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感谢社会

65年前，当我在瑞典郊区的一个充满了粪便的下水沟里面挣扎的时候，我无法想象，我将是我的家族里面第一个能够上大学的人。我也无法想象，我会成为一个全球健康学教授，并且去达沃斯给世界上的专家们讲课，告诉他们，他们对世界真相的了解还比不上大猩猩。

当然65年前，我也对世界的潮流一无所知。我必须不断地学习，如果一个人想研究不同的致死原因，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演变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追踪每一个死亡案例，以及他的致死原因，并且把它们记录下来，然后把所有的数据放在一起来汇总统计。这将是一件很花费时间的事情。在世界上只有一个数据库可以提供这样的详细信息，它叫作全球死亡分析。当我在很多年前进入这个数据库进行研究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小时候的濒死体验并不是个案。对于生活在第三级收入水平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儿童死亡事故。

我所知道的只是我陷入了泥潭中，我的祖母跑过来，把我救了出来，而瑞典的整个社会则给了我更大的帮助。

在我的一生中，瑞典从收入水平的第三级跨入了第四级。一种针对肿瘤的治疗方法被发明了出来，我的母亲得救了。她可以免费地从公共图书馆借到图书，并且读给我听。我成为我家庭中的第一个受过超过5年以上教育的人，并且最终进入了大学，这也是免费的。我获得了我的博士学位，这也是免费的。当然，事实上，是纳税人替我们支付了这笔钱。纳税人甚至补贴了避孕药物，使得我和我的妻子在大学学习期间，不必因为怀孕生子而耽误我们的学业。在我30岁那年，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那年我第一次被诊断出了癌症。而我得到了最好的治疗，这又是免费的。我能够成为幸存者和成功者，都依赖于其他人的帮助。这一切都要感谢我的家庭、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是这一切使得我能够从下水道里面爬出来，并一路走到世界经济论坛。这一切绝不是我凭借一己之力就能获得的成就。

今天瑞典已经进入了收入水平的第四级，只有3‰的儿童在5岁前死亡，而溺水只占了全部儿童死亡原因中的1%。水塘边的篱笆、托儿所、救生衣、游泳课程以及救生员，这一切都要花钱。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儿童溺水而亡的案例已经几乎消失了。这就是我所说的进步。这样的进步正在世界各地发生。很多国家的进步速度都远远超过了瑞典曾经的进步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