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突厥学”

所谓“突厥学”其实是早期欧洲东方学的一支。在以萨义德为代表的东方学批判之前，东方学通常主要是被看成“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萨义德剥掉了东方学的学术外衣，主要地将其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对此，萨义德解释说：“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而在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时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制造东方的。”

在萨义德看来，对东方而言，东方学是一种与西方殖民/帝国主义权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强势的、宰制性的意识形态话语：“将东方学视为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在与东方的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比将其视为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更有价值。”“正是由于东方学，东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萨义德做出上述判断的一个前提是，他认为，任何知识都有其社会性和时代性，很难找到完全客观的纯粹知识（当然，萨义德在这里主要地是指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萨义德暗示，因为东方学与帝国主义有着密切关系，所以，东方学所生产的那些知识也必然是扭曲的。萨义德主张，对东方学的批判性研究，必须紧紧围绕“权力/权威—学术”的关系来展开。

按照萨义德的看法，近代欧洲不仅生产了关于东方的知识，而且还制造了东方。这个东方不只是西方知识谱系中的东方，而且也是东方人借以认识自我的东方，因为在西方人看来，东方人根本就没有能力认识和表述自我。无疑，这个东方是落后和停滞的，是没有发展文明的能力的。这个东方的存在与被发现，部分地是为了欧洲形成自我形象的需要。

萨义德的东方学批判是深刻的，其影响亦很深远，但并非无可指摘。有学者即指出，萨义德的结论过于简单化了，因为他没有区分东方学内部的复杂性，比如，有一些东方学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有一些是赞赏伊斯兰教的，更为重要的是，有些中东的民族主义者就是从东方学那里获得了启迪。最后这一点正与本节所论之主题密切相关，即在19世纪末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欧洲突厥学研究的部分成果充当了重要的思想原料。土耳其人利用这些原料的时候，并非囫囵吞枣，而是有选择地加以消化和吸收，因为，“突厥学家”对土耳其人褒贬皆有，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须根据自身的需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是20世纪初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理论家，同时也作为泛突厥主义思想的“祖师爷”受到批判（本书有关于格卡尔普的专论，详见第4章）。格卡尔普曾在其名作《土耳其主义的基础》一书开篇就介绍了欧洲思想对土耳其主义的影响。格卡尔普注意到，土耳其民族主义出现之前，在欧洲存在着两种关于土耳其的潮流。第一个是所谓的“土耳其偏爱”（Türkseverlik），他们主要是欧洲的艺术爱好者，他们偏爱土耳其人的羊毛织品、地毯、陶器、金器、木器、装饰品、火盆、烛台等工艺品，他们购买和搜集这些东西，目的就是为了向别人展示这些异族的工艺美术作品，另外，欧洲画家所作的与土耳其人生活方式有关的作品，以及诗人和哲学家们有关土耳其道德伦理的书，也进入到这些土耳其爱好者的视野，“在欧洲的这一潮流，全部都是赞颂土耳其的艺术和道德的”。注21

注21Ziya Gökalp, Esaslarɪ, Ankara: ,2001, pp.3-4.

格卡尔普所说的第二个欧洲思潮是有关“突厥人”的学术研究，即所谓的“突厥学”（Türkiyat, Türkoloji）。这指的是来自俄罗斯、德国、匈牙利、丹麦、法国和英国等国的很多学者所从事的、与古代突厥、匈奴和蒙古人有关的语言学、历史学及考古学研究。概括而言，东方学家们提出，突厥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他们散布于广大的领域，而且，突厥人还在不同历史时期创建了主导世界的国家和高级文明。格卡尔普承认，东方学家所说的突厥人并非就是在土耳其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土耳其人，而是所谓古代东方的突厥人（Türkleri）。尽管如此，这两个潮流都对奥斯曼 -土耳其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欧洲人对早期突厥历史、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始于18世纪末。那时，“很多欧洲的突厥学家开始发现突厥人的过去，他们伟大的中亚文明以及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在历史上的真正的角色”。突厥学实际上是依赖于欧洲的汉学（Sinology）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汉学则开始于17世纪耶稣会教士们对中国的研究。在我国史书中，有不少关于周边少数民族历史的描述，如“匈奴传”、“突厥传”等。随着西方人对中国文明及史料的认识日益扩展，他们逐渐发现了我国历史记录中有关匈奴、突厥人的记载，遂加以介绍和研究。“由于他们工作的结果，一幅关于土耳其人在亚洲史和欧洲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新图画出现了，并且为土耳其人在尚未接受伊斯兰以前的一段模糊不清的历史，找到了新的解释。”

根据格卡尔普的总结，在早期曾对土耳其人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突厥学家及其作品分别有：法国历史学家德经（Joseph Deguignes,1721—1800），他写了有关匈奴、突厥和蒙古的历史作品；英国学者亚瑟·大卫（Arthur Lumley Davids,1811—1832）撰写了《土耳其语法》，其中有对突厥语言和民族历史的概论，他本打算献给塞利姆三世。大卫的作品是用英语写的，后来他的母亲将其翻译成了法语（1836）并献给了苏丹马哈茂德二世（Sultan MahmutⅡ,1808—1839），该书除了讨论突厥语的各种支系和方言，还讲到了突厥文明以及突厥的民族学和历史。注22

注22Ziya Gökalp, Esaslarɪ, p.4.

西方人所写的关于匈奴/突厥人的最早专著，就是由格卡尔普所提到的法国汉学家德经于18世纪中期完成的，他根据《魏书·西域传》等中国史书，完成了《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鞑靼人通史》一书。德经把匈奴、突厥与蒙古人看成是具有相同起源的人种，并最早提出了欧洲的“匈人”（Huns）与中国史书上的“匈奴”是来自于同一种族的看法，他的这一观点成为后来吉本所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重要资料，吉本把“匈奴”入侵看作是罗马帝国衰落的重要外因。当然，这种看法提出后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极大兴趣，赞成和反对者皆有，在20世纪初年，“Hun=Hsiungnu”几乎成了定论。但此后，学者们又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更多的质疑。

亚瑟·大卫有关突厥语的研究对奥斯曼土耳其的知识界有很大的影响，在他的书中，他还探讨了从古代突厥到马哈茂德二世的简史。大卫认可了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早期进行的改革，并对奥斯曼土耳其人和中亚的游牧突厥人进行了区分。大卫批判说，欧洲人（以及土耳其人）把讲突厥语的人统称为“鞑靼人”（Tartar）是错误的；他说，正确的词应该是“突厥”（Turk）。在他的书中，大卫把突厥人看成是高加索人种的一支，不同于蒙古人种，说突厥人是一个伟大的种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名下都做出了伟大事业。亚瑟·大卫说：“（突厥人）兴起于一个原始社会，我们看到他们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打上了人类进步的标志，并最终达到了亚洲其他人种所从未到达的最高文明水平。当奥斯曼人正大踏步前进，并力图与最为博学、完美的欧洲国家进行竞争时，他们的那些在北方游荡的同胞们，正跳入愚昧和野蛮的深渊，他们的语言成了双方之间关系的唯一证明。”注23

注23Arthur Lumley Davids, A Grammar ofthe Turkish Language:with a Preliminary Discovery on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the Turkish Nations, London:Parbury&Allen,1832, p.ii．转引自 Aytürk, “Turkish Linguists against the West:The Origins of Linguistic Nationalism in Atatürk's Turkey, ”in Z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40, No.6, November,2004, pp.6-7。

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波兰人穆斯塔法·杰拉莱丁（Mustafa Celaleddin,1826—1875）逃往伊斯坦布尔避难，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杰拉莱丁通晓波兰语、拉丁语、法语、德语和俄语，写了一本名为《古代与现代的土耳其人》（Les Turcs Ancients et Modernes）的书，该书先在伊斯坦布尔出版（1869），后又在巴黎（1870）发行。杰拉莱丁的书明显受到法国人德经的影响。在该书中，杰拉莱丁把土耳其人放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来考察，声言要弄清历史真相。杰拉莱丁的目的是为土耳其人向西方学习作辩护，他力图证明土耳其人和欧洲人均属同一种族，都属于他所谓的“土鲁—雅利安”（Touro-Aryan）种，即所谓“雅利安种的土兰系”。这样，对于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向西方学习就不再意味着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而只是回归到自身的源起。杰拉莱丁认为，伊斯兰教破坏了土耳其人的文明，故土耳其人必须重新检视自身的伟大过去。杰拉莱丁写作此书就是要证明土耳其人是欧洲人，并尽量缩小土耳其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差别。注24杰拉莱丁所用的方法非常简单，他通过比较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即从两种语言中找出一些意思相同、发音相近的词汇，据此来判断两种语言具有共同起源），提出了拉丁语和拉丁文明起源于突厥人的观点。杰拉莱丁得出结论说：“突厥民族……有一个悠久而且充满胜利的过去。而且，在一场原因不明的大震动之后，突厥人把文明的种子传到了两河流域，使其获得了一个新的元素和能量……”注25

注24 Aytürk, op.cit., pp.8-9；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363页。

注25转引自Etienne Copeaux, Türk Tarih Tezinden Sentezine, p.17。

杰拉莱丁的书以法语写成，在当时主要是面向西方读者的，但实际上，他的作品在西方没有什么影响，倒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了整整一代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注26特别是到了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的1930年代初，杰拉莱丁所使用的那种语言相似性理论以及他有关土耳其人与欧洲人属于同一人种的观点，都被凯末尔党人所继承并发展。实际上，杰拉莱丁本不是什么语言学家，他所使用的方法即使以当时的语言学标准来衡量，也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他只是运用了“未经科学验证的材料和未经检验的理论”，就大胆地作出了结论。注27

注26Yusuf Akçura, Tarihi, Istanbul:Kaynak Yayɪnlarɪ,2001, p.36.

注27Etienne Copeaux, Trük Tarih Tezinden Sentezine, p.18.

早在1839年，匈牙利学者便开始使用“土兰”（Turan）这个名词（原指伊朗东北一带地方的古老伊朗名称）来描述中亚一带的突厥国家，同时还用土兰人（或土兰语，Turanian）这个名称来指所有突厥人和蒙古人，另外也包括芬兰人、匈牙利人以及其他种人在内的一群民族（或语言）。当然，这种语言学和人种学上的错误划分，早已被人抛弃。当时，匈牙利流行的一种突厥学观点是马扎儿人（匈牙利的主要民族）与土耳其人属于同一血统，另外匈牙利人希望得到土耳其人的支持，以便共同应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威胁。匈牙利人阿明纽斯·范伯利（Arminius Vambery,1832—1913）是匈牙利的突厥学家，他曾在伊斯坦布尔滞留近四年，成为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很多达官贵人的座上宾，这样他就把突厥学的知识传播到了奥斯曼帝国，并结交了很多土耳其上层人物与知识分子。1861年，范伯利离开奥斯曼帝国，踏上了他著名的中亚之旅。他化名雷什特（Reşit Efendi），并乔装改扮成一个托钵僧，在中亚地区游荡了三年，然后又回到了伊斯坦布尔，不久即返回匈牙利，又从那里直接去了伦敦。注28范伯利在他于1868年出版的书中，曾重点地讲到了土兰人。他说，所有的突厥族群都属于同一个人种，并可以根据体质特征和习俗再进行细分。在1871年出版的另一本著作中，范伯利还提出了建立一个大突厥帝国的泛突厥主义方案。尽管后来范伯利收回了自己的说法，并认为泛突厥主义只是一种妄想，但他所提出的泛突厥主义方案却被那些极端主义者所接受下来。范伯利还对奥斯曼帝国的宪政运动非常感兴趣，并且与一些流放中的青年奥斯曼人有过接触。

注28Yusuf Akçura, Tarihi, p.41.

19世纪末，法国学者兼作家莱昂·卡翁（Leon Cahun,1841—1900）的作品被引进了奥斯曼帝国，他的研究被认为是当时“最为流行而且在奥斯曼帝国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作品”。注29其实，莱昂·卡翁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突厥学家，在法国，他更多的是被看成一个“文学家”，但他在土耳其史及突厥学研究领域中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卡翁是个热情的自由主义者，他曾经和19世纪60年代留居巴黎的青年奥斯曼人保持友好的接触，特别是跟纳末克·凯末尔过从甚密。卡翁写过大量以突厥为主题的著作，他最为著名的作品是出版于1896年的《亚洲史导论》（Introduction àl'histoire de l'Asie），是“半科学性和半浪漫主义式的有关亚洲历史的记述”。在书中，卡翁十分强调中亚草原突厥游牧民的历史作用，他把突厥人说成是世界的征服者，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帝国的建立者，说成吉思汗就是突厥人（这种看法使包括纳末克·凯末尔在内的青年奥斯曼人十分震惊）。该书的土耳其文译本出版于1899年。

注29Taner Timur, Osmanlɪ, p.156.

卡翁的作品中带有他那个时代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卡翁显然鄙视突厥人的体质特征，他这样写道：“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害怕瘦长的欧洲人，并像无形的侏儒一样望着他们。”卡翁还不断地到处提到“突厥人之特征”（Türk karakteri），卡翁认为，突厥人不是依靠头脑而是依靠心灵的人种：“突厥人，从头脑的角度来看，在人类社会中是处于最末位……他们除了信仰之外，什么都不想要，而且从不去理解。”这些带有否定性的文字，自然不会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精神食粮。卡翁在贬低突厥人的理解能力和创造文明的能力之同时，也称赞了他们的“战士的精神”、“勇敢、服从、正直、有判断力”等品质，并补充说他们是“诚实的管理者、坚定的统治者”。这些优点是后来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也乐于提及的，但在卡翁对现代土耳其人的影响中，它们也不是最重要的。

卡翁的影响主要是在于他的论述思路。卡翁认为，突厥人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但这对突厥民族的天赋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结果。卡翁说，与其他穆斯林一起，“甚至失去了自身特性的突厥人，成为伊斯兰教化了的亚洲与基督教的欧洲相对抗的先锋。他们大胆而坚定地，……在为外国人效力的过程中，依靠侥幸和冒险，付出着自己的意志与力量”。卡翁的重要结论是，伊斯兰教与突厥人的天赋是相悖的，从塞尔柱人开始，突厥人就开始走向衰落了。卡翁认为，突厥人尤其受到了伊朗国家传统的影响，而且，“伊斯兰教是通过这些死板的伊朗人塑造了这些准中国人（指突厥人）”。在卡翁看来，伊斯兰教对突厥人民族天赋的恶化有两个重要的表现形式：一是宗教在生活中日益占据众多领域；二是古代突厥人中妇女所拥有的重要地位的丧失。卡翁的这些论述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所谓的“真正突厥人之精神”的问题。卡翁的重要性也就在于此，即他的研究向土耳其民族主义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真正突厥人之精神”是在伊斯兰教以外，是在中亚。虽然卡翁并没有系统地表述这些思想，但正是他所传达的这些信息影响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注30

注30上述有关莱昂·卡翁思想的阐述参考了Taner Timur, Osmanlɪ, pp.156-158。

对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而言，卡翁的另一个贡献是发展和传播了一个假说：在远古时代的中亚，就存在着一个内陆海，沿岸生活着的是史前土兰人，后来这个海干涸了，土兰人便向世界各地迁徙。注31卡翁的一个推论是：“在雅利安人来到欧洲之前，土兰人早就到达了欧洲，与后者相比，雅利安人能算是这个地区的土著吗？”“最早来到欧洲的是土兰人，他们和到达东亚正北方的人是同一种族。”注32卡翁传播的这个假说，后来受到了凯末尔及其御用史学家们的重视，成为支撑“土耳其史观”的重要根据。

注31Etienne Copeaux, Türk Tarih Tezinden Sentezine, p.18.

注32转引自Etienne Copeaux, Türk Tarih Tezinden Sentezine, p.18。

公允地讲，欧洲的突厥学研究部分的是学术兴趣，部分的也与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野心纠缠不清。当青年土耳其的“三雄”之首恩维尔（Enver Paşa）在德国的时候，他曾经接触了德国东方学界的一些人物，了解了他们当中的泛突厥主义、土兰主义的思想，正是这些人建议奥斯曼帝国利用泛突厥主义的外交政策来牵制俄国。前面提到的匈牙利东方学家范伯利也曾效力于英国外交部门，他曾对著名的鞑靼裔民族主义者阿克储拉说：“英国人很喜欢我，因为是我第一个使他们认识了亚洲。他们听我的，也了解我。甚至，英国王室也是我的朋友，我感到了他们的关切。”注33他也与青年土耳其党人曾有过亲密接触，对后者采纳泛突厥主义策略有一定的影响。尽管有这些外来的思想资源和鼓动，但正如后文将要阐明的那样，除了偶尔拿来当作一种外交策略，青年土耳其党人并没有真心实意地去搞过泛突厥主义。

注33Yusuf Akçura, Tarihi, p.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