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蒋父”三择学校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大年三十（1895年1月25日），晴空薄云，微风送温。浙江省诸暨县盘山村，心急的人家在午时时分就开始摆上供品谢年，祭拜天地的爆竹声不时响起，香烛味、火药味阵阵飘忽，过年的气氛浓重弥漫。

然而在蒋子朗家，尚无过节的气息。老婆杜氏的肚子昨晚起阵阵疼痛，孩子尚未生下，接生用的开水，热了又冷，冷了又烧。接生婆神色凝重，额头上不时沁出阵阵汗珠，但孩子在娘肚子里就是不肯出来。蒋子朗在门外踱来踱去，焦急得不知怎样才好。突然，一阵响亮的哭声传出，孩子呱呱坠地。接生婆冲门外的蒋子朗大叫：“恭喜你了，是个胖小子。”

囿于农村多年习惯，其时的蒋子朗还是不能跨入内房。突然，接生婆重重地叫了一声“咦”，蒋子朗刚放下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连忙投去急切的目光。“这孩子脚下怎么有这东西？”再也顾不得传统了，蒋子朗大步闯入，俯身一看，孩子的脚掌凹陷处有一颗硕大的红痣，在小小的嫩脚上特别显眼，红痣上的柔软细毛，缕缕清晰可见。

对于这种异常，蒋子朗心中不太踏实，刚过完除夕，他即去找算命先生，报上生辰八字，并特别说明儿子脚上的红痣。算命先生屈指掐算，喜滋滋地对蒋子朗拱手道：“你家要出人头地了。”忙问何故，算命先生正色说道：“脚掌生红毛，将来必定走四方，还是一个飞毛腿。这孩子将来了不得，子朗弟到时不要忘记我啊！”

自此后，蒋子朗家生了个“了不得”的小孩就远近传播开来。

盘山，又名磨石山，因村西的一座山形似磨盘而得名。村前有一条浦阳江的支流，原称浣水（今名陈蔡江），从会稽山主峰东白山发源而来，河水清澈，深可泛舟，人货运输，大多通过竹排往返。村边还有一条陆路，通往30多里外的县城。盘山是诸暨的一个大村，现有700多户人家，主要是蒋姓宗氏。

蒋姓在浙江有三个大族，即奉化蒋介石一支，海宁蒋百里一支，诸暨蒋鼎文一支，均系南宋时期从江苏宜兴辗转迁入浙江定居。诸暨蒋姓主要分布在盘山村和湄池浒山村。浒山村的蒋姓闻人有文学名家蒋智由、蒋瑞藻，军事名家蒋尊簋等；盘山村的蒋姓要人有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伯诚、蒋鼎文、蒋志英等。诸暨还有一个蒋姓分支约在清朝中叶迁至绍兴，即中国近代银行家、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办人蒋抑卮和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这一族。

盘山蒋氏在民国时期的中兴，契合了剧烈变动的时代，蒋伯诚、蒋鼎文等投身军校，随之从军，凭借军政才干，脱颖而出，建功立业，步步高升，位至军中至尊，随后又影响乃至泽被周围之人。蒋鼎文家世代业农，曾祖蒋瑞玉，祖父蒋占治，又名陞魁，曾入武庠，祖母张太夫人，1870年9月28日生下长子蒋子朗，也即蒋鼎文的父亲（名尧，字子朗，以字行）。蒋子朗15岁时，其生母病逝，蒋占治继娶俞氏，生次子蒋福根。尚有姐妹四人。蒋子朗娶杜家山杜氏为妻，于25岁那年生下蒋鼎文，后又生一子一女，子为蒋鼎五，女为蒋昭容，嫁给同村黄永禄后不久病故。还有兄弟姐妹六人，未及长成而夭折。

从《蒋氏宗谱》上反映，蒋子朗为“关”字辈，蒋鼎文为“睢”字辈，“睢三百二名，名鼎文，字宝篆，号铭三，光绪二十年甲午十二月三十日午时”出生。弟弟蒋鼎五，字周人，号亚宗，生于宣统三年（1911）八月二十五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银行会计学系毕业，获商学士学位。

同所有农家一样，蒋氏家境清贫，且耕且读。蒋鼎文祖父蒋占治，考入武生学堂，未获大的发展。父亲蒋子朗读书禀赋甚好，在就读私塾时就受到东阳名宿吴鞠泉赏识，本想继续升学，终因家贫不得不中途辍学，作为长子，自然过早地挑起了赡养家庭的重担。

蒋子朗是个急公好义之人，善为邻里排解纠纷，家境虽不宽裕，还时不时做些慈善义举，久而久之，凝聚了一批亲朋好友，在四邻八乡享有威望。面对养家糊口的现实，他知道自己这一辈已难有大的前程，就把家庭的希冀和前途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对他们悉心培养教育。

蒋鼎文5岁那年，他的大舅杜兆麟在杜家山主持私塾。杜家山是个小山村，离盘山有10多里路。蒋子朗不顾蒋鼎文年幼，把他送到杜家山，寄居舅家。幼年的蒋鼎文有时白天上山捡柴，晚上与外婆在油灯下诵经伴读，生活清苦，然甘之如饴，如此约有4年时光。

到了蒋鼎文9岁那年，蒋子朗又把他送到距家40多里的斯宅象山民塾。象山民塾是当时诸暨的名校，会聚了一批远近闻名的塾师，还因为蒋子朗的妹妹嫁到斯宅，对蒋鼎文有个照应。

斯宅坐落在会稽山主峰东白山下，村的西侧是形似狮子的狮山，东侧是状似大象的象山，斯宅江从两山夹峙中汩汩流出，山不高而峻秀，江不宽而明澈，学塾因背靠象山而得名。

斯姓是一个大族，其村虽在大山深处，在清朝乾嘉年间却出了一个以做山货生意而发达的财主斯元儒。斯元儒大兴土木，在村的东首建立了有千根柱子落地的大宅院，后人习惯称之为千柱屋。大宅院的正门门额上刻有“于斯为盛”四个大字，寄托了斯元儒的心愿和希望。这座建筑历经200余年风霜而不衰，名头越来越响亮，现已列为全国文保单位。在千柱屋后面的松啸湾，斯元儒又建造了一座三层楼房的笔峰书院。颇值一提的是这三层楼房，室内上下竟无楼梯，而是用长梯送往二楼、三楼，早上把小孩送上楼，然后抽掉梯子，中午用一根绳把饭菜吊上，到傍晚，再拿来梯子接下，以此来督促孩子苦读。

即或是同族，文化教育也互相较劲。稍后，另一斯姓名人斯华国在笔峰书院的不远处建了一座学塾与家庙兼容的建筑，后人俗称为“华国公别墅”。华国公别墅原为斯姓子孙家塾，后来开始招收非斯姓的子弟，逐渐发展成民塾，这个民塾对就读子弟考取文武科的童生、举人、进士者分别给予重奖，以激励四方子弟来读。鼎盛的教学之风，在清代中叶，就在这个山村向四处蔓延。

20世纪初，斯仰止（康）这位同治四年（1865）的举人，从湖北宜昌知县任上退职回家。板荡离乱，内忧外患，使他认识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于是他叫来儿子斯旦（耿周）说：“曾祖华国公向来有塾田，我已与弟侄辈商量过，大家认为以改设学校栽培青年为当务之急。你要努力实现大家的心愿，积极筹备办个新式学校。”斯旦为日本留学生，是一个漂洋过海接触了新潮流的人，视觉敏锐，思想进步，父亲的交代正与刚刚回国的他心中所思合拍，他很快找到好朋友周子豪，具体商议创办新学之事。旋即，他们物色和聘请本县有名的新派教育工作者宣雨人、姚赓安、章久庭、黄如安、吴子彦和杭州的学者胡炳子、熊凌霄、马雄波诸先生，以及本族的斯兰馨、斯东皋、斯介吾等硕儒为教师，于光绪三十年（1904）春，把斯氏家塾改办为新式小学堂——象山民塾，以斯华国原有的家塾学产充作办学经费。由于创办者有威望，名师执教，学校新式，慕名入学的人纷纷而来。除本村子弟外，邻近四乡八村及嵊县、东阳的人都来就读，象山民塾一下子接纳了200多个学生，完全是一所粗具规模的小学堂了。学校按照清政府新颁布的学堂章程设置课程，有修身、经学、国文兼习字、历史、地理、理科、唱歌等，还开设英文教育，开辟操场，置备了铁杠（单杠）、木马（鞍马）等体育用具，并在初年级实行男女同学。由于象山民塾的教师大多是新学之士，又兼开通的宿儒，校内传播民主思想，学生耳闻时代潮流，一时得风气之先，因而远在几十里以外的蒋子朗也闻讯把儿子送到这里。

然而时间不长，正当蒋鼎文在象山民塾学业渐入佳境之时，其父蒋子朗却突然于重阳之际来到学堂，告诉老师，蒋鼎文要退学。年幼的蒋鼎文不敢多问退学原因，只得跟随父亲，恋恋不舍地离开学校回到了盘山，从而结束了他为时半年的象山民塾生涯。

蒋子朗的过人之处也许在此，因为与盘山村相邻的浬浦镇，一所颇具规模且生活照顾更方便的新式学校也开设了，这就是诸暨教育史上甚有名望的翊忠公学。当然，象山民塾未几也发展成为新颖的斯民小学。

仅仅9岁的蒋鼎文，其父已为他多次择校，至后来又让他报考军校，可见期望之深。

翊忠公学的创办人为吴忠怀，又名炯炎，字澄甫，号亮公，浙江诸暨孝义乡琴弦岗村（今陈蔡镇）人。生于咸丰初年，自幼聪敏，年少时即为学使徐寿衡赏识。光绪元年（1875），吴忠怀中恩科举人，次年北上，受业于文学名家李慈铭，不久寓居上海点石斋，编辑《经策通纂》。吴忠怀为人有主见、有胆量、有毅力，时人称赞他“不随人为可否，时有特见，能为人所不能为”，颇受大家尊敬。甲午中日战争后，他看到国政腐败，积极支持康有为公车上书，并联络士绅签名上书清廷，要求拒签丧权辱国的和约。同时，他还和瑞安人陈志三一起，遍邀浙江籍举人数十人，成立“保浙会”，并向北京维新派大臣翁同龢陈述改革意见，力图强国雪耻，磊磊心迹常常见之于诗文。他在《除夕有感》诗中说：“拿华二杰孰追寻？环顾茫茫起野心。他日神州大一统，不教铁甲入江阴。”“穷通久变暗潮流，彼族大声黄祸愁。四万万人同一体，车书谁伯大春秋。”维新失败，翁同龢被慈禧太后罢职，吴忠怀无奈之中南归家乡，但斗志不减，与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蔡元培等推襟论交，共商国是。吴忠怀转而倡办新学，希图以教育救国育人。他赞赏日本维新时期的福泽谕吉，以启迪新机之责自任，邀集小东乡开明士绅三位举人斯仰止、朱斯华、徐道政等人商议，把在道光初年创办的翊志书院改成为新式学堂——翊忠公学，并开展广泛的劝募集资。首先，他们向学校所在地小东乡（今属陈蔡、璜山地区）的各村广泛宣传新学的意义。乡间比较闭塞，封建守旧观念依然浓重，特别是保守顽固的士绅对此抵触很大，他们摇头叹气，认为学习西学是“让奇技淫巧流入，破家亡国之预兆”, “学外国语文，叽里咕噜，是无用之学，亡国之奴”。不少乡民受此影响，哗然反对，对吴忠怀等人劝募学校经费百般阻挠，拒绝响应。面对这种不利状况，吴忠怀等新派人物力排众议，知难而上，依靠思想开明的士绅，四处宣传学习英文、日文、数学与声光化电是时代的需要，只有识时务者，才能为俊杰，只有学习和掌握好这些科学知识，才能使国家富强、外人不敢侵略。由于吴忠怀广泛团结开明士绅，到处奔走劝说，终于赢得民心，从而将翊志书院改办成一所具有现代色彩的翊忠公学，校舍建筑面积扩建至2500平方米左右，成为当时诸暨规模最大的学校。学校设校董会，聘请了马叙伦、斯仰止、黄庚悟、斯鹤龄等新派教师，为开阔师生眼界，宣传新思想，还先后请来蔡元培、徐锡麟等到校讲学。

翊忠公学是在1904年开办的。学校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教育学生爱国爱乡。校歌云：“孝义水，昔流香，旖旎文明浣东扬。谋进化，图改良，献给此心长。勖哉少年升此堂，力学谋进莫退让。重互助，贵自强，爱国爱家乡。”

蒋鼎文就是在翊忠公学创办之年进入了这所学校，自此他在该校一直读到1912年，直至考入杭州的陆军学校为止，在校有8个年头。在这所新式学堂里，蒋鼎文除诵读传统的四书五经以外，还接受了算术、地理、格致（物理）、英文、德文、体育等新式课程的教育，从而奠定了自己的近代文化科学基础，更重要的是，眼界大大打开，他在学校里就了解到中国危机四伏的现状，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并从此立下了终生从军报国的志向。

求学期间，还有插曲，蒋鼎文有从军意向，且显露军人的才能，徐锡麟挑选他到安徽警校学习，后因安庆起事失败，未果。1908年，蒋鼎文报考陆军小学，又以目力不及格未成，只得仍回翊忠就读。

晚年的蒋鼎文对翊忠公学的教育记忆犹新，他回忆道：

校长是乡哲吴忠怀先生，他是前清的举人，是一位硕学之士，他受了革命思潮的熏染，很早便参加同盟会。从他对同学们谈话的口中，我第一次听到“革命”、“孙逸仙”、“檀香山”等一连串以前未曾听过的新名词。当时他与革命党人时相往还，革命党人中徐锡麟更是他的好友，就是因为此等渊源，蔡孑民、马叙伦诸人，都曾被延聘到翊忠学堂来担任过教习，所以新思想的种子很早便已传播到翊忠来了。

蒋鼎文在翊忠公学的学业情况，由于缺乏资料，迄未找到，但他不期然显示出军人的潜质。国文教员、军人出身的徐道政在他的作文上批语：“气如长虹，势若游龙。”蒋鼎文少年时的逸事和趣闻流传不少。

蒋的身体素质先天优异，身手敏捷，天性顽皮好动，喜欢打打闹闹，在跑、跳、打、摔、掷等方面，罕有对手，但不知怎的，总与另一位同学分不出高下，心高气傲的蒋鼎文一定要分出个你我来。怎么办呢？蒋鼎文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也是农村男孩普遍都在玩耍的方法：射尿比赛。即同年龄段一批男孩子到山坡旷野上，一字拉开裤子，喊声一二三，看谁的小便射程更远、时间更长。经过多天多次比试，竟没有一个男孩能够超过蒋鼎文，孩伴们包括那位一直与他分不出胜负的同学都服了：蒋鼎文的尿射得太远了，太厉害了。这说明蒋鼎文身体的先天素质确实优于常人。

蒋鼎文自小豪侠好义，专喜结交。在翊忠公学就读时，他与7个同学特别谈得来。有一天他们跑到浬浦镇郊的大岩寺，在那里祭拜天地，歃血为盟，义结金兰，还把所盟之誓捆扎停当，置放在大岩寺的内石中，让佛爷监督他们之间的践诺。这8个结义兄弟都来自浬浦附近，按照年龄月份大小，依次是：楼下畈的黄湘水（竹虚），独山村的赵春发（子阳），楼下畈的李唐（子勋），浬浦村的吴静（钦唐），盘山村的蒋鼎文（铭三），璜山村的黄懿范（意梵），五灶村的张维骥（静远），璜山村的黄锡珍（仓山）。蒋鼎文排行老五。在翊忠公学，蒋鼎文结盟聚类，畅谈感想，俨然是一个呼风唤雨的孩子王。这样的活动，既是天性所致，也潜移默化地锻炼了他的组织指挥才能，促使他不知不觉间更加向往军旅生活。

这8个结义兄弟，自翊忠公学毕业后，升学的升学，从军的从军，10多年后，又在风起云涌的广州聚首，自然是蒋鼎文把他们召唤过来的，有好几个自此就跟随蒋鼎文“打天下”，成为蒋鼎文的得力助手，从而演绎了人生一幕又一幕的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