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前言

北京大学出版社计划再版此书，经编辑审读，又纠正了若干疏误之处，谨此致谢。除订讹之外，因出版在即、时间有限，本次出版对原书并无增删修改。这些年来，中青年学者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领域开辟了很多新鲜论题，他们代表了研究前沿。而本书只是一种普及读物，对此期官僚政治制度提供一个轮廓而已，个人的认识至今无大变化，维持其原貌可也。

此书的思路并不复杂，也比较传统，主要围绕政治制度、政治势力、政治文化三者。其基本视角是“制度史观”的。所谓“制度史观”，就是从政治体制、政治形态来观察、阐述社会历史变迁。这里所理解的“政治体制”，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势力两方面。所谓政治制度，主要是政权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和法律制度；所谓政治势力，指不同群体、集团、阶层、阶级的相互关系。前一个可以说是“制”的方面，后一点可以说是“人”的方面。“制”与“人”二者的结合，共同构成了“政治体制”。

对“体制”的这样一种理解，与政体类型学的经典观点是一致的。在孟德斯鸠观察政体时，采用了两个视点：第一、是否存在立法、司法与行政的权力分置。若这些权力集中于一人或一个机关之手，这个体制便趋于专制；第二、是否存在着足够强大的“中间阶层”。贵族、僧侣、市民等中间阶层若足够强大，其时君主就难以专制；反之，就会出现专制君主[1]。此后，偏重政治制度或偏重政治势力，还曾成为政治学者分析政体的两种不同学术取向。沿“政治势力”路线前进的，莫斯卡算是一个例子。他认为“政府形式”并不能充分反映政体差异，有些国家同属专制，其统治阶级却相当不同；而分属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国家，又可以存在相似性。由此他进而提出，政体差异应取决于“统治阶级”[2]。莫斯卡的论述，还启发了我们这样一个联想：相同的政治组织结构下，可能有不同的政治势力结构；而不同的政治组织结构之下，也可能存在着相似的政治势力结构。进一步观察二者关系，应该能够发现更多未知的规律性的东西。

观察历代政治，人们一方面关注官制、法制的各种变化，同时也使用着贵族政治、官僚政治、宗王政治、宦官政治、外戚政治、门阀政治、军功政治、士大夫政治之类用语，这就是用某群体的特殊权势来指称一种特定政治形态了。各种社会关系，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地域、宗族、宗教、文化、种族、职业等，都可能形成政治势力，从而被史学家纳入视野。当然，下意识地使用着某种方法，不等于理论上有清晰认识。理论并不是僵硬的模式，恰当运用的理论是锐利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思考和论述更清晰、更系统，而不是散漫含糊甚至自相矛盾。

周代政治体制是封建制的、贵族制的，前者主要就“政治制度”而言，后者主要就“政治势力”而言。战国秦汉的巨大政治转型，从“制度”上说，就是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的创立；从“势力”上说可以看到军功阶层、文吏、士人三种新兴力量的崛起。秦之政治法律制度，系法家与文吏之功；儒生群体则是王莽改制的主要推手。从皇权中衍生出了宗王、外戚、宦官等势力，不但参与政治角逐，也以不同方式影响到了政治制度与政治形态。东汉二百年间的政治制度相当稳定，然其初年与后期的政治势力格局却变化甚大：东汉后期，清议名士以其巨大影响力影响社会生活、参与政治斗争，以及士族的崛起。这就提示我们“制”与“人”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其中隐藏着很多政治奥秘，而且这跟王朝盛衰的周期性相关。一个王朝从前期、中期到后期的“势力”结构变化，似有规律可寻。

魏晋以下，士人与士族的发展，造成了士庶对立。东晋还一度出现了门阀政治，皇权低落。士族门阀是一种贵族化了的官僚，而贵族与皇权此消彼长，贵族化消解、侵蚀皇权的力量。相应地，政治制度发生了若干变态，如，维护士族选官特权的九品中正制，恰好与这个时代共始终。当然，若仅从“人”即政治势力方面看，似乎处处都是士族的身影；若兼及“制”的方面，却能看到，秦汉制度在这一时期有萎靡、有扭曲，但总体上仍被维持，而且继续进步，如三省六部制的萌芽、从汉律到唐律的重大发展，以及察举制向科举制的演进，等等。在第十章第二节中，我称之为“冰层下的潜流”，它维系着汉唐间的历史连续性。业师田余庆先生指出，这一时期政治的主导方面仍是皇权政治，而不是贵族政治[3]。在本书中我们提示：在“分期论”极意凸显“士族”这个时代特征之时，注重“连续性”的观照，却要衡量“变态”幅度，寻找“回归”动力。若兼综“人”与“制”两方面而论，此期的“贵族化”幅度，肯定没有“六朝贵族论”所说的那么大。

十六国北朝的异族征服，造成了一种有异于江左的新的政治结构：异族皇权—军功贵族—国人武装。在第十二章第三节中，我有一个评论：南北朝的政治史，某种意义上就是南朝的文化士族与北朝的军功贵族的竞争史。这就是尝试用最具特征的政治势力，来提示南北政治结构之异，及其不同历史命运。业师田余庆先生曾指出，南朝皇权重振的动力来自次等士族；我想补充的是，江左次等士族重振皇权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大。在北朝的强大皇权之下，集权官僚制逐渐复兴。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同样的制度，在北朝就比在南朝运行得更好。帝国体制由此在北朝走出低谷。

以上的择要简述，意在阐明本书的主要方法论：从“政治制度”与“政治势力”的关系中，理解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变迁。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重点考察皇权与各种政治势力的相互关系变迁，而我曾对此期的政治制度有若干思考；至于本书的努力，就是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一个尝试。有人感觉，魏晋南北朝的“集团研究”已趋饱和了。这时候，除了继续在“人”的方面竭泽而渔，我想“人”“制”结合，或可开拓出更大空间。

政治文化也是本书的叙述主线之一。当人们采取一个政治行动之时，其脑海中必定有一个观念，令其相信这么做是正当的。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战国诸子发展出了各种政治学说。而在此之后，法、道、儒、玄各种学说掀起的各种波澜，斑斑可考、历历在目。法家学说是秦统治者的“指导思想”，与之相伴的是文吏群体的发展；儒家学说不仅推动了官学创立，还造成了儒生势力的兴起。道家在汉初一度促成了“黄老政治”，此后在魏晋演化为玄学，玄学显然是一种士族文化。田余庆先生甚至认为，“由儒入玄”是门阀形成的条件之一。

想象不同来源的几群人来到一个不毛之地开辟新生活，他们将各自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呢？在这时候，其脑海中的不同观念，就是决定性的。在当代世界，分属民权文化传统、集权文化传统、神权文化传统的不同人群，依然各自执着于百年千年久已习惯了的政治生活方式，这样的现实，也给了我们以强烈印象。以“周礼”为名的典章礼制文化，形成了一个“政治文化模板”，在帝制时代引发了各种制度复古的努力——我称之为“古礼复兴运动”，其荦荦大端当然首推王莽变法、北周改制了。秦汉几个世纪的统一大帝国的显赫治绩，在魏晋南北朝也构成了一个“政治文化模板”，维系着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本书第十章第一节专门论述了“官僚政治话语”，以显示这一时期制度进化和向统一帝国回归的文化动力。有人拿魏晋南北朝比拟西欧中世纪，不过中西有同有异。至少，在一个跨时代的“政治文化模板”一点上，两方颇不相同。局外的旁观者往往忽略了中国史的历史惯性，而在那个时代的当事人的潜意识中，其所遭逢的那种分裂动荡只是一种“乱世”现象，它理应回归“常态”，回归于历史的中轴线。这就是一种文化力量。学者还有“历史遗传基因”的提法。田余庆先生认为：“中国古史中始终是皇权至上。……皇权统治思想和某些机制实际上是保存在社会躯体的骨髓里面，可以说形成历史的遗传基因。”[4]

若时间充裕，我其实也想过，不妨在最后部分增加“隋与唐初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一节。本书原是“中华文明史普及本”系列丛书中的一种，故叙述至南北朝而止，隋唐以下另有王小甫等先生的《创新与再造——隋唐至明中叶的政治文明》，可供读者阅读。现在此书拿出来单独重印了，若增补一节用于叙述隋与唐初的制度成就，置之于原书之末，可能更便于读者比较秦、唐变迁，理解其间的政治历程。

相对于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隋唐统一帝国的重建与复兴，无疑是一个决定性进展。中国是一个“政治优先”的社会，政治体制在塑造社会形态上是一个巨大权重，那么从“制度史观”看来，一个巨大帝国的解体与重建，就是这个社会的最重大事件。它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各种因素的变迁结果，反过来又将对诸方面施以巨大影响。王朝的分、合、治、乱，毕竟是中国史固有发展逻辑的一个反映。一次次的王朝更迭（或所谓“王朝循环”）之中，蕴藏着这个连续发展的政治实体最基本的机制与法则。

六朝与隋唐一个分裂动荡，一个是统一帝国，重大变动明明发生了，其本身就是个划时代的事件。进而，精致的宰相三省六部制发展出来了，奠定了此后千年中央政治行政体制的基本框架；科举制发展出来了，在中国史后半期构成了政权的主要制度支柱；唐律诞生了，一整套律令典章确立了“律令秩序”，唐律还成了“东亚刑律之准则”。毫不夸张地说，仅此三项进步，就足以在中国制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综合隋与唐前期的各种制度演讲，可称秦与西汉前期的创制运动之后的又一里程碑。

一种“唐宋变革”理论把唐、宋两代分割为二，唐为贵族政治，宋一变而为君主独裁，同时其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近代化”了。然而经济史观、文化史观下的景象，与“制度史观”看到的景象未必相同。打个比方说，人们知道，任何不规则的波形，都可以分解为不同振幅、不同频率的若干正弦波的“叠加”。历史轨迹也可视作若干线索之“叠加”，若将不同线索分解开来，则唐宋间政治体制与经济、文化的起伏“波形”，未必同步。例如钱穆的一些看法近于“唐宋变革论”：“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5]然而当他转而面对政治制度之时，却不由得有了这样的感受：“论中国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6]；“元丰改制，一依唐规。不知唐代政府组织，已嫌臃肿膨大，宋在冗官极甚之世，而效唐制，自不能彻底。……此宋代治政所以终不足以追古”[7]。他也不能不承认：进入隋朝，“则为中央政令之统一，与社会阶级之消融。古代之贵族封建，以及魏、晋以来之门第特权，至此皆已消失。全社会走上一平等线，而隶属于一政权之下”[8]；随后，科举竞选再造了所谓“平民社会”“士人政府”。

所谓“君主独裁的兴起”，应以进入隋唐帝国为界标。北朝的王权强化和官僚制度的蓬勃发展，甫入隋唐就孕育出了决定性变动。统一帝国重建，周、齐与南朝的制度百川归海，皇帝专制、中央集权与官僚行政都上了一级全新台阶。那种把隋唐三省视作贵族舆论的代表机关之说，明系夸大。九品中正制被废，官吏依考课进阶，越来越多的高官出自考试，封爵的世袭性大为下降，等等，都显示唐代已非门第社会或“变相的贵族社会”，明明是一个竞争性、流动化、功绩制的官僚社会了。此时士族门第的影响力只是历史残余而已。隋唐选官的用荫特权，也已变成了官僚特权，而非门第特权[9]。不能只看“人”而不看“制”。从“制”的方面说，我们明明看到了升级换代。即便从“人”方面说，昔日的士族也已按新的游戏规则争权夺势了。

当然，士族门阀、部落贵族的巨大身份特权，在唐宋不可能一下子降下来。唐宋门荫、恩荫依然保持了较大规模。从数量上说，唐代官吏大多数来自门荫。宋代科举已非常繁荣，科举取士平均每年达360多人，但恩荫入仕者规模更大，每年不下500多人[10]。品位结构或位阶体制，可以直接反映出其时官僚的身份化程度。而我们的研究显示，唐宋两代都存在着叠床架屋的品阶勋爵和优厚的品位待遇，进而就是两朝的政治特征相近，官僚与皇帝权势分配格局相近[11]。时至明清，较大变动发生了，皇权大为强化，而官僚的身份性大为淡化。其变化动力，一是专制主义自身的连续发展，二是蒙古与满族的异族征服。

唐宋两朝的政治体制的相似性大于相异性。其间虽有变化，但其变化幅度，未必就比秦汉四百年的变化幅度更大，更达不到所谓“变革”的程度。而且，此期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若干新现象，看上去与西欧近代有点儿相似，但总体仍然从属于中国史的内在演化规律，不具西欧的那种“近代化”的意义。至今中西政治形态的巨大差异，就是一个极有力的证明——下游的江水都是从上游流下来的，各有其来龙去脉。把唐宋两朝视为同一阶段，那么隋与唐初制度成就的划阶段意义，就更为凸显了。

以上赘述无甚高论，只算是对原书思路的又一次打磨。把思路弄得系统、清晰、明快一点儿，总比散乱、模糊好。期望对注重思辨的读者能有所裨益。

作者　2017年0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