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族主义的历史很长远，迄今仍未结束。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早就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老问题了，有人甚至一度认为它已成为过去时，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长达半个世纪冷战的结束，民族主义再次显示其魔力。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再次蔚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近些年来，在中文学界，围绕民族主义的译介作品和国内学人的著述，其规模亦堪称壮观。本研究的缘起部分地受到这种民族主义研究“热潮”的影响，但作为一项国别史的研究成果，它更多的是基于作者本人对土耳其近现代历史的长期关注，尤其是，民族主义可能是中国人了解土耳其最重要的切入点，它涉及的是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自我认同问题。

说起土耳其这个国家，一般中国人可能会觉得挺遥远、神秘和陌生的。但应该有不少国人知道土耳其的足球和肚皮舞，或者关心时事政治者可能会记得2009年土耳其在民族问题上对中国的无理指责以及国人普遍的愤慨。因为我长期关注土耳其，因此，也在近两年来“被逼着”写下了有关这个国家的历史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的态度等方面的一些大小不等的文章。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感国内知识界着实有深入了解和认识土耳其这个国家的需求，这也是推动我将自己在200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修改出版的重要原因。

在开始从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并无意于在民族主义的理论方面有过多的牵扯，最初考虑的主要就是呈现一篇扎实的、中规中矩的学位论文，甚至仅仅就是想要讲一个关于土耳其的“故事”。读者会发现书中有不少地方过多地纠缠于一些或许没有什么理论价值的细节，发掘这些东西曾经花费不少体力和心血，因此在纠结良久后仍决定予以保留而不忍舍弃。

在博士研究完成之后，随着知识面的拓宽、与其他学科的更多接触以及要向有理论偏好的朋友阐述自己研究的“意义”，在理论方面就不得不作一些肤浅的所谓“进一步思考”。尤其是近年来，由于无法抗拒人文学逐渐（“被”）社会科学化的诱惑，自己的理论兴趣也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升腾。涉猎民族主义研究中的相关理论，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科学研究中大多数学科所无法忽视的重要解释向度。诚如罗荣渠先生所言，现代世界如此复杂多元，不借取其他学科提供的概念、方法、理论工具和问题意识，我们如何能有效地加以认识？

本研究有一条重要线索，即东方民族主义的“双重使命”与内在困境。“双重使命”即民族化与现代化：建构名义上古老、实质上崭新的民族，同时要使这个民族实现现代化。这个“双重使命”蕴含着内在困境：建构民族要依靠传统与历史建立民族的主体性；实现现代化就要学习西方先进文明。这里面交织着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变奏。对知识分子来讲这是精神性困境，对政治家来说这是意识形态导向和政策选择的问题。东方民族主义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变奏与困境中产生和发展的。

本研究首先关注民族主义这项大课题/工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族史重构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族史重构乃是民族化的重要一环。建构主义的民族理论认为，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都是一种近现代现象，它们可以制造（make）/再造民族。民族主义者制造/再造民族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重构民族的历史。这个过程本身提醒我们，民族主义造出来的民族尽管实际上是一个新生事物，但它却宣称/假装自己是一个永恒之物，它要求有一个不朽的过去，还要求有一个辉煌的未来。有着如此伟大光荣历史的民族就成了认同和自豪的源泉、激情与创造的动力，当然也是这一切的最终归属。因此，族史重构涉及民族的主体性问题，对民族主义而言，可谓“兹事体大”。

民族主义是一种进步主义的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东方国家的重要历史任务，这也决定了其民族主义是一种进步的政治/文化力量，它相信“进步”的正当性。在现代社会，为了进步，就必须高扬理性主义与科学的大旗，同时在意识形态上贬低和挫败一切阻碍进步的“反动力量”。民族主义的族史重构也是这种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具有战斗性和进步性。政治意识形态需要制造自己的历史观，因此，历史书写往往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民族主义的族史重构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换句话说，民族主义的族史重构是借解释历史来为现实服务，把历史变成现实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提款机”。人们对这种求诸历史的做法一直是“乐此不疲”。

至少从19世纪末起，通过书写土耳其的民族史以及再发现突厥的“古典”传统，表述和构建一个土耳其民族身份的民族主义诉求与努力已经开始了。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后，新的国家延续并“创造性地”超越了帝国末期的土耳其主义思潮，并更为系统地重新书写了土耳其的民族史。这些都是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历史重构，充满了“想象”、“发明”和“创造”。在20世纪30年代初形成的“土耳其史观”（Türk Tarih Tezi），标志着凯末尔时代（1923—1938）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在进入成熟期后达到了巅峰。

对20世纪初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民族传统还是一块正等待开发的处女地。那个时候，可以被称为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人还比较少。在帝国还未崩溃但内忧外患重重的情况下，各种挽救、超越或摆脱帝国的主张并行，各种身份认同（包括伊斯兰教的、奥斯曼王朝/帝国的、土耳其的）处于相互杂糅/竞争的状态。以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为代表的土耳其主义者，在努力发掘土耳其民族的“历史财富”的同时，力图把理性化了的伊斯兰教与土耳其民族自身的传统结合起来。尽管很多青年土耳其党人在1908年革命以后成为无可争议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们有关民族主义的很多“宏伟蓝图”还没来得及展开，奥斯曼帝国就灭亡了。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使土耳其国家与民族的名字一致了，民族化与现代化的主体现在合而为一了，民族主义者掌握了国家权力，并迅速以民族国家的力量推行现代化，凯末尔党人以民族化服务于世俗化、现代化，重新建构了土耳其的民族史。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大势。要实现现代化，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完成民族/国家建设，这一进程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对于中国、土耳其等国家而言，国家建设面对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帝国及其传统。而民族主义的发展与帝国的衰亡又几乎是同步的。20世纪前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思索中国的前途时，曾经对青年土耳其党人和凯末尔党人的革命与改革心生艳羡。今天，研究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对于理解同样背负着传统帝国遗产的中国而言，仍具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