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咖啡馆里的世界主义者

午夜时分，咖啡馆里十分拥挤。我坐的那张小桌子却逃过了新来的人的眼光，还有两把空的椅子，向顾客伸出手臂，提供要用钱换的欢迎。

接着，一位世界主义者占坐了其中的一张，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认为亚当以后，根本不存在什么真正的世界公民。我们听说过那种人，看到许多贴着外国各地标签的行李，可是遇到的只是旅行者，不是世界主义者。

我得描述一下当时的环境——大理石面的桌子，一排靠墙的皮面椅子，欢乐的人群，穿着梳妆袍似的袒胸露肩的妇女，谈吐都显得高雅，话题不外乎时尚、经济、财富或者艺术；爱小费的服务员殷勤侍候，乐队演奏的音乐聪明地迎合各类喜好，肆意篡改原作曲家的构思；欢声笑语——还有浮兹堡啤酒，你想喝的话可以把那些高大的玻璃杯凑到嘴边，有如在鹣鸟喙前摇晃的枝头的熟樱桃。一位莫克昌克来的雕塑家曾对我说，真正的巴黎咖啡馆就是这种模样。

我的那位世界主义者名叫伊·拉什莫尔·科格伦，他告诉我说，从下一个夏季起他会在康奈岛。他打算在那里创办一些新的娱乐项目，提供适合国王身份的消遣。接着，他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那个大而圆的地球仿佛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不比一份客饭里作为果品的野樱桃的籽大多少。他满不在乎地谈论着赤道，从一个洲跳到另一个洲，他嘲笑寒、温、热带，用一条餐巾囊括五洋四海。他提到印度海得拉巴的集市时鄙夷地把手一挥。然后，他带你到瑞典的拉普兰去滑雪。转眼间，你又在南洋群岛同卡内加土著人一起乘风破浪。他拽着你艰难地通过阿肯色州的栎树沼泽地，把你在爱达荷州碱土平原上他的牧场里晾一会儿，紧接着，他又风风火火地把你带进维也纳大公们的社交圈子。随后，他会告诉你，他在芝加哥湖上受风得了感冒，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埃斯卡米拉老大妈怎么用楚楚拉草熬汤，给他喝了才治好。你会觉得，给他寄信时只要在信封上写“宇宙，太阳系，地球，伊·拉什莫尔·科格伦先生”，他准能收到。

我满以为终于遇到了亚当以后惟一的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我听他夸夸其谈，惟恐在他天南地北的高谈阔论里发现仅仅是一个环球旅行者的地方调子。但是他口若悬河，像风或万有引力一样，对城市、国家和大洲不偏不倚。

伊·拉什莫尔·科格伦空谈这个小小寰球时，我高兴地想起一位伟大的准世界主义者，此人为全世界写作，自己却献身于孟买[5]。他在一首诗中说，世上的城市都有自豪感，互不服气，“那些城市养育的人们熙来攘往，但像孩子依恋母亲那样依恋自己的城市。”每当他们“走在喧闹而陌生的街道上”时，总是想起自己的家乡城市，“怀有最忠诚痴迷的深情；连那个城市的名字都像是同他们血肉不可分的纽带”。我想起这些诗句更加高兴，因为我抓到了吉卜林先生的疏忽。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不狭隘地夸耀自己的出生地点或国家，即使要吹嘘，也是在火星人或者月球居民面前吹嘘他的地球。

伊·拉什莫尔·科格伦在我们所坐的桌子的第三个角上滔滔不绝地谈着这些话题。当他向我描述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地形地貌时，乐队把几支曲子联起来演奏。结尾响起的是《狄克西》[6]，刹那间，几乎每张桌子都掌声雷动，淹没了曲子的令人兴奋的音符。

这里有必要花费一些笔墨，指出在纽约的许多酒吧里几乎每晚都可以看到这类惊人的场面。为了探讨理论根据，人们已经消费了成吨的啤酒。有些人草率地猜测说，住在纽约的南方人一到傍晚就迫不及待地奔向酒吧。在一个北方的城市里，人们为“叛军”的曲子鼓掌喝彩，确实叫人有点迷惑；但并不是不能解释的。美国同西班牙的战争、多年来薄荷和西瓜的丰收、新奥尔良跑道上几个爆冷门的黑人优胜运动员，以及组成北卡罗来纳社交界的印第安纳和堪萨斯公民举行的豪华宴会，使得南方成了曼哈顿一时流行的风尚。替你修指甲的女郎会嗲声嗲气地说，你左手的食指让她想起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位绅士。当然啦，目前许多有身份的妇女不得不出来工作——不是在打仗么？

演奏《狄克西》时，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人像莫斯比[7]的游击队员似的大喊一声，不知从哪里跳了出来，使劲挥舞着他的软边帽。接着，他在迷蒙的烟雾中摸索，找到我们桌子的那个空座坐下，掏出香烟请大家抽。

晚上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没有什么隔阂了。我们中间有人吩咐侍者上三杯啤酒；黑头发的年轻人明白自己也被包括在内，微笑着点点头。我赶快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因为我要证实我的理论。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开口说，“你是不是——”

伊·拉什莫尔·科格伦一拳打在桌子上，没让我说下去。

“对不起，”他说，“我最不喜欢听人提这种问题。什么地方的人有什么关系？靠地址来判断一个人是公平的吗？我见过不爱喝威士忌的肯塔基人，祖先不是波卡杭塔土著的弗吉尼亚人，没有写过小说的印第安纳人，不穿边缝缀着银币的丝绒裤子的墨西哥人，有趣的英国人，乱花钱的北方佬，冷淡的南方佬，心胸狭窄的西部人，和忙得没有时间在街上站一个小时看往纸袋里装酸果蔓的独臂的杂货铺伙计。人就是人，不要用任何地区的标签来限定他。”

“对不起，”我说，“我的好奇心并不是毫无根由的。我了解南方，每当乐队演奏‘狄克西’时，我喜欢观察。我形成了一个观点，认为一听到那个曲调就特别起劲地喝彩，明显地表现地区忠诚的人，肯定是新泽西州西考格斯或者纽约市默里山文化宫和哈莱姆河之间地区的人。我正想问这位先生来证实我的观点，被你的——我得承认——气魄更宏大的理论打断了。”

那个黑头发的年轻人和我攀谈，显然他自己也有一套思想方法。

“我真想做一个海螺，”他神秘兮兮地说，“待在山谷顶上，啦啦啦地歌唱。”这句话显然太晦涩了，我又转向科格伦。

“我十二次周游世界，”他说，“我认识厄普那维克的一个爱斯基摩人，他用的领带是从辛辛那提订购的，我见到一个乌拉圭的牧羊人，在美国巴特尔克里克一次早餐食品智力竞赛中得了奖。我在埃及开罗和日本横滨都包了长年房间。上海一家茶馆为我准备了拖鞋，我随时可以去住，我在里约热内卢或者西雅图不需要吩咐服务员，他们就知道我早餐吃的鸡蛋要煮得老一点还是嫩一点。这个古老的世界实在太小太小。吹嘘自己来自北方，南方，山谷里的庄园主老宅，克利夫兰的尤克利德大道，派克斯峰，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郡，阿飞公寓，或者任何别的地方有什么用？当我们不再因为我们偶然出生在某个发霉的城镇或者十英亩的沼泽地而为那些地方痴迷时，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得多。”

“你仿佛是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我佩服地说，“但你似乎也是诋毁爱国主义的人。”

“那是石器时代的古董啦，”科格伦亲热地说，“中国人、英国人、祖鲁人、巴塔戈尼亚人、考河河曲的人，都是兄弟。总有一天，这种为自己的城市、州、地区或者国家的渺小的自豪都会一扫而空，我们都是世界公民，也应该是世界公民。”

“可是你在外国漫游时，”我坚持说，“你的思想会不会回归某个地点——某个亲切的——”

“没有什么地点，”伊·拉什莫尔·科格伦轻率地说，“我的居所是这个叫做地球的一团泥土做的、两端稍扁的球形的行星物质。我在国外遇到不少家乡观念很重的美国公民。我见过芝加哥人月夜在威尼斯乘平底船，大言不惭地谈论他们的排水沟。我见过一个南方人晋见英国国王时，眼睛也不眨地对国王说，他的姑婆嫁到了查尔斯顿的帕金斯家。我知道有个纽约人遭阿富汗强盗绑架。他家里人送去了赎金，他同代理人回到卡布尔。‘阿富汗？’当地人通过翻译问他：‘不太落后吧，是吗？’‘嗯，我说不好，’他回说，接着他和当地人谈起第六街和百老汇路的马车夫。我不喜欢这种想法。我不会囿于任何直径小于八千英里的东西。我的地址姓名就是地球公民伊·拉什莫尔·科格伦。”

那位世界主义者大大咧咧的告了别，离开了我，因为他似乎在谈话声和烟雾中看到一个熟人。剩下我和那位自命为海螺的年轻人，他几杯啤酒下肚，不再表示在山谷顶上歌唱的愿望了。

我坐着想那位明显的世界主义者，不明白吉卜林怎么会漏掉他。我发现了他，我对他深信不疑。怎么回事？“那些城市养育的人们熙来攘往，但像孩子依恋母亲那样依恋自己的城市。”

伊·拉什莫尔·科格伦可不是这样的。整个世界都是他的——

酒吧另一个角落里巨大的喧闹和冲突打断了我的沉思。我越过坐着的顾客头顶，看见伊·拉什莫尔·科格伦同我不认识的一个人打得不可开交。他们像提坦巨神[8]似的在桌子间拳打脚踢，玻璃杯摔得粉碎，男人俯身去拣捡落的帽子，刚抬头却被打倒在地，一个浅黑型的白种女子尖声怪叫，一个金黄头发的女子唱起了“逗惹”。

我那位世界主义者在维护地球的自豪与名誉，服务员们展开他们有名的楔状队形朝两个斗士进逼，推推搡搡地把他们轰了出去。

我招呼一个名叫麦卡锡的法国侍者过来，问他争斗的原因。

“那个打红领带的人，”（也就是我那位世界主义者）麦卡锡说，“听到另一个人说他家乡的人行道和供水系统太差劲，便发了火。”

“怎么会呢，”我大惑不解地说，“那人是个世界公民——世界主义者。他——”

“他是缅因州马塔旺基格地方的人，”麦卡锡说，“他听不得别人褒贬他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