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古欧洲（1300—1460）

土地与劳力

由于人类生存在有形的地理环境中，山川、河流和海洋把他们分割为发展各异的群体。在半隔离的状态下，言语与教养、气候的特性、风俗及服饰等都不相同。人类因受不安全感的驱使，而常猜疑异乡人，并对不同于自己种族的生活方式和陌生的面孔，常表敌意。不同的地形——高山与深谷、深海与海峡、港湾与河流——造成了欧洲各种独特的风光，也把这一块较小大陆的人口分割成20多个民族，各具歧见，心怀宿怨。这种原始创造的细工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人们反对把很多人拘囿于同一个神话与哑剧里。这些上下各异的服装、风俗、信仰与语言、本性与人类的需要，促使人类趋向经济的一致和相互的依赖，这种趋势显明而迫切地表露在发明与知识上，铲除了一切由地形阻隔而存有的障碍。从挪威到西西里岛，由俄罗斯到西班牙，我们用客观的眼光去观察，除了服装和语言上稍有差异外，其他都有类似的特性，像耕地、采矿、制衣、造屋、祭坛、学校、育幼、经营买卖，培养守法重秩序的习惯，成为人类自卫与生存上最坚强的组织。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想象中古的欧洲，也是如此一个团体。

在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人们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寒冷；在荷兰，是战胜海洋；在德国，是控制森林；在奥地利，是征服高山。农业是人类生命的根基，其命运有赖于人类是否能赢得以上这些胜利。13世纪以前，农作物的轮栽在欧洲逐渐普遍，使土地加倍生产。1347年至1381年，中欧有一半人口死于黑死病。人口的死亡率阻止了土地生产力的提高。一年之内，斯特拉斯堡死了1.4万人，克拉科（Cracow）死了2万人，布雷斯劳死了3万人。约有一个世纪之久，哈茨（Harz）矿山仍无矿工开采。人们以原始的动物耐性，又恢复了古代的劳动，将土壤挖掘、翻松。瑞典与德国开采铁与铜，他们在亚琛（Aachen）和多特蒙德（Dortmund）采煤，在萨克森（Saxony）采锡，在哈茨山采铅，在瑞典及提洛尔（Tyrol）采银，在卡林西亚（Carinthia）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采金。

金属的生产供应了成长中的工业，而工业又促进了逐渐普遍的商业。德国是矿业巨子，在冶金术方面居领导地位。14世纪，德国就已使用熔炉；他们用水压碓和滚动磨，改进了金属生产。纽伦堡成了五金商的首都，以制造大炮和钟而著名。纽伦堡、奥格斯堡、美因茨、施派尔、科隆等地的工商业，使它们几乎成为独立的城邦。莱茵河、美因河、莱希河、多瑙河等地，使德国南方诸城市，对于意大利与东方的陆上交通来说，具有重要地位。大的商业公司行号、广布的输出口与代理商沿着这些路线而建，远远超过15世纪汉撒同盟的势力与范围。后者在14世纪仍然很强盛，控制了北方与波罗的海的贸易。但是1397年，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联盟突破了它的垄断。不久，英荷两国开始输运他们的货物。甚至连鲱鱼的贸易都违反汉撒同盟的规定。约1417年，他们决定在北海孵养鲱鱼，而不再在波罗的海；卢贝克（Lübeck），汉撒同盟的台柱，因失去了鲱鱼贸易而衰落，阿姆斯特丹因赢得这笔生意而日趋繁荣。

经济发展在乡村与城市、地主与农奴、贵族与企业家、商业公会与技工公会、资本家与无产阶级、教士与俗人、教会与政府之间激起了阶级斗争。在瑞典、挪威和瑞士，农奴制度逐渐衰退或全部消失，但在中古欧洲的其他地方，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替代。在丹麦、普鲁士、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等处，农民们获得了自由，但要清理土地。15世纪，农奴制度又被好战的贵族恢复了。我们从勃兰登堡农民的一句俗语中，可以判知这些德国年轻贵族的苛刻——这句俗语是：农民宁愿终生做地主的牛马，而不愿让贵族骑在他们头上。在波罗的海，贵族和条顿族的骑士们，最初原以奴役被征服的斯拉夫人为乐。因为劳工的缺乏、黑死病及波兰战争（1409年），必须征用一般无业游民，并与邻邦订约，以引渡逃亡的奴隶。

被皇帝们袒护、作为男爵们陪衬的中产商人阶级，管理市政非常合适，市政厅和商人公会在很多事情上合作无间。技工公会也表顺服，甘愿接受市政当局规定的工资，而且禁止纠众罢工行动。就如同英国和法国一样，原本骄狂神气的技工，被压制成为不能自卫的平民。因此，工人们随时都想革命。1348年，纽伦堡的技工占领了市议会，统治了该城将近一年，但被皇帝以武力征服，又恢复了贵族商人的权力。在普鲁士，1358年有一项法令规定任何罢工者将被判割去一只耳朵。丹麦（1340年、1441年）、萨克森、西里西亚、勃兰登堡、莱茵（1432年）、挪威以及瑞典（1434年）等地的农民，相继叛乱。但因他们缺乏强固的组织，都失败了。但革命的思想已流传到城市和乡村。1438年，有一位无名的激进分子写了一本小册子，说明了一种在集体主义原则下凯泽·西吉斯蒙德的理想改革运动（Kaiser Sigismund's Reformation）。这为1525年的农民革命做了铺垫。

秩序的组成

秩序是文明与自由之母，混乱是独裁之源，故历史随时可颂扬国王的德政。国王们在中古时代的任务，是从正在扩大的地方统治中解放个人，而且把立法、司法、刑法、造币及宣战等权力，集中于一人。封建制下的贵族们为丧失地方统治权力而悲哀，但诚朴的人民，对国无二君和币制及法律的统一，却感到欣慰。在那种半文盲的时代，人们不希望国家成为没有君王的无主状态。

14世纪，斯堪的纳维亚曾产生过几位杰出的君主。瑞典国王马格努斯二世（Magnus II）把与他王国抵触的法规重编为协调一致的国家法（1347年）。丹麦的埃里克四世（Eric Ⅳ）控制了贵族阶级，加强了中央权力。克里斯托弗二世（Christopher II）曾削弱王室的权力，但瓦尔德马四世（Waldemar Ⅳ）恢复了它，并使丹麦在欧洲政治上成为强国之一。在斯堪的纳维亚王朝中，最了不起的人是瓦尔德马四世的女儿玛格丽特。她10岁（1363年）与挪威的哈康六世（Haakon Ⅵ）结婚。哈康六世是瑞典王马格努斯二世之子，因为血统与婚姻的关系，玛格丽特注定担负起联合王室的重任。她父亲去世时（1375年），她带着5岁的儿子奥拉夫（Olaf）立刻前往本国京城哥本哈根，说服贵族与教会的选举人士，承认其子为王，并以她为摄政。她丈夫死后（1380年），奥拉夫又继承了挪威的王权。这时，这位小国王只有10岁，玛格丽特当时已27岁，仍为摄政。她的谨慎、机智及勇敢使当时一般人都感到惊奇，他们对男性领导的无能或暴力，已习以为常；而丹麦和挪威的封建地主，在经历许多国王的统政之后，很愿意支持这位聪明、睿智、慈和的王后。奥拉夫15岁时（1385年），其母后利用外交为他赢得瑞典王位的继承权。两年之后，奥拉夫去世。这位太后长期的耐心等候及为统一斯堪的那维亚联合王国的远大计划，似乎因为年轻国王的去世而被粉碎了。丹麦的皇家上议院，鉴于当时尚无一位男性继承人在维持国政安定方面的能力比得上玛格丽特，不顾斯堪的纳维亚禁止女人主政的规定，选她为王国的摄政王（1387年）。翌年，她又前往奥斯陆，被选为终身制的挪威摄政王。一年之后，瑞典的贵族集团把那位不受欢迎的国王罢黜了，推举她为该国王后。这位兼领三国领导之位的女人说服三国承认她的外孙埃里克为三国王位的共同继承人。1397年，她召集三国联合议会，在瑞典的卡耳马（Kalmar）开会。瑞典、挪威及丹麦三国在会议中共同宣布三国永久团结，并共同拥戴一位盟主，但各国可以保有其风俗与法律。埃里克被加冕为三国之王，他那时才15岁，玛格丽特于是继续摄政，一直到她1412年去世。在当时的欧洲，没有一位统治者拥有如此广大的国土和如此显赫的权势。

可惜她的外孙未能承继她的智慧。埃里克有意使这个联合王国成为一个丹麦大帝国，并想在哥本哈根设置一个议会来统治这三国。但在这大帝国里，挪威首先剥离，失去了10至13世纪她所掌握的实际领导权。1434年，恩格尔布雷克特·恩格尔布雷克松（Engelbrekt Engelbreksson）领导瑞典反对丹麦的盟主权力。1435年，他在阿尔博加（Arboga）召集了一个包括贵族、主教、小地主及市民在内的全体国民会议。这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大会持续了500年，即今日的瑞典国会。恩格尔布雷克松与卡尔克·克努特松（Kark Knutsen）同被选为摄政。一年后，革命英雄恩格尔布雷克松被刺，克努特松以摄政身份统治瑞典，后成为国王，直到1470年。

同时，克里斯蒂安一世（Christian I）开始了奥登堡（Oldenburg）王朝，这个王朝曾统治丹麦到1863年、统治挪威到1814年。在玛格丽特摄政时期（1381年），冰岛在丹麦的统治之下。该岛在历史上与文学上的极盛时代虽已过去，但其能力和政治实力对混乱的欧洲仍有潜在的影响。

瑞士在这个时期是世界上民主度最高的国家。这个难以征服的国家，其历史上的英雄就是各地方郡。最初是说德语的施维茨（Schwyz）、乌里（Uri）及翁特瓦尔登（Unterwalden）的森林区各州，这些州在1291年曾结为防御同盟。瑞士农民曾于1315年在莫加顿（Morgarten）大胜哈布斯堡的军队，该同盟正式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权力而维持其实际的独立。其后增加的新州郡有：琉森（Lucerne,1332年）、苏黎世（1351年）、格拉鲁斯和楚格（1352年）、柏恩（1353年），到1352年施维茨这个区名已伸展到各郡。由于地形的障碍，接受了法语、德语或意大利语等不同语言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各州郡都有经其公民所选的议会制定的法律。参政权的范围随各州郡及各时期而异，但各郡均拥护一致的外交政策，并接受联邦议会对彼此之间一切争端的裁决。各州郡有时相互争斗，邦联宪法仍具有联邦主义的影响，联邦主义即在自由采纳同一的机构与法律之下，团结各自治地区。

瑞士邦联为保卫其自由，所有的男人要受军事训练，10岁至60岁的男人均须服役。有严格纪律并以矛为武器的瑞士步兵，是欧洲最令人惧怕而军费庞大的兵团。各郡为了增加收入，把自己的部队租给外国，有一段时间，“使得瑞士勇士变成商品的名称”。奥地利的邦主仍然宣称在瑞士具有封主的权力，偶然还企图使用武力强制实行，但1386年在森帕赫（Sempach）和1388年在奈弗尔斯（Näfels）被瑞士击退。这两次战役在民主史上，值得记上一笔。1446年的《康斯坦茨条约》，再度确定瑞士正式效忠帝国而拥有实质的自由。

德国挑战教会

德国也是联邦之一，但其组织不是由民主议会治理，而是被世俗的或教会的王侯掌政，只承认有限度地效忠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这些联邦州郡如巴伐利亚、符登堡、色林吉亚、黑斯、拿骚、梅森、萨克森、勃兰登堡、卡林西亚、奥地利及巴拉丁娜——由公爵、伯爵、侯爵或其他非宗教的君主统治；另外的州郡如马德堡、美因茨、哈雷、本博、科隆、不来梅、斯特拉斯堡、萨尔茨堡、特里尔、巴塞尔、希尔德斯海姆——政治上属于不同等级的主教或总主教。但其中约有100个城市，在1460年以前，已由其非宗教或宗教的领袖争得特许的实际自由。三种阶级的各公国代表——贵族、教士、平民——偶尔举行地区性的会议，以其财力影响对王子的权力予以约束。公国和自由城市派代表出席帝国会议。有一个特别选举人会议，是为选举国王而召开的，通常由波希米亚的国王萨克森的公爵、勃兰登堡的侯爵、有王室特权的伯爵及美因茨、特里尔和科隆的总主教等组成。他们只选举被承认为神圣罗马帝国领袖的国王，并须经过教皇加冕才行，因此他加冕前的头衔是“罗马国王”。国王的政治中心主要在纽伦堡，有时也在别处，甚至在布拉格。他的权力基于传统和威信，而非财力或武力。除了一份王子应有的封地外，他别无领土。有关施政或作战上的经费，全依赖帝国议会或选举会议。这种依存性，使查理四世或西吉斯蒙德这几位强人也受到掣肘，以致在外交事务上抬不起头来。自从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王朝在13世纪有权势的教皇们手中摧毁之后，由利奥三世（Leo III）和查理曼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800年）也因之衰颓。1400年，德国、奥地利、波希米亚、荷兰和瑞士的联盟已成为一种松弛的结合。

1314年，帝国与教廷的冲突再度兴起，双方敌对的选举组织分别选出巴伐利亚的路易和奥地利的腓特烈（Frederick）为国王。约翰二十二世依据他在阿维尼翁的教皇权，承认双方选的都是国王但不是皇帝；并坚称：唯有教皇才能加冕一个国王为皇帝，教皇应被视为选举有效的裁判。这位有野心的教皇说，帝国的政事自皇帝的逝世到继承人加冕均由教皇定夺。路易和腓特烈宁愿以战争的方式决定。1322年，在米尔多夫（Mühldorf）路易打败并俘虏了腓特烈，随后全揽整个皇权。约翰命令他辞去一切职权，到教皇法庭接受违叛教会的判决。路易断然拒绝，教皇便于1324年把他逐出教会，命令欧洲所有的基督徒不接受其统治，并对承认他为国王的地区发出禁令。大多数德国人不理这些敕令，那时德国人的看法与英国人一样，将阿维尼翁的教皇视为法国的仆人或法国的同盟而已。在教皇的职权与信仰逐渐衰落时，人们先想到爱国，然后再做基督徒。超然的天主教教义信仰已趋微弱，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新教逐渐抬头。

在这一重要关头，路易受到各方面同盟的支援与鼓励。教皇约翰二十二世1323年颁布的有关财产的敕书，将基督和其使徒拒绝据有财产的观念，视为异端邪说，并指示宗教裁判所把持有这种观点的圣方济各会修士召来。很多修士反驳教皇的这种异端指控。他们对教会的财富表示出神圣的恐惧。有些修士竟把这位年老的教皇称为假基督。该会的会长米夏尔·切塞纳（Michael Cesena）于1324年带领大部分年轻会士，公开效忠巴伐利亚的路易四世。路易因有他们的支持，更觉胆壮，在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宣布反对“约翰二十二世自封为教皇”，并斥责他为凶手和背义之人，说他决心破坏帝国，同时要求全国议会应以教皇为异端并对其审判。

国王又受到巴黎大学的两位教授在纽伦堡朝廷的鼓吹——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和江敦的约翰（John of Jandun）——他们的书《和平的维护者》（Defensor Pacis）攻击阿维尼翁的教皇政治，其中措辞颇能取悦国王：“除了一群来自各方的买卖圣职者外，你能在那里发现什么？除了一阵讼棍的喧闹声和辱骂正人君子外，还有什么？对于无辜的人来说，正义已威信扫地，除非他们花钱去买。”各方教士为响应13世纪的阿尔比教派及韦尔多教派的改革论调宣道，并以与两百年后对马丁·路德的期待同样的热情，主张基督教义应根据《圣经》来制定。教会的大会议不应由教皇召集，而应由皇帝召集；教皇的选举须得皇帝的同意；而且教皇同其他任何人一样，应从属于皇帝。

路易闻悉此情大为高兴，他决定亲往意大利，接受罗马人民为他加冕。早在1327年，他率领少数军队、一些圣方济各会修士及两位为他撰拟公告的哲学家出发。同年4月，教皇发布了新诏书，把约翰和马西利乌斯逐出教会，并命令路易离开意大利。执政的米兰城子爵欢迎他来，路易接受了铁冠，被拥为伦巴底的正式君主。1328年1月7日，敌视阿维尼翁的教皇的民众，以欢呼声把路易迎进罗马。路易亲自设朝于梵蒂冈，并在神殿召集公共议会。他以帝国皇位继任候选人的身份出现于公众面前。公众给予热烈的欢迎。1月17日，他所贪求的王冠，由长老科隆纳（Sciarra Colonna）戴在他头上——这位长老也是教皇的死敌，在25年以前就与博尼费斯八世斗争，并被威胁以死罪，这次又逢机会，便对已衰落的教会再度挑战。

教皇约翰现已78岁，从未想到失败一事。他正式召唤神圣十字军来削解路易的一切权力，严令罗马人驱逐路易，重新效忠教皇。路易答复的条件是把原来被逐出教会的前任亨利四世换回来。他又召集了一次公众会议，在会中他颁发了皇帝布告，控诉教皇的邪说及专横，废除其教皇的职衔，并以俗世的权力判他罪刑。在他的策划下，成立了一个罗马教士与教外人士联合的委员会，提名科瓦拉的彼得为教皇，恢复利奥三世和查理曼的职务。路易把教皇的三重冠冕放在彼得头上，并宣布他为教皇尼古拉五世（1328年5月12日）。这使基督徒感到惊异。他们分成两大派别，混乱的情形与宗教革命后的欧洲分裂为二如出一辙。

小小的地方事件居然戏剧性地改变了大局。路易曾任命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为首都的宗教信仰上的主管，马西利乌斯命令数位留在罗马的教士照常举行弥撒，不必顾及禁令。其中有些抗命者遭到处刑，有一个奥古斯丁教派的修士被丢在罗马神殿的狮窟里。很多罗马人觉得这种处置方法太过分。意大利人从未习知如何去和条顿人打交道，当有些士兵由市场上拿取食物而不付钱的事发生后，暴乱便发生了。路易为了维持其军队及人员开支，他向一般市民、教士及犹太人各征取捐献金1万弗罗林，闹得怨声载道。路易认为返回德国的时机到了，1328年8月4日，开始由意大利撤退。第二天，教皇的军队便占领了罗马，路易在罗马的拥护者的宫殿也被破坏，他们的财产被教会没收，罗马人民并未做任何反抗，只是恢复了他们的祈祷与犯罪。

路易四世因在比萨因获得一位生力军——14世纪最有名的哲学家——而感到安慰。奥卡姆从阿维尼翁教皇的监狱中逃了出来，现在愿为皇帝效忠，他对路易说（依据未经证实的记载）:“你现在用剑保护我，我将用笔保护你。”他努力写文章，但没有挽回大局。路易曾经疏远了意大利的所有执政分子，他的保皇党徒（Ghibelline）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企图凭借他的名义统治意大利半岛。但他们发现路易总揽大权、控制一切时，感到十分懊悔，尤其是路易强迫他们为了充实财源，去征募不受人民欢迎的税。当路易的武力与他的自负不相配时，很多保皇党徒，甚至连贵族爵士均背弃了路易而与教皇谋和。那位僭称的罗马教皇尼古拉在孤立无援之下，向原教皇的官员投诚。他颈绕缰绳，被带到老教皇约翰二十二世面前，跪下求告赦免（1328年）。约翰原谅了他，拥抱他如拥抱归来的浪子，然后把他终身监禁。

路易四世返德国后，屡派大使前往阿维尼翁，表示愿意撤回前言，向老教皇道歉并求其原谅。约翰拒绝了，并要与他作战，至死方休（1334年）。当英国开始百年战争时，为了寻求同盟，路易乘机收复了一些土地。爱德华三世承认路易为皇帝，而路易致贺爱德华为法国国王。乘此同盟反对教皇之机，他于1338年7月16日，在伦瑟举行德国王侯及大主教会议，宣布：由德国选民选举的德王不能被任何其他权力废止。又于1338年8月3日在法兰克福召集议会，宣称教皇反对路易的声明无效。同时，该议会裁决皇帝的头衔与权力是帝国选民的礼物，无须教皇的确证。德国与英国对教皇圣本笃十二世的抗议置之不理，使宗教改革的行动又迈进了一步。

路易不顾成功与否，决定充分运用马西利乌斯的理论，掌握宗教及非宗教的至高主权。他撤换教皇指定的在教会领俸的人，然后用自己的人递补其缺；他挪用教皇派征收人员为十字军所募的经费；他调停了卡林西亚的玛格丽特的婚事——她是提洛尔大部分领区的女继承人——而使她与他的儿子结婚，他儿子与她有一点亲戚关系，依教规其婚姻是无效的。被抛弃的丈夫——查理及波希米亚的约翰誓死复仇；而克莱门特六世曾于1342年当过教皇，他发现有机会废除教皇宝座上的年老对头。克莱门特利用巧妙的外交手段赢得每一个选举人的同意，认为要想恢复帝国的秩序和安定，唯有罢黜路易，并改立波希米亚的查理为帝；而查理保证会听命于教皇，作为其对查理支持的回报。1346年7月，在伦瑟举行的选举议会，宣布查理为德国之王。路易因阿维尼翁教皇未听取他的申诉，也准备为其宝座抗争到底。这时路易已60岁，打猎兴趣仍很浓厚，不幸在1347年坠马而死。查理四世极善于治国。他以布拉格作为帝国京城，这一点让德国人讨厌；他对德国境内及其本乡的行政，作了同样的改善，而且保护商业和运输，减低税收，维持信用币制；他的整个帝国维持比较安定的局面有一代之久。他在历史上获得了可疑的名声，原因是1356年他颁布了一连串的重要法令——虽然这只是盖有皇帝金印的许多文件中的一些文件而已。他赋予7位有选举皇帝权力的大员一项几乎可以废止皇帝职权的权力，原因是他长时间不在德国，认为必须做这种安排。这些选举官员每年聚会一次，为他们的国家制定法律；国王或皇帝只是他们的代理和执行法律的工具。他们在自己的邦郡享有充分的司法权，在其领土内拥有一切矿产权，拥有铸造钱币和征税的权力，并在允许的范围内，有宣战与媾和的权力。这些重要法令，对已有事实给予合法追认，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协和的联邦公国。这些官员专心于当地的政事，反而忽略了身为皇室议员的本身职责，以致“德国”仍然只是一个空名而已。这种各地区选举官员的独立性，造成了萨克森郡选举官员们保护马丁·路德的机会及此后新教信仰的发展。

查理年老时以贿赂为他的儿子获得了皇室继承权（1378年）。温策斯劳斯四世（Wenceslaus Ⅳ）虽有些优点，但他酷爱喝酒并有家乡小圈子观念，当政的官员讨厌他这种习气，把他罢黜了，另立鲁伯特三世（Rupert III）为王，他没有什么功过。卢森堡的西吉斯蒙德在19岁时被选为匈牙利的国王（1387年），于1411年又被选为罗马人的国王，不久即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职位。他有各种成就而且有招人喜爱之处：英俊、自负、大方、和蔼，偶尔也很冷酷。他会数种语言，除爱好文学外，也喜欢女色及弄权。他的这些欲念将他引上了一条狭窄的地狱之路，他的勇气也未能使他免于危机。他很诚心地改革政府机构中的浪费与其他毛病；他也订了一些极为出色的法令，并强行实施了其中数项；但他被当政官员的惰性与自作主张阻碍，甚至他们都不愿提供抵抗土耳其军队进犯的军费。在他晚年，他的财力与精力均消耗于对波希米亚的改革派乌特拉奎斯特信徒的抗争。1437年，他死之后，欧洲人悲悼他是一位促进欧洲进步的人，除了他的一份尊严外，在各方面他都遭到失败。

他曾推许他的女婿——哈布斯堡的艾伯特——给波希米亚、匈牙利及德国的那些选举官员。艾伯特二世被加以三顶王冠，但在一展所长之前，便于1440年对土耳其之役中死于痢病。艾伯特无子嗣，当政的官员们投票决定把国王和皇帝的位置给另一位哈布斯堡人——腓特烈。此后的选王经常落在哈布斯堡族系的王侯上，皇权实际上已为这具有天才和野心的家族世代所有。腓特烈三世使奥地利成为一个大公国，哈布斯堡家族把维也纳作为他们的首都，拟定的继承人，通常是奥地利的大公爵。性格文雅的奥地利和维也纳人，在其女性的柔和气质中，糅合了北方条顿族人粗犷的雄性特征。

神秘主义者

14世纪和15世纪已播下了宗教改革的种子：巴伐利亚的路易，英国的威克利夫，波希米亚的胡斯等，预演了马丁·路德、亨利八世、加尔文及诺克斯的戏。在斯堪的那维亚，教士财产因为免税而迅速增加，也成为人民和国家一种不情愿的负担。评论家宣称，教会占有丹麦一半的土地，握有哥本哈根的领地。贵族们对仅凭一项教条就受到保护的那些财产，早已产生忌恨，甚至正统教派也反对。瑞士各郡的傲然独立无异为改革派茨温利（Ulrich Zwingli）及加尔文铺路。1433年，马德堡逐走其总主教和教士，本博也群起反抗主教的统治，而巴苏（Passau）把该地的主教监禁在城堡。1449年，欧福（Erfurt）大学（马丁·路德曾在该处念书）的教授向尼古拉五世建议国民大会的抗辩在权威上高于教皇。胡斯在邻近的波希米亚的叛乱影响了整个德国。韦尔多教派到处集会，秘密地保存了早期的异端邪说及半共产式的企图。虔诚被引到依附于异端的神秘主义上去。

埃克哈特（Johannes Eckhart）所谓的神秘主义，变成了旁门左道，几乎不理会正规教条的多神主义。这位多米尼克派修士非常饱学，以至“名家”的头衔成了他大名的一部分。他的哲学著作用学院派的拉丁文写成，这些书是他独有的作品，也未带来任何伤害或名声。当他在科隆修道院用警句性的德语宣扬荒谬的多神主义时，引起了宗教裁判所的注意。他追随狄奥尼索斯（Dionysius）、最高法院法官及埃里杰纳（Johannes Scotus Erigena），努力宣述上帝无所不在的绝对意义。埃克哈特想象的这种广容的神性，非人非灵，只是“绝对的空灵之性”。概言之，那是一种无形的神性存在：

上帝即万物，万物即上帝。圣父生我，即为其子，永不止息。我再说明：他与我同在，我与他同在，我看上帝的那只眼即他看我的那只眼……我的眼和上帝的眼是同一只眼。

每个个体都有上帝的部分；因此我们可与他直接交往，我们认为与他是同属一体的。无须由教会的仪式，甚至无须由《圣经》，只须由这“宇宙的意识”，人的灵魂就能接近上帝、看见上帝。个人越能否定个体本身及尘世的欲念，这神性的火焰就显得更清楚、更久远，直到最后上帝与灵魂合而为一，于是“我们完全归入上帝”。天堂、炼狱和地狱只是灵魂的一种形态：脱离上帝即为地狱，与上帝结合即为天堂。这些主张被科隆的总主教认为具有异端邪说的味道。他召见了埃克哈特，并予以审讯（1326年）。埃克哈特断言他所说的是顺乎道理的正统，并提出他的声明只应视为文字上的夸张。主教仍判了他的罪，他向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上诉，及时被免于火刑（1327年）。

苦修折磨自己达16年之久的汉里希·苏索（Heinrich Suso），把耶稣的名字切成碎片吞下去，自称基督伤口的血已饮入口内，并用德语写了一本《永恒智慧小册》（Little Book of Eternal Wisdom），他说那是上帝用德语给他的启示。约翰尼斯·陶勒（Johannes Tauler）奉埃克哈特为“最神圣的主人”，并在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宣讲神秘主义与上帝结合的道理。马丁·路德认为《德国神学》（Deutsche Theologie）是属于陶勒的，该书关于上帝、基督及永恒不朽的简明教义使他印象深刻。

教会注意到神秘主义的那些说法，如不必理会大部分教义、不必注重仪式、宣称无须教士或圣事的助力即能接近上帝等等。这种神秘主义酝酿着私人判断教义的宗教改革可能，而且人人成为教士，赎罪不必需要善功，只凭超绝一切的信仰即可。教会认为这种超越自然的启示，可能来自上帝和圣人，也可能来自魔鬼和狂人，教会认为这时必须有权威性的领导，才不致使宗教崩溃于个人的幻想与理论的混乱中。

艺术

由于古典文艺复兴的影响，哥特式的风格在意大利和法国不再流行，在德国却依然未减。中欧有教堂的新兴城市，均以这种建筑式样为主。在富丽堂皇方面不如法国的大教堂那样壮观，却有静态美和朴实庄重的精神。瑞典的乌普沙拉（Uppsala）于1287年，萨克森·弗赖堡（Saxon Freiberg）于1283年，乌尔姆（Ulm）于1377年都建造了大教堂，维也纳于1304年也建了圣斯蒂芬（Stefansdom）大教堂，斯特拉尔松德（Stralsund）于1382年建了圣母院（Marienkirche），但泽于1425年建了另一座圣母院。亚琛和科隆在教堂里增加了唱诗台，斯特拉斯堡于1439年在教堂中完成了静肃的音乐台，克桑滕建了一座优美的圣维克多大学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摧毁，纽伦堡因拥有供人欣赏与研究艺术的四座有名的教堂而自豪。劳伦斯教堂将其庄严的大门及绚烂的玫瑰归功于14世纪和15世纪。圣斯蒂芬大教堂（1304—1476年）是一座吸引人的标志性建筑，其高耸的斜屋顶遮盖了本堂和侧廊，这座教堂于1945年被战争摧毁。1309年，塞巴尔图斯教堂重建侧廊；1361年，又建了一座新的唱诗台；1498年，又完成了西面的塔楼；1360年至1510年装设了绚烂的彩色玻璃。有雕刻门厅的圣母堂（1355—1361年）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破坏，但已修复；每日中午圣堂正面的大钟里，会有4个小人扮成民政官的样子，向查理四世鞠躬，对其有名的“金牛”法令表示无限的感谢。其雕刻仍显粗糙，但布雷斯劳与海尔加顿（Hallgarten）的教堂及纽伦堡的塞巴尔图斯教堂，已采用石头或木头雕刻了一些高贵的圣母像。

这些城市不仅美化其教堂，也美化其公共建筑物、商店及家庭住宅。那些尖顶式及半木板制的房屋流行起来，使德国城市有一种回味中古的魔力。议事厅是市民生活的中心，有时也是大商会的聚会地。墙壁上刻有壁画，其木刻通常含有条顿式的活力与精神。不来梅议会厅（1410—1450年）的大厅天花板上有雕镂的横梁，曲折的楼梯附有雕花木栏杆，还有船形的吊灯架。在科隆的议事厅（1360—1571年）曾举行过第一届汉撒同盟大会；在明斯特（Münster）的议会厅里（1335年）曾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不伦瑞克（Brunswick）的议事厅是14世纪哥特式建筑的精华；法兰克福（1405年）议会厅曾有民政官员在此宴请一位新当选的皇帝。上述建筑均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马林堡（Marienburg），执政者建造了宏伟的府邸（1309—1380年）；在纽伦堡，议会厅（Rathaus）面朝塞巴尔图斯教堂，是1340年为举行帝国大会而修建的；修复后的该建筑物，有大半已失去了中古形态。在圣母堂前，一位名叫海因里希·帕勒（Heinrich Parler）的布拉格雕刻家，修建了一座美丽的喷泉（1361年），周围刻有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人像。1250年至1550年的300年，纽伦堡的雕刻及教堂和一般建筑物的发展，代表了德国的文化精神。曲折的街道大部分狭窄，没有铺砌。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曾写下有关纽伦堡的事：

来自下法兰哥尼亚（Lower Franconia）的人，看到这座光辉的城市时，感叹其景色之美诚然不差。进入该城，第一印象便是它街道的漂亮和房屋的整齐。那些教堂……够资格去崇仰与敬拜，壮伟的城堡高傲地俯视着全城；一般市民的住宅，似乎是为王子们居住而造的。的确，苏格兰的国王们，如能像纽伦堡市民住得如此豪华，将会感到非常高兴。

在德国的城市中，工业和小型的艺术——用木头、象牙、铜、青铜、铁、银、金——在中古时期已达到成熟的阶段。艺术家与纺织技工制造了令人惊奇的绣帷；木刻家已为丢勒和霍尔拜因先铺了路；精细工笔画家在古登堡之前会作图案画的复写本，技艺颇精；木工雕刻了华丽的家具；金属铸造商在15世纪已能为教堂铸钟，其音响之美，胜过一切。在这里，音乐不只是一种艺术，而是大部分市民的生活享受。纽伦堡和其他城市，曾在年节庆祝会上表演流行的戏剧与歌唱。民谣显示了当地人民的热情。中等阶级对多音节问题大肆攻击；各公会以庞大的乐队相互竞争；屠夫、制革商、铸钟师及其他有势力的人，以猛烈的声响竞相争夺歌王奖。第一所有名的音乐学校在1311年建立于美因茨；其他的音乐学校，相继建立于斯特拉斯堡、法兰克福、符兹堡、苏黎世、奥格斯堡、纽伦堡和布拉格。凡能通过学者、学校校友、诗人及歌唱家等四关考试的学生，才能获得“专家”的头衔。浪漫而怀有理想的矿工之歌流传于世，正如德国人用歌声哼出他们对现实的满足一样。

因为工商阶层掌握了这些城市，除了教会的建筑物，其他一切艺术均向现实转变。气候寒冷而多雨，不适于裸体；崇拜肉体在此处不像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或古希腊等地那么合宜。在康斯坦茨的画家康拉德·威策（Konrad Witz）画的《所罗门与示巴女王》（Solomon and the Queen of Sheba）中，他们两位穿的衣服，俨如在阿尔卑斯山过冬一样厚。15世纪，有13个城市已设立绘画学校——乌尔姆、萨尔茨堡、符兹堡、法兰克福、奥格斯堡、慕尼黑、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巴塞尔、亚琛、纽伦堡、汉堡、科尔马（Colmar）、科隆，其样品保存至今。1380年的年鉴上记载着：“当时在科隆有一名画家叫威廉，在全国各地找不到一个能与之相比的人。他描绘人像极为巧妙，栩栩如生。”威廉是许多“早期艺术家”中的一位——这些早期艺术家如贝尔特拉姆、弗兰克、圣韦罗尼卡和海斯特巴策等，主要受了佛兰德斯的影响，在德国创造了一种壁画风格。也许由于埃克哈特及其他德国神秘主义派的影响，这些人的画充分表现热情和传统的福音主题。直到1451年斯泰芬死于科隆，这种早期复古色彩的画风才告结束，他们已达到了早期学院派的最高峰。斯泰芬的那幅《三王来朝》，现已成为科隆大教堂的宝物，与15世纪中叶以前所绘的多数画作相比毫不逊色。画中有一位可爱的圣母，端庄而高贵；有一位令人喜爱的圣婴；而东方的哲人被德国化，但具有智慧；画的结构严整、色彩艳丽，有蓝、绿及金色。在《玫瑰格子架中的圣母》和《紫罗兰的圣母》两幅画中，表现了一位理想而年轻的德国母亲，富有温柔、沉思的美。这两幅画的描绘极具中古艺术的技巧，却明显地有走向现代的趋势。德国已开始步入其最伟大的时代。

古登堡

中世纪结束的原因何在？经过了3个世纪之久，原因甚多：十字军的失败；复兴的欧洲普遍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夺取君士坦丁堡后的醒悟；古典式异教文化的复兴；由亨利的航海舰队、哥伦布及达·伽马等人航海后的商业扩张；兴起的商人阶级支持君主政府的集权；国民各城邦的发展及对教皇超然权威的反抗；路德反对教皇革命的成功；印刷术。

在古登堡出生前，几乎一切教育都掌握在教会手中。书价昂贵，手抄又费力，有时易出错误。很少作者能获得广大的读者，他们只能靠教学，或进入修院工作，或靠富人济助，或依教会的圣俸而生活。他们从出版商那里获得的报酬极少或全无，纵使某一出版商给予报酬，除了偶尔由教皇特准外，他们也无版权。图书馆虽多却很小；修院、大教堂、学院及一些城市，虽有书籍搜集，但很少有超过300册以上的；书籍通常藏于墙内，有些是用链子系于棹上。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一个图书馆，因保有910册图书而著名；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Humphrey）曾有书籍600册；在坎特伯雷基督教会修道院的图书馆，像清真寺那样大，1300年约有图书2000册。在英国，最负盛名的图书馆是埃德蒙的理查图书馆，理查在他那本名为《书蠹》（The Philobiblon,1345年）的书中，写他热爱书，而使其书受到“名叫女人的两只腿的野兽”的虐待，报怨那个女人坚持要用精致的麻或丝与书交换。

学校倍增使有阅读能力的人随之增加，对书籍的需求也增加了。商业界人士发现识字有助于工商贸易业务；中上阶层的妇女们借阅读而沉醉于浪漫故事中。1300年，唯有教士才有学问的时代已过去了。由于读书需求的增多，纸张与油墨供不应求，这种情形刺激了古登堡。穆斯林在10世纪把造纸术带入西班牙，12世纪传到西西里岛，13世纪又传到意大利，14世纪传入法国。欧洲造纸业已达百年历史，印刷业才兴起。14世纪，麻制衣服在欧洲已很普遍，而废麻提供了造纸的原料，于是纸价下落。这项材料的适当利用和读书风气的发展，给印刷业提供了原料和市场。

印刷本身，如刻印一事，其历史比基督教还早。巴比伦人曾把字母或符号刻印在砖上，罗马人和其他种族把字或符号印在钱币上或陶器上，纺织业者把符号织在布上，装订书的人也把字印在封面上。任何古代或中古时代有地位的人，在文件上使用自己的印章盖印。复制地图和纸牌，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木板印刷术——用木块或金属刻字、符号或图像——要追溯到8世纪，甚至更远时代的中国和日本。中国人在10世纪或更前，用此法来印纸币。木板印刷于1294年出现于大不里士（Tabriz），约1300年出现于埃及。

活字印刷术——每一个字或字母利用单独而活动的字模来印刷——早在1041年已为中国采用。1314年，王桢使用约6万个活字印刷一本有关农业的书籍；他先试用了金属模，但发现金属模不像木模那样容易吸收油墨。然而，活字版对一种没有字母仅有4万单字的语言没有多大用途。木板印刷法在中国一直保持到19世纪。1403年，一位韩国皇帝用活动金属版印刷了很多书，用硬木刻成方块字，再制成磁浆模，将这个模子再浇成金属字模。

欧洲的活版印刷，最初大约开始于荷兰。1569年以前的荷兰正式记载无法查考，据悉哈伦地区的小贩劳伦斯（Laurens）曾于1430年用活字印刷版印了一本宗教手册，此事是否确实，难予查证。一直到1473年，荷兰才听说有活版印刷之事，由科隆来的一批人在乌特勒支装设了一部印刷机。这些人在美因茨曾学会这套印刷技术。

古登堡约1400年出生于美因茨的一个富豪家族。其父名根斯弗雷希（Gensfleisch）。他前40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斯特拉斯堡，似乎对于割切与铸炼金属模已有经验。约1448年，他成为美因茨的公民。1450年8月22日，他与富有的金匠约翰·福斯特（Johann Fust）订立契约，以800荷币盾贷款把他的印刷机抵押给福斯特，以后押金提高到了1600荷兰盾。1451年，尼古拉五世颁发的大赦令，大概就是由古登堡印的，有几份尚留存着，上面载有最早的日期为“1454年”。1455年，福斯特控告古登堡，要求偿债；古登堡无法照办，唯有放弃其印刷机。他继续与彼得·舍费尔（Peter Schöffer）合作，这位新合伙人以前曾被雇用为排字员。有人相信舍费尔在此时已发明了新的印刷工具和新技术：铸造字母，数字及标点符号的钢质衡床，有孔的金属铸字模，及排字的金属模等。

1456年，古登堡用借款添设了另一部印刷机。他用这部印刷机就在那一年或次一年出版了被认为第一部用活字印刷的书籍，即有名而美观的“古登堡《圣经》”（Gutenberg Bible）——一部对开11英寸高、双栏排印、1282页厚的巨著。美因茨于1462年被拿骚的阿道夫部队劫掠；印刷员工逃往各地，他们把新的印刷技术传播到整个德国。1463年，斯特拉斯堡、科隆、巴塞尔、奥格斯堡、纽伦堡及乌尔姆都有了印刷工人。逃亡难民之一的古登堡，定居于埃尔特威勒（Eltville），在该处他又重振旧业。他苦心奋斗，一再受到财务上的困扰，直到1465年阿道夫给他圣俸，才使他获得有保障的收入。约3年之后他就逝世了。

当然，即使没有古登堡，别人也会发明他使用的活字印刷术。1470年，巴黎的纪尧姆·菲谢特（Guillaume Fichet）在一封信中提道，这项发明是多么广受欢迎：“在德国已发明了生产书籍的奇妙的新方法，凡精于此道者，正由美因茨向世界进军。此项发明的光辉，将由德国普照于世界各地。”但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项新方法。抄写业者就抗议说印刷会断其生计；贵族们反对它，批评它是一种机械粗俗的东西，并担心这会降低他们手抄本图书的价值；政治家和传教士也不信任它，因为它可能成为革命思想的利器。虽然如此，它终究获得了成功。1464年，两个德国人在罗马建了一个印刷所；1469年或更早，另外两个德国人在威尼斯也开设了一个印刷所；1470年，3个德国人把这项新技术带到了巴黎；1471年这项新技术传到了荷兰，1472年传到瑞士，1473年传到匈牙利，1474年传到西班牙，1476年传到英国，1482年传到丹麦，1483年传到瑞典，1490年传到君士坦丁堡。在有科贝格（Koberger）家族的纽伦堡，有埃提尼斯（Ètiennes）的巴黎，有多雷（Dolet）的里昂，有马纽夏斯的威尼斯，有汉斯·阿默巴赫（Hans Amerbach）及约翰·弗罗奔（Johann Froben）的巴塞尔，有克里斯蒂安·弗罗绍尔（Christian Froschauer）的苏黎世，有埃尔泽维斯（Elzevirs）家族的来登，这些地方成了印刷与出版的新兴城市。不久，欧洲半数的人开始看书，这种过去罕有的读书狂热，成为宗教改革的引发剂。一位巴塞尔学者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满满一车精装本的古典书籍，已由威尼斯运抵此处，你想要一本吗？如想要，请立刻通知我，并汇钱来，因为这些书刚到，就来了30位客户抢购，仅仅问一问价钱，就为争购不让，互相抓破了眼睛。”活字印刷的革命，正在进行。

为了叙述这件事的所有影响，实在需要把一大半的现代思想史都记下来才行。伊拉斯谟在他著作畅销的狂喜中，称赞印刷术是所有的发明中是最伟大的，也许他低估了语言、火、车轮、农业、写作、法律等发明的意义。印刷取代了过去的秘传手抄稿，而以低廉的成本快速扩张，并较以前更精确、更方便阅读。而且，印刷富有统一性，各地的学者均能借以相互参考印证某章某节。量的发展常致忽视其质，但最早印刷的书籍多半是活字印刷与装订技术上的范模。印刷的出版物使大众在有关宗教、文学、历史及科学方面，拥有一种价格低廉的指导手册。印刷出版成为在所有大学中，最伟大、最低廉，又对大众开放的专业。印刷出版并没有产生文艺复兴，但它为启蒙运动、美国与法国革命及民主政治铺了路。它使《圣经》成为一种普及品，并替路德准备好了一批人来向教皇祈求福音。此后，它让理性论者由福音诉诸理智。它结束了牧师学习的专利和教士对教育的控制。它还鼓励了本国的文学，因为它需要的大量读者，不能由拉丁文而达到。它便利了国际的交往及科学家的合作。它影响了文学特质以适合中等阶级的品味与经济能力，而不再专门侍候贵族或教会那些主顾，在语言之后，它提供了一种更方便的工具，来散播世人以往不知道的谎言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