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概念

余英时曾经说过：“也许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中国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终于会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预设之一。”⁽¹⁾余先生此话针对的是近代以来在中国史研究中以理论上的“西方中心论”和实践中的“西方典型论”为主导的“削足适履”和“牵强的比附（forced analogy）”现象，他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反对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西方学者史华慈则从另一个视角表达了和余先生相似的看法：“相应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增强，大家对运用西方范式理解和解释中国哲学所产生的许多生搬硬套的不良影响深感不安。”⁽²⁾问题是，中国文化究竟具备怎样的“为我独有”的特性？中国学者应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又应通过怎样的恰当路径研究中国文化？首先，让我们追溯中国文化的概念。

一、中国文化的词义溯源

早在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中便出现了古代汉语“文化”一词：“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³⁾随后，“文化”一词在古代典籍中逐渐盛行，如被收录在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文学总集《昭明文选》中的晋人束皙的四言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⁴⁾南齐人王融在其《曲水诗序》中亦宣称：“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⁵⁾

古代汉语中“文化”由“文”和“化”两字组合而来。此两字的使用，尚需追溯至更早时期。下面分别查看“文”“化”两字的意义。

“文”最初的意思是纹理、花纹。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凡文之属皆从文。”⁽⁶⁾可见，“文”的含义非常丰富，不单指涉文字和文章，还可指草木纹理、星座龟壳等无数有“纹”的物事，如《周易·系辞·下》有言：“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⁷⁾又如《礼记·乐记》有“五色成文”一说⁽⁸⁾。龚鹏程这样解说“文”：

文，代表着人由原始状态逐渐修饰以增进其神圣性及优越价值的一切活动，包括纹身或冕冠衣裳。这个字后来也以“文章”“文明”“文化”来代称，意义却并无不同。文章者，谓文明彰焕也；文明者，谓人以文明脱离暗昧也；文化者，谓文明可以变化朴鄙也。大人君子，由于有了文化才显得炳蔚彰焕。⁽⁹⁾

与“文”一样，“化”也是一个古老的字。“化”的古字“匕”。许慎《说文解字》称：“化，教行也。从匕从人。”⁽¹⁰⁾《说文解字》又称：“匕，变也。”⁽¹¹⁾《周易·系辞·下》有言：“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¹²⁾《周易·贲卦·彖》有文：“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¹³⁾今学者分析：“化作为变化是为宇宙之道，变化进而演绎为教化，如《周礼·大宗伯》：‘以礼乐合天地之化。’”⁽¹⁴⁾

如何整体地理解“文化”一词，可揣摩《易经》中“人文化成”这一句，即“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以上追溯了古代汉语“文”“化”以及“文化”诸词的由来情况，综合来看，理解古代中国“文化”概念有以下值得注意的几点：

1．文化与人

文化与人密切相关，从“人文化成”古义来看，人处在“文化”的中心地位，没有人，就不成文化，讨论文化，需着眼于人类社会。钱穆先生曾言：“我认为文化只是‘人生’，只是人类的‘生活’。”⁽¹⁵⁾

2．文化之文

文化之“文”不是任何一种“文”（纹），而是“人文”之“文”（纹），即只有具备人的印记之“文”（纹），才能被视为“文化”之“文”，从《史记·谥法解》对谥名为“文”的解释可见人的深刻烙印：“经天纬地：文；道德博闻：文；学勤好问：文；慈惠爱民：文；愍民惠礼：文；赐民爵位：文。”⁽¹⁶⁾

3．文化之化

孔子以来很多人认为，忠恕之道可代表孔子的“教化”之道。清代焦循这样详解“忠恕之道”：

孔子言“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则一贯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又云：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惟其不齐，则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诸天下之性情，即不得执己之所习、所学、所知、所能，例诸天下之所习、所学、所知、所能。故有圣人所不知而人知之，圣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圣人尽其性以尽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于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¹⁷⁾

可见，忠恕之道在于“各成所是”，讲究“因人而异”，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反对不分对象的千篇一律和粗暴的植入宣教。由此一例，我们可借以体会古代人的教化方式。

4．文化的包容性

在古代中国，文化以人为纽带，贯通天地、包藏宇宙，重视与他者的交流，吸纳优秀异质文化，强调“与时俱进”，因而呈现出一股鲜活的生命力量。诚如张岂之教授所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文化，她善于学习各种文化体系的长处，又能加以消化吸收，用以丰富自己，这就叫作‘会通’精神。”⁽¹⁸⁾

5．文化的人文化

文化与人密切相关，文化来自于人，而又反诸人。关于这一点，张岱年、程宜山这样阐释：

从过程的意义上看，文化不仅是一种在人本身自然和身外自然的基础上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且是一种对人本身的自然和身外自然不断加以改造，使人不断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的过程。在这个无限的过程中，作为基础的人本身的自然和身外自然也在不断地得到改造。在人类社会活动所创造的成果的意义上，文化是文，还不是文化。只有考虑到这些成果同时还意味着对人自身的改造，才是文化。⁽¹⁹⁾

二、文化概念的中西比较

“文化”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一个词，而“culture”一词在西方也有悠久的历史。现代汉语“文化”在辞源上有古代中国和现代西方两个源头，问题是，现代汉语“文化”多大程度地传承了古代中国“文化”概念，又多大程度地吸纳了现代西方“culture”概念？“文化”与“culture”是同一含义的两种书写，抑或是殊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此下详细比较中国“文化”与西方“culture”两个概念。

1．古代“文化”概念的中西比较

前文关于古代汉语“文化”概念已有追溯。在西方，“文化”一词的历史非常悠久。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在大约两千年以前，讲了一句拉丁文：“cultura anima philosophia est”，译成英文是“culture is the philosophy or cultivation of themind”，汉译为“文化是心灵的哲学（或修养）”。⁽²⁰⁾据查，文化（culture）一语的本义为培育（cultivation）——缘起拉丁语动词“colo”⁽²¹⁾，相当于英文的“to till”（耕）和“to cultivate”（犁），意即“培育”，当然最初是培育可见的东西，比如庄稼，然后才引申到心灵。如是，“cultivation”由本义耕种而引申推导为耕种→栽培→培养→修养，可见，“culture”具有个人修身这一个含义。这个词最早来自于拉丁文的“cultura”，后演化成英、法文的“culture”，以及德文的“kultur”。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认为，在19世纪以前，“文化”（culture）一词“基本上是指‘对自然成长的照管’，此后类推为人类的训导过程。这后一种用法，过去通常意为针对某个对象的教化，到了19世纪，却转义为一种自在之物——‘文化’”⁽²²⁾。

比较而言，古代汉语“文化”与西方古代“culture”在概念上有以下几方面的相似之处：

（1）两者含有类似的生活环境，“现暂且不计中西含义的差异，……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物质生产活动是耕种农作物和饲养动物，最有代表性的精神活动便是作为人类社会特定价值观念流传纽带的教育活动”。⁽²³⁾

（2）两者都强调了人的作用。在古代中国，没有人不成“文化”，而在古代西方“culture”概念中，人是主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3）两者都含有将“文化”理解为一个动态过程的意味。在古代中国，文化可理解为一个不断对人本身和身外自然加以改造的过程；在古代西方，“culture”也以“cultivation”（培育）为本义，体现其过程性质。

（4）两者都有“修身”目的之强调。据学者分析：“这（culture）其实很可以同强调修、齐、治、平的儒家文化展开对话。要之，这个传统中的‘文化人’，就多少贴近于儒家传统中的‘君子’。”⁽²⁴⁾

当然，两者也存在清晰的差异性，这主要表现在：

（1）从人的作用来看，两者虽都认为人是主体，没有人不成文化（culture），但两者对于“人”的认识体会并不在一个思路上。美国学者史华慈教授曾在《论中国思想中不存在化约主义》中写道：“中国的思想和信仰看上去强调我们所称的主观的一面。……但我会表明，在中国，强调心和意识并不暗含那种从笛卡尔革命中产生的以人为中心的主观主义。……在中国的‘主观性’中，心或心体基本上被看成宇宙之心的表现或投影。”⁽²⁵⁾深受古代中国思想的启示和感召，中国学者陈经纬否认从传统的二元论及其反映论的思维理解文化，响亮地提出文化即第三存在的哲学构思，认为“物物（人）之间的相互运动使得人类这个物种拥有了自己的文化或者知识（智识）。”⁽²⁶⁾西方关于“人”的理解，德国卡西尔分析：“人，由于确信在这种宇宙和个人的相互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自我而不是宇宙，从而证明了他内在固有的批判力、判断力和辨别力。”⁽²⁷⁾这恰似费孝通所曾认为的“西方文化持一种‘天人对立’的世界观”。⁽²⁸⁾

（2）从文化与修身的关系来看，虽然两者都强调修身，但在古代汉语“文化”概念里，修身既是文化的目的，也是文化的起点，“有修养的人才有资格引导他人”。⁽²⁹⁾诚如成中英所言：“天下能否归于正，从儒家来看，就需要那些高度发展良知与高度发展责任感的人来关心与面对这个天下。……因之，大智、大仁、大勇的人格出现是必要的。这一人格要求我们勇于担当引领发展与启动提升广大的人群。”⁽³⁰⁾而西方的“culture”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耕种、栽培）生发，继而才引申到精神活动领域（人的性情的陶冶和品德的教养）。古代西方“culture”从“cultivation”而来，由本义耕种而引申推导为耕种→栽培→培养→修养，因此修身位于这一序列的末端。

（3）从意蕴开放性而言，古代汉语“文化”比古代西方“culture”含义更加丰富。“文化”由“文”和“化”两字组合而成，但组合后仍不失“文”与“化”的原有含义。“文化”既可被理解为一种动态的“以文化之”的教化过程，也可被理解为一种静态的包含天文、地理和文明这三个重要范畴的形态。相比而言，古代西方“culture”并不在发端之际便展开这样开阔的思维空间，而且在此后的演绎发展中也有取舍，不曾在同一时刻包藏有如此丰富的阐释意蕴。

2．现代文化概念的中西比较

在进行比较前，先提一个问题，即现代中国文化概念何时及因何产生？金耀基先生说道：

百年来，古典中国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如巨浸稽天，逆泳无力，整个社会的结构面对了全面的解组，整个文化的价值面对了彻底清失的威胁。⁽³¹⁾

现代中国文化概念得以产生和探讨的语境，无疑与中国遭受列强的侵略紧密相关，学者黄兴涛分析：

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得以在清末民初出现、形成、广泛运行或实践，自然与西方现代语言新概念和观念的直接传播或经由日本的转播相关，同时又与晚清中国屈辱历史密切相联。就实质而言，它乃是中国人在反抗外来压迫和寻求自强独立的过程中反省与改造传统、学习西方和日本的现代思想观念之结果，是观念传播和清末民初社会现实互动的产物。⁽³²⁾

言下之意，中国现代文化概念的出现，并不出于民族文化内部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却带有百年来渐进回应和吸纳西学的印记。问题是，怎样理解这种在非自然状态下进行调整的文化概念？它是西方现代“culture”概念的汉语版本，抑或古代中国“文化”概念的现代版本？

先看看西方现代的“culture”概念。20世纪两位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依伯和克莱德·克拉克洪于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一书，堪称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人引述不断的经典，该书澄清了文化的性质和意义，因此被公认为一本不可不读的力作。作者罗列了从1871年到1951年80年间关于文化的至少有164种的定义，并将这些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文化根据“基本主题”进行归类。归类的结果是得出了九种基本文化概念，分别是哲学的、艺术的、教育的、心理学的、历史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生态学的和生物学的。⁽³³⁾

显然，仅凭翻译西方“culture”一词，实难获得关于“文化”的确切意义。殷海光在分析西方诸多“culture”概念之后，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文化全部实有之中，任何一个层面或要件或事物，无一不是文化所有的层面或要件或事物。第二，文化包括层进中的各层。第三，文化是地球表面的一种普遍现象，完全没有文化的人是很难生存下去的。第四，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变动之中。第五，价值观念是文化构成的必要条件。第六，文化与文化价值都是相对的，虽然也有普同的部分。⁽³⁴⁾

再来考量中国现代以来对于文化概念的界定情况：

何兹全认为，“文化就是人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果和积累。”⁽³⁵⁾张岱年认为，“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的体系，或者说是许多要素形成的有一定结构的系统。”⁽³⁶⁾费孝通认为，“所谓文化，我是指一个团体为了位育处境所制下的一套生活方式。”⁽³⁷⁾刘梦溪认为，“文化，宽泛一点的定义，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³⁸⁾余秋雨认为，“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³⁹⁾

从上引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来看，虽各有角度和侧重，但与殷氏所概括西方“culture”概念可谓大同小异。如此看来，中国现代文化概念与西方现代“culture”概念在大方向上对译得当。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中国现代“文化”是西方现代“culture”概念的汉语版本？展开而论，中国现代“文化”是否完全照搬西方现代“culture”，而只是借用了古代汉语“文化”一词，因此与古代汉语“文化”概念关系不大？

答案是否定的。仔细考辨，西方现代“culture”概念与中国现代“文化”概念存在着鲜明的差异。比如，概念包容度的差异：现代西方人定义“culture”呈现出相对较强的专业化思维特色，而中国人定义“文化”呈现出相对整体的思维倾向。萧俊明分析：“欧美学者一开始便在‘路径’上出了问题，他们非要把一个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现象领入一个单一学科来解决。其结果往往是以偏概全，见树不见林。”⁽⁴⁰⁾又如，概念形成的基础差异：虽然中国现代“文化”与西方现代“culture”在概念上可以基本对接，但并不意味着现代“文化”概念仅有西方“culture”一个源头。何况，从既有论述来看，古代汉语“文化”概念也具备着与西方现代“culture”概念展开对话的许多空间。更进一步说，在翻译过程中，促成这些中国学者最终形成有关文化的现代定义的力量，恐怕还主要源于他们具备的中国传统文化学识。诚如近代中国翻译先驱严复的学术体会：“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⁴¹⁾

综合分析，现代汉语“文化”一词既实现了对西方“culture”的对译，又继承了汉语“文化”的古义。

三、中国文化的本质内涵

上文我们已分析了汉语“文化”的古义和今义，也对汉语“文化”与英语“culture”的古今意义进行了考辨。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化？

雅斯贝尔斯曾指出：“文化，是生命的一种形式；其骨干，是精神的锻炼、思考的能力。”⁽⁴²⁾关注中国文化，其根本点应当聚焦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观照通过中国人所展现出来的“关怀美好人生的设想和对社会及自我的态度”。⁽⁴³⁾葛兆光曾言：“中国文化建构了一个文化的中国，这个文化中固有一种传统，它使得中国人和其他人有着不一样的价值标准、生活习惯和精神气质。”⁽⁴⁴⁾

牟宗三曾以“责任感”来勾勒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绝不是生于人生之苦罪，它的引发是一个正面的道德意识，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一种责任感。由之而引生的是敬、敬德、明德与天命等等的观念。⁽⁴⁵⁾

张灏曾以“超越心态”来比喻中国人的心灵：

至于谭嗣同的超越心态，也不是他所独有，而是中国人心灵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时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中浮现。这种心态，分析起来，包括两种信念：一是个体生命以消溶化解于大生命为归宿，小我以奉献于大我为目的；二是这大生命或大我就是宇宙的精神实体。⁽⁴⁶⁾

我们对心灵世界的观照程度，决定了我们对中国文化本质的理解程度。对于“身处此山中”的中国人来说，首要的并不是追寻“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什么”，而是首先来“像样地做一个中国人”，钱穆曾说道：

若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此人便已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亦已对中国文化有所承担有所护持了。⁽⁴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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