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925年至1932年：审判比利；流放北方；装备司令部

1924年秋天，在道格拉斯巡洋舰开始环球飞行后不久，派我去华盛顿陆军工程学院学习的公文到了。

在陆军工程学院的学习，对我来说意义深远。在我看来，当时战争部将汽车制造商作为飞机制造总承包商的方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以我在一战的经验，我根本不相信有哪个汽车制造厂商，能够从飞机制造商那里得到飞机的生产方案，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设计参数，他们完全不懂航空金属的制造工艺，也没有这方面的技术人才。一种飞机从图纸设计到投入量产，无可避免地要耗费大量时间，培训生产技术人员也需要相当长一段时期。在陆军工程学院学习期间，我们在课堂上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件事情，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最佳的方案是，让飞机制造商作为主承包商——他们主要生产支架、模具、配件和特殊部件——而小的配件、组件则交给汽车业或其他行业的厂商生产，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将合同分包。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令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大受裨益。

陆军工程学院的学习结束之后，我在帕特里克将军手下担任情报部门主管。从比利·米切尔在华盛顿任职的最后一年，直到对他的军事审判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情报部门任职。

此时，比利那像“马戏团鞭子”一样愈来愈犀利的言辞，引起了华盛顿很多人的注意。我个人觉得，比利之所以得罪人，有一半不是因为他所说的内容，而是他说话的方式。帕特里克将军，算是将军们当中脾气最好的一位（估计他一定不会忘记，我曾经受他之邀，对他在法国的空军指挥大加批评一事），不得不经常强出头为比利撑腰。

比利和我经常在一起讨论空军的未来发展和能够担当大任的人选。我们一致看好，有一位能力非常出众的年轻人，将来一定会扬名立万，在空军真正大发展的时候担当重任。他就是杜立特。

吉米·杜立特似乎从未缺席过空军发展历程中的大事。1934年，作为贝克委员会成员，他特别强调，有必要将陆军、海军的空军力量统一，建立独立军种的空军，这件事的历史意义，就如同他那些曾经影响过历史进程的战场传奇一样。有意思的是，比利·米切尔后来在回忆那个最终判他有罪的庭审之夜时，唯独提起了杜立特一个人的名字。“我曾经预言过但没人相信的一件大事终于实现了，在我的心里，这远比对我的审判更有意义。它好像已经被淹没在纷杂的时事之中。这件事正好发生在对我的军事法庭审判接近高潮的时候，詹姆斯·H·杜立特中尉，陆军的水上飞行冠军，在海滨公园海湾，驾驶水上飞机飞了四次，以平均每小时245.715英里的速度，创造了他的第四个水上飞行速度世界纪录。”

“我之所以喜欢吉米，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了解阿拉斯加。吉米是世界上最精通航空理论的飞行员之一，就在前一年，他还赢得了施奈德杯。凭着自己的沉着冷静和精湛技术，他已经在天空上书写了对我判决的答案！”

我一次又一次对米切尔说：“比利，想开点。我们需要你。别因为与那些什么都不懂的家伙斗气，就放弃了一切！空军正在发展！冷静下来吧，比利。有很多事情需要平衡好！你写的东西在出版之前先让他们看看。不要再说什么空军独立之类的话了，这会让那些陆军和海军的老古董们抓狂的！”

但他总是这样回应：“当高层官员不愿看清事实，某些非同寻常的事实，或许来一场爆发是有必要的。我所做的事是有利于空军的，是为了空军的未来，是为了你们这些伙伴。我能够承受这些。你不能。”

在那年，我自己也差点离开航空勤务队。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泛美航空公司，这家伟大的国际航空公司，最初并非由什么资金实力雄厚的财团发起设立，而是当时不名一文的三个年轻陆军军官和一名前海军军官创建的。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泛美航空公司的组建，可以说是美国用来对抗纳粹德国的第一项对策。尽管希特勒那时还不为美国人所知，他正因为11月初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在莱希河畔的兰茨贝格监狱里坐牢（20年后，兰茨贝格的机场成为我们第8航空队轰炸的目标）。

在担任情报官期间，我多次看到美国驻哥伦比亚使馆武官报送的关于一家德国航空公司——哥伦比亚航空公司的情报数据。这家航空公司由冯·鲍尔上尉负责运营，开通了哥伦比亚最大海港巴兰基亚和首都波哥大之间的航线。这家航空公司的全部飞行员、机械师和设备，都是德国的，他们经常飞越马格达莱纳河，这里太过靠近巴拿马运河，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后来，我接到情报，冯·鲍尔上尉计划将他这条运营比较成功的航线进一步拓展，不只要延伸到巴拿马，而且要穿过中美洲到古巴和美国运送邮件和乘客。

这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我立刻去了战争部主管情报工作的G-2处，然后又去拜访了邮政部长纽尔。我问他，如果冯·鲍尔上尉到华盛顿来，向美国政府提出，从美国运送邮件到巴兰基亚和波哥大，根据法律邮政部是否必须同意与他签署合约。纽尔先生想了一会儿说，他认为是的，除非有其他的航空公司能够提供此项服务，如果是美国的航空公司更好。我又问他，这样的美国航空公司必须是“现有的”，还是正在组建中的也可以？他说他需要确认。

我回到办公室，拿出一张地图，画了一条航线的轮廓，从美国本土最南端的城市基维斯特到古巴首都哈瓦那，经古巴西部到尤卡坦半岛的东南端，然后穿过英属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之后到达巴拿马。我叫来斯帕茨少校和杰克·朱厄特少校，讨论了数个小时，之后又叫来一位名叫约翰·蒙哥马利的前海军军官。我们一起制定了航空公司的计划书以及预算。然后我们派约翰·蒙哥马利去纽约，由他去游说一些富商投资这条从佛罗里达到古巴和巴拿马之间的航线。我们发现，因为标准石油公司必须运送物资到哈瓦那、基维斯特和中美洲的港口，由此产生的货运费以及在基维斯特和哈瓦那之间运送邮件的运费，将足以支付这条航线的部分运营费用。我们还发现，我们计划着陆的大部分港口，虽然都能够提供海运服务，但是每次的航程至少要三十天。我们计划在初期为这些港口提供每周一次的空运服务，之后一周两次，这将为每批货物节约三十天到四十五天的运输时间。

有了这些信息，加上确定了纽约投资人的投资意向，我们再次去拜访了邮政部长纽尔，告诉他近期我们所做的一切。当迟来的冯·鲍尔上尉提出由哥伦比亚航空公司运营从巴兰基亚到巴拿马和美国的航线时，他被拒绝了。

无论在战争部还是巴拿马，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斯帕茨被委任负责这个新公司的运营，朱厄特掌管人事，蒙哥马利负责机场地勤管理；而我本人，则担任泛美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现在回想这一切，如果当时我一直待在华盛顿，后来的人生道路将会发生什么，还真难以预料。

1925年2月，帕特里克将军再次被任命为航空勤务队主任。而米切尔将军，却不再担任副主任一职，除了许多报纸评论员对此表示惊讶之外，并不是华盛顿的每个人都感到奇怪。比利被调往得克萨斯的萨姆·休斯敦堡，作为一名“航空兵军官”，永久军衔变回上校，他的继任者是詹姆斯·E·费切特中校（不久之后成为准将）。

米切尔的离开，当然令我们都深感遗憾，尽管大家还是希望这只是暂时的。现在，米德尔堡的营房里再也没有温馨的聚会了，早晨的报纸上再也看不到他那引人注目的言论了，就像他留给我们的这段话：“除非掌握了制空权，否则，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都很难生存下来。现在的情形再清楚不过了，在当今世界格局的巨大变革中，美国还没有做好建设现代化军队去适应这一变革的准备……而且……我发现，不可能指望战争部和海军部能够为空中防御做些什么。所以，我要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国会和广大民众，在人们真正清醒之前我是不会停止的……我还没开始打呢! ”

我在网球俱乐部为比利举办了欢送午宴，一切都还算顺利，帕特里克和费切特都出席了，这种级别的送别仪式是比利应得的。然而，晚上的烤肉聚餐尽管令人难忘，结局却不甚美妙。我去邀请帕特里克将军，他当时显然正在承受着某种特殊压力而烦躁不堪，而且他在发火时，喜欢用一连串的插话打断下属的汇报：“好了，好了，我知道！好了，我知道，我知道……”

“长官，”我说，“我们正在……”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

“我们想要……”

“好了，我知道，我知道！”他嘴上说着，但根本不在听。

“我们想要，长官，”我说……

“够了，我知道，我知道！”帕特里克将军还是没让我把话说下去。于是我想，好吧，或许他真的知道。我恭恭敬敬地离开了，然而邀请并没有成功。

聚会非常热闹，但是帕特里克将军终究没有来。

第二天早晨，他很生气地叫我过去，要我说明为什么米切尔的送别晚会没有邀请他。当我终于能开口说话时，我说：“先生……”

“好了，好了，我知道！”他又来了，然后，他仿佛突然明白了一切，一言不发，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个镇尺扔了出去。我默默地退下了。

比利启程去了得克萨斯。在那儿，他们仍然称呼他“将军”。比利暂且过了一段太平日子，尽管仍然不时有关于他的新闻诉诸报端。有一次，他和观察员差点死于坠机事故，结果他从飞机里走出来的时候，还轻描淡写地说：“这就是日常工作。”

他不时会写些小便条给我，有时只是一两句话，讲一些事情证明他之前表达过的观点。有一次的便条上，心照不宣地写着他在美墨边境服役的时候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情况越来越好。坚持下去。”

实际上，那个时候泛美航空公司的组建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以至我已经下定决心要从陆军辞职了。然而，在9月1日和3日，接连发生了两件事。首先，我的老朋友，海军中校约翰·罗杰斯，以及四名机组成员，从旧金山飞往夏威夷的途中，在太平洋上空失踪。大规模的搜救动用了飞机、轮船以及潜艇，最终成功找到了他们。公众知道了事件的真相，他们飞机的载油量太少了，如果遇上逆风，根本不够用。米切尔在圣安东尼奥的电台上发表评论，称他们是“殉葬者”。紧接着在3号那天，他们还未被找到的时候，“谢南多厄号”飞艇坠毁的惨剧就发生了。

早在那之前，按照当时的约定，海军负责硬型飞艇、陆军负责软型飞艇的使用管理，航空勤务队对飞艇则没有什么兴趣。9月3日，两名顶级的海军飞艇专家，扎卡里·兰斯唐中校和查尔斯·罗森达尔中校，率领42名艇员从新泽西的莱克赫斯特出发，赴中西部进行巡展（顺便说一句，罗森达尔中校，至今仍是飞船的忠实拥趸，他对轻型飞艇的狂热就像米切尔对空军一样）。

第二天黎明时分，在俄亥俄上空，“谢南多厄号”遭遇了恶劣的强飑线天气。尽管艇员们竭尽全力试图将这艘中型飞艇驶出风暴，但不幸的是，它仍然被撕裂成三段。兰斯唐中校和14名艇员从高空坠亡。罗森达尔，在危急关头表现出过人的勇气和高超的技术，设法操纵着像气球一样的飞艇艇首部分，并使其安全着陆，挽救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27个人的生命。

在约翰·罗杰斯他们失踪仅仅两天之后，又发生了这样的灾难，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针对海军航空兵的质疑风暴。一时间传言四起，有说什么兰斯唐中校因为未对天气条件进行研究，曾经反对这次飞行，甚至还对妻子预言过自己的死亡，还有什么由于考虑“经济”因素“谢南多厄号”关闭了重要的自动放气阀门等。

然而，在海军部长威尔伯看来，这两起悲剧不过是偶发事故，仅此而已，美国也不用担心任何空中力量的入侵。“大西洋和太平洋仍然是我们最好的防御。”他说。这番话或许是因为米切尔那份著名的声明——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新闻评论——9月5日，发自得克萨斯的圣安东尼奥，让陆军、海军都一片哗然。

这份6000字的声明，是比利一系列挑战的开端，里面的一些话，诸如“我们海军的飞行器所发生的可怕事故……是战争部和海军部无能的、玩忽职守和几乎属于叛国的国防管理所直接导致的”，在后来的军事审判中被他们大加利用。看着这份“令人憎恶的”报告，足以“令任何有自尊的人都会感到无地自容”。

米切尔指出，所有航空规则都是由非飞行专业的人制定的，而国会也只是把航空兵看作是战争部和海军部出于利益考虑组建的部门而已；他强烈地谴责，航空兵们不得不驾驶着老旧的“飞行棺材”；说我们这些航空兵们总是被愚弄、被强迫，因为害怕自己的职业生涯被毁掉，而不敢说出真相；还抨击那些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的高官们“歪曲事实，在有关空军的问题上公然向民众和国会撒谎”。

在结尾的地方他谈到，自己的个人理想可能无法实现了，他的晋升履历“在美国军队中可以算得上最好的……政府给了我一切，我却什么也没做。作为一名爱国的美国公民，面对战争部和海军部漠视我们同胞的生命、欺骗美国公众这些令人鄙视的做法，我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

两三天后，华盛顿那些兴奋的记者们从白宫一位新闻助理那里得到了消息，“是的，确定进行军事法庭审判”。

比利立刻写信给我，然后又发了电报，简要说明了他随身携带的记录和文件，并确定我为他的联系人。他和贝蒂到达的那天晚上，我驾车去联合车站接他们。消息已经传开，人们蜂拥而至，车站里挤得水泄不通，还有一个退伍军人协会的鼓乐团在奏乐。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米切尔夫妇带到我的车上。

事实证明，比利所要面对的情况很复杂，他现在已被解除职务，面临的是军事审判。当时，莫罗委员会正在就空军地位和发展的问题展开听证，比利本来应该是航空兵部队的最佳代言人，应总统要求参与商讨美国空军是否应该拥有独立的地位。许多人认为，莫罗委员会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阻止由兰珀特议员牵头的对航空勤务队进行的长达一年的调查。不过，出人意料的是，他们非常支持米切尔关于空军建设的观点。

莫罗委员会，除了德怀特·莫罗之外，还有一些非常有名望的成员，包括陆军副参谋长哈伯德将军，弗莱彻海军上将，我的老搭档霍华德·科芬，参议员海勒姆·宾汉姆，众议员卡尔·文森和詹姆斯·S·帕克。然而，遗憾的是，这个委员会并没有给美国空军的发展带来太多的帮助，比利·米切尔出席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

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我们所有人，包括我们的妻子一起挤在会议室里倾听比利陈述的情景。然而，比利那专家式的证词，并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精彩而有力，他只是对着委员会干巴巴地念自己写的《空中国防论》。我仿佛又回到了1913年国会听证会的那个房间，比利自顾自地滔滔不绝，完全没注意他的听众是不是感兴趣。

我们听得如坐针毡，真想对他大喊一声：“好了，比利，放下那本该死的书！回答他们的问题，然后离开，这才是你该做的！”但是他一直像个教授似的念啊念，直到最后，曾经是前航空兵军官并且是空军支持者的海勒姆·宾汉姆，实在忍不住说道：“上校，鉴于委员会的每一名成员都有你这本书的副本并且已经读过了……”

比利声色俱厉道：“参议员，我正在论证我的观点！”

于是只能继续了。接下来，莫罗委员会对航空勤务队和美国航空工业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好奇，我觉得这正是比利最难以容忍的地方。（还有那用来粉饰太平的DH系列飞机）。“委员会主张大力发展民用飞机，”委员会在最终的报告中写道，“并且加大向外国出口飞机的力度，这样我们的政府既能够减少自身持有的飞机数量，同时又能够确保航空工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军事法庭的情况要好一些，或许是因为每个人都看明白了，这只不过是一场精心安排的表演而已。比利被判有罪，当然，这是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的。不管“被架上审判席的空军”会说些什么——其实，在当时的检方看来——事实就是这样，因为比利是有罪的，所以他才会被审判。除了比利自己，每个人都知道将会是这个结果，也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我曾经尝试过，对这次著名的军事审判做出其他版本的诠释，但实在是编不出另外的说法来。有关这次审判的种种细节，早已传遍了大街小巷：最初任命的主审法官查尔斯·P·萨摩洛尔少将，因为存在偏见而被辩护方提出调换，他曾经对比利考察夏威夷回来后提交的秘密报告中流露出的“好战和敌意”而感到震惊；比利的辩护律师，国会议员瑞德，在法庭上做了非常精彩的辩护；公诉人格里恩少校是如何咆哮公堂；后来换作豪泽将军主持的九位将军组成的审判庭，根本就不采纳有利于米切尔的证据和辩护意见。

比利和贝蒂在开庭前有时候会去骑马，然后兴高采烈地走进法庭，并在落座之前向那些审判官们打招呼（毕竟，大部分人都曾经是老朋友）。麦克阿瑟，后来他声明自己投了支持比利的一票；弗兰克·麦考伊，布兰顿·温希普，还有所有其他人；空军，陆军，海军，新闻媒体，包括挤进那座陈旧昏暗的大厅里的所有人——在此后的岁月里，这一切的一切都被人们无数次地谈论、描绘。在我的脑海里记得最清晰的，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退伍航空兵们突然出现为比利助威的情景，仿佛一支已经大比分落后的足球队，却仍然拼尽全力追逐着寻求突破的机会。尽管公诉人不想听到比利一方证人的发言，我已经记不清是格里恩还是莫兰德，反正是其中一位公诉人，还在法庭上提出“我反对！”但斯帕茨，赫伯特·达格，鲍勃·奥尔兹，基尔默，肖夫勒，杰拉尔德·布兰特，贺瑞斯·西卡姆，我们出庭作证的每一个人，都义无反顾地冲向前去，坚持说完我们自己的证词。法官向布兰特提问：“在战争时期如果这样的不和（指陆军和海军之间缺少合作）会导致夏威夷发生什么情况？”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珍珠港将会被占领！”法官问斯帕茨：“所以你认为，航空勤务队战术部队的组建受到了战争部的限制？”斯帕茨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他们全部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支持米切尔的立场，甚至根本不需要引用或重复米切尔说过的话。豪泽将军用带着讽刺的语气问鲍勃·奥尔兹：“你以为参谋部总是会听你的建议吗？”“是的，如果现在有参谋部的话！”鲍勃回答。“那么你将如何组建参谋部？”布斯将军追问。“按照米切尔上校的计划！”鲍勃立刻回应。结果，公诉人把他赶出了法庭。

比利自己在法庭上的态度也很强硬，常常与公诉人甚至是法官对峙。然而，这一回可与莫罗委员会的调查完全不同。即便他对待公诉人和法官的态度可以装得像朋友一样和蔼可亲，但是想要与他讲和却没那么容易。他是一名斗士，公众站在他这一边，他知道自己是正确的并且深信不疑，如果有谁不认同他的观点那百分百是他的敌人。晚上，我们会带着妻子在他位于安克雷奇的公寓里聚会，“商量并计划第二天的对策”。

先确定一个小目标——这是在那个大裁军的年代，任何部队想要扩充自己的唯一可能性，但被他认为是一种可耻的妥协。即使大家都认同他的观点，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从飞机的性能、引擎的可靠性还是导航设备的缺乏等因素来说，大家都觉得建立大规模的空军部队仍然不太现实。我们拥有的只有“人”——那些正驾驶飞机不断创造新纪录的飞行员们。飞机的时代，事实上，还远远没有来临。对我们来说，空军仍然在遥远的前方。

审判的结果世人皆知。为了找到判决的理由，法庭甚至引用了内战后不久对另一位不守规矩的军官的惩罚，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他也被“停职并且数年军饷减半”。对比利的判决，显然更糟糕，他被停掉了所有军职。柯立芝总统也支持对他的判决，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再在军中服役了。只有一个选择——从陆军辞职。

我们都知道没有其他办法了——按照陆军的规定，比利只能这么做。但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看透事情的真相。就像我们每个被传唤到法庭作证的人一样，整个航空勤务队都愤怒了。第一批跳起来试图继续抗争的人是赫伯特·达格少校和我。我们在华盛顿工作多年，在国会和新闻界有很多朋友。于是，我们继续不断出入比利在米德尔堡的家，在国会山奔走，为比利写信抗辩。

然而，这一切立即招致更为严厉的惩罚。在比利·米切尔招惹的一堆麻烦事——特别是不得人心的审判之后——上面不允许再有任何风吹草动让这件事继续发酵了。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要惩罚米切尔的正是柯立芝总统本人。对于信中有关改变航空勤务队地位这种“不守规矩”的想法，我们得到的回应是被叫去训斥了一顿。作为惩戒，达格被免去职务。至于我，像新闻报道的那样，“被流放了！”

我因此也打消了从陆军辞职、去新组建的泛美航空公司担任总裁的念头。被卷入风暴的我，已经不可能再从航空勤务队全身而退了。我被调去堪萨斯州的赖利堡，担任第16侦察中队指挥官。

现在回想起来，我并不认为战争部作为当时空军的管理机构，在“米切尔影响空军的年代”结束以后，又取得过什么实质性的进步。他们看起来似乎更加谨言慎行，固步自封，甚至于在把飞机作为战争中的进攻性力量这一点上，反而更加退步了。与此相反，我们的海军，则对整个事件以及相关联的所有因素，都进行了仔细研究，然后开始大规模发展空中力量。他们还想方设法地发展出飞机在海战中的新用途。

我们全家准备启程去赖利堡的一幕幕情景，现如今仍然历历在目：我们聊起1912年我曾经在那里训练飞行时的赖利堡，以及当年那里的指挥官，是一位名叫尤因·E·布斯的严肃老派的骑兵，后来他也是米切尔审判团的成员之一。我的妻子把孩子们叫到身边，告诉他们此次行程的艰苦，他们必须做好吃苦头的准备；不许和赖利堡那些正等着“伏击”他们的骑兵孩子们打架。汉克，那时已经九岁了，很是不屑一顾。“他们比华盛顿那些海军的小孩还厉害吗？”他问道。

我们到达赖利堡珀斯特火车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只有一名军官来接我们，费边·普瑞特上尉。普瑞特是一名航空军医——我后来发现他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在那个夜晚，他的到来对于我们来说尤为意味深长。实际上，他是代表所有人来迎接我们的。他解释说，那时他既是中队的代理指挥官，又是作战参谋，还要负责处理其他各种杂事。其他军官都不在岗。一位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进修，两位在西部海岸执行飞行任务，还有两位生病了，所以只剩下他。

在新宿舍里，我们把孩子们安顿上床后，我和太太碧翠丝惴惴不安地走向布斯将军宅邸，进行我们的首次拜访。那栋房子灯火通明。当我们被允许进入之后，我们看到将军正在举办扑克派对。客厅里宾朋满座。我们站在那儿，布斯将军看了过来，他显然认出了我。他起身向我们走过来，伸出一只手，然后十分亲热地将另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阿诺德，”他充满真挚地说，“见到你很高兴。你来此任职我感到很骄傲。”然后，为了让所有人都听到，他大声说：“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我的孩子。只要你在这儿，只要你愿意，那些破事儿，你可以随便说或者写。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得先让我看看！”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在赖利堡的任务不仅仅是第16侦察中队的指挥官，还要负责第7军区的步兵和骑兵部队的飞机装备工作。第7军区由南北达科他、明尼苏达、威斯康星、内布拉斯加、堪萨斯和阿肯色州组成。另外，我还是骑兵学校的高级飞行教官。

我的侦察中队有八名左右军官，五架已经远远超期服役的DH系列型号的飞机，以及八到十架“珍妮式”飞机，主要用来培训夏令营的预备役军官。不过，在我到来后不久，我们就得到了一些更新更好的侦察机。

赖利堡也是一所骑兵学校。各个等级的军官源源不断地到赖利堡接受骑术训练，上校一级的军官还要进修其他高级军事课程，中校和少校学习校级军官课程，上尉和中尉学习尉级军官课程。在校学员人数高达250到300人。这里，对我来说，无论算不算是“流放”之地，却给了我一个绝佳的机会，能够向这些来自整个陆军的地面部队军官，灌输有关飞机的性能、用途以及我们能够如何利用它的理念。

基于这个目的，我说服校长同意，专门设置了一项课程，让那些来自骑兵、野战炮兵或是其他部队的学员，只要是来培训的各色人等，都坐上我们的飞机，作为观察员，带他们飞到不同的地区，观察地形和军事要塞，获取情报信息，让他们通过亲身体验，了解飞机能够发挥的作用，以及为集团军或是一个师的G-1、G-2、G-3、G-4等各个部门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校长对此非常感兴趣，因此这个项目很快排入骑兵学校的课程里——这下我们可有事做了。

然而，要说服所有的飞行员们相信这门课程的设计是出于军事用途，而不是为了看看那些骑兵军官们是否“认同”飞行，真的令我很伤脑筋。有一次，绰号“爱尔兰人”的飞行员奥康纳，载着一位骑兵军官飞了一圈儿刚刚落地。毫不夸张地说，那名骑兵军官的脸已经绿了，瘫坐在后座舱里几乎站不起来。奥康纳的起落架上拖着至少有300英尺长的电话线。当他从飞机上爬下来的时候，我一边看着那名骑兵军官，一边问他：“奥康纳，你刚刚干了什么？”他一脸无辜状：“没什么啊。”“你拖在起落架上的电话线是从哪儿来的？”我问他。他说：“那肯定是上次开飞机的人搞的，我起飞的时候没注意到。”“奥康纳，你应该知道，我不可能相信你会在起落架上拖着300英尺电话线的情况下起飞。你到底从哪儿弄得？”“我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他说。看着那名很不爽的骑兵军官正慢慢走过来，我说道：“奥康纳，我们正在这里努力促成一点点合作！从今以后，你给我飞在3000英尺以上的地方！别让我再抓到你低于这个高度飞行！”“是的，长官！”奥康纳答道。

没过多久，在赖利堡以北大约50英里的马里斯威尔，我们又组织了一次同样的飞行训练。当我载着自己的骑兵乘客降落在机场后，就问作战参谋是否所有人都回来了。“除了奥康纳都在。”他说。我是看着奥康纳在我之前起飞的，照道理他应该在我之前回来。我们大家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在哪里迫降了。终于，我们看到他回来了，或者说是看到一架飞机，高高地飞在天上，几乎看不清楚。我们看着它慢慢地盘旋，降低高度，最终着陆滑行，里面正是奥康纳。在后座坐着的还是那位骑兵军官。这次，他的脸不绿了。他的脸已经是紫的了，他穿着薄薄的夏装飞行服，一动不动，看起来快要冻死了。“奥康纳，”看着他冻僵了的乘客，我说，“这次你又在天上对这个可怜的家伙做了些什么？你在上面干了什么？”“噢，”奥康纳带着委屈不平的腔调说，“你告诉我不能低飞。我就是飞得高一点儿，免得再挨批评。”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组织了一次军事演习，模拟当骑兵和炮兵部队遭到飞机低空袭击时，如何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躲避，并且把战场损失降到最低。演习非常逼真，留给那些人马从公路上撤离到指定隐蔽地点的时间只有十秒钟。他们的位置一开始用木桩标记，后来用真人大小的靶子做标记。然后飞机飞过来，在低空用机关枪和杀伤炸弹扫射这片区域，向人们演示了在真正的战斗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杀伤力。这些演习持续了数月，对航空兵和骑兵部队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所有参与演习的军官们都热情高涨。

我在赖利堡的那段时间里，航空兵作战部队在作战技术和作战战术方面都有了巨大进步。我们成长了。过去，我们只能组建中队规模的作战部队；现在我们可以考虑建立飞行大队和联队了。我们正在培养大队、联队一级的指挥官和更高级别部队的参谋人员。我们在各个军事学院之间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演习：莱文沃斯堡的指挥参谋学院，锡尔堡的炮兵学校，赖利堡的骑兵学校和本宁堡的步兵学校。这次演习动用了数量庞大的飞机，演练了轰炸、进攻和战斗机作战，在后勤补给、部队调遣和战场控制等方面的训练都非常有价值。

1927年，正当我在赖利堡为这一系列活动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却不得不再次暂时中断，因为阿诺德家庭又增加了新成员——大卫·李·阿诺德出生了。

1927年春末，我接到命令，先去内布拉斯加州的北普拉特，然后从那里去南达科他州的拉皮德市，与白宫特工处的斯塔林上校会谈。我并不清楚此行的目的。当我到达拉皮德市，见到了斯塔林上校，他告诉我，柯立芝总统要来那附近的黑山国家森林公园度假。在他度假期间，我的人要负责为总统从北普拉特运送邮件到拉皮德，从华盛顿到北普拉特这段航程则由普通航空公司完成。在总统的夏季度假营地附近有一所学校，总统要求每周二和周四早晨，将邮件放在学校的课桌上。不得有任何贻误。

我们很快就领教了柯立芝总统对他的邮件有多么执着。无论是华盛顿和芝加哥之间由于下雨无法飞行，还是在芝加哥和北普拉特之间地面雾气太重无法降落，不管是什么原因，柯立芝总统就是要他的邮件！他必须拿到他的邮件！

通讯部长纽尔被召来，又开了第二次会议，他和军区司令官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必须把邮件准时送到。我自然不愿意让我的兄弟们冒着生命危险，但是我也要尽力满足总统的要求。此后一段时间，无论什么样的天气状况，无论我们的飞机是否能飞，每周二和周四，当柯立芝总统到达学校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个邮包放在了桌上。

有一位为总统运送邮件的飞行员，来自爱荷华州一个小镇上的杰克·芒森中尉，是个非常害羞和沉默寡言的人。参与执行这项重要任务，他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见到总统一面。于是，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他走进学校，请求保安人员能让他看一眼总统。保安人员说：“在这儿等着。”几分钟之后，他和总统的秘书桑德斯先生一起回来了。

“你想要见总统？”桑德斯问。

“我只想看一眼他。我之前一直在为总统运送邮件。”芒森回答。

“跟我来。”桑德斯说。

芒森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已经到总统的办公室里了。这两个同样沉默寡言的人到底说了些什么，恐怕已经无从知晓了，不过芒森在那里足足待了超过45分钟。

在二战期间和之后很久，芒森一直都是乔治·马歇尔将军的专机飞行员。

在那段时间里，有许多大人物或名人来往于赖利堡，我和我的飞行员们发现，我们实际上成了空中的士司机。这些客人当中，有些人会比较客气，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要求我们带他们飞到离赖利堡很远的城镇上，然后驾车扬长而去，甚至连一句“谢谢”都不会说。

威尔·罗杰斯，则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客人。有一次，他来到赖利堡，问我是否能带他去艾奥瓦州的得梅因市。我欣然应允。当我们到达了目的地，他问我：“你现在打算干吗？”

我说：“我准备回赖利堡。”

“噢，不，”他说，“来和我一起吃午饭吧。”

我说：“威尔，你太忙了。还有一大堆人等着你呢。”

“噢，来吧。”他说。

于是我们一起去市区共进午餐，那真是一顿非常愉快的午餐。

在我们正吃饭的时候，得梅因的市长也来到那家餐厅，威尔·罗杰斯为我们做了介绍，我们三人坐下聊了会儿天。当我起身准备告辞时，威尔又问：“你现在打算干吗？”

我说：“我准备回赖利堡。”

“我搭你飞机一起回去。”他说。

“为什么？市长在这儿，还有所有想要见你的人。报纸还要采访你。你还有工作要做。”

但是他说：“听着，我想和你聊天。我和你一起坐飞机回去。”

于是我们又一起驾机返回，路上聊了很多有关民用和军用航空的话题。过了一会儿，他问道：“我说，你们有为那些飞行员们设立某种形式的基金或类似的经费吗？”

我回答：“当然，我们有中队基金。”

“好的，”威尔说，“我想为这些孩子们做点什么。把这个交给中队基金。”然后他把什么东西塞进我衬衫口袋。等我回去之后发现，那是200美元。

从1920年到1929年这段时期，被人们称作“航空黄金时代”，可能的确如此吧。越来越多的跨越大洋和南北极的远距离飞行，需要有更好、更精确的导航仪器。我们再也不能只靠着“铁罗盘”飞行了。从军事角度来看，如果一架商用或者其他类型的飞机能够飞越大西洋或者从奥克兰飞抵檀香山，那么军用轰炸机也必定能够做到。

在1920年代，那些想要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们，是无法从气象局那里得到他们需要的天气信息的。气象局的服务范围只是地面上的人或是海上的。气象学家詹姆斯·金布尔博士，是当时最杰出的天气预报专家之一。那些想要横跨大西洋的飞行员们，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得到与众不同的天气预报服务，因此他们基本上都会去詹姆斯位于纽约的办公室，以获取自己航程中的天气预报信息。当陆军和海军的飞行任务遍及陆地和海洋时，每一个陆军和海军的航空站配备自己的气象预测服务就成了必然。只有这样，当数百架飞机需要执行任务时，就不必再等着从其他地方传来的天气情况报告了。

几年前，我曾经提出申请去莱文沃斯堡的指挥参谋学院进修。但每次都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忙于某项工作而无法分身。不过，在1928年，经过我的上司们——费切特将军、参谋长萨摩洛尔和战争部副部长F·楚比·戴维森的批准，我终于得到去莱文沃斯堡的机会了。

后来我听说，萨摩洛尔将军曾经发电报给莱文沃斯堡的学院院长，询问是否能够特殊照顾增加一名军官。回电说：“可以，他是谁？”当看到是我的名字之后，第二封回电声称他们不希望我去，但是如果来了自然也会被接收。一直到那个时候，我还是不受欢迎。在一封给费切特将军的私人信件中，莱文沃斯堡的院长说如果我作为学员来莱文沃斯堡的话，我将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也记得，那位院长曾经是审判比利·米切尔的法官团成员，这或许与他的个人情绪有关。但是，无论如何，我下定决心要去。虽然他们的态度冷冰冰的，但是我发现那里的课程非常有价值。无论此行有多少艰难困苦，我都不在乎。当然，这所学校对于飞机用途的许多理念我都不能认同，我认为有朝一日当空军真正被人们关注的时候，这些课程就能够也应该被更新换代。

1928年6月，完成了在莱文沃斯堡的课程之后，我去了俄亥俄州的费尔菲尔德军事基地。在那儿，我负责管理当时最大的修理厂之一，对飞机、引擎、仪器仪表和零配件进行检测和维修。

到了修理厂之后，在经过一间仓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架老旧的“巴灵”轰炸机，静静地躺在那儿，有些部件还带着包装纸，没有任何人理睬它。当我问起，为什么它还没有通过检测。他们告诉我，每次提交检测报告时，总是被退回来，上面写着“目前没有需要 ‘巴灵’轰炸机执行的任务”。我找不到任何继续保留这架老旧飞机的理由，尽管我知道国会曾多次关注过它的命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制造这架飞机和机库所花费的巨额资金——也自然可以理解航空兵主任为什么不愿销毁它。但是，这架飞机已经变成了一堆破烂儿，零部件扔得到处都是，机库也损坏得很严重，急需修缮。于是，我准备了另外一份检测报告，但不再写“巴灵”轰炸机，而是用它的技术名称——“一架重型轰炸机”，并且给它以“X”编号——比如X-32，或者是试验编号之类——然后把报告送往华盛顿。没有了“巴灵”这个名字，检测报告就通过了。这样一来，也就不会引发什么刁难苛责或是大惊小怪了。我们立刻把这个大家伙运到垃圾场，在那儿它和那些淘汰的、破损的和坠毁的飞机一起被付之一炬。这就是“巴灵”轰炸机的最终结局。

我们在代顿的那段时间里，飞机上出现了许多现代化的改进应用，包括第一款制动器和第一款可调节螺距螺旋桨，在数年前就已经开始设计研发了。“DH”系列型号的飞机终于从我们陆军航空队退役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新型飞机。第一架完全由美国自主制造的全金属飞机已经投入使用。1931年我离开代顿时，第一架全金属驱逐机也面世了。在那个时候，无论从设计能力、技术能力还是实际需求来说，各方面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只等着迎接第一架时速200英里的轰炸机——30年代初期的B-10“马丁”轰炸机的出现。

当时，古根海姆基金会已经开始资助研究生产性能更安全、更可靠的飞机。他们在飞行辅助装置方面取得的进展，使得吉米·杜立特能够在1929年戴着面罩完成首次真正意义的盲降。他戴着面罩起飞，在空中飞了十五分钟后，依然戴着面罩降落。所有这些性能上的改进，让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都能够更好地适应各种天气状况，即便是在夜晚，也和白天一样。飞行开始变得越来越普及，航空公司拥有越来越多的飞机。信标光束的出现，更进一步改善了飞行安全。

正如我曾经说过的，在那段历史时期，所有的航空兵营地都仿佛站在十字路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有一次，费切特将军来部队视察，陪同的是助理参谋长普雷斯顿·布朗将军。由于天气太糟糕无法继续视察，他们便返回营房，玩扑克牌碰对游戏。在整个玩牌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在讨论一个很经典的话题——一架飞机到底应该由谁来指挥，飞行员还是机上最高级别的军官？飞行员们自己很早就给出了答案，他们认为，就好像水手们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建立起来的规则一样，一艘船必须由真正的船长来掌舵，无论船上有多么显要的乘客，这一点毋庸置疑。费切特将军是飞行员出身，自然支持这个观点。飞行员应当掌控自己的飞机。布朗将军则持反对意见；长官就是长官，无论在地面上还是在空中。“你会怎么做，”吉姆·费切特质疑道，“如果你在一架飞机上，前方是雷电交加的暴风雨，飞行员掉头返航，但是你认为他应该穿过暴风雨，你会怎么做？”

“我会命令他那样做！”布朗将军啪的一声甩出纸牌，大声说道。

“假如他仍然不执行呢？”费切特问，“那么你会怎么做？”

“我会让他去做！”布朗将军说道。

“怎么让他做呢？”费切特将军追问。

“我会命令他那样做，”布朗将军回答道，“如果他不执行，我会开枪打死他！”

“好吧，然后呢？”费切特问道，“飞机没有了飞行员，你只能傻眼看着飞机掉下去了！”

这次谈话的直接后果，就是布朗将军此后不久报名参加了飞行员课程，学会了自己驾驶飞机。

还有一次，布朗将军在我这里过夜，说他希望我能准备一件装饰品，放在战争部战争委员会的圆桌中央。遵照他的指示，我准备了一块做工精致并经过精心打磨的木制立方，边长大约6英寸，其中一面刻有镀金铭文，取自《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23章第34段：“上帝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930年初春，在基尔默将军的指挥下，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得益于极佳的天气条件，我们这场演习是当时规模最大也最成功的。一共有250架飞机参与了演习，我负责整个行动的后勤保障。我很快就发现，要搞定如此庞大的飞行舰队的调遣、补给和维护保养，首先要搞清楚究竟有多少“空中力量”会升空作战。演习结束后，我们以大型编队从萨克拉门托经旧金山飞至洛杉矶，在那儿解散并各自归队。

随后的1931年，我们在代顿再次进行了类似的演习，从全美集结了将近700架飞机。

此次演习由弗洛伊斯将军负责指挥，他当时在华盛顿费切特将军手下担任航空兵副主任，而我再次负责后勤保障。

通过这些演习，我们积累了在后勤补给、作战和指挥方面的经验。我们意识到，后勤补给不仅仅是供应汽油燃料。它还意味着要准备航空站；提供飞机停放的场地；即使是最小的机场也要提供商店和临时检修处；为官兵们安排住宿和娱乐消遣设施（一共1400名军官和士兵）；保证各个部队以及与上级指挥部之间的通讯畅通也是必需的，主要是通过电话。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做到有求必应。

为了获得足够的住宿和飞机停靠场地，让机场不至于太过拥挤，以保证参与演习的飞机能及时起飞投入战斗，因此各个部队不得不分散驻扎在俄亥俄州中部的各个地区。这也让我们对能够在未来战时被征用的地方有了一定的了解，如果届时我们需要调集1000或2000架飞机的话。

1931年，我在莱文沃斯堡学习时的指挥参谋学院院长E·L·金将军也来观摩军事演习，对我说了一席话，令我颇感意外。我在离开莱文沃斯堡时，曾经提交过一份报告，阐述了我对指挥参谋学院在飞行教学方面的一些看法。他说他对此非常欣赏，并对我在军演中负责管理后勤保障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这些话，来自一个曾经不想让我去莱文沃斯堡并且扬言要严厉惩罚我的人，令我颇感欣慰。

尽管我们一直在不断进步，但就我看来，直到1935年之前，我们在飞机的配件、安装、辅助装置、制造工艺和核心技术等方面，相对于打造真正的“美国空军”而言，条件均称不上成熟。说真的，如果能够多一点儿支持和资金的话，这个时间应该会提前几年。在整个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期，航空兵没能体现自己真正的价值，也没有被视作我们国防力量的一部分，并对它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现在回顾那段历史时期，令我吃惊的是，我几乎看不到空军拥有过真正的发展机会。除了克罗威尔委员会曾经给过一点积极的建议之外，剩下的就是接受各种调查：拉瓜迪亚委员会，拉西特委员会，被称为珀金斯委员会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莫罗委员会，豪厄尔委员会以及贝克委员会。

如果不是1934年吉米·杜立特入选贝克委员会，使得空军获得了应有的认可，在此之前，有关空中力量的论调只有一种，“独立的空中作战对于战斗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于整个战争的结果更不会有任何影响”。

1933年，杜黑的《制空权》被译成英文，吸引了全世界飞行员的关注。我们从实战演习中总结出来的有关空战与轰炸的观点，与他的理论非常一致。但是，一直到1935年3月，战争部才最终确认了陆军航空兵的地位。在那之前的1931年秋天，我离开了俄亥俄州的代顿，奉命前往加利福尼亚河滨市的马奇机场航空兵站担任指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