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英国：威克利夫、乔叟与大叛乱（1308—1400）

政府

1308年2月25日，在教士、贵族聚集的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的第六位国王爱德华二世（Edward II）在其加冕礼中庄严宣誓：英国将自豪地要求她的所有主权——

坎特伯雷大主教：陛下，凭您坚定的誓词，您可愿赐给英国人民并信守由英国古代各君主们，即您那正直的及敬畏神灵的先皇们，所留赐的法律习俗，尤其是由先王，那位光荣的国王圣爱德华所赐给教士与人民的法律、习俗与权利？

国王：朕全予答应，并予信守。

大主教：陛下，您可愿凭依您的权力，对上帝与神圣教会及教士与人民，完全信守上帝所示的和平？

国王：朕将信守。

大主教：陛下，您可能使您的全部裁决，用您的仁慈与真实，做得公正合理与慎重，以显耀您的贤能？

国王：朕将如此。

大主教：陛下，您可能支持您臣民所选择的法律与正当的习俗，并予以保护及加强，以显示上帝与您无上的权能？

国王：朕应允。

在如此宣誓并正式施行涂油礼予以神圣化之后，爱德华二世即将政府交于一些腐败与无能者之手，而自己与嬖臣加韦斯顿（Piers Gaveston）则沉迷于放荡的生活。英国贵族因而叛变，捕杀加韦斯顿（1312年），同时将爱德华二世与英国置于封建寡头政治之下。在班诺克本（Bannockburn）遭苏格兰人击败（1314年）而含辱归国后，爱德华二世以另结新欢休·勒·德斯潘塞三世（Hugh le DespenserIII）自慰。他那位受到忽视的法国妻子伊莎贝拉及其情夫罗歇·莫蒂默（Roger de Mortimer），阴谋将他推翻（1326年）；随后他又在贝克利城堡被莫蒂默的手下伯克利·卡斯特尔（Berkeley Castle）谋杀。他15岁的儿子于是登基，是为爱德华三世。

英国这一时期值得推崇的事，是建立任何法律须经国会同意后才能生效这个先例。而紧急时由显贵与高级教士组成的“御前会议”（King's Council），早就成为英国王朝的惯例。1295年，爱德华一世由于同时与法国、苏格兰与威尔士交战，极需现金与人力，因而指示“每一座城市、自治市与主要城镇”派遣两位市民（有选举权的公民），每一州郡派遣两位骑士（小贵族）参加国会，这一会议与御前会议形成了首届英国国会。有钱的城镇，其代表可能被说服而投票拥戴国王；而各州郡拥有自由民，他们可能成为强悍的射手与士兵；这股力量的形成使英国政府强大的时机已经来临。那时并不用伪装全民政治，各城镇虽已或直到1400年才脱离封建领主的统治，但城市的投票选举，只限于少数有产者。贵族与教士，仍是英国的统治者。他们拥有大部分土地，雇用大部分人为其佃户或农奴，并组织、指挥全国的军队。

国会（自爱德华三世之后即如此称呼）即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对面的皇宫中举行。坎特伯雷与约克两郡的大主教、18位主教及主要的修道院院长，坐在国王右边，50位公、侯、伯、子、男爵坐在左边；威尔士亲王与御前会议代表则设位于王座附近；皇家大法官坐在羊皮垫上，以提醒大家羊毛贸易对英国的重要性，后者的参加，是作为法律顾问。会议开始时，市民与骑士——日后即成为下议院——脱帽站在一道分隔他们与贵族、高级教士的围栏底下，国会首次（1295年）有了上院与下院。联合议会从国王或财政大臣那里接受一道宣言（为日后的“王室演讲”），其中说明了讨论的议案与希望的用途。然后平民与骑士（下院）退到另一厅堂集会——通常为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分院。他们在那里讨论王室的提议。待审议终结，他们再推派一位“议长”将结论报告给上院，并将他们的请求呈给国王。会议结束时，上下两院再度聚会，聆听国王的指示，并等候宣告散会。只有国王有权召集或解散国会。

两院均要求辩论的自由，通常也能享有这个权利。在许多案例中，他们均以文字或言词强有力地向统治者表达意见；然而有些场合，过于无礼的批评者，也会被拘禁。理论上，国会的权力扩及立法；但实际上，大部分通过的法规，均被皇家大臣以法案方式提出。两院也时常呈递新议案与申诉状，同时拖延对各项基金的投票，直到相当满意为止。下院的唯一武器，就是这种“钱袋权力”（power of purse）；但当政府费用与城市财富增加时，下院的权力也因而增长。英国王室既非绝对专制，也非完全立宪。国王不能公开、直接更改国会所提的法律，或随便制定新法律；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可不受国会牵制而施行统治，颁布影响英国每一阶层生活的行政法令。王位的继承，非由选举而成，而是由家族血统而定。其身份在宗教上被视为神圣；而人们对国王的服从与忠诚，也全靠宗教、习俗、法律、教育与仪式、誓词等力量合而成之。设若这些力量不够，则叛逆法中规定，凡被逮捕的叛国者，均须游街示众而上断头台，并当场挖出其内脏焚毁，然后将其吊死。

1330年，18岁的爱德华三世接管了国政，因而揭开了英国历史上最动乱王朝的一页。“他的身材普通，”当时一位历史学家描述说，“面貌则宛如神明。”在他没有被色欲弄坏身体之前，他确实很像个皇帝。他是一个战士而不是政治家，在位时几乎不管政事。他友善地将权力让给国会，只求国会能支援其作战。在长久的统治中，他为了使法国附庸英国而大事搜刮。他身上也有骑士精神，也有韵事流传，他对待成为阶下囚的法国国王约翰二世，足以媲美传奇中的亚瑟王。征调722人建筑温莎圆塔之后，他便与宠爱的骑士在那里组成圆桌骑士团；还主持了许多骑士的枪技比赛。侍从弗鲁瓦萨尔（Froissart）透露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爱德华三世曾如何企图引诱可爱的萨里斯伯里（Salisbury）女伯爵，如何遭其婉拒，及如何举办马上比武，以图再饱餐其秀色。另一个动人的传奇则描述这位女伯爵在宫廷跳舞时，如何落下一只袜带，而被国王捡起，同时他说：“以此事为邪恶者为耻辱。”这句名言竟成了爱德华三世在约1349年建立的袜带骑士团的座右铭。

另有一个女人艾丽斯（Alice Perrers），则比那位女伯爵易于接近。她虽已婚，却委身于贪婪的王室，同时取得大宗土地作为报酬，其势力凌驾王上，致使国会提出抗议。皇后菲利帕（Philippa）很耐心地忍受这一切，并宽恕她，在临终时只要求艾丽斯实现她爱民的心愿，又说：“倘你蒙主宠召，请勿另择墓穴，仅须葬于我侧。”国王“眼里含着泪”承诺此事，然后转向艾丽斯，并以皇后的珠宝授之。

他凭着精力、勇气与技术指挥作战。那时作战被视为国王最高尚的工作。不好战的国王会受轻视，在英国历史上有三位国王因此被废黜。当时欧洲的贵族，都接受训练以从事战争；他只有凭着精通的武艺与勇敢以取得财富与权力。当时的人民虽苦于战争，但到爱德华三世，却绝少参与战事；他们的子孙已记不得以往的痛苦而只听到古代骑士光荣的事迹，他们将桂冠加在杀敌最多的国王头上。

爱德华三世建议征服法国时，其御前会议大臣绝少敢加以劝阻。只有等战争拖延了30年之久，使有钱大户也吃不消税金重担时，才激起全国的良心，呼吁和平。爱德华的征讨由胜利渐渐趋向失败，威胁到全国经济的崩溃时，老百姓的不满已到革命边缘。不过，直到1370年，爱德华尚靠着大臣约翰·简多斯（John Chandos）忠诚谋国，使战事与外交得利。等简多斯这位大英雄一死，御前会议首长由爱德华之子——因生于根特（Gaunt）郡而被称为“根特的约翰”，即兰开斯特公爵——所取代，约翰竟然随便地将政事交予一群榨取公帑的政客败类。国会要求革新政风，社会正派人士祈祷国王早死，以使国家复兴。他的另一个叫“黑王子”（the Black Prince）——可能因其甲胄的颜色而得名——的儿子本可给政府带来朝气，可惜在1376年，老国王还在弥留之际，他便先一步去世。那年的“好国会”（Good Parliament）也曾制定了一些改革法案，拘押了两名不法之徒，并命令艾丽斯离宫。她如再回来，主教们必须褫夺其名号。待国会散会后，爱德华竟然不顾国会命令，立刻恢复约翰的权力，并召艾丽斯回宫；没有一位主教敢谴责她。最后这位顽固的君王，大限所至，终向死亡低头（1377年）。由黑王子一位11岁的幼子，在经济、政治的一片混乱与宗教的叛变中，继位登基，称为理查二世（Richard II）。

约翰·威克利夫（1320—1384）

14世纪导致英国预演宗教改革的因素有哪些？

在这出戏里，教士的道德也许只扮演次要的角色。较高级的教士一致守着独身主义。我们虽听到伯内尔（Burnell）主教生有五子，但大概只是例外。威克利夫、朗格朗德（William Langland）、高尔（John Gower）与乔叟（Geoffrey Chaucer）诸人都记载僧侣与修道士偏好美食与荡妇。对于这种越轨行为，如修女们常常用皮条牵着狗或让饲养的小鸟停在肩膀上进入教堂礼拜，或僧侣们匆忙地念着不连贯的祈祷文，几乎难以激起不列颠人的怒潮。

英国教会日益膨大与向外侵蚀的财富，啮食着政府与教外人士的钱袋和神经，使其元气大伤。教士们在大多数场合也会将收入的1/10捐给国家，但坚持未经过他们会商同意，不得向其抽税。除了在上院有主教与修道院院长等代表外，他们也直接或派代表参加由坎特伯雷和约克大主教召开的教士会议，决定与宗教或教士有关的所有问题。国王通常都从教士阶级——英国接受最好教育的阶级中，选用国家高阶层的官吏。教外人士控诉教士涉及教会财产的案件，均受国王法庭审理，但主教法庭对正式僧侣涉案人员有单独的审判权。在许多城镇里，教会将财产租给佃户，并宣称对佃户具有完全的司法权力——即使佃户犯罪亦然。这些情况固然令人愤慨，但主要的刺激，是英国教会的财富流入教皇之手——类似14世纪教产流入阿维尼翁和法国。据估计，英国财物落入教皇手中比落入英国国库或国王之手的更多。

这时，朝廷里形成一个反教士团体。他们通过立法，使教会财库加重分担政府的费用。1333年，爱德华三世拒绝再付英国约翰国王在1213年向教皇保证缴纳的贡物。1351年的《圣职候补人法》（Statute of Provisors），企图终止教皇对英国神职人员与圣俸的控制。而《王权侵害罪法》（The First Statvte of Praemunire,1353年）中，对英国人民把原来由国王裁定应受地方司法审理的事件，再去向“外国”（教皇）法庭申诉这种行为，视为非法。1376年，下院正式指责英国境内教皇税吏将大笔钱财送给教皇，及遥领职衔的法国红衣主教从英国教区抽取大宗财富。

宫廷之反教士团体由根特郡的约翰领导，在他维护下，威克利夫后来能平安善终。

威克利夫，英国第一位宗教改革家，约1320年出生在约克郡北部的希波斯威尔（Hipswell），离威克利夫村不远。他就读于牛津，后来成为那里的神学教授，并当了一年巴利奥尔（Balliol）学院的校长（1360年）。后又受任为牧师，从教皇接受各种圣俸或从地方教会收受俸禄，他同时执教于牛津大学。他的文学活动令人惊奇。他写了大量有关形而上学、神学与逻辑学的学术论文，两卷辩证神学，4卷讲道集，及包括其名著《内政权短论》（Tractatus de Civili Dominio）在内的许多简短精辟的杂文小册。他的大部分文章都用不雅的及难以明白的拉丁文写成，连文法专家对之都大伤脑筋。可是隐藏在这些晦涩的文字背后的，是一种爆炸性的思想，这些领先于胡斯和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的思想，几乎使英国在亨利八世之前155年与罗马教会割离，使波希米亚投入内战。

威克利夫开始就举错了步，由于服膺奥古斯丁的逻辑与雄辩，他将教义建立在可怕的宿命论之上。据威克利夫的说法，上帝将恩宠赐予其所喜爱者，并在人出生前就预示永生的存在。每个人会失去永生，或因得救而得永生。善行并不能赢得拯救，但他同时指出，凡行善者必接受圣宠，成为选民之一。我们依据上帝赋予的气质而行事，从与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观念相反的一面来理解即是，人的命运即人的德行。只有亚当与夏娃才具有自由意志，但由于他们背叛上帝，使自己及其后代子孙都丧失了这一自由意志。

上帝是人的主宰。我们直接对他忠顺，正如每一位英国子民对其国王效忠，并非像封建的法国先间接通过诸侯领主层层效忠。因此，人们与神的关系是直接的，不需要任何中间媒介；教会或祭司倘声称必须介入，则应予拒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基督徒均为牧师，无须授职。上帝主宰了大地及其所有物，人们只有归附于神时才可拥有财富。凡对天上这位君主犯有背离罪的，将丧失一切权利，因为合法的所有权（主权）需要沐浴在恩典之中。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圣经》所述：耶稣基督要他的门徒们与以后的继承者以及其授命代表守贫的道理。任何拥有财产的教会或祭司，均违反主的戒律，身在罪中，因此不得主持圣礼。教会与教士最需要改革的，是其完全放弃世上财物。

这一教理似乎还不够复杂，威克利夫又从其神学推论出一种理论性的共产社会与无政府主义。任何处在恩宠中的人均与上帝同享所有财物；理想上一切东西都该由正直者共同持有；私有财产与政府（像某些经院派哲学家提倡的）是亚当之罪（即人性）与人类承继下来的罪孽所产生的后果；在一个全德的社会里，不会有个人的私有权，也没有教会或国家人为制定的法律。威克利夫考虑到在当时英国境内叛乱的激进分子可能会利用这个字面解释，赶快说明他的所谓共产社会，应被理解为只是一个理想上的意识；现时存在的权力，如保罗所言，仍由上帝授予，必须服从。这种玩弄革命的手法，路德几乎一模一样地于1525年重新运用。

反教会团体即或不跟从威克利夫的论调，至少也由他的评责教会财富上看出某些苗头。国会再度拒绝向教皇纳贡时（1366年），威克利夫即以效忠国王的教士身份，准备卫护这一行动。1374年，爱德华三世授职他为拉特沃思（Lutterworth）教区长，显然是作为酬劳。1376年7月，威克利夫受命随同皇室委员会前往比利时的布鲁日，与教皇代表讨论英国继续拒付贡金一事。根特的约翰建议政府应该没收教会部分的财产时，也邀请威克利夫去伦敦作一连串的讲演，为这一建议辩护。威克利夫予以应允（1376年9月），后来被教士团体指其为约翰的利用工具。伦敦的考特尼（Courtenay）主教决定告发威克利夫为异端，借以间接攻击根特。威克利夫终于在1377年2月受召，出现在圣保罗教堂高级教士会议之前。他遵命而来，但由约翰带着武装扈从护送。其侍卫与某些围观群众发生争执，随即喧闹起来，因此主教认为最好休会。威克利夫则丝毫无伤地回到牛津。考特尼大主教遣送一份引述威克利夫作品多达52页的详细控状到罗马。同年5月，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颁布训谕，谴责威克利夫的18项论题（大部分出自其《内政权短论》一文），同时命令萨德伯里（Sudbury）大主教与考特尼主教调查威克利夫是否仍持有这些观点。果真如此，他们便予以逮捕并拘押之，以等候处理。

这时，威克利夫不但已取得约翰与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的领主珀西（Percy）的支持，也赢得不少舆论的拥护。10月召开的国会，强烈反对教士。没收教产的争论吸引了许多会员，大家认为，万一国王获得现在由英国主教及修道院正、副院长所持有的财富，他可用来维持15位伯爵、1500位骑士、6200位扈从，并且每年还可留下2万英镑给他自己。这时，法国正准备入侵英国，而英国的财库几乎告罄；让一位法籍人代表教皇及一批绝大多数为法国人的红衣大主教从英国教区聚敛钱财，此举该多愚蠢！国王的顾问请求威克利夫对“当此驱除外敌成为燃眉之急时，英国王朝是否可以不理教皇的恶评，而合法地制止钱财流到国外？”这一问题置评时，威克利夫即在一本小册子上写出了答案，要求英国教会从实质上真正有效地与教皇割离。他写道：“教皇除非用募捐方式，否则不能要求这份财富……由于一切施舍行为始自家庭，将本国所急需的钱财输往外国，并不是慈善工作而是愚昧行为。”威克利夫反对“英国教会本是整个教会或罗马天主教的一部分，因此该向她服从”这种观点，他主张英国教会的独立。“依据《圣经》之言，英国王朝应该是一个整体，而教士、领主与平民均属该组织的一员。”这种先于亨利八世的大胆言论，使国王的顾问都指示威克利夫对该问题不必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国会在11月28日休会。12月18日，摆好阵势的主教们终于发布了一道谴责训谕，吩咐牛津大学校长执行教皇所下的拘捕令。但该大学那时正处在学术独立的高峰期。它曾在1322年事先未请示其行政上司林肯郡的主教，即宣称有废除一位不称职校长的权力。1367年，它便已摆脱所有主教的控制。至少半数的教授支持威克利夫有表达意见的权利。牛津校长拒绝服从主教，并且否定任何高级教士在信仰问题上，超越大学而居于权威地位。同时，他也劝导威克利夫暂且隐退。但能保持沉默的改革家，实在很少。1378年3月，威克利夫在兰贝斯召开的主教大会中出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听证即将开始时，大主教从国王理查二世母后处接到一信，要其赦免对威克利夫最后的定罪；另外在议事进行中间，一群人忽从街头闯进，扬言英国人民不能容忍在英国境内的任何宗教裁判。主教们畏服于政府与人民的联合力量，暂缓对威克利夫的判决，而威克利夫再度胜利地平安回家。同年3月27日，格列高利十一世逝世，又数个月后，教皇的割裂分散削弱了教皇职位和整个教会的权威。威克利夫趁机再度展开攻击，发表了多篇文章（多半以英文写成），阐述他的反动异说。

经过多年奋战，由于辩论及年纪的影响，在我们看来，他如同一位严酷的清教徒。他并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更像一个战士与组织者。或许，他的论辩方式是极端无情的。他的嬉笑怒骂才能，已经纵横自如。他抨击修道士大讲贫穷之道，实际上却在聚敛钱财。他认为某些修道院是“贼窝、蛇窟、妖魔之屋”。他对“圣者的功绩能解救落入炼狱的灵魂”这一教理大加诘难。他认为基督同十二使徒并未教导赦罪的教义。如果教皇有能力将灵魂救出炼狱，那他为何不以基督的慈悲立刻携带它们出来？威克利夫极为激动地宣称“许多教士……以各种淫行玷污妇人、闺秀、寡妇与修女”。他主张，凡教士犯罪该受国家法律的制裁。他痛斥这批养狗放鹰、赌博、玩乐和捏造神迹、谄富、欺贫，对富者犯罪轻易宽恕，却将付不起什一税的贫民赶出教会的教士。他指控英国高级教士“剥夺穷人生计，却不反对压迫”；他们“视臭便士的价值高于耶稣的宝血”；他们的祈祷只是表演，并为他们从事的各项宗教活动收取税款；他们生活奢侈，乘坐配以金银鞍具的骏马；此种情形，路德所言的他似已预知。“买卖圣职之事已遍及各层教会……而罗马教廷的圣职买卖，为害最大。因为它最为公开，并在最堂皇神圣的色彩下掠夺了老百姓大部分的土地与财富。”教皇之间（在分裂运动中）丢丑的敌对行为、他们对开除教籍权力的玩弄及他们无耻的争权，“只有在教皇们效仿耶稣时，才能使人相信他们”。教皇或教士在精神上“是领主，甚至是国王”；但如果他总揽了世上财物或政治权威，他便不配担任圣职。“耶稣基督没有寸土之地，这位教皇却拥有帝国之半……耶稣至为谦卑……教皇却端坐在他的宝座上，使各郡领主低吻其足。”威克利夫俏皮地提示，这位教皇或许是《使徒行传》与《启示录》里预言的那位传播耶稣第二次降临时的假基督（Antichrist）。

据威克利夫之见，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使教会脱离一切财物的拥有与权力。耶稣及其门徒生活在贫穷之中，教士也该如此。所有的修道士与僧侣均该避免一切财物或奢侈，而重返完全受戒的生活。所有的教士则“该乐守清苦并与尘世的权欲绝缘”；他们该温饱自足，而依施舍为生。如果教士不能自动皈依清苦的传道生涯，则国家便予以干涉而没收其财物。“让领主与国王改善他们”，并“约束教士们，使其坚守耶稣所训诫的贫穷”。别让国王在这时恐惧教皇的诅咒，因为“没有任何人的诅咒具有上帝诅咒的力量”。国王单独对上帝负责，其权力直接来自上帝。威克利夫否定了格列高利七世与博尼费斯八世所宣称的“世俗政府该服从教会”这一教条，他认为国家在一切世俗问题上该居于领导地位，并且控制教会所有的财产，教士职位该由国王授予。

教士的权力在于主持圣典。威克利夫有见于此，远早于路德和加尔文。他否认秘密告解的需要，主张恢复早期基督徒所乐行的自动而公开的忏悔。“向教士私下告解……并不需要，这只是后来魔鬼带来的玩意儿；耶稣未尝使用秘密告解，其后的任何使徒，也未见用过。”这种告解方式使人民受制于教士，有时被滥用在经济或政治的目的上；又“利用这种秘密忏悔，修道士与修女可能共同犯罪”。依这情形来看，正直的教外人士赦免一位罪人，可能比邪恶的教士更有效。但事实上，只有上帝才有赦免之权。通常而言，我们真的怀疑由一位犯罪或异端的教士主持圣礼的合法性。一位教士不论其好坏，他绝不能将圣餐的面包与酒变成上帝的身体与鲜血。对于威克利夫来说，他知道一些教士声称能完成上帝所创造的奇迹，而实际上却一无所为，没有比这件事更使人厌恶的了。像路德一样，威克利夫否定了化体之说，但并不否认神的“实存说”（Real Presence）；也不必借神迹来解释，耶稣确是“精神的、真实的、实在的、有效的”存在，只是必须借面包与酒这些不会消失的实体存在。

威克利夫不认为这些思想是异端，但这种“同体”的理论使他的一些支持者哗然大惊。皇室约翰因而匆匆赶往牛津，嘱咐他这位老友对圣餐一事勿再发表任何言论（1381年）。威克利夫拒绝这一劝告，并在1381年5月10日发表的自白书中，重申其见解。一个月后，社会革命在英国突然爆发，所有财主为之震恐，从而对于威胁到各类财产（教外的或教会的）的任何主张，都转而冷眼以对。威克利夫现在已失去了政府中的大部分支持，而萨德伯里大主教被叛党暗杀，使威克利夫的死敌考特尼主教跃登英国教会首位。考特尼觉得，倘若威克利夫的圣餐之说传播开去，势将有损于教士的权威，也连带影响到教会道德权威的基础。1382年5月，考特尼在伦敦的黑衣僧修道院召开教士会议。他说服这一会议谴责其从威克利夫作品中挑出来的24项主张，并发给牛津校长一道强制命令，令他限制威克利夫在其正统性获得证明之前，不再从事任何教学或传道工作。此时，国王理查二世也因为这次几乎使他垮台的叛乱而改变态度，命令牛津校长驱逐威克利夫及其全部追随者。威克利夫不得已退回拉特沃思生活，仍受到根特的约翰的保护。

由于这次叛乱的一位主要领袖约翰·鲍尔（John Ball）对威克利夫赞扬备至，威克利夫尴尬之下，不得不发表几篇文章，以排除他与这一叛变的关系。他否认任何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并力劝其追随者耐心顺从其世俗的领主，坚定其死后获得补偿的希望。虽然如此，他仍不断地写小册子攻击教会，并组织“穷传教士”会，在人民之间散布其改革之说。这些“威克利夫派信徒”（Lollard），有些教育程度很低，有些则高为牛津学人。像初期的托钵僧一样，他们穿着羊毛黑袍，赤足而行；他们被人们看作耶稣精神的再现，所有人都被他们的热忱所温暖。他们所言所行，早已成为日后新教徒用来强调永为真理的《圣经》，以对抗谬误百出的教会传统与独断教条，并力主使用本国语言传道以纠正在神秘仪式上使用外国语言的错误。威克利夫以浅显有力的英文为这些俗家教士和知识听众，写了300篇传道文章和大量宗教论文。由于他欲使大家归向《新约》所传的基督教，他与助手合力翻译《圣经》，作为真正宗教上唯一正确无误的指引。1381年，只有一小部分《圣经》被译成英文，法文译本也仅供知识阶级使用。此外，传自古代阿尔弗雷德（Alfred）国王的盎格鲁—撒克逊译本，对于威克利夫时代的英国人来说，是很难了解的。鉴于异教徒像韦尔多派教徒（Waldensian）大为利用《圣经》，教会劝告人们不要阅读未经认可的译本；同时对早已预料到的每一教派乱译《圣经》，各事渲染，及任意解释所带来的教义的混乱，极为反对。然而，威克利夫坚决认为，《圣经》该被每个识字的英国人阅读。他本人翻译《新约》，《旧约》则留给尼古拉斯·赫里福德（Nicholas Hereford）与约翰·珀维（John Purvey）两人。全部译作则在威克利夫死后约10年完成。这一译本根据哲罗姆（Jerome）的拉丁版，而非希伯来的《旧约》或希腊的《新约》。这部译作虽非英国散文的楷模，却是英国史上的一件大事。

1384年，教皇乌尔班六世要求威克利夫赴罗马晋见，但另一个权威更大的召唤阻止了此行。1384年12月28日，这位风烛残年的改革家在参加弥撒时突然中风，3天后逝世。他被葬于拉特沃思，但康斯坦茨的宗教会议（1415年5月4日）却下诏令，挖掘其墓穴，投其骸骨于附近的河中。该会议同时又下令搜查他的作品，一一销毁。

宗教改革的所有要素均集于威克利夫：反对教士的陋俗；要求严格的道德；召唤人们从教会回到《圣经》，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回到奥古斯丁，从自由意志回到宿命论，从凭善行获救回到凭神宠获选；拒斥赎罪券、聆听告解与变体论等事；否认教士是上帝与信徒之间的沟通者；抗议将国家财富拱手让给罗马；请求国家终止再做教皇的附属；攻击教会拥有世上财产。若非这次大革命阻止了政府对威克利夫改革运动的保护，宗教改革在德国发生前130年，可能已在英国成形。

大叛乱（1381）

英格兰与威尔士在1307年的人口，据粗略估计约为300万，与1066年所推定的250万相较，只是一种缓慢的增加。这一数字一方面显示农业与工业技术进步迟缓，另一方面也显示了饥荒、疾病与战争对人口繁殖的有效抑制。在这块肥沃却狭窄的岛屿上，不能以其资源维持大量人口的生存。人口中约3/4为农民，而农民中又有一半是农奴。在这方面，英国比法国落后了一个世纪。

在英国，阶级的区分较诸欧洲大陆更为森严。当时的生活圈似乎只围绕着两个核心：优雅且骄慢的统治阶级，抱着希望且怀着仇恨的被统治阶级。以贵族领主而言，除了对国王的有限贡献外，他们是封地的主人，其权力甚至超出所辖地区之外。兰开斯特、诺福克与白金汉（Buckingham）诸地的公爵，其财产足与皇家相抗衡，尼维尔（Nevilles）、珀西两家的财富也不少。封建诸侯有权要求其附庸骑士与扈从效忠、保护，并穿戴其“仆役制服”（Livery）。然而，个人也可能从低阶层中崛起，一位商人的女儿也能钓得一名金龟婿并获取一个高贵的名衔。假如乔叟复生，他会惊异于他的孙女竟一变成为公爵夫人。中产阶级尽量模仿贵族的生活举止；他们在英国互以“主人”（Master）、在法国则互以“阁下”（Mon seigneur）相称呼；不久，每位男士又都成了“先生或君”（Mister或Monsieur），而每位女士则成了“夫人”（Mistress）或“女士”（Madame）。

工业的进展快于农业。1300年，英国所有的煤矿几乎都在开工，银、铁、铅、锡也在开采，各类金属的输出在全国外贸上居于高位。“英国土地下的财富高于地上的”这句话，已是家喻户晓。这一时期羊毛工业的兴起使英国富足。贵族地主将以前拨给农奴与佃户作为平常用途的土地一一收回，同时将一片片广大土地改为绵羊牧地，因为出售羊毛比种庄稼更能赚大钱。羊毛商一时成为英国最富有的贸易商，他们有能力将巨额的钱财贷借给压榨他们的国王爱德华三世。由于不想让英国本土的羊毛原料运往法国的佛兰德斯以供养别人的毛衣工业，爱德华三世（1331年起）引诱该地的织布匠前往不列颠，并经后者建议，终于在英国建立了纺织工业。随后，他禁止本国羊毛输出和大部分外国布匹的输入。14世纪末，布匹生产已取代羊毛贸易成为英国流动财富的主要来源，同时，英国达到半资本化的形态。

这门新工业需要许多技艺上的密切配合，包括织造、漂洗、梳毛、染色与整理等。旧式的手艺业公会已不能处理批量生产所需的精密合作，各项专业的劳动力由企业家组织、支持与控制。然而，英国不像佛罗伦萨与佛兰德斯等地那样形成工厂制度。大部分仍然靠小店里的老师傅、学徒及几个工人完成，或在小乡村的磨坊里利用水力，或在乡间家户中利用家务闲空，耐心地用双手在织布机上孜孜工作而成。手艺公会以罢工方式对抗这一新制度，但后者优越的生产方式征服了所有的抗力。那些竞相出卖劳动力与技术的工人，逐渐听由提供资本与经营管理的企业家摆布。城镇中穷苦的劳工大众“赚一文吃一文……没好穿的、没好住的，好日子时可以一饱，坏日子时只有挨饿。”当时英国城市的所有男性居民，均须征召参加公共工作，但有钱人家可以付钱免役。这一时期社会的贫穷情况也许不如19世纪早期那样可怕，但也苦涩难当。乞丐无数，他们居然还有组织，用来保护并管理这一行业。各教会、修道院与同业公会的救济，同样疲软无力。

在这种局面下，黑死病的侵入不只引发了一场自然大灾害，几乎也是一场经济革命。英国人民居地的气候虽适合植物生长却极不宜于健康；田野虽终年常绿，居民却易患痛风、风湿、哮喘、坐骨神经痛、肺痨、浮肿及眼疾、皮肤病等。各阶层人士都吃粗食，喝烈酒，以保温暖。“现在仅少数人活到40岁，”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e）约1340年说道，“活到50岁的，更少之又少。”那时的公共卫生尚在原始阶段；制革厂、猪栏、厕所的恶臭污染着空气；只有富室之家才装有自来水，大多数仍从沟渠或井里取水，甚至每周洗一次澡，用过的水也不敢浪费。贫苦阶级成了周期性削减人口的瘟疫的牺牲品。1349年，黑死病从诺曼底横渡海峡到达英格兰与威尔士，一年后侵入苏格兰与爱尔兰，然后分别于1361年、1368年、1375年、1382年、1390年、1438年及1464年又窜回英格兰。总结起来，每3个英国人中就有1个被夺走。约有近半数的教士死亡。后来英国教会受人指责的一些弊端，也许就是由于教士死亡太多，才将缺少适当训练与品格不合的人匆匆补缺的缘故。艺术也连带遭殃，教会建筑几乎停顿了30年之久。这时，道德趋于堕落，家庭束缚松懈，性关系泛滥，溢出了婚姻制度替社会秩序所设的防线。法律没有官吏来执行，而且常被漠视。

瘟疫与战争合作，加速了采邑制度的没落。许多农民由于丧失了孩子或其他援助，抛弃了租地迁往城镇。地主不得不以两倍于从前的工资雇用自由工人，以比过去更安适的条件来吸引新佃户，并以金钱换取封地上需要的劳力。另一方面地主们又苦于物价日益上涨，便诉请政府稳定工资。御前会议即刻颁发一道法令（1349年6月18日）以为对策，内容如下：

由于近来大部分老百姓，特别是工人和仆役都死于瘟疫，许多人……除非接受额外的工资，便不肯工作，有些人甚至宁愿行乞于市而不愿凭劳力过活。我们考虑到因特别缺乏农人及此类劳工可能产生的严重困难，并与主教、贵族及学者共同会商之后，规定各项如下：

1．凡年未满60岁具有体力者，生活无定，仍可工作者，均须受雇于人，否则送入监狱，直到寻到保人担保其工作为止。

2．倘工人或仆役于期前离去，将受监禁。

3．仆役工资照旧，不许多给……

4．倘技师或工人超额收取工资，将受判刑。

5．粮食须以合理价格出售。

6．任何人不得对有劳动能力的乞丐施舍。

这一法令受到雇主与雇工的普遍漠视，因此，国会又公布了一道《劳工法》（Statute of Labourers,1351年2月9日），特别规定任何工资不得超过1346年的标准，同时核定了大多数劳务与货品的价格，并为此设立一个执行机构。1360年的法令进一步规定，凡契约期或租佃期未满即行离去的农夫，可用武力强制返工，由和平法庭判决，还可在其眉上烙印。日益严厉的此类法案，在1377年至1381年施行。尽管如此，工资却仍在上涨，而由此产生的劳工与政府之间的斗争，激发了阶级冲突，新武器也交到叛乱者手中。

继之而起的叛乱，来源甚多。奴属地位的农人要求自由；自由佃农则要求停止缴纳高税，把每亩每年的地租降到4便士。有些城镇仍然隶属封建领主，也极欲独立自治。在解放社区，工人仇视商人的寡头政治，而工匠则因为贫困不安而反抗。所有人——包括农民、劳工大众，甚至地方教士——都指责晚年的爱德华三世与理查二世接位初期时政事的失当。他们质问为何英国军队自1369年以后连战连败，为何还要抽重税来支援这些败仗。他们尤其痛恨年轻国王身边的两位重臣萨德伯里与罗伯特·黑尔斯（Robert Hales），还有根特的约翰，认为他们是政府腐败与无能的先锋和保护者。

动乱与威克利夫派关系很小，但动乱者心理上多少受其影响。这次叛乱中的知识分子约翰·鲍尔，便喜欢引用威克利夫之言，而瓦特·泰勒（Wat Tyler）也跟随着威克利夫要求没收教会的财产。鲍尔是“肯特（Kent）的疯牧师”，他在会众间传播共产主义，在1306年被处以破门律。他变成了巡回传教士，经常抨击高级教士与领主的不义之财，要求教士守持基督福音式的贫穷，他也嘲弄各个争权夺利的教皇在分裂运动中分抢耶稣的圣袍。有两句话流传甚广，据说是他的名言：

亚当耕田夏娃织，

那时谁又是绅士？

意为：亚当耕地、夏娃织布时，在伊甸园里可有任何阶级区分？弗鲁瓦萨尔虽然酷爱英国贵族政治，但也曾引述鲍尔的见解：

我的好朋友们，除非万物平等，否则英国国内的问题将难以解决；只有在既无奴仆，也无领主，统治者不再是我们的主人时，我们才有好日子过。他们对待我们多么恶劣！他们凭什么奴役我们？我们岂不全都从同一祖宗亚当与夏娃而来？他们又凭什么显示出他们该高居我们之上？……我们被看成奴隶，如果工作不力，即遭鞭打……让我们见国王予以申告；他很年轻，我们可从他那里得到有利的答复；倘或不然，我们便须自己设法改善我们的状况。

鲍尔曾被逮捕过三次。当叛乱爆发时，他还在狱中。

1380年开始的人头税使不满达到高峰。政府这时濒临破产，国王抵押的珠宝将遭没收，而在法国的战争犹在呼求新的支援。10万英镑的重税又落在老百姓身上，凡年过15岁的居民均须纳税。引起叛乱的各种不同怨气也因新税而汇集一起。成千上万的人们逃避税吏，税收总额大为短绌。当政府派遣新的监督官搜捕逃税者时，人民拿起武器聚集起来反抗他们。在布伦特伍德（Brentwood），皇室的代理人遭人用石头赶出城外（1381年），同样的事件也在福宾（Fobbing）、科林亨（Corringham）与圣奥尔班（St.Albans）等地发生。抗税的群众大会数度在伦敦举行，城市的示威运动助长了农村的叛乱，并引导农民趋集城市，与那里的群众结合，“逼迫国王不使英国境内再有农奴存在”。

进入肯特郡的一群收税官遇到暴力的反击。1381年6月6日，一群暴民攻入罗切斯特的监牢，将囚犯释放，同时劫掠该城。翌日，他们推举瓦特·泰勒为领袖。此人来历不明，是一名退伍军人，这可以从他能将混乱的乌合之众编练得行动规律一致，而且很快使得他们服从其统御看出。6月8日，这群庞大的队伍，携带弓箭、棍棒、斧头与刀剑，会合肯特郡几乎每一个村庄的新兵，纷纷去攻击那些不得人缘的地主、律师与政府官吏之家。6月10日，这群人在欢迎声中侵入坎特伯雷，他们掠夺退位的大主教萨德伯里的宫室，打开监狱，并抢劫富豪的宅第。整个东肯特郡都发动了革命，一城接着一城起义，地方官吏纷纷在暴风雨前溜逃。豪门富室则逃难到英国境内其他地方，躲在偏远的处所，甚或捐献财物给革命党，借以免除进一步的损害。6月11日，泰勒挥军转向伦敦，在梅德斯通（Maidstone）将约翰·鲍尔从狱中释放；后者也加入行列，而且每天向这群人传教。他说，现在将开始他梦想和祈求已久的基督民主的统治，所有的社会不平等均将铲除，再也没有贫富贵贱之分，每个人都是国王。

同时，连带的叛乱也在诺福克（Norfolk）、萨福克、伯弗利（Beverly）、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剑桥（Cambridge）、埃塞克斯（Essex）、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萨塞克斯（Sussex）、赫特福德、萨默塞特（Somerset）各地爆发。在埃德蒙（Bury St.Edmund），人们将那位一向固执于修道院权力的修道院院长的头砍下。在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他们杀害了几位被认为插足英国贸易的佛罗伦萨商人。他们尽可能摧毁载有封建产权与义务的案卷、租约或特许状。因此，剑桥的市民便烧毁了该大学的特许状；在沃尔瑟姆（Waltham），修道院档案中的每个文件都被付之一炬。

6月11日，来自埃塞克斯与赫特福德的叛军接近伦敦北郊。12日，肯特郡的起义队伍刚刚渡过泰晤士河抵达萨瑟克（Southwark）。国王这方面并未作有力的抵抗。理查二世、萨德伯里与黑尔斯都藏在伦敦塔里。叛军领袖泰勒请求会见国王，但遭拒绝。伦敦市长威廉·沃尔沃思（William Walworth）下令关闭四座城门，但旋即被城里的革命志士打开。6月13日，肯特郡的革命队伍攻入首都，受到人民的欢迎，又有成千的工人加入。泰勒一方面监禁旧主约翰，予以善待；另一方面压制众怒，不许其手下侵犯约翰的府第。果然使约翰家中安然无恙，有一位想偷银杯的暴民便遭群众杀害。城内其他处却难免一劫：昂贵的家具被掷出窗外；富丽的幔帐被撕成碎片；首饰珠宝被打得粉碎；房子被烧塌；喝酒欢乐的叛军，有些醉倒在地窖中竟被人遗忘而活活烧死。嗣后，叛军转向教堂——那是英国律师的大本营，农民们永远记恨律师写过他们的卖身契和估算他们的财产去供课税的事，因此也把律师们的案卷全部付之一炬，并焚毁其建筑。纽盖特（Newgate）街与弗莱特（Fleet）街的监狱被打开，狂喜的囚犯都加入暴动。长达一个世纪的仇恨涌集在一天中发泄，群众也感到疲倦，他们一躺在城里空旷之地就呼呼入睡。

那天晚上，御前会议认为最好不让国王与泰勒单独会面。他们送信邀请泰勒及其随从于翌晨在伦敦北郊一个叫米莱·恩德（Mile End）的地方与国王理查二世谈判。6月14日，天刚破晓，除了不敢露面的萨德伯里和黑尔斯两人，这位14岁稚龄的国王冒着生命危险率领所有御前会议大臣骑马走出伦敦塔。这一小群人穿过聚集的人群到达米莱·恩德，埃塞克斯区的叛军早已等候在那里；以泰勒为首的肯特区叛军也跟随而至。理查二世似早已准备答应其所有要求，此番态度令泰勒甚感惊讶。英国全境废除农奴制度，所有封建领主制下的权利与义务一律终止，佃户的租额全部免清；并对所有参与叛乱的人民予以特赦。30位秘书立刻草拟对所有地区施用的自由状与赦罪令。在此，国王仅拒绝了一项要求，即不允许将皇室大臣与“奸贼”交给人民。理查二世答复叛军时表示，凡被控失职的政府官员，均应循正常的法律途径接受审判，倘发现有罪，定必予以惩处。

泰勒不满这一答复，因此率领人马赶往伦敦塔。他们发现萨德伯里大主教在小教堂里唱弥撒，便将他拖入庭院中，按倒在地，以木枕颈，行刑的刽子手是外行人，连砍八斧方将头砍下。叛乱者将黑尔斯及另外二人也如法炮制。他们给死去的大主教戴上法冠，把法冠用铁钉牢牢地钉在脑袋上。他们又用枪挑着砍下的头，游街示众，然后挂在伦敦桥的门楼上。那天剩余的时间都在屠杀。伦敦商人平日怨恨佛兰德斯人的买卖竞争，便怂恿群众悉数杀害城中的佛兰德斯人。为了判别可疑者的国籍，往往示以干酪面包，令其回答为何物，倘受嫌者答以“brod und käse”（佛兰德斯语与德语的“干酪面包”），或带上佛兰德斯的土腔，便立即没命。当天便有150名以上的外国商人与银行家在伦敦遇害，又有许多英国律师、税吏及根特的约翰的随从死在复仇者的乱斧下。小学徒谋杀师父，欠债人刺死债主。直到深夜，这群饱染鲜血的胜利者才停手歇息。

理查二世获悉此事后没有回伦敦塔，由米莱·恩德避往圣保罗教堂附近其母的居处。同时，大群从埃塞克斯与赫特福德来的叛众，由于争取自由特许状的成功，纷纷地高兴回家。6月15日，国王向留下的叛民发出一道委婉的咨文，要求他们在奥尔德桥（Aldersgate）外的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广场与其见面，泰勒表示同意。赴约前，国王恐遭意外，先行告解及领圣体，然后带着200名身上暗藏利剑的便衣扈从骑马前往。泰勒却只带了一名护卫到史密斯菲尔德广场。他重新提出条件，其内容虽未确实见诸记载，但仍包括没收教会财产，分之于平民的要求。于是当场引起一场争论，国王的一名侍从骂泰勒为贼，泰勒命其助手将该侍从打倒，但被市长沃尔沃思所阻，泰勒乃亲自挥剑刺向市长，后者因斗篷之下穿着甲胄防身，幸而得免，泰勒反为市长的短刀所伤。此时，国王的卫士们也一齐拔剑攻击泰勒，泰勒最后骑马冲回他的军队，大呼国王背信，倒在他们脚下而死。叛军深为对方这一平白无故的背信行为震惊，纷纷持箭上弓，准备发射。叛民人数虽已减少，但据弗鲁瓦萨尔估计有两万人，仍可压倒国王的卫队。此时，理查二世勇敢地骑马走向他们，一面喊道：“你们将射杀你们的国王吗？我将做你们的首领，你们可以从我这里获得你们要求的。你们只要跟着我走到外面的广场即可。”他骑马慢慢走出，心里却对群众是否会听从或宽恕他很是怀疑。这时，叛民们先是踌躇不决，最终都跟随在国王之后，而大部分皇家侍卫，也掺和在他们的队伍之中。

市长沃尔沃思急忙掉转马头奔回城去，一面传令给城内24区的市议员，速领所能召集的武装兵力加入阵营。最初许多市民同情叛党，这时也都被他们的乱杀乱抢吓怕，凡是有财产的市民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财产竟无保障。因此，伦敦市长一声号召，仿佛突然由地底钻出了听他指挥的7000名士兵。他率领这群城内队伍又回到史密斯菲尔德广场，重新守护国王，并建议歼灭叛军。理查二世拒绝此举，因为叛军既曾礼遇国王，未敢相犯，他这时便应表现出宽宏大量。他宣布他们可以安然地自由离去。埃塞克斯与赫特福德两地余留的叛军旋即解散，而伦敦的乱民也各回原处，只有从肯特来的叛军尚逗留未去。他们通过城市时受到市长手下武装人员的围堵，但国王下令不准任何人干扰他们，这群人才得以安然开走，凌乱地沿着肯特旧路回乡。国王这时也回到他母亲身边。她喜极而泣地对国王说：“啊，好儿子，母亲这一天可为你担心死了，折磨够了！”“是的，母后，”这位孩子回答道，“我知道得很清楚。现在我们要高兴地感恩、赞美上帝，因为今天我已恢复了失去的祖宗遗产和英国王位。”

也许是受那位拯救他的伦敦市长的影响，理查国王在6月15日同一天发出一道谕告，驱逐凡在伦敦未住满一年的居民，否则处死。市长沃尔沃思带领人马在大街小巷大事搜查，捕捉了很多外来客，并杀害了其中一些人。这些俘虏中有一位叫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的，他显然是在苦刑之下供认出，肯特的群众曾计划推举泰勒为王。同时，埃塞克斯的起义者也推派了代表团抵达沃尔珊，要求国王正式批准他在6月14日所许下的诺言。国王理查二世回答说这项诺言是被迫而出，因此无意信守；相反，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仍然是农奴，并且将永为农奴。”他同时威胁说，凡继续武装叛乱者，均将受到严厉的处分。愤怒的代表们因而重新召集部属，再谋叛乱；其中有些即听命叛乱，但因受到沃尔沃思手下的大量屠杀而人数锐减（6月28日）。

7月2日，这位愤怒的国王取消了叛乱期间他所承诺的一切赦书与特敕令，并开始着手查办这次叛乱首脑人物。上百人因此遭受逮捕、审判，其中有110位或更多的人被处死。约翰·鲍尔也在考文垂（Coventry）被捕，他大无畏地直认自己在这次暴动中的领导角色，并拒绝要求国王宽宥。他被处吊刑，并被车裂分尸。他与泰勒、杰克·斯特劳等叛民首脑人物的头取代了萨德伯里、黑尔斯的头，高挂在伦敦桥头作为装饰。11月13日，理查二世向国会报告经过。他说，如果到会的高僧、贵族与平民愿意解放农奴，他也十分赞同。到会人士几乎全是地主，他们不能认可国王有处置他们财产的权力，所以他们投票一致赞成维持现行的封建采邑制度。落败的农民只得重操犁锄，而愁苦的工人也只有回到机器旁边。

新文学

英语已渐渐成为文学的适当媒介物。1066年诺曼底人的入侵，曾一度阻止了盎格鲁—撒克逊语演进为英语。这时，法语曾一度成为这一王国的官方语言。新的字汇与成语逐渐形成。这时的英语基本上是条顿语，但掺杂着高卢词来修饰。与法国的长期战争，可能激发了英国人反抗敌人的语言统治本国。1362年，英语被宣布为法律上与法庭中的通用语；1363年，上议院议长在国会上以英语演讲而开创了先例。这时，学者、史学家与哲学家（甚至到培根时代），虽仍继续以拉丁文写作以招徕国际读者，但诗人与戏剧家已使用英语。

现存最早的英语戏剧为“神迹剧”，一种宗教故事的戏剧化。它在约1350年排演于英格兰中部，剧名为《悲惨的地狱》（The Harrowing of Hell），内容为撒旦与耶稣在地狱门口展开舌战。14世纪，由城镇的同业公会来排演成套的神迹剧已成风气。主办的每一出戏，其题材通常来自《圣经》。演员们带着布景、坐着巡回车，在城里闹市中心搭设的临时舞台上演戏。嗣后几天则又轮到其他演员来演出同一《圣经》故事的后几场戏。目前为人所知最早的这类神剧，当推1328年的切斯特（Chester）神迹剧。1400年，同样的整套神迹剧也在约克、伯弗利、剑桥、考文垂、威克菲尔德（Wakefield）、汤利（Towneley）、伦敦各地演出。早在1182年，拉丁神迹剧渐渐发展为一种称作“奇妙之事”的新型剧，通常以某些圣者的神迹与受苦难为主题。约1378年，又出现一种叫作“道德剧”的变体，是用一个故事来说明某一种道德观念。这一形式到《凡人》（Everyman）而达到顶峰（约1480年）。15世纪初，我们也听到过无疑已成为老套表演的——幕间插剧，它并非是正式的戏，而是由两位或两位以上演员表演的一种插科打诨的杂剧。其题材不限于宗教或道德，可能是通俗的、幽默的、亵渎的，甚至是淫猥的。当时，歌舞团常在贵族或厅堂上，在市镇和乡村的广场上，或在五方杂处的客栈庭院中表演杂剧。1348年，埃克特（Exeter）建立了自古典的罗马剧场以来第一座知名的英国剧院，也是第一座欧式风格的剧院，经常专门用来演戏。多彩多姿的伊丽莎白舞台上的喜剧，由杂剧演化而来，而其悲剧则来自神剧与道德剧。

第一首优秀的英语诗歌——最奇特而有力的诗歌之一，自题为《威廉眼中的农夫彼尔士》（The Vision of William Concerning Piers the Plowman）。其作者有待查考。如果此诗为自传性质，我们便可指其作者为约1332年出生的朗格朗德。他担任过许多小圣职，但从未成为教士；他流浪到伦敦，借着为死人在弥撒时唱圣歌而换取一饱。他生活放荡，犯了“贪色”之罪。他有一个养女，也许又娶了她的母亲，三人同住在康希尔（Cornhill）的一间小屋里。他形容自己为一个高大、瘦削的汉子，身穿暗色外袍配称着他黯淡的幻想。他喜爱自己的诗，曾三次出版印行，而每一次都增加篇幅。像盎格鲁—撒克逊诗人一样，他不押韵，只使用韵律不规则的头韵诗。

开始，他描写自己熟睡在一座叫莫尔文（Malvern）的山丘上，梦见一处“满是人群的田野”——无数的富人、穷人、好人、坏人、年轻人、老年人——其中有一位美丽而高贵的女郎，他认为她是代表神圣教会的。他于是跪倒在她跟前，不求“财宝”，而只求指示“如何救我灵魂”。她回答说：

历尽一切富贵，方知真理是宝。

口说真话，唯此是要，

凡遵此而行，待人无傲者，

即为奉行福音之道……且近似我等救主。

在第二场梦里他见到了人类七大罪，他在每项罪衔下，用猛烈的讽刺揭发人性之恶。随后农夫彼尔士（彼得）在诗中出现。他是一位模范农人，诚实、友善、慷慨，受到大家的信赖，辛勤工作，本分地与妻儿一起生活，还是一位教会的虔诚子民。不久，他又见到一个彼尔士化身为肉身的基督，化为使徒彼得，化为教皇，终而在教皇的大分裂与假基督的临世里消失。这位诗人说，教士已不再是救世的圣徒，他们中许多已趋堕落，他们欺骗诚朴者，为贪报酬而赦免富人，交易圣职，为一块钱可以出卖天堂。一个基督徒在如此世界中将欲何为？朗格朗德表示，他必须勇往直前，冲过一切干扰阻力与腐败风气，去追寻活的耶稣化身。

《威廉眼中的农夫彼尔士》包含一些废话，晦涩的比喻，也确实使需要作者明叙道德义务的读者感到厌倦，然而不失为一首真诚的诗歌。它坦直地攻击恶棍，生动地描写人世，其笔触与优美的格调，在14世纪的英国文学上，仅次于《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其影响甚为显著，彼尔士在英国叛党们眼中，变成正直、无畏的农民的象征。约翰·鲍尔将他介绍给1381年埃塞克斯的起义者。迟至宗教改革，仍借其名衔批评旧的宗教组织和要求新秩序。于梦境结尾时，这位诗人使教皇彼尔士再度化归为农夫彼尔士。最后他下了结论，假使我们全都像彼尔士那样成为一个单纯朴实、身体力行的基督徒，那就是最伟大也是最后一次的革命，其他一切，均非所需。

高尔是个不很浪漫的诗人，较之神秘的朗格朗德，显然特别不同。他是肯特地方的富有地主，博览经书，深研三种语言。他也攻击教士的罪过，但震惊于威克利夫派的邪说，同时对曾以啤酒和谷物自乐而今却贪求肉食、牛奶与干酪且日趋狂傲的农民，感到惊诧。高尔说，有三样东西若失去控制，便会显得残酷无情，那就是水、火与暴民。由于厌恶今世，又担忧来世，品高的高尔于老年时隐居修道院，双目俱盲而在祈祷中度其晚年。当时人均钦佩他的德操，但对他的古板脾气与风格并不赞同，因此，人们以乐观的心情转向乔叟。

乔叟（1340—1400）

他是英国嬉乐时期中的人物，充满着嗜酒好斗的血性，他能够无视人生途中的自然困阻，并以宽容的幽默拔除生命的荆棘。同时，他用大诗人荷马的闳肆笔调和法国文人拉伯雷的泼辣风格，描绘英国各阶层的生活。

乔叟之名，就像其语言一样繁多，源自法语，意为“鞋匠”，可能读成“绍叟”（Shosayr）之音。他父亲约翰·乔叟（John Chaucer）是伦敦一位酒商。小乔叟从书本与人生两方面获得了良好的教育；他的诗极富男女两性、文学与历史方面的知识。1357年，乔叟被官方录为后来的克拉伦公爵（Duke of Clarence）的家仆。两年后，他调往法国作战，失败被俘，旋由爱德华三世赎回。1367年，他当了“英国皇家卫士”，年俸20马克。国王爱德华经常带着仆从漫游，乔叟大概也曾一起随行，得以到处领略英国风光。1366年，他娶了王后的宫女菲利普，争争吵吵地相偕生活到她去世。理查二世接位，继续付给乔叟年金，而兰开斯特公爵——根特的约翰——则每年另加10英镑，此外尚有其他贵族的赏赐。这或许可以解释人生阅历如此丰富的乔叟，为何独对民间的这次大叛乱，充耳不闻。

在崇拜诗歌与辩才的当时，派遣文人出国担负外交使命，是一种惬意的时尚。乔叟即因此膺命与其他两位代表出使到意大利的热那亚商谈贸易协定（1372年）;1378年，他又与爱德华·贝克利男爵（Sir Edward Berkeley）前往米兰。谁晓得他这时会遇上多病的薄伽丘与苍老的彼特拉克？无论如何，意大利总带给他一种转变的启示。他在那里看到一种比英国更为优雅、更具修养、更精致的文化。他对古典文学产生了一种新的崇拜，至少对拉丁文是这样。曾影响他早期诗歌的法国感染力，现已退让给意大利的思想、诗体与题旨。等他最后回国、重见故国人物时，他已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而且成熟老练、世故通达。

当时，无人能在英国凭写诗过活。我们姑且假定乔叟的年金足可供其日常使用。1378年之后，其年金总数约相当于现在的1万美元；此外，他的夫人又另从根特的约翰与国王那里享受她的年俸。无论如何，乔叟总觉得有再担任些政府各种职务来补充收入的需要。他充当“关税与补助金监督”达12年之久（1374—1386年），在此期间，他的居处与奥尔德盖特（Aldgate）塔傍邻。1380年，他付给塞西莉亚·肖梅培娜（Cecilia Chaumpaigne）一笔钱，数目不详，使她撤回控告他强暴的案件。1385年，他受命为肯特郡的调解法官；1386年，他被选入国会。在公务之暇他从事诗歌写作。

他在《盛名之家》（The House of Fame）一书中描写自己在“忙完账务”后匆匆返家，然后埋首书中，“像块石头”呆坐，又如一位隐士生活在贫穷、清高与安守天命中，同时以其才气“从事著书、写歌与作有韵的小曲”。他说他年轻时写过“许多歌曲及淫猥的叙事诗”。他将包伊夏斯（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哲学的慰藉》（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一书翻成清雅的散文，又将纪尧姆·洛里斯（Guillaume de Lorris）的《玫瑰传奇》（Romaunt de la Rose）译为优美的诗歌。他开始写作可以称之为主要的小品诗：《盛名之家》、《女公爵传》（The Book of the Duchess）、《众鸟议会》（The Parliament of Fowls）、《贤妇传》（The Legend of Good Women）。这些虽未完成，但他是比我们领先一步的。他这些小品诗在题旨与形式上，仍脱胎于欧陆，作者本人虽具雄心，但免不了还是有小心尝试和公然模仿的毛病。

在他最好的单行诗《特罗伊拉斯与克莱西德》（Troilus and Criseyde）里，他继续模仿，甚至直译。但在他所抄袭薄伽丘2730行的《菲洛斯特拉托》诗篇中，他却加上了5696行属于其他来源或自行新创的东西。他不做欺骗之举，一再提到原书来源，而遗憾不能全予译出。这种方法，被认为合法而有用，因为即使高级知识分子在那时也并不能了解本国以外的方言。正如希腊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剧作家认为的，情节是共有财产，而艺术在于体裁。

不管如何贬抑，乔叟的《特罗伊拉斯与克莱西德》算得上是第一首伟大的英文叙事诗。小说家司各特（Walter Scott）评之为“略嫌冗长”——事实也如此，而诗人罗塞蒂（Rossetti）则誉之为“也许是最美丽的英语叙事长诗”。此说也属确实。因为所有长诗，不论多美，总容易流于沉闷。情感本是诗歌的精髓，而此经过8386行的情感，将变为平淡乏味，几乎可与欲念的发泄一样快速。追求女人也从未需浪费如此多的笔墨，而爱情亦绝少因为这种漂亮却无关的修辞，动人的夸吹与好听的言语，而变得踌躇、沉思、迟疑及屈服。在爱情曲折婉约的心理上，只有理查德森（Richardson）密西西比河式的散文，足与这种尼罗河式的诗体抗衡。但即使这种夸大的言词、无穷的堆砌字句与一味表现的无益杂学，仍难抹杀此诗的价值。这首诗毕竟是哲理性的故事，它表现女人如何为爱情而生，若甲在迢迢千里之外，她不久又如何移爱于乙。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一个人物，即潘达罗斯（Pandarus）。他在史诗《伊利亚特》里原是特洛伊城郊利西亚（Lycian）军队的统帅，在此诗里却变成一位精力充沛、诡计多端、锲而不舍的淫媒，诱导特罗伊拉斯（Troilus）与克莱西德这对情人犯罪。他的名字即因此附带有这一意义。特洛伊拉斯原是一位投入驱逐希腊人阵营的勇士。他原轻视倒在温柔怀抱里而成为欲望的奴隶之徒，但这回却一见钟情地迷上了克莱西德，从此废寝忘食只思念着她的美丽、温柔与贤惠。另一方面，热切等待的克莱西德在这位腼腆的斗士写出6000行诗向她求爱后，才放心地倒入他的怀抱。这时，特罗伊拉斯立刻将两个世界置诸脑后：

其他一切的恐惧均不在意，

围城之急与得救之益。

乔叟在竭力完成这一狂欢高潮的情节后，为了使这首诗免于单调乏味，又很快结束这对情人的喜悦而归引到悲剧上去。且说克莱西德的父亲叛归希腊，愤怒的特洛伊人遂将其女押送敌方以换回被俘的安特诺尔（Antenor）。这对心碎的情侣因而互以至死不渝的誓言，惨然分手。送入希腊之后，克莱西德被赏给狄俄墨得斯（Diomedes），这位新勇士潇洒英俊，立刻慑住了这位佳人的心灵，因此，她以一纸情书尽吐私怀，钦慕而委身以事。特罗伊拉斯见而大愤，冲入敌阵寻找狄俄墨得斯，却不幸死于阿喀琉斯（Achilles）的矛下。乔叟最后向圣父、圣子、圣灵虔诚祈祷而终结这幕恋史，他也以愧疚心情将这首诗呈给“品行端正的高尔，以求指正”。

他在约1387年开始写《坎特伯雷故事集》。这是一部灿烂的巨构，在情节中，乔叟加入了在萨瑟克区的泰巴旅馆（Tabard Inn，他常在那里豪饮）里一群形形色色的不列颠人。他们一齐策马前往坎特伯雷的贝克特（Becket）大教堂朝拜。他借他们的口讲述积存在这位诗人心头上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的故事与思想。这种把许多故事编集在一起的手法，曾使用过多次，但以这次最成功。薄伽丘在《十日谈》里搜集了100个同一阶层的男女人物，他并没有突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乔叟却塑造了客栈里如此迥异而又真实的人物，用这些人物表现英国生活，似乎比历史上的芸芸众生更为真切。他们不但居住在大地上，并且真正在熙来攘往，他们能爱、能恨、能哭、能笑。他们沿路策马前行时，我们不仅听到他们所说之事，而且可获悉他们本身的烦恼、争闹与人生观念。

在此谁会反对我们再引述他作品中那些清新活泼的开头诗句？——

四月春雨润甜了

三月的干草，而直透其根，

丝丝经络都浸沐在汁液之中，

百花因而怒放，

风神也以甜蜜的气息

鼓舞着每一田野与草原上的

柔嫩作物，而朝日春阳

在白羊宫行已半程，

小鸟歌声婉转，

夜里则开眼而眠。……

此时人们齐盼动身朝拜……

那远近闻名的遥远的圣地……

我躺在萨瑟克的泰巴旅馆

抱着满怀虔诚的勇气准备前往

坎特伯雷朝圣，

整整二十九位伙伴，

夜里来到客栈

他们各形各色，因机遇

而结为同伴，他们全是朝香客，

欲策马前往坎特伯雷。

乔叟随后在他无与伦比的序诗里，以神来之笔一一介绍这些人物：

其中有位骑士，足可尊敬，

自他首次出征，他即

喜爱骑士精神，

真理与荣誉，自由与谦恭……

他征战共十五次，

在特拉迈斯内为我等的信仰而战……

他虽勇武，但也精明，

其风采柔和如少女。

终生未尝道一个粗鄙字眼，

他的确是十全十美的彬彬骑士……

继则为骑士之子：

一位年轻的骑士，

一位情人，与一位活泼的单身汉……

他爱得如此狂热，故夜晚难寐

睡得比夜莺还少。

随后是位侍候骑士及骑士护从的家仆，再则为一位最迷人的修女：

这里也有一位修女，

其微笑充满着淳朴与羞怯，

她在圣路易斯教堂许下大愿，

而被称作爱伦汀女修士。

她擅唱圣歌，

鼻中细吟礼拜之曲……

她满怀仁慈与悲悯，即使见一只老鼠

陷入捕机，而流血或死亡，

也将为之啜泣。

她有只小猎犬，饲以

烤肉或牛奶与剩面包；

设若其中一只死亡，她便伤心饮泣。

臂上挂着小珊瑚制的

全饰以绿色的小念珠，

胸前复挂着一枚金碧辉煌的饰物，

先有一个带冠饰的A字，

再接着写着“爱”征服一切。

另外还加上一位修女、三位教士、一位“喜好狩猎”的酒肉和尚与一位榨取信徒口袋无出其右的修道士：

寡妇虽无一鞋，

然她笑脸迎人，

走前犹要索取一文。

乔叟比较喜欢年轻的哲学学子：

他也是牛津的一位学士，

很久以来即花费时日钻研逻辑，

像把挖地的耙子

我保证他身材不胖，

看起来严肃，瘦削。

他宽大的短外袍已经破裂。

他既未接受圣俸，

也未如此汲汲求职。

他床头上放置着

二十册黑皮或红皮书，

他爱好亚里士多德及其学术

比对锦衣玉食或欢乐弦琴

更为照顾、关注。

除非必要，他口不多述，

然其言词，尽为美德的玉珠，

怡然自得。

他学不厌，教不倦。

此外尚有很多人为之效劳的“巴斯一妇人”，一位“充满神圣思想与善行”的穷牧师，一位农夫，一位磨坊老板，他“鼻顶上有颗疣，上面长着一撮像母猪耳朵上的鬃毛一样的红毛”，一位客栈或大学的“采办员”，一位“领地总管”，及一位“传令兵”：

他是个温和友善的家伙，

人们再难找到的好人。

他愿为一壶酒而将自己的姬妾

让一年给一位合意的人，

并且还完全替人遮盖。

他身边

跟随着一位和蔼的赦罪者……

他的钱袋摆在他膝前，

满装着罗马印行的新赎罪券。

另外还有商人、讼师、“自由产业人”、木匠、织布匠、染匠、室内装饰匠、厨子和一位船夫。乔叟本人，则窘迫地站在一边，“庞大”得难以拥抱，而且“一直垂视地面，好像在搜寻野兔”。很重要的是，泰巴旅馆的东道主发誓说他从未招待过如此高兴的一群人，他真诚地提议一齐去朝圣，而且愿做众人的向导。他建议为了打发56英里的官途行程，请每一位进香客于往返途中各讲两个故事，讲得最好的，“大家于归来后，凑份子请他吃便饭”。大家一致同意。这幕人间喜剧的活动背景在此暂落，接着开始起程上路。一位宫廷骑士开头讲第一个故事。他叙述的是名叫帕拉蒙（Palamon）与阿尔西特（Arcite）的两位好友，看到一位少女在花园里摘花，同时爱上了她，结果为了她而做一场殊死的决斗，来争夺这位可人儿。

谁又相信这支如此浪漫的笔，竟会从这种骑士似的浮华风格转向磨坊匠故事那种粗俗下流的情节？这位磨坊匠一直酗酒不停，其在头昏舌溜之下吐出惯常说的下层粗话，这固不足怪。乔叟为这位磨坊匠及自己道歉，只要为了要如实报道之故。他请求正经的读者挑选那些“文雅、道德与神圣”的故事。关于《修女的故事》（Prioress's Tale），先以清甜的教义解释序幕，继则重述一个犹太人杀害了一个基督徒孩童的残酷传说。这城镇的市长迫于职责而逮捕了城内的犹太人，并将其中一些折磨至死。在《赦罪者的故事》（Pardoner's Tale）序诗里，乔叟又从这种虔诚的叙述转到对圣物与赎罪券贩卖者的尖刻讽刺。这个故事早在路德向世界鼓吹之前，已流传数世纪之久。但在《巴斯妇人的故事》（Wife of Bath's Tale）序诗里，我们的诗人一方面降到了道德的最低点，而另一方面也达到了文字力量的顶峰。这是借一位婚姻专家的淫猥之口对贞操与独身生活的强烈反抗。故事中，这位荡妇自12岁起便先后拥有5位丈夫。她埋葬了4位，现又在期待着第6位以解青春寂寞：

上帝令我们繁衍种族……

只是未示确切之数，

重婚或多婚，

人们为何责其邪恶？

看，这位贤明的国君——所罗门王，

我知道他拥有三妻四妾；

啊，愿上帝也赐我此福，

使我舒爽如所罗门

但不幸，不幸，爱情却常被认为是罪恶！

我们不便引述她生理上的自诉，也不拟叙说《传令兵的故事》（Somnour's Tale）中类似的男性自白。乔叟在后一故事里曾对他的浮夸笔调作分析研究。这种态度在我们读到《牛津士子的故事》（Oxford Cleric's Tale）里那位百依百顺的格丽塞尔达（Griselda）传奇时，便明朗起来。即如薄伽丘和彼特拉克对苦闷男性魂牵梦萦的这种传奇情节，都无法写得如此传神。

乔叟序诗中许下的58个故事只说了23个。也许他与读者都觉得500页的篇幅便已足够，再不然他或是江郎才尽了。这条滚滚水流，有几段浑浊不清，明眼人将会跳越过去。虽然如此，这条深缓的水流仍然轻载着我们前行，给我们清爽。正如诗人骋目优游于绿意盎然的两岸，而不是那伦敦的古老城门——尽管泰晤士河就在近处。诗篇中若干对自然美景的赞颂，虽属陈腔老调，但由于出自内心的感受与情感的自然流露，作者在世故人情上亲自体会的锐利观察，及莎士比亚才有的丰富意象和明比暗喻手法（如赦罪者“登上了讲坛，像一只鸽子在谷仓墙上，朝东朝西地向会众不住点头”），也勾勒出活泼生动的画面。乔叟使用的东英格兰中部方言，也由此而成为英国的文学语言——一种足以表达思想上一切典雅与精致的丰富语言。英国老百姓的语言现已首次成为伟大的文学艺术媒介。

乔叟的作品，像莎士比亚一样，大部分都是转手题材，取自他人：《骑士的故事》（Knight's Tale），取材于薄伽丘的《苔塞伊达》（Teseide）；《格丽塞尔达》（Griselda）来自《十日谈》，另外十数篇则源溯到法国的故事诗（fabliaux）。这种民间弹词故事也许可用来说明乔叟有些作品中的淫秽笔调。但大部分的故事，除他自己知道外，均无来源可考。他无疑与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持同一看法，认为必须偶尔给下层人士一些荤笑话，轻松一下脾胃。乔叟使他笔下的男女各依其背景身份与生活方式言谈。此外，他一再表示这伙人是老酒喝多了。大体来说，乔叟的幽默是健康的——面对着清教徒的枯燥生活，酒足饭饱的英国人那种称心快意的幽默，奇妙地加入了现代英国人的狡猾机智。

虽然乔叟熟知人类的过错、罪恶、愚昧与虚荣，他还是热爱人生；只要人们不过分地捉弄别人，阴损缺德，他都能予以忍受。他很少否定事物，而只是实描实写。他虽讽刺《巴斯妇人的故事》中那类中下阶级的女人，另一方面也欣赏她的活力。他对女人严酷，他那种尖酸的讽刺与评责，显然像一位打败仗的丈夫在夜晚与太太争吵后用笔展开报复。但一方面他也会温柔地颂扬爱情，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恩赐，并且把画廊挂满名女人的画像。他排斥以出身门第自炫的假上流人物，他只称“行为高洁者才是上流人物”。但他也不信任低层平民的变化不定，凡将命运寄放于群众或与暴民为伍者，他都视为愚蠢。

他完全摆脱当时的迷信习俗，他暴露了炼丹士的欺骗伎俩。他笔下的有些讲故事者虽曾提到星象之事，他自己却驳斥这件事。他为儿子写下一篇有关天象仪的论文，其中颇多符合现代的天文论调。他并不是一个博学的人，只因为他喜欢炫耀所学。他的作品里塞满了属于罗马哲人包伊夏斯的大堆理论，他甚至在《巴斯妇人的故事》也引述塞涅卡这位哲学大师之言。他虽然提及哲学与神学的某些问题，也仅是耸耸肩，无能为力而已。像一般人一样，或许他觉得一位精明的哲学家，决不愿把他自己的“形而上”学说随便透露。

他是一位基督徒吗？在《传令兵的故事》的序诗与主文里，他对修道士的无情讽刺与粗鲁笔调，实在无出其右，虽然正统派人士对这些教士也曾展开多次攻击。乔叟不时提出他对某些教条的怀疑：他与路德一样，无法将神的预知力与人的自由意志调和在一起。他先借特罗伊拉斯阐释宿命论之义，在尾页的跋诗中又予以否定。他一方面笃信天堂与地狱，一方面又不惜篇幅解说天堂地狱之界，无人能证实走过去的人生旅客能够再回来。他显然受到善恶之争无法相容的困扰，因此，以一种大胆如波斯诗人奥玛·开俨（Omar Khayyàm）的谴责而让阿尔西特质问神的公平正义：

啊，残酷之神，以你永世律令之索

统治这尘世，

复在磐石勒记你的诏令与赐恩，

人类在你眼里何异于

挤在栏中的羔羊？

人被杀戮，被视如与其他野兽一样，

有的被捕入狱，岁月悠长，

再加病患，或是灾殃，

又时常犯罪，必然这样！

今日成何世路，

罪孽竟然折磨无辜？

兽死犹无痛苦

人死尚须悲欢与号哭

我为众神代做答诉。

乔叟晚年想再捕捉年轻时代的虔诚。在其未完成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加上了“乔叟的祈祷”一节，请求上帝与世人宽恕他的淫秽与虚荣，并愿“有生之年……悲省吾过，同时研究自救灵魂之道”。

最后的几年，他以前那种生命的享受已变为抑郁寡欢。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追忆他年轻时的自由自在，这是常情。1381年，他被理查二世任命为威斯敏斯特及有关皇家宅邸司账。10年后的他，只有50岁出头，但健康似已崩溃。此时，其体力已不胜负荷其职责，只有退休。嗣后，我们没发现他再担任任何职位。他的经济状况也因而窘迫，最后甚至为了6先令8便士这点小数目，也低头求助于国王。1394年，理查国王赐给他每年20镑的年金，以终其生。这笔钱并不足够，他再向国王乞求每年赏一大桶酒，结果也如愿以偿（1398年）。就在那年，他又为欠14镑钱被控诉，竟至无力偿还。他死于1400年10月25日，葬在威斯敏斯特，是第一位能在那里接受葬礼的伟大诗人。

理查二世

“理查二世，”英国史学家拉斐尔·霍林谢德（Raphael Holinshed）写道，“相貌不凡，受人爱戴。如不受周围恶言邪行的影响而改变，他本性至善……但他现已挥霍无度，野心勃勃，沉迷于声色之乐。”他喜欢读书，并资助乔叟与弗鲁瓦萨尔。大叛乱时，他也显示出勇气、镇静与明决的行动。自那次危机元气大伤后，他又陷入另一个损伤元气的危机——奢侈中，而将政府交给那批浪费公帑的大臣手中。结果，格洛切斯特（Gloucester）的托马斯公爵，阿伦德尔（Arundel）的理查伯爵与爱德华三世的孙儿亨利（Henry Bolingbroke）组织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予以对抗。这一派人主宰着1388年的“残酷国会”（Merciless Parliamont），后者曾弹劾并绞死了国王左右的10位助手。1390年，这位23岁年轻力壮的皇帝积极负起责任，遵行宪法，安治国政达7年之久——依照法律、传统与选派的全国代表行事。

波希米亚出生的安妮皇后（Queen Anne）之死（1394年），使国王丧失了一位健全与温和的内助。1396年，他再娶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女儿伊莎贝拉，希望与法国巩固和平关系。但她仅是一个7岁的女孩，国王只有与所宠爱的男女厮混。这位新皇后随身带着一批法国扈从到伦敦，而这些人也带来了法国的风习，或许引入了绝对君权的观念。当1397年国会呈文指责宫廷的奢华时，理查二世竟傲然答复说，这是国会管辖以外的问题。他同时要求查出提出这个诉愿的议员姓名，怯懦无用的国会竟然屈从，判处这位提议者死刑，反而是国王予以赦免。

随后，格洛切斯特公爵与阿伦德尔伯爵突然离开伦敦。国王怀疑他们将图谋不轨，便下令拘捕他们。结果阿伦德尔伯爵理查遭砍头，格洛切斯特公爵托马斯则被窒息而死（1397年）。1399年，根特的约翰逝世，留有一大笔财产，国王因需财力远征爱尔兰，就没收了这位公爵的财产，这引起贵族的恐慌。当国王平定爱尔兰之际，根特公爵那位被放逐同时也被剥夺遗产的儿子兼继承人亨利，也率领着一小支军队在约克郡登陆。这支小军队因有强大的贵族声援，急遽扩大。理查二世国王返回英国时，眼见叛军势大，自己兵力寡弱，而友军又纷纷恐慌逃离，只好连人与宝座一齐投降，亨利登基为亨利四世（1399年）。1154年，由亨利二世开始的金雀花王朝便如此结束；而至亨利六世而告终的兰开斯特王朝也由此产生。理查二世以33岁的英年死在庞蒂弗拉克特（Pontefract）的监狱中（1400年）。其死一说可能由牢里的严寒所致，而霍林谢德与莎士比亚则认为是被新王的手下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