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雅可夫斯基诗歌艺术研究
- 岳凤麟
- 10003字
- 2020-07-09 20:30:00
综合简述
“呼吸革命，寝馈革命”的诗人
——马雅可夫斯基生平和创作综述
符拉基米尔·符拉基米洛维奇·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是苏联著名的诗人，十月革命的歌手，苏维埃诗歌的主要奠基人。他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并在苏联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代。马雅可夫斯基“以革命为生活，呼吸革命，寝馈革命。”[1]（瞿秋白语）他把十月革命称为“我的革命”，并且说：“我把自己全部诗人的响亮的力量都献给你，进攻的阶级。”他放声歌唱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歌唱社会主义的祖国，歌唱布尔什维克党，歌唱革命导师列宁。马雅可夫斯基继承和发展了俄罗斯诗歌的优秀传统，在诗歌创作中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卓有成效的革新，他是名副其实的“革新家马雅可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语）。他的诗歌艺术独树一帜、璀璨夺目，为苏维埃诗歌和世界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马雅可夫斯基于1893年7月19日出生于高加索格鲁吉亚的库塔伊斯省巴格达季村。父亲是个职位很低的林务官。马雅可夫斯基很早就开始接触革命。1905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民主革命，当时，他正在库塔伊斯中学读书。年仅12岁的马雅可夫斯基就被卷入了革命的浪潮，他非常兴奋，经常出席各种集会，参加游行示威，阅读革命传单和小册子。这次革命在未来诗人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在《我自己》中写道：“这就是革命。这就是诗。诗和革命不知怎的在我的脑子里结合起来了。”
1906年马雅可夫斯基的父亲因病去世，全家迁至莫斯科。他一面继续在中学读书，一面帮姐姐给手工艺店铺“作画和烙画”以维持生活。这时期，马雅可夫斯基接近了一些布尔什维克大学生，并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1908年初，他加入了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担任了宣传员，自称“康斯坦丁同志”。1908—1910年间，他曾三次被捕，均因“年龄幼小”和审讯材料不全而获释。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地下革命的锻炼和布特尔基监狱中的考验在马雅可夫斯基身上逐渐萌发了“巨大的爱，巨大的憎”。他说：“我呀，是在布特尔基监狱里学会了爱，”又说：“我为了混一碗饭，永远出卖劳力，因此厌恶大腹便便的家伙，是我从小养成的脾气”（《我爱》）。不过，这种革命意识毕竟是初步的、稚嫩的。当1910年第三次出狱后，他出现了“所谓进退两难”的“不安的心情”。他一心“想搞社会主义的艺术”，但却把“搞社会主义的艺术”同党的工作对立起来，而且还认为自己“已经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所需要的只是“艺术上的经验”，因而脱离了党的组织。1911年马雅可夫斯基进入了莫斯科绘画雕刻建筑学校。在这里，他结识了未来派诗人和理论家大卫·布尔柳克，受到了未来派的影响。他先搞了一个时期绘画，后来“整个儿迷在诗里了”。1912年他开始写诗，并与赫列勃尼科夫、布尔柳克等一起编辑出版了未来派诗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其中刊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处女作《夜》和《早晨》。这本诗集上发表了俄国未来派的宣言，马雅可夫斯基也在宣言上签了名。马雅可夫斯基就是在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下，迈开了自己创作的里程。
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道路一般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12—1917年；第二个时期，1917—1923年；第三个时期，1924—1930年。
一、1912—1917年的创作
马雅可夫斯基是在未来主义的旗帜下登上诗坛的。他属于俄国未来派中的立体未来派，是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未来主义起源于20世纪初的意大利，不久流行于欧洲各国。俄国未来主义是在象征主义处于危机时期出现的。他们蔑视一切旧的传统，既抨击现代主义的象征主义，也贬薄俄罗斯古典诗歌，标榜要建立所谓“未来的艺术”；他们鼓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声称“要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从现代轮船上丢下水去”；他们宣扬要把词“从词义中解放出来”，任意破坏语言的规范和准则，杜撰新词。俄国未来主义者对现存社会做出的种种怪悖行为，与其说是对旧制度的反抗斗争，毋宁说是为了引人注目而采取的乖谬和挑逗。譬如，《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一书用粗糙的麻袋布制作封皮，《法官园地》第一集不印在普通纸上，而是印在糊墙纸的背面……毋庸讳言，这一切在早期马雅可夫斯基身上不同程度地均有所反映。
但是马雅可夫斯基与一般未来主义者不同，他早期诗歌的本质特点是强烈的民主主义倾向和出众的艺术才华。他创作的锋芒一开始就指向资本主义城市。他第一篇正式发表的诗作《夜》（1912）即描写了夜色笼罩下资本主义城市的光怪陆离，污浊紊乱。他把城市比作一座坑害人的大地狱（《城市大地狱》，1913）。接着，他写下了一组名曰“颂歌”，实是嘲讽资产阶级的诗篇，如《法官颂》《学者颂》《吃喝颂》《贪污颂》等。1913年他的第一部大型作品——诗剧《符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问世。这部作品以反对丑恶的生活方式为内容，并以其人道主义的悲剧基调而获得好评。革命前，马雅可夫斯基还发表了一系列长诗：《穿裤子的云》（1914—1915）、《脊柱横笛》（1915）、《战争与世界》（1915—1916）、《人》（1916—1917），其中《穿裤子的云》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穿裤子的云》是马雅可夫斯基革命前的“纲领性的”作品。诗人力图以此表现“关于革命的主题”。长诗从叙述抒情主人公“我”和玛丽雅发生在敖德萨的爱情悲剧开始，扩展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流露出诗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憎恨以及对即将来临的革命的憧憬。诗人在长诗第二版序言中指出：“……‘打倒你们的爱情’‘打倒你们的艺术’‘打倒你们的制度’‘打倒你们的宗教’——这就是四部乐章的四个口号。”这“四个口号”扼要地概括了这部长诗的思想倾向。后来，诗人将长诗的若干片断朗诵给高尔基听，高尔基听后“深受感动”。但是，长诗的基调仍是个人反抗，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自发的性质，诗中所运用的比喻和象征手法也往往过于离奇，用词怪诞，相当费解。这些反映出未来主义对诗人的影响。
马雅可夫斯基前进的道路是复杂的、曲折的，革命前更是如此。他愤世嫉俗，大喊大叫，时而悲歌恸哭，时而怒目横对，时而冷嘲热讽，他那叛逆的性格、奇特的诗才充满着对邪恶和鄙俗的坚决否定，对善良和美好的热切追求，这一切终于使他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引力圈以外”，逐步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挺进。“在人们短视眼望不到的地方，/带领着饥饿的人群，/一九一六年戴着革命的荆冠正在行进。”“我给你们/掏出灵魂，/踏遍它/使它变得更大！——/把这血淋淋的灵魂交给你们，作为旗帜”（《穿裤子的云》）。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他就预言资产阶级的末日已经来临。
当年攻击冬宫的革命水兵们，正是唱着这支歌，参加了推翻旧世界的伟大斗争。
二、1917—1924年的创作
马雅可夫斯基满腔热情地迎来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关于十月革命，诗人在《我自己》中写道：“参加还是不参加？对我来说（同时，对其他莫斯科的未来主义者来说）这种问题是没有的。这是我的革命。到斯莫尔尼宫去。工作。做了该做的一切。”从十月革命第一天起，他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一边。1917年11月30日在讨论设立艺术方面的国家机关时，他号召知识分子“必须欢迎新的政权，加入新的政权，并与它接触”。他肩负着时代的重托，自觉地以诗歌为武器荡涤革命前弥漫诗坛的悲观厌世、消极颓废的污泥浊水，让缪斯之神走出象牙之塔，投身到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在《给艺术大军的命令》中，他宣称：“老一辈人总在那陈腔滥调里陶醉。同志们！到街垒去！”“街路——我们的画笔。广场——我们的调色板。”当革命受到辱骂、诅咒的时候，他振臂高呼：“啊，愿你四倍地受人赞颂，无限美好的革命！”（《革命颂》）他在革命胜利后最初年代里写下的《我们的进行曲》（1917）、《革命颂》（1918）、《向左进行曲》（1918）等许多诗篇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从革命中获得解放的人民的壮丽的圣歌。马雅可夫斯基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一起，披荆斩棘，呕心沥血，为开创新的一代诗风，奋力战斗。
尼·布哈林在谈到马雅可夫斯基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时，强调指出：“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激流中，当群众走向城市广场，当一切腐朽的楼阁和习惯势力正在倒塌，当千百万人的吼声震撼全国的时候，马雅可夫斯基是作为坚强刚毅的广场诗人出现的。”诗人自己如革命雄狮一般在呐喊、在咆哮，他的诗篇如同机关枪的射击声，冲锋陷阵，哒哒作响。这方面，《向左进行曲》可以说是一首十分出色的杰作。这首诗，在国内战争严峻的时刻，当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共和国进行层层封锁的时刻，当国内反革命势力勾结外国干涉者妄图扼杀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它以火热的革命激情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表达了苏维埃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必胜信念，“公社决不能被征服”，“俄罗斯决不向协约国屈服”。诗的最后写道：
这首诗是作者为彼得格勒的水兵们所作，并亲自为他们朗诵，音调铿锵、高亢激越，具有极强的鼓动性和感召力。布哈林赞誉它“将永远是我们英雄时代的最优秀的诗的纪念碑”。
但是，在革命后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文艺应该如何正确地反映新的现实，如何提高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美学水平，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马雅可夫斯基为此不断实践，努力摸索，其间有进展，也有徘徊，有成功，也有失误，必须历史地具体地加以分析。
1918年，为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了《宗教滑稽剧》。剧本借助《圣经》中的神话故事来反映十月革命。作者把十月革命比作世界洪水。现实的社会冲突通过“七对干净人”（指剥削阶级）和“七对肮脏人”（指普通劳动群众）的对立表现出来。斗争结果：“七对肮脏人”摧毁地狱，推翻上帝，用自己的劳动在地球上建设起幸福的乐园。马雅可夫斯基说：“《宗教滑稽剧》——这是我们伟大革命的诗歌和剧作的混合体。宗教——是指革命中伟大的事物，而滑稽——是指其中可笑的东西。”这个剧本是苏维埃戏剧史上最早的一部现代剧，自有其历史功绩，但艺术描写过于抽象空泛，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缺陷。
1920年，马雅可夫斯基又创作了长诗《一亿五千万》，作者力图用英雄叙事诗的形式来表现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诗中壮士伊凡代表一亿五千万俄罗斯人民，是社会主义力量的化身，而美国总统威尔逊则是世界资本主义的象征。壮士伊凡从俄罗斯奔赴亚美利加。威尔逊闻讯后，连夜召集紧急会议，决定与伊凡搏斗。这场斗争以伊凡的胜利和威尔逊的失败而告终。应该说，作者这种创作意图是无可厚非的。不过，他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对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获胜的进程理解得极其肤浅、庸俗。艺术上，许多情节写得过于离奇、夸张，人物形象也缺乏鲜明的个性。这部长诗曾受到列宁尖锐的批评。（据同时代人，国家出版局总编辑H.Л.梅谢里耶科夫回忆，列宁读完这部长诗后曾说：“这是胡闹的共产主义。”[2]）
以上情况表明，这一时期马雅可夫斯基一方面拥护革命，宣传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能深刻地理解；一方面勇于创造，讴歌革命，另一方面又没有找到完美的形式来表现革命，甚至以未来主义来建设“共产主义艺术”。
1919年10月至1922年2月，马雅可夫斯基参加了“罗斯塔之窗”的工作。这一工作在诗人创作发展道路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罗斯塔”，即俄罗斯电讯社的俄文缩写（POCTA）。“罗斯塔之窗”即该电讯社举办的一种以诗配画的形式宣传时事的橱窗。马雅可夫斯基一面写诗，一面作画，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及时宣传革命斗争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动员人民为完成党的各项任务而奋斗。在两年半的时间内，“罗斯塔之窗”共张贴过约一千六百幅诗画，其中十分之九的诗是马雅可夫斯基写的，近五百幅画是马雅可夫斯基画的。当时，正值国内战争最困难的时期，物质条件异常艰苦。马雅可夫斯基日夜拼搏，“休息是没有的”，每天“不是什么八小时工作日的问题，十六小时——十八小时工作日是家常便饭”。“罗斯塔之窗”的诗画凝聚着诗人为人民服务的劳绩。这是“用色彩和口号来表达的最艰苦的三年革命斗争的记录”，马雅可夫斯基自豪地把它称为自己的“第二部全集”。经过这段工作，诗人不仅在思想上受到更严格、实际的锻炼，而且在诗风上、语言上也得到了巨大的改造。诗人自己说：“对我说来，这是一本具有很大语文学意义的书，这是一部在主题上不容哆嗦，淘汰了诗歌的糟粕，纯洁了我们语言的作品。”
20年代初，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了抒情长诗《我爱》（1922）、《关于这个》（1923）和政治讽刺诗《败类》（1920—1921）、《开会迷》（1922）、《马雅可夫斯基画廊》（1923）等。在前一类作品中，诗人继续探索革命前已经提出的关于爱情的主题，并把真挚纯洁的爱情和小市民的虚伪、庸俗对立起来。在后一类作品中，作者既勾勒出一系列欧美资产阶级国家政治活动家的反动嘴脸，又用“诗歌的韵脚”来鞭挞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在革命胜利后，马雅可夫斯基敏锐地提出了与苏维埃制度下的市侩习气做斗争的问题。他把市侩称为生活的“败类”。“庸俗的线团缠住了革命队伍！庸俗的生活比弗兰格尔更有害。”一切革命同志不可等闲视之，“否则，共产主义将会被金丝雀击败！”（《败类》）。
1922年3月5日，《消息报》上刊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诗《开会迷》。这首诗辛辣地嘲讽了苏维埃国家机关工作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沉湎于会议、文牍之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诗人以求见者的身份出现，多次恳求伊凡·万内奇给一个接见的机会，但得到的答复却是“伊凡·万内奇开会去了”。诗人怀着无比愤慨的心情，用夸张和幻想的手法塑造出将身子掰成上下两半的开会迷的怪诞形象。这种离奇的夸张击中了开会迷的特点，振聋发聩，引人瞩目，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开会迷”一词也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列宁对这首诗曾给予高度的评价。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1922）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昨天我偶然在‘消息报’上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政治题材的诗。我不是他的诗才的崇拜者，虽然我完全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外行。但是从政治和行政的观点来看，我很久没有感到这样愉快了。他在这首诗里，尖刻地嘲笑了会议，讥讽了老是开会和不断开会的共产党员。诗写得怎样，我不知道，然而在政治方面，我敢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3]
列宁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一直十分关注，有批评，也有肯定，前后有所变化，而从诗人自己来说。他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他是在矛盾中不断摸索，逐步前进的。
三、1924—1930年的创作
经过前两个时期的艺术实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24年长诗《列宁》问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标志着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进入了新的时期。这一时期，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才光华四射、硕果累累，是他诗歌创作的成熟时期、丰收时期。现择其要者分述于下：
首先，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抒情诗和讽刺诗。抒情诗有《致奈特同志——船和人》（1926）、《苏联护照》（1929）、《赫烈诺夫讲库兹涅茨克的建设和库兹涅茨克人的故事》（1929）等。这些诗篇热情地颂扬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人，同时也显现出作者作为新型的社会主义诗人高尚的情操和闪光的诗魂。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以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而感到无比自豪（“看吧，/羡慕吧！/我是/苏联的/公民。”《苏联护照》）。他坚信通过自己的劳动，克服重重困难，一定能在旧时代人迹罕至的荒野上建造起花园般的城市（“我知道/城市/一定会出现，/我知道/花园/会开满百花，/因为/有这样的人/在我们苏维埃/国家！”）。他号召苏联青年——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学习人民英雄的榜样，选择自己的道路，实现人生的价值：
——《致奈特同志——船和人》
至于讽刺诗，前面已经提及，这时期又有新的进展。著名诗篇有：《官僚制造厂》（1926）、《机器人》（1926）、《官老爷》（1928）、《虎与猫》（1929）、《走后门》（1928）、《初学拍马指南》（1927）、《舔功》（1928）等等，或抨击官僚主义，或鞭挞市侩习气和不正之风，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1922—1929年间，马雅可夫斯基以“诗的全权代表”的身份多次出国访问（八次去欧洲——德、法、西班牙、捷克、波兰；一次去美洲——古巴、墨西哥、美国），写下了《巴黎组诗》《美洲组诗》和特写《我发现美洲》等国际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突出地表现了诗人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资本主义的憎恨。在《黑与白》（1925）、《梅毒》（1926）等诗篇中，作者无情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马雅可夫斯基是热忱的国际主义战士，他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关于中国的诗篇：《不准干涉中国》（1924）、《最好的诗》（1927）、《致中国的照会》（1929）等，生动地体现了中苏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
当然，这时期中，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最重要的成就，应推长诗《列宁》（1924）和《好！》（1927）。在20年代苏联文坛上，长诗这种体裁相当繁荣，据专家统计，当时创作的长诗总计在五百部以上，而真正传世的佳作为数并不很多。《列宁》和《好！》则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两部长诗并蒂争妍，不仅是马雅可夫斯基诗作中两颗光彩夺目的明珠，而且是耸立在苏维埃诗歌史上两座巍峨的丰碑。
长诗《列宁》是苏联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描写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政治抒情叙事诗。在长诗中，诗人以宏伟的气魄、充沛的激情，成功地塑造了列宁的光辉形象，讴歌了列宁一生的丰功伟绩，赞颂了列宁主义事业的永存不朽。
在艺术构思上，长诗主要的特点，是将列宁毕生的革命实践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列宁和革命的关系，成为贯穿全诗的一条主线。全诗由序曲和一、二、三章组成。序曲说明了“讲述列宁的一生”的原因，阐述了作者创作长诗的动机。第一章叙述了列宁诞生前的革命历史，回答了列宁诞生的历史必然性。革命领袖是顺乎历史潮流的发展，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应运而生的。第二章集中描写了列宁一生的革命实践，他在历史上建树的丰功伟绩。这是长诗的中心部分。第三章描写了列宁的逝世在全体人民中引起的无比悲恸和深切悼念以及革命人民誓将列宁主义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整个长诗中，序曲和第三章以抒情为主，第一章和第二章以故事为主，叙事和抒情有机结合，交相辉映，尤其是第一、第二章，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描写了列宁一生威武雄壮的革命活动，高屋建瓴、气势磅礴，使全诗具有宏伟史诗的规模和特点。
列宁是“新群众的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这样的领袖既伟大又平凡，既杰出又普通，这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本色，也是马雅可夫斯基塑造列宁形象时所遵循的重要原则。诗人认为，革命领袖不是神仙，不是超人。他反对把列宁说成是什么“天才”“先知”，反对用“帝王之风”“天降英雄”等溢美之辞来颂扬列宁，他担心这种“甜言蜜语的美”会侮辱列宁。
在描写列宁一生的革命活动时，诗人正确地处理了列宁和群众、阶级、政党的关系，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党是工人阶级的脊梁，离开它，工人阶级就变成一盘散沙；党是我们事业的永生，有了它，人类解放事业才有保证。
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者、领导者。俄国革命的全部历史证明，党和列宁是不可分的，列宁已经成为党的象征。
这些诗句在思想上、艺术上千锤百炼，早已脍炙人口，广为传诵。
诗人在刻画列宁的性格、品德和外貌肖像时，着重强调了他的简朴纯真，平易可亲。列宁是“最深入人世的一个人”，“最人道的人”，“他和我们一样，有着自己的兴趣，他和我们一样，克制着自己的病痛”，“我们所珍爱的，他也同样珍重”。一句话，他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可敬可亲。
总之，在诗人的笔下，列宁既是“革命的父亲”，又是“革命的儿子”（《列宁》）。他是“伟大人物中最伟大的人”，同时又是我们集体中“渺小的人”（《共青团之歌》）。诗人在平凡处展现列宁的伟大，而列宁的伟大正寓于平凡之中。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和高尔基的特写《列宁》，在苏联文学史上开了“列宁尼昂纳”（指一切描写列宁题材的文艺作品的总汇）的先河，为社会主义文学如何描写革命领袖的形象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长诗《好！》是诗人为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而作。它放声歌唱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歌唱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最初十年间所经历的战斗里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诗人在“几千吨语言”的矿藏中提炼、精选出一个“好”字作为长诗的标题。“好”即“社会主义好”，它饱含着解放了的革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由衷热爱和万般深情。长诗共有19章，第一章起着序诗的作用，说明诗人的创作目的和构思意图。第二章到第八章描写了苏维埃共和国在斗争中的诞生，讲述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第九章到第十六章表现了共和国的艰难成长，包括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以及从战争走向和平建设的转折。第十七章到第十九章以抒情的笔调，歌颂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展现了祖国的前程。长诗有两个高潮，即第六章和第十九章，第六章直接描写了伟大十月革命的斗争和胜利，第十九章是一曲欢庆苏维埃共和国十周年的颂歌。这两个高潮集中体现了贯穿长诗的两个中心主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祖国。长诗《好！》既是一部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个十年的艺术编年史，又是一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赞歌。
爱国主义思想在长诗中闪烁着奇异的光彩。昂扬的爱国主义激情和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欢呼、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礼赞相互交融在一起。诗人回顾革命的历史，缅怀往昔的峥嵘岁月，深感社会主义的胜利来之不易，他说：“那有着甜果汁似的空气的土地，你可随手拈来，随手抛去——但是同它一道受过冻的土地，我是永远不能不爱它。”同时，诗人又高瞻远瞩，面向未来，从共产主义的理想中汲取自己的诗情。诗人把社会主义祖国比作“人类的春天”，他引吭高歌：
这样的爱国主义既凝聚着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又闪烁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光辉，是旧时代诗人们无法比拟的，也正是马雅可夫斯基爱国主义的特色。
从总体来看，长诗《好！》兼有叙事与抒情，尤以抒情见长，抒情主人公“我”在长诗中起着特殊的作用。“生活是好的”，“生活得很好”，一唱三叹，反复吟诵，成了诗章的主旋律。第十九章中连续出现“我的大街”“我的楼房”“我的商店”“我的代表”“我的共和国”等。这个“我”既是抒情主人公的自我表现，又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正如法捷耶夫所指出：“马雅可夫斯基诗的主要特点是社会和个人在诗中达到完全的融合。”[4]
20年代末，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了著名的讽刺喜剧：《臭虫》（1928）和《澡堂》（1929）。《臭虫》的主题是揭露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市侩习气和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主人公普利绥坡金原本是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革命胜利后，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下，贪求享乐，蜕化变质。他在一次火灾中失踪。五十年后，人们在地窖里发现了他，最后他被关进动物园和臭虫一起展览示众。《澡堂》则旨在讽刺官僚主义，清洗官僚主义。剧本的冲突是围绕着发明制作“时间机车”展开的，一方面是发明家秋达柯夫领导的工人小组赶制“时间机车”，另一方面是官僚主义者接洽管理局总长波别陀诺西柯夫及其一伙百般阻挠。结局是“时间机车”试制成功，未来世界的代表磷光女人让秋达柯夫等人乘上“时间机车”，驶向共产主义，而波别陀诺西柯夫一伙则被抛出车外。剧本具有象征意义，它表明未来共产主义世界与官僚主义是不相容的。
1930年2月，诗人举办了“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二十年”展览会。在这次展览会上，马雅可夫斯基朗诵了他最后一首诗作《放开喉咙歌唱》（1930）。这是一篇诗的宣言。诗人面向未来，他要直接同“敬爱的后代同志们”对话，讲讲“时代”也讲讲“自己”。他庄严宣告，他创作的目的是把一切，“直到最后一页诗稿，都献给你，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他表示要——
作为一名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他说：“虽然我没有党证，但我总不让自己和党分离，并认为执行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切决议是自己的义务。”[5]他积极工作，敢于斗争，不图私利，竭诚奉献。他坦荡自述：“我/甚至没有积存/几个诗行的卢布，细木工/没有向我家里送过家具。”“除了/我身上这一件干净衬衣，说实话，/什么对我都是多余。”他鄙薄名利，摈弃用青铜或大理石来雕塑自己，包装自己，他心向神往的是：
晚期的马雅可夫斯基受到来自“拉普”极左倾向和宗派势力的攻击，个人生活也经历了感情危机和疾病折磨，1930年4月12日写下了绝命书《致所有的人》，14日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