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畏强权、富有民主革命的兴安（今安康，下同）地区的劳苦大众，在近代社会伊始，就进行了“反清复明”、“兴汉灭洋”的反封建反洋教的自发斗争。

鸦片战争后的第二年，即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一大批兴安爱国官兵随陕甘豫绿营奔驰疆场，英勇抗击英军的侵略。在浙东慈溪城西大宝山，一批爱国官兵为国捐躯。同治元年（1862年）至三年（1865年），川滇农民起义军蓝大顺、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部，在当地农民的支持下，先后转战兴安各厅县，给予清王朝地方政府以沉重打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兴安十举人在康有为发起的拒签合约、迁都西安、加紧练兵、变通新法的“万言书”上签名。中日战争中国失败不久，1900年八国联军又武装进攻中国，占领北京长达一年之久。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清政府却奉行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压迫人民的卖国政策，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兴安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火如荼，燃遍全府各地。

兴安地区自古多灾多难，旱、虫、雹、火、地震、饥荒等各种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尤其是汉江的洪水常常使沿岸的石泉、紫阳、安康（今汉滨区）、旬阳、白河等县城遭受严重破坏。连年的水旱灾害，已使兴安地区民生凋敝、十室九空、流离颠沛、饿殍遍野。而反动腐朽的清政府更是“无年不加捐，无款不剥民”。对于入侵的帝国主义，兴安地方当局秉承清政府的旨意，“苛政如狼”、“畏洋如虎”，因此“乡民饮血茹苦，久已积不能平”，相继奋起反抗。辛亥革命前夕，兴安地区的革命斗争，主要表现为哥老会的反洋教斗争和反清起义，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思想的传播。

一、平利洛河“兴汉灭洋”反帝起义

中国演变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以后，外国传教士作为侵略的先锋深入到中国广大内地，其中天主教是帝国主义深入民间、对广大百姓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工具。人民群众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和斗争，则大量地表现为反对外国传教士和外国教堂的斗争。

1890年，天主教汉中总教堂在兴安府的石泉、安康、平利等县设立分堂，给当地人民带来极大灾害。1900年义和团反教斗争失败后，教会势力更加嚣张。安康、平利的外国传教士，与当地的恶势力相勾结。他们出入教堂，乘坐官轿，衙役护卫，大小官吏附膻逐腥，唯命是从。教堂霸占田产，收租放债，残酷剥削农民群众。因教堂庇护坏人，包揽词讼，所以当时加入天主教者，多系地方歹徒、恶棍，他们凭借教堂势力，对群众进行敲诈勒索。《辛丑条约》签订后，陕西地方政府为了支付分担的巨额赔款，增加地丁银40%以上，人民负担愈来愈重。外国教会勾结清政府地方官吏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一切活动。平利县洛河天主教堂强迫群众把“洋布”改称“大布”，否则以“反洋”治罪，妄图以此扼杀人民的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03年6月，哥老会终于在平利县洛河地区首举义旗，领导群众开展了一场重大的反帝斗争。

这场反帝斗争的导火线，是洛河天主教堂的教民袁瑞林、刘子模。袁、刘系平利县洛河地方的团保，因其乱派烟地税钱，勒索人民，引起公愤，被当地绅士詹朝珠等控告革职。袁、刘竟丧尽民族气节，投靠洋人，相继加入天主教，甘心做天主教的帮凶。他们入教后，依靠外国教会势力，鱼肉乡里，成为地方上的一霸，被群众称为惹不起的“洋秀才”。袁、刘有恃无恐，蓄意制造事端。光绪二十九年五月，袁瑞林赴安康教堂告密，诬枉詹朝珠勾结四川哥老会首领何彩凤毁谤教会。外国传教士毕德修要求平利知县王宗濂查办，王宗濂立即派衙役拘押了何彩凤。

何彩凤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哥老会的另一首领王乱刀子率领哥老会众数百人救出了何彩凤，并烧毁了袁瑞林的房屋，杀死袁瑞林父子及其他教民4人，杀死安康教堂派去当地调查的老教民叶某等。但王乱刀子等6人被兴安府和平利县的衙役拘捕。何彩凤便率领哥老会众聚集在沙河太白庙，以“兴汉灭洋”为旗号召起义，反对地方团练和烟地捐税以及勒索群众的教堂，爆发了“攻教堂，杀教民”的武装斗争。深受教堂和不法教民欺凌的广大群众，早已对外国传教士及不法教民恨之入骨，因而纷纷参加反教斗争，多达1300余人。这次起义斗争中处决了7名帝国主义的走狗。

洛河反洋教起义爆发后，安康天主教士毕德修将洛河事件上告到北京光绪皇帝，要求清政府派兵剿办。面对人民群众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和地方当局竟以无耻的洋奴卖国贼嘴脸，为帝国主义“惩凶”，为教会“索赔”，残酷镇压人民群众。清政府接到毕德修的报案后，立即下令陕西地方政府剿办。陕甘总督嵩蕃和陕西巡抚升允接到命令后，诚惶诚恐，即刻派陕安镇总兵姚文广率镇标弁兵和驻石泉的续备防军副中旗统领周玉堂率弁勇，星夜前往洛河镇压，并调驻扎汉中左旗移军兴、汉交界要隘，进行堵截。

各路清军到达平利洛河后，见哥老会人多势众，清军相形失色。在哥老会的英勇抗击下，清军屡战不利。于是，嵩蕃和升允又派汉中府试用道台郭人章，备用副将刘琦率领新军马、步两旗驰赴剿办，又有砖坪、平利两厅县的团练协助剿袭。哥老会起义军在何彩凤率领下，同清军在黑云寨（砖坪厅属，今岚皋县境）和鸡公峡等地激烈交战，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惨遭失败。哥老会的重要首领宋添进、马进纯、柯蓝富、柯疤子等30多人被捕，死伤群众数百人。何彩凤率余众突围，避入深山密林之中。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教”斗争被血腥镇压下去了。

平利洛河“兴汉灭洋”斗争，是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次斗争虽然被残酷镇压了，但它在陕西近代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面对清政府的镇压，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潮更加高涨，斗争也越来越激烈。

二、梁悦兴的反清斗争

梁悦兴，原籍湖北郧阳，幼年随父迁居兴安府的安康县，以汉水航运为生，经常往来于汉口和安康县之间。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梁悦兴已成为兴安哥老会领袖人物之一。

1901年，梁悦兴在汉口组织附近的哥弟，密谋反清活动，未及起事，被地方官府察觉，即领着第三个儿子梁开有逃到西安。梁悦兴在西安一面鼓动清军官兵中的哥老会成员，策划起义，一面派哥弟罗武扬到安康，约集哥老会成员到西安共图大举。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五六月间，梁悦兴带着梁开有和一帮哥老会成员回到安康开展反清活动，与高庆云、胡云山及其他哥老会成员广泛联系，暗中策动当地巡防中的哥老会成员共同举事。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二月，安康镇台（官名）傅殿魁（人名），决定初二日到城外教场坝文昌宫降香（祭祀）。梁悦兴得到消息，认为这是捕杀傅殿魁，举行起义的好机会。二月初一晚，他们集合在文昌宫附近的陈家沟、小沙沟等村子里。约定以白旗为标志，以文昌宫火起为号，分别从几个方面向文昌宫冲杀，然后占领安康城，举行起义。

安康镇台傅殿魁于初二清晨，带领亲近（卫士）耀武扬威地来到文昌宫。正在他降香时，潜伏在宫内的闵春来和李元谋，暗暗地在浇过煤油的门窗上点火。由于煤油质量差，加之神情慌乱，门窗上的火总是点不着。情急之中被傅殿魁察觉，立即把闵、李二人逮捕。与此同时，傅殿魁的亲信侦悉到陈家沟、小沙沟潜伏的人员。于是，傅殿魁一面把带来的亲兵分开，警卫安全，一面派人从小道回城，调来大批官军，向陈家沟和小沙沟进攻。在战斗中，梁悦兴的起义人员牺牲较大。战至下午，起义人员被官军冲散，梁悦兴策划很久的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战后，闵、李被傅殿魁和安康知县王世英严刑拷打审问，装进囚笼致死。梁悦兴逃到湖北武当山，被哥老会内的叛徒夏充、王臣告密，傅殿魁将其抓捕后解至白河县，杀害于西门外。

三、革命思想在兴安的传播

自甲午和八国联军之役后，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在知识界开始涌现。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腐败专制的清朝政府，绝不会与西方各国相抗衡，只有实行革命才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以孙中山为总理的中国同盟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革命思想，经兴安籍同盟会员、旅日留学生传入家乡，开始在知识界流传。这种革命思潮在兴安的传播，首先是从兴安籍旅外人士中开始的。最早的代表人物有白河县的钱鼎、黄统，安康县的凌大同、刘锡五，汉阴县的查鹤龄、查少白，石泉县的李翰章、李香亭，紫阳县的陈树发、张宝麟等。他们是最先将民主革命思想引进兴安的革命先驱者。

这些先驱者，或到日本，或到西安、武汉等地，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他们不但在外积极参加革命，而且常用书信将革命思想传入兴安。有的利用回乡之机走亲访友，联络进步人士，宣传先进思想，传播革命火种；有的回乡创办报纸，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他们之中，影响最大者是钱鼎和凌大同。

钱鼎（定三），幼年即怀救国之志。1908年在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加入同盟会，与党仲昭（自新）、张钫（伯英）等创设武学会，进行秘密反清活动。1910年回陕后，根据同盟会陕西分会“联络会党、新军、刀客共同反清”的决议，钱鼎同党仲昭、张钫、张宝麟、曹位康等人，参加哥老会，进行团结争取工作，并在新军中积极从事革命宣传，组建陆军学会并担任会长，负责军界和哥老会的联络。经过艰辛的说服教育，哥老会头目接受了同盟会的主张。1910年7月，同盟会、哥老会和军、学各界的代表，以及钱鼎和井勿幕等30余人（号称36弟兄），在西安大雁塔秘密集会，歃血为盟，共图大举。成立了反清统一组织“三合会”，为西安起义作了思想、组织的准备。在此期间，黄统也加入了同盟会，与钱鼎一起做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钱鼎、黄统不仅为西安起义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及时把西安革命情况传递到家乡白河，鼓励、促进了白河县的反清起义。西安光复后，钱鼎就任秦陇复汉军副统领，率军抗击清军对潼关的进攻，行至渭南，1911年11月4日被当地土豪串通刀客严纪鹏等杀害。

凌大同，名仙乔，清末禀生，少年即“才奇博学，立志匡世救国”。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张贴了一副对联：“龙蛇腾飞风云起，鹏鸟翱翔河山新”，以励其志。同盟会创办的革命刊物对其影响很大，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这些刊物热情地宣传革命思想，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猛烈地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卖国行径，有力地促进了凌大同革命思想的形成。他曾奋笔疾书：“自古男儿志四方，岂能歧路更彷徨，医国匡民皆为重，不学华佗学武王。”遂抛弃祖传医道，不顾家人阻拦，离家东渡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母亲逝世后，凌大同回家奔丧，借此机会，他联络刘锡武、张紫樵（孝慈）等同盟会员，在安康家乡恢复《大江报》，宣传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因其革命活动和在挽母孝联中抒发反清言论，引起兴安府的注意，遂派兵围捕。在群众的帮助下，凌大同翻墙逃走，才免遭逮捕。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参加武昌起义，同年8月被害，尸投江中。

钱鼎、凌大同等人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的传播工作，虽然只是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和哥老会当中，但其影响和积极作用是深远的。他们的行动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扩大了革命影响，在哥老会内积聚了革命力量，为兴安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平利洛河的反教堂侵占掠夺斗争、以梁悦兴为代表的哥老会反清起义、钱鼎等人的反清活动，是兴安辛亥革命的一部分，是兴安人民民主革命的先声。它为兴安人民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军事基础，也为兴安人民后来的革命提供了宝贵借鉴。特别是梁悦兴，一个平民百姓，能把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视为终生的崇高事业，这在万马齐喑的黑暗社会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他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四处奔走，开展革命活动，几经失败，百折不挠；面对统治阶级的屠刀，他大义凛然，毫不畏惧，表现了兴安革命志士敢于流血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平利人民反洋教斗争也说明了兴安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像堆放已久的干柴，只要有一星星火种，就可燃放出熊熊的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