文章皆属对工巧、韵律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