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好游如好色

舒飞廉

我自大学时代，即爱读郁达夫的作品，先是小说，由《沉沦》，到《春风沉醉的晚上》，到《迟桂花》，一种冰火交会、清丽哀感的情怀，到后来费穆的电影《小城之春》中，都在予以发扬，是民国风味的主调之一。散文如《故都的秋》《记风雨茅庐》《北平的四季》等名篇，到《回忆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也常读不辍。但真正体会郁达夫散文的文调，感受他文字的气味，明白他在中国散文史上取得的成绩，却是在最近的一月。中华书局计划出版他的散文集，命我写这番话，来推荐先生的文章，因此得以重返他的文集，重回他所经历的晚清民国悲欣交集的世代，他的饮食男女、浪游城乡、亲朋故旧，他的赤子衷肠、热血诗情，最后终结在南洋密林，日本乱兵的枪弹下。我自己写散文已经二十年了，无所成就，偶有所得的，恐怕就是予先生所说的“散文的心”的体会。以此心见彼心，斯人斯世，达夫才调更无伦。

一个人的文字，是由他的经历、阅读与身体里长出来的，散文小品，由“宇宙之大”到“苍蝇之微”，看似自由无羁，却与作者的情感与智慧息息相关，风格即人，无一丝可以作伪。郁达夫由浙江富阳小县城里穷寡妇的第三子，苦读乡校，留学日本，以一枝笔成为创造社的大将，自卑又自负，安静又狂热，朋友义气，儿女情长，或教书，或卖文，浮沉乱世，敏感多欲，血气旺盛。他所读，以桐城派的《古文辞类纂》、唐诗宋词、晚明小品筑基，再加入后来他于日本濡染的物哀的文学，夹杂他自修来的英美散文的气味，这些都在化合为“郁达夫文调”——一种绅士、浪子、文青、革命家混合在一起的情怀，文字上是绚丽奇采，情感上真挚赤诚，与当日峻切的鲁迅，平淡的周作人，可谓鼎足而三，其余民国诸子，总得让他们三个一步。他的这种文调，发端于二十年代初诸篇自传，与成仿吾、郭沫若诸君的通信，真正的炉火纯青、指挥如意，是在三十年代中期，他风雨茅庐既成，与王映霞偕隐杭州养儿育女，生活安定、情感有托，文字之道精进，前面提到的《故都的秋》等名篇，都写在这个时期。

这些篇章里，我最爱读的，是他的游记。他以杭州为中心，呼朋唤侣，一起去浙江、安徽的奇山秀水探幽访胜，写成《浙东景物纪略》《临平登山记》《出昱岭记》《屯溪夜泊记》《雁荡山的秋月》《超山的梅花》《钓台的春昼》等，这些文章记浮生、记食色、记行旅、记山川，曲折迂回，杂花生树，既放荡又整饬，既文雅又粗率，逸兴遄飞，痛快淋漓，生气勃勃，一扫郁气，果然有“达夫”之感，让人感到行文背后，他得到了江山之助，美人之助。这样的文章，其实是在郦道元、柳宗元、苏轼、袁中郎等形成的中国散文传统正脉上，又借力日本、英美的随笔（essay），见文采，见性情，有创造，是伟大的散文。

比如《出昱岭记》一文，记叙与林语堂、吴宝基诸友自东天目西行昱岭关，一行人出云海，过溪谷村庄，来到绩溪歙县的屯溪，就是现在大家常游的安徽的古徽州界。一条曲折山间公路，高低险夷交错，连接起来美丽的山水，山中历历的桃花源，几位民国的才子时快时慢，走走停停，谈玄论道，一会儿歌德，一会儿瑞士，由隽语村言里蹦出来洋腔洋调，“将一幅中国古画添上了些洋气”，最后以郁达夫作出的古体诗和叶秋原文言文的笑话作结，其中的山水之变、心情起伏与言语的更迭，记事，抒情，讲道理，彼此交错在一起，天生自然，又灵动飘逸，正是苏轼讲的“龙蛇抓不住”的感觉。这样有特别的文调的文章，与我们时下微信公众号里流传的又聪明又伶俐的时文，隔得多么远！

郁达夫在《花坞》一文中讲：“明明知道这花坞的幽深清绝，但脚力不健，非好游如好色的诗人，不大会去。”他自己，倒的确是“好游如好色的诗人”。好色不必讲，他文中每每有直率的坦陈，曲巷里弄里的妓女他去盘桓，街前船头的女子，也让他留连，女人面前，他大概就是那种“个儿郎目灼灼似贼”的痴汉！色之道，游之道，食之道，其庶几乎？《花坞》中又接着讲：“花坞的好处，是在它的三面环山，一谷直下的地理位置，石人坞不及它的深，龙归坞没有它的秀。而竹木萧疏，清溪蜿绕，庵堂错落，尼媪翩翩，更是花坞独有的迷人风韵。将人来比花坞，就象浔阳商妇，老抱琵琶；将花来比花坞，更像碧桃开谢，未死春心；将菜来比花坞，只好说冬菇烧豆腐，汤清而味隽了。”山水、风土、女色、草木、美食，其风流蕴籍，微妙宛转，果然是其道一也，因此在他的生活里，在他的感官上，在他的文字中，可以互换，可以交织，可以通感，形成一种郁达夫式的“生态”，他的语调，大概就是由这种生态生发出来的。

他由游历中得到了乐趣，订下来“出长江，息匡庐，溯江而上，经巫峡，下峨嵋，再东下沿汉水而西入关中，登太华以笑韩愈，入终南而学长生”的计划，还计划三六年的深秋，与鲁迅一起去日本看红叶，可惜鲁迅猝然去世，他自己在杭州的风雨茅庐因女主人的动摇而风雨飘摇，不久国难当头，日寇的铁蹄碎山河，将他的这些游历梦也全蹈碎了。如果没有这些家国的悲凉，他会写出更多的好文章吧，想想苏轼，黄州之中，黄州之后的文章多好，当得起周作人讲的“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庾信文章老更成，散文的确是中年老年之后的事情！

可惜苍凉的民国，等不及它的儿女们变老，四一年的深秋，许地山在香港去世，郁达夫写《敬悼许地山先生》，叹息中国文人，不能达到八十以上的高龄，鲁迅，徐志摩、蒋光慈等，走得太早，其实这个名单还可加上朱湘、萧红、闻一多，再加上四五年九月，谜一般消失掉的郁达夫自己。可以说，民国的“好游”“好色”的好文章，都没有写完，被这些巨子带往了碧城与黄泉。

2015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