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的建立及在安康的活动

1927年7月上旬，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的决定》，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红埠街正式成立，耿炳光任书记。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分析了陕西形式，澄清了党内混乱思想，明确了斗争方向，确定了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决议。在党的组织方面，要求进一步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提高党员质量，改善党的成分，洗刷消极分子，吸收在斗争中涌现的工农分子入党或加入机关。根据省委扩大会议的决议，鉴于当时陕南已有30多名共产党员散居各县的基础， 1927年10月19日，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委员会决定，建立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领导汉中和安康地区的革命斗争。从此，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安康人民有了新的希望，看到了翻身解放的光明前景。

一、地方军阀张飞生统治下的安康社会矛盾

张飞生，陕西省旬阳县人。1927年1月，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国民联军入陕后，盘踞陕南多年的军阀吴新田兵败退出陕南。1929年冯玉祥令其部下通电讨伐蒋介石。冯部在陕的主力东出潼关与蒋作战，汉中由王志远任留守司令，安康由王玉文任留守司令。蒋介石为破坏冯玉祥的后方使其有后顾之忧，由其武汉行营委任张丹屏为陕鄂边防军总司令，张飞生为陕西讨逆第二路司令，夺取安康。王玉文告急，汉中留守司令王志远派王光宗驰援安康。王光宗抵安康后诱杀了王玉文，自称安康警备司令，安康遂为王光宗据有。

1930年10月，蒋冯阎中原大战定局，冯玉祥败退出陕，杨虎城率讨逆第十七路军回陕，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西安绥靖司令。张飞生投杨虎城，杨委任张为安康绥靖区司令。张在镇安设立安绥军司令部，招兵买马，聚集旧部，相继占据了镇安、柞水、宁陕、石泉、汉阴、紫阳等县。1931年春，张飞生与王光宗战于安康恒口，王败退入鄂。张进驻安康城，继又占领安康地区其他各县。张飞生占安康后，施行反动统治，镇压人民，剥削群众，无恶不作。张将各支队（后改为团）分驻各县，实施反动的军事统治，实主各地的行政；自制货币，强制流通，并宣布早在安康流通的安康商会钱庄票作废，掠夺商农，不少商户因此破产；设立所谓“农村信用合作社”，强制集运集销土特产品及手工业产品，垄断安康的社会经济；设立所谓“特种清费税局”，官办买卖毒品鸦片烟，毒害人民，敛财肥己；特别是纵兵为匪奸淫掠抢，诬良为盗屠杀无辜，更使群众受其祸害。在张飞生的反动严酷统治之下，安康的百业萧条，经济破产、兵匪为害，民命不若草芥。国民党军阀的残酷统治和压迫与广大劳苦群众的反压迫，便构成了当时安康社会的主要矛盾。

二、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的建立

1927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区委（1927年2月成立），成立中共陕西省委，统一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当时，冯玉祥已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并在陕西进行“清党”反共，禁止共产主义的宣传，解散革命的工会、农会、学联等群众团体，镇压工农革命运动，使陕西各地党组织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损失。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分析陕西形势，纠正党内的右倾错误，作出了《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政治形势工作方针决议案》等法定事项，提出“党到军队中去”“党到农村中去”的口号，“要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会后，省委派人整顿各地党组织，使各地党组织陆续恢复起来。

为了推动陕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1927年10月19日，在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的常委会议上，通过了《陕南工作大纲》。《大纲》指出，过去党对陕南工作未深切注意，目前已有大发展的必要和可能。《大纲》正确分析了陕南的形势，认为陕南近十余年来经过陈树藩、刘存厚、吴新田等军阀的盘踞与扰乱，特别是吴新田不断屠杀农民，使陕南人民的革命情绪非常高涨，并有过英勇的反抗斗争；陕南大地主多，并与军阀相勾结，一般穷苦农民受封建地主豪绅之压迫特别厉害，在土地革命政纲之下，很容易号召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陕南地理上与武汉接近，且又多山，农民暴动易与两湖联合，易与敌人作持久的对抗：陕南散居党员已很不少，应即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省委常委会议还决定，将陕南划为一个区域，设立特别委员会，在省委领导下，负责陕南各县委以下的党组织的指导工作。根据省委决定，于当月在汉中建立了中共陕南特别区委员会，领导汉中、安康地区的工作。特委以正式委员三人至五人、候补委员二人组成。省委决定刘甲三为书记，易厚庵为组织，陈瑜廷为宣传，三人成立主席团，平时执行并决定一切工作。

刘甲三、陈瑜廷到汉中后，商定先建立各县党组织，再建特委机关，分头在南郑（今汉中）、宁强、城固三县先后建立两个党支部，一个党小组。易厚庵在石泉，由刘甲三联系开展工作。按照省委指示，特委在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基础上，以汉中、安康等比较大的城市为中心开展革命斗争，并在农村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斗争，使城市与农村的斗争互相策应，造成了很大的革命声势，l928年3月，陈瑜廷被捕，刘甲三、易厚庵被迫转移外地，中共陕南特委活动中止。

易厚庵，名秉坤，字厚庵。1899年9月20日出生于陕西省石泉县中池乡茨坪村。

1917年，易厚庵考入由陕西督军陈树藩开办的私立成德中学。四年的中学生活，他与同班同学屈武、耿炳光（陕西省澄城县人，中共早期党员，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黄平（陕西省汉滨区人，中共早期党员，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等结为好友，和他们一道接受民主革命思想。

1921年，易厚庵由成德中学毕业，考入北京燕京大学。10月，陕西旅京青年学生在李子洲、刘天章、杨钟键、刘含初、呼延震东等人倡导和组织下，成立“共进社”，创办《共进》杂志，立志改革陕西，拯救陕西人民于军阀混战的水深火热之中。同年冬，易厚庵经屈武、耿炳光介绍，加入共进社，并与共产党员建立联系，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教育。1925年秋，他因家庭经济困难向学校申请休学。后由屈武介绍，偕同燕京大学同学陈瑜廷到陕北延安省立第四中学任教，被聘为教务主任。

1925年冬，延安中共党小组建立，经四中训育主任王超北（中共早期党员）介绍，易厚庵和陈瑜廷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春，延安党小组改为中共延安特别支部，直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易厚庵担任中共延安特别支部组织委员。1927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中共延安特别支部改为中共延安地委，易厚庵担任地委组织委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延安第四中学解散，易厚庵、陈瑜廷等8名外籍共产党员被驱逐出境。7月底，易厚庵、陈瑜廷回到陕南。

1927年10月19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通过了《陕南工作大纲》，决定在汉中建立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领导汉中、安康地区的工作，易厚庵任组织委员。因迫于当时的恐怖局势，陕南特委员未能开展活动。10月底，易厚庵应石泉县教育局长陈雨皋邀请，协助举办小学教师讲习班，同时协助陈雨皋主办《石泉政闻刊》，以此为阵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利用“清党”大肆屠杀进步青年等罪恶事实，揭露乡间地主豪绅高利盘剥，欺压农民，强奸民女等罪状，备受群众欢迎。然而，地主豪绅们对这个小小的刊物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勾结驻军向易厚庵等施加压力，警告说这是“煽动农民再暴动”。由于反动当局的百般阻挠，《石泉政闻刊》仅出三期便被迫停刊。当易厚庵回到汉中时，已是1928年2月，经友人介绍易厚庵到汉中第五师范学校任教。3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遭到破坏，党员名册落入敌手，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两次电令石泉“缉捕易厚庵解省”。陈雨皋在石泉得知后，立即派一教员星夜赶往汉中通知易厚庵设法躲避。此时，陈瑜廷等已被敌逮捕。易于5月1日回到石泉，后绕道紫阳、安康、镇安、西安，赴北京燕京大学复学。从此易厚庵与党组织失掉联系而脱党。1931年夏，易厚庵燕京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汉中、西安及石泉等地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易厚庵一直在西安从事党的教育事业，1981年因病去世。

三、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安康进步知识分子的革命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大革命时期，安康各县有一批旅外进步知识分子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其中有：安康县的章健、黄平、蒋文年；平利县的严汉卿、严焕卿、吴星阶；石泉县的易厚庵；白河县的黄正甫、时楚青；汉阴县的尹鉴如、胡超吾；岚皋县的王尊思等，大革命失败后，这些在外求学或谋生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遭到国民党的通缉或追捕，除个别叛变或脱党外，绝大多数仍投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有的回到家乡，有的在外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其中平利县的严汉卿、严焕卿和安康县的章健就是最突出者。

回家乡开展革命斗争的严汉卿、严焕卿

严汉卿，生于1897年，原名严文翰。严焕卿，生于1904年，原名严文煜。二人系叔辈兄弟，均系平利县八仙镇人。汉卿家境贫寒，焕卿家境富裕。严汉卿、严焕卿（以下简称“二严”）早年在北京、西安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二严”于1927年冬回家乡安康开展革命工作。“二严”回家乡后，先在安康城区开展活动，在其北京同学，时任国民党安康县党务整理委员会办事处宣传委员李还山的掩护下，首先以兴安联中的20多名青年学生为培养对象开展工作。拟以联中为大本营，按照中共陕西省委制定的《陕南工作大纲》的内容实施土地革命。后因安康国民党地方当局“防共”甚严，“二严”离开安康城回家乡平利县开展革命活动。严焕卿侧重城市工作，严汉卿侧重农村工作。

时任国民党平利县县长的陶月如，系冯玉祥的旧部，比较开明，重力启用从北京毕业的严汉卿（北京法政大学）、严焕卿（北京民国大学）兄弟。先后任用严焕卿为县教育局长和财政局长。1928年1月15日，平利县成立平民教育会，由严焕卿之兄严銮坡（毕业于北京民国大学经济系）任委员长，办平民学校、通俗讲演会、阅报所各一处。接着成立县教育促进会，严焕卿任主席，严汉卿任委员。不久，又成立平利县天足会，由严焕卿夫人刘妙云任会长，严汉卿等为委员，吴星阶任天足会讲演会会长，动员妇女放足。1928年夏，严焕卿当上县财政局长后，安排严汉卿为县调查租石委员。这些机构的建立和在其中任职，为他们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严”在取得县教育、财政机关部分权力，在县城站住脚的同时，大力投入农村工作和武装斗争。严焕卿的父亲是地主，年收租67石，民国初年每年经营党参七八千斤。严焕卿劝其要对穷人好些，钱财要放松些，并动员父亲把一些土地退还给穷人。在严焕卿的开导下，其父拿出了部分粮食救济穷人。严汉卿在农村，向贫苦农民宣传土地革命的主张，维护农民利益，深得农民拥护，许多农民亲切地叫他“严土地”。他担任县调查租石委员期间，针对租石捐摊派不公，向国民党地方政府提出“收租石的不给款，饿肚子的出来捐，是哪里来的规定，是哪里来的章程？”的质问。经过调查，严汉卿联合部分农民控告八仙镇地方拉富垫贫、蒙上欺下的行径，县政府不得不把该区区长、副区长和当地保长撤职，以缓和民愤，摊派的租石捐也减轻了。

“二严”回县后，多次到汝河会晤当地农民领袖吴远扬，宣传土地革命，商定以平利八仙镇为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组织农民同贪官恶绅作斗争，先后在八仙和太平河等地，组建了以农民和学生为主的自卫组织红枪会，约500余人参加，进行抗粮、抗税、抗款斗争，对抗官府，打富济贫，抵御土匪，保境安民，得到群众的拥护。1928年秋，严汉卿在县立第三高等小学任教时，主持成立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进城游行，沿途高唱《国民革命歌》，使新任县长吴清源大为不满。

1929年6月，严焕卿指责县长吴清源贪污滥支公款。吴清源一面撤销严焕卿财政局长职务，一面通缉严汉卿。严汉卿于12月28日不幸在家中被捕，押至县城当晚，吴清源下令将严汉卿枪杀于县城西城外，严汉卿壮烈牺牲。

1930年7月，严焕卿策动地方民团团总张亮熙，成立八大处，严焕卿任政治部主任，控制了平利县城。县长吴清源带武装警察逃往湖北省竹溪县城。安康地方军阀王光宗派部队占领平利县，张亮熙部瓦解。8月，吴清源返回平利，将严焕卿逮捕押至安康，发出布告称：“严汉卿、严焕卿二人是共产党，犹如洪水猛兽。”在安康，王光宗亲自诱降，严焕卿不为所动。1931年2月，安绥军张飞生部攻克安康，王光宗部在逃往鄂西途中，将严焕卿以“共产党嫌疑”杀害于平利县马鞍铺。“二严”的壮烈牺牲，暴露出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恶面目，更加激起了安康人民投身到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去。

参加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白色起义的章健

章健，生于1903年，原名章振伦，曾用名章严，陕西省安康县大同乡人。父亲章春华，与杨虎城将军有旧交。1918年入西安成德中学学习，该校是响应五四运动最早的学校之一，在这里章受到深刻的反帝爱国斗争的教育。1920年章健考取官费生，入日本京都大学经济科学习。毕业后国内军阀混战，章健毅然放弃“实业救国”的意愿，改习军事，意欲掌握军事技能，早日回国投入铲除军阀的军事斗争，故又入士官学校炮科第九期学习。1925年章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参加了左翼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28年春末，杨虎城将军赴日本疗养，章健因杨与其父旧交关系前往看望，将在日本找到的左翼秘密书刊以及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材料，送给杨阅读，与杨有了更多的交往。杨虎城回国前约章健从士官学校毕业后到他的部队工作。

1929年初，章健学成回国到上海，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同年6月，为加强广西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派邓小平、贺昌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广西开展工作，同时派章健和张云逸、叶季壮、李谦、王展等32名共产党员，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广西。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的领导下，他们与已先到广西的雷经天、余作豫、韦拔群、陈洪涛等一起开展工作，并汇集了大革命失败后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如罗少彦、莫文骅等。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李明瑞等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地区农民武装力量，在百色举行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同时，在恩隆平马成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创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章健参加了百色起义，并任红七军十九师五十六团团长（政委魏佰刚），成为一名红军指挥员，为起义的胜利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1930年11月9日，部队开始转战桂黔湘。12月5日，在长安镇（今融安镇）西北角敌主阵地圣山庙战斗打响，章健率领一个营担任主攻，在兄弟队部的增援下，入夜突破敌军第一道防线，转入巷战。由于长安镇是一个有三四万人口的大镇，街巷多，桂军不断增援，我军经三天三夜的攻坚战，消耗很大。前委书记邓小平、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决定，放弃攻城，连夜撤出战斗，向北转移。

1931年1月，由于连续艰苦转战，部队从河池出发的8000人，减员到三四千人，前委决定在贺县桂岭对部队进行整编，把原来的两个师四个团缩编为两个团。邓小平兼任军政委（原政委邓刚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并同时兼任五十五团政委（团长龚楚），辖两个营，计1200多人，章健任第一营营长（政委袁任远）。2月1日，红七军抵达广东乳源县梅花村（今乐昌县）。这是位于湘粤边界一个约二三里见方的小盆地，周围群山环抱，地势险要。三年前，朱德、陈毅领导宜章起义时，曾在梅花村住过，群众基础较好。前委决定在这里着手发动群众，为创建苏维埃做好准备。2月3日，据报粤军一个团追来，前委认为这正是歼敌的好机会，决定进击敌军，打一场歼灭战。谁知战斗一打响，敌军不是一个团而是三四个团的兵力。2月3日中午，战斗首先在画眉岭五十五团前沿阵地打响，敌以两个团的兵力，一齐向五十四团的阵地压来，我军处境十分危险。军长张运逸亲临火线了解情况，立即命令李天佑率军部特务连增援。正当厮杀到白热化时，突然敌阵地两侧枪声大作，原是五十五团第一营营长章健、五十八团第二营营长李显率部从左右两侧奔杀过来。敌阵大乱，急忙后撤，我军歼敌200多名。敌军正面进攻受挫，便重新组织兵力，转调矛头，扑向我军左侧高地。守左侧高地的章健营长，见敌猛扑过来，便挥动手枪高呼一声：“同志们，杀呀！”率领全营战士，迎着敌人的枪弹，英勇拼杀。阵地上手起刀落敌头飞滚，污血四溅，战士们以刺刀见红的大无畏精神，连续杀退了敌人的五次进攻，硬是把敌人压了下去。时隔不久，敌人又发起以左侧高地为争夺重点的第六次进攻。此次进攻人数比前几次更多，其掩护枪火更加猛烈。待敌冲到山腰时，章健营长身先士卒，率战士们以反冲锋迎击敌人的进攻。当他刚跃出几步，轰的一声，一颗手榴弹在章健身边爆炸，英雄的红军营长，为祖国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战士们见营长牺牲，个个红了眼，紧握钢枪，拼力冲杀，一鼓作气，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章健牺牲时，邓小平政委和李明瑞总指挥正在五十八团阵地指挥，战斗同样异常激烈。副团长兼一营营长李谦（原二十师师长）等英勇牺牲。傍晚，前委决定放弃原来计划，撤离梅花村，向乐昌河转移。梅花村一仗，红军歼敌千余，自身伤亡700多人。梅花血战，是红七军北上以来最悲壮、最惊心动魄的一仗。

对章健等的牺牲，邓小平政委在1931年4月29日写给中共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中说：“此次作战的损失是前所未有的，重要的干部如李谦（龙光）、章健等皆死，鹤村、振武、李显等皆伤，全军干部损失过半，真令人痛哭。”1945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八路军总政治部编写的《军队烈士英明录》第二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烈士》中记载：章健，七军五十五团，陕西人，日本士官生，1925年入党，1929年入伍， 1931年1月于广东乳源梅花阵亡。

章健牺牲时，年仅28岁。这位红七军的重要干部，将永远活在两广和安康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