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香文化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就已非常兴盛的道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仍然很大，而从汉代开始传入中国的佛学也迅速传播开来，二者虽然教宗有异，但无论道家还是佛家都提倡用香。这一时期盛行将道家与儒家思想融合到一起的玄学，这一思想影响到当时的文人就是对香更加青睐。再有魏文帝、晋武帝、南唐后主李煜等爱香的帝王的带动，从而使这一时期的香文化虽经连番战乱，却仍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合香配方的种类继续增多，并且出现了一批专门用于治病的药香。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香熏发展史上重要的承上启下的时期。此时进入中原的外来香药品种不断增加，当时的一些有名的著作，如《南州异物志》《广志》《南方草木状》等都记录了不少有关香药的内容。

魏晋时，最为凸显的就是男子的熏衣之风，比如西魏时，魏文帝曹丕非常喜好熏香，曾经因为身上的香气太盛而致马匹受惊，在《魏书·方技传》中就记载：“马恶衣香，惊啮文帝膝。”尚书令荀彧也特别喜爱熏衣，《襄阳记》中记载“荀令君至人家，坐处三日香”，因而有了“荀令留香”的典故。

到了南北朝时期，据《颜氏家训》记载，贵族子弟已是“无不熏衣剃面”了。此时，文人们写出了不少与香熏有关的文学作品，如曹丕、曹植的《迷迭香赋》，傅咸、成公绥的《芸香赋》等。香学专著也开始出现，如南朝范晔就著有《和香方》，其自序中载有关于部分香料特点和使用注意事项的论述：“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沉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詹唐黏湿。”其中指出各种香的用量：麝香应慎用，不可过量；沉香温和，多用无妨。

道家对用香也有着特殊的偏好，认为香可以辅助修道，东晋《洞真太一帝君太丹隐书洞真玄经》中提道：“烧青木香及熏陆安息胶于寝处头首之间者，以开通五浊之见，止地上魔邪之气，直上冲天四十里。”北魏道士寇谦之为每种斋仪都规定了相应的仪式，凡求愿、治病、超度亡灵等都须先起香火、拈香诉愿。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中记载炼丹、斋醮时都需要焚香：“凡作黄白，皆立太乙、玄女、老子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烧五香，香不绝。”

魏晋南北朝时香药在医疗上的用法也日趋丰富，包括了内服、佩戴、焚烧等各种方法。《抱朴子内篇》中有不少涉及香的内容，如论述香药之珍贵“人鼻无不乐香，故流黄郁金、芝兰苏合、玄胆素胶、江离揭车、春蕙秋兰，价同琼瑶”；另有入山辟蛇法，“以麝香丸着足爪甲中，皆有效也”等。另外，《肘后备急方·治面疱发秃身臭心 鄙丑方》中也载有“六味熏衣香方”，香方中用沉香、麝香、苏合香、白胶香、丁香、藿香，这也是医药典籍中收录香方的较早记载。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也收录了苏合香、龙脑香、熏陆香等外来香药，并且在为多种香药作注时，多有提及“道家用以合香”。在陶弘景所著的《登真隐诀·卷下·章符》中也提道：“因病入静，四面烧香，安四香炉。”

另外，在《隋书·经籍志》中记录有宋明帝所撰写的《香方》《龙树菩萨和香法》《杂香方》以及《杂香膏方》等，虽然这些香方经过时间的推移已经失传，但从记载中已经能够反映出当时香方的丰富繁荣状况了。另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江浙一带开始出现青瓷，这一发明也促进了青瓷熏炉的兴盛，这种质地的熏炉在当时非常普及，青瓷熏炉今在浙江省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以及苏州市博物馆等都有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