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释道两家的教义和学说都盛行于世,其声势且都骎骎凌驾于儒家之上。这一事实,从唐代后期以来已促使知识分子群中的许多人萌生了一种意识:要把儒家独尊的地位重新恢复起来。于是,有人从儒家经典著作中选出了《大学》《中庸》,就前者阐明治学和治国经邦的程序,就后者吸取其抽象的义理以与释道相对抗;也有人专为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把释道都作为异端而加以排斥。更有人致力于释道二家以及法家学说的钻研,然后援法入儒、援佛入儒或援道入儒。经过长时期的相互抵排、交斗和交融,从而在北宋初叶以后的一些以儒家面目出现的学者,例如胡瑗、杨亿、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等,固然已经大异于由汉到唐的那些拘守章句训诂之学的儒家学者,却也绝对不是春秋战国期内儒家学术的再版。就他们所致力的学术领域的界限来说,已非复孔门四科和六艺(射御二者除外)之所能涵盖;就其义理的深奥精密来说,也非复由先秦到唐代的儒家学者之所能企及。对于这样一些先后辈出的学者,对于这样一些先后被开拓的广阔学术研究领域,我们觉得只有一个最为适合的概括称号,那就是“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