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周边的其他卫所

明代，京师所设卫所有一百多个，但过半数都在北京城内。[52]北京周边的卫所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河北省范围内，根据河北省地方史研究专家梁勇的统计，永乐期间河北驻有八十多个卫和三十个左右的守御、牧马千户所，共约四十五万人。加上军户的增加，南方军匠、军夫的北调，总人数至少不下五十万。[53]

京畿地区的卫所大多分属于两个都指挥使司，一个是大宁都指挥使司，另一个是万全都指挥使司。大宁都指挥使司，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九月置，治大宁卫（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七月，更名为北平行都指挥使司，领十卫。明永乐二年（1403年）三月，复故名，徙治保定府。内徙保定后，其所领卫所或早已废治，或迁治内地，都失去了原有的屯田，只剩下了纯粹的军营，故本书不再列出各个卫所的名称了。

万全都指挥使司，明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置，治宣府镇城（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领十五卫、七守御千户所。关于万全都指挥使司所领卫所的具体情况，请看表1-1：

表1-1　万全都指挥使司所领卫所情况[54]

万全都指挥使司的治所宣府镇，是明代著名的边镇，系“九边”之一。宣府镇的设立经历了一个过程。元代，在此设宣德县。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大将汤和至宣德，因宣德距离蒙古甚近，徙其民至居庸关，并更其名为宣府，且遣将兵守之；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二月，明太祖发北平军士筑宣府城；洪武二十八年三月，明太祖第十九子朱逪受封谷王，就藩宣府，展筑城垣。至此，在明初藩王守边的政策下，宣府成为边防重地。

明永乐七年（1407年），在宣府置镇守总兵官，佩镇朔将军印，驻宣府，专总兵事，领宣府三卫，隶属北平都指挥使司。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宣府镇与北京城“譬则身之肩背，室之门户也，肩背实则腹心安，门户严则堂奥固”[55]。既然给予宣府镇如此高的地位，镇城的修建也就立即进行。明成祖将长城外三卫之一的大宁卫让给蒙古兀良哈部，将兴和守御所内迁至宣化城，弃地100余千米；明正统年间，开平卫内移到独石口，又失去了150千米的疆土。在丧失疆土的同时，也将防御蒙古人的防线南移，宣府镇因此成为边地重镇。

驻在宣府镇城的官府机构有23个之多，如谷王府、镇国府、万全都指挥使司、总督府、巡抚都察院、巡按察院、旧游击将军署、新游击将军署、宣府前卫指挥使司、宣府左卫指挥使司、宣府右卫指挥使司、兴和守御千户所、副总兵府、分守藩司、分巡臬司、安乐堂、镇朔府、户部行司、刑部行司、户部官厅、真定行府等。其中既有军事防御机构，又有行政管理机构，既有隶属于中央的治所，又有地方性的治所，可见宣府镇城兼有复合功能，既是军事中心，又是行政治所。[56]而宣府镇既是军事重镇，驻军数量不在少数。镇城内稳定的驻军应在3万以上，连带家眷，至少是10万人口。[57]这在当时已是一座不小的城市。

宣府镇城除去防御功能以外，还具有生活功能，因其有数量巨大的城市人口。据明史记载推断，当时宣府镇军费开支约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1/50。而且，随着人口增加和边疆贸易的发展，宣府镇城的经济规模也有大幅提高。明永乐年间，宣府镇城的税收超过2400两白银，涉及布缕、马骡、猪羊、米、菜果、皮袄、煤、柴等13个行业，表明宣府镇城已初具消费型经济的框架。军镇空间中出现官店、市坊，军镇周边出现市堡、市口，都是经济生活职能需求的物化。经济发展推动军镇成为市场聚落，但市的形态仍遵循军事城池的建置，开市时间和地点甚至参与交易的人员、人数、货品均受到严格规定，带有明显的军事、边疆色彩。[58]

宣府镇城出现的市堡、市口，主要是指与北方蒙古族人的互市贸易而开放的特定地点，其中最大的一处是张家口堡。明宣德四年（1429年），万全右卫指挥使张文选址东西太平山长城内约2.5千米处的清水河西岸构筑戍堡，是为张家口堡。“张家口”地名的来历，据说有一位张姓人家在明初洪武年间由外地迁来，在东、西隘口附近定居，久而久之，人们便称此处为“张家口”。[59]

张家口堡是一处极为重要的军事堡垒，明宣德年间的驻军“设守备一员，把总二员，存籍官军一千一百九十九员，实有官军一千七百零八员”[60]。以每个军士携带一妻一子计算，则张家口这一方圆两千米的城堡中，至少有军士及军属共约5000人居住，是一处不折不扣的军事聚落。此后的140多年间，张家口堡作为防御蒙古族人南下的重要据点，其修筑、展筑皆是以增强城堡的防御功能为主要目的，是一座职能单一的军事据点。

到明隆庆五年（1571年），发生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既改变了明政权的边疆政策，也改变了张家口堡的历史命运，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就是“隆庆和议”。隆庆五年，明穆宗下诏，封俺答（俺答是当时蒙古两大部落之一的鞑靼部的首领）为“顺义王”，封俺答之弟昆都力哈和长子黄台吉为都督同知，其余子侄和部下63人分别为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等官，俺答每年向朝廷贡马一次，每次不超500匹，贡使人数不超150人，由朝廷给予马价，另加赏赐；在大同、宣府、山西3镇的长城附近开设互市市场，此即“隆庆和议”。[61]“隆庆和议”结束了明政权与北方蒙古族人长达两百年的战争状态，开启了蒙汉民族之间友好互市的新阶段，同时也开启了张家口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隆庆和议”后，双方商定互市地点，整个长城防区共有11处马市。由于张家口堡所处的地理位置较为有利，贸易量很快超过了其他各镇的市口。第一次互市中，张家口堡易马1993匹，贸易额15277两；明万历元年（1573年），张家口堡官市市马7800匹，次年市马14500余匹。开市4年之内，市马总额增长了7倍以上。[62]

官方主导的马市不能满足全部贸易要求，所以在官市之后，还允许在同一地点进行民间交易，即民市。在和议后的第一次互市交易中，张家口堡民市马骡牛羊就超过了9000匹（头），这一年民市交易额应为官市交易的3倍以上。由于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手工业品的迫切需求，在民市交易中，汉族商民往往获利丰厚。特别是每年春季蒙古普通牧民正值缺粮之时，汉人获利，不啻数倍。[63]随着民间贸易禁令的解除，民市的发展规模和意义都远远超过了官市。

随着互市贸易的发展，张家口堡贾店鳞次栉比，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等琳琅满目，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每遇开市，远商辐辏其间，楼台高耸，关防严密，巍然成为塞外重镇。明万历中期以后，堡内修筑了玉皇阁、文昌阁、千佛寺等一系列宗教文化性建筑。居民组成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量商人及手工业者纷纷涌入张家口堡，资财雄厚的富商巨贾还在堡内营建了众多精致华丽的住宅。这一切表明，张家口堡开始由军事城堡向社会性城镇过渡。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为了规范张家口堡的互市交易，宣府巡抚汪道亨主持修筑了来远堡（即张家口上堡，原张家口堡则被称为下堡，又称堡子里）。与张家口堡修筑之时单纯的军事防御目的有所不同，来远堡内除一般军事设施外，还设有抚赏厅、观市厅、司税房等行政设施。上下两堡的分立，可以看作是张家口城市功能分区的雏形：上堡为汉蒙贸易互市的主要场所，下堡为边地商贾主要居住地、张家口的政治与文化聚集区。至明末时，塞上地区民物阜安，商贾辐辏，几乎与中原地区没有什么差异。

汉蒙互市贸易的发展，使张家口由单纯的军事城堡，变为一个繁荣的边贸城市。在以后的发展中后来居上，不但超过了万全右卫城，并且逐步超过了宣府镇城。明代，是张家口城市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在北京周边的卫所中，还有一处对后世的城市发展影响颇大，这就是山海卫。山海卫的设置，也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是根据山海关所处的地理位置和险峻地形来加以判断的。山海关地处辽西走廊中腰偏西地段，北是层峦叠嶂的燕山山脉，南为波涛万顷的渤海，山海之间相距仅7.5千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时人评论说：“山海关东控辽阳，西护畿辅，防扼海泊倭番，验放高丽、女真进贡诸夷，本为重镇。譬人之身，京师则腹心也，蓟镇则肩背也，辽阳则臂指也，山海关则节窍寂合之最紧要者也。”[64]设卫于山海关，东可控数百里山海间东西通道，西可护地旷无险可守的冀东平原。在这样一个地方建关设卫、修筑长城，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最佳选择，是古代军事设防上充分利用地理形胜的突出范例。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镇守北平的大将军徐达奉旨发燕山等卫屯戍官军15100人，修永平、界岭等32处关隘，修筑整理长城以防御来自北方的蒙古骑兵。当年九月，山海卫设立。次年，将山海卫由榆关迁至迁民镇（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并动工修筑山海卫城，即山海关关城。

山海卫设立之初，就设重兵驻守，原额正军及其家属共有30252人。到明中叶，蓟镇总兵戚继光又增筑敌台1017座，并修筑了“入海七丈”的老龙头，长城的防御功能进一步增强，山海关也成为一座坚固的军事防御堡垒。明代末期，由于东北女真政权的威胁，山海卫的军事地位更加重要，仅驻守在山海关城内外的官兵就有十三四万人，设总兵6员、副将12员、大小将领1500多人。[66]驻军人数的增加，还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尤其是商业的发展。明政府在此设立官市，售卖南货，军民称便，山海关逐渐从一个军事堡垒向地区军事、经济中心转化。

在修筑山海关设卫建关的过程中，徐达还开辟了山海关码头庄港。此港唐代以前曾是口岸，辽金荒废。徐达重开此港，起初是为了运输建筑材料和匠役粮秣，后来则是为了供给守卫官兵的粮饷军资。明万历以后，包括码头庄港在内的沿海主要港口如永平内河港口、洋河、戴河口的旧碣石海港湾泊区、秦皇岛港湾、卸粮口、止锚湾泊区等，均一度兴旺，转运粮豆每年在130万—150万石之间。[67]为了加强海运特别是军资运输管理，明政府特在山海关设“海运厅”，负责港口管理，包括接卸、调拨、转运粮饷军资，兼管仓库、露囤及递运所等等。行政设施的设立，表明山海关已经具备城市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