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盛极而衰的帝国

戴维森曾讨论过奥斯曼帝国的衰落问题，他认为，“如果以大片领土的丧失作为国家没落的一个标志，那么1699年的卡洛维兹条约就为帝国没落提供了一个更为合理的起点。如果以内政腐败而不是领土丧失作为标志的话，那么，没落的起始日期似乎可以再往前推，那就落在苏里曼自己临朝当政的年代里了”。不管是从16世纪，还是从17世纪算起，到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崩溃，这个衰落乃至死亡的过程，都是相当漫长的。

关于奥斯曼帝国衰败的原因已有学者作过分析，这里不可能就此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只能概括地谈谈奥斯曼帝国衰落的一些原因和表现。从17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就已处于不断走向衰败的过程中，这在18至19世纪表现更为明显：帝国统治阶层日益衰弱腐朽，君主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军队也腐朽堕落了，战斗力大大减弱，不断败在北方的俄罗斯和西欧强国之手；内政日益腐败，地方割据日趋严重，中央政府无力控制；经济上长期的通货膨胀，工农业与欧洲相比，日益落后，新航路的开辟也逐渐使奥斯曼帝国失去了欧洲贸易中间商的地位；文化上，道德风气日益腐化堕落，乌莱玛阶层越来越狭隘，醉心于物质利益，学问上也没有什么创新，成为保守势力的大本营。除了上述因素外，米尔斯在20世纪初探讨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原因时，还提到了如下几个问题：奥斯曼土耳其人长于战争，但不擅治国；战争导致了男性人口的大量丧失；人民大众文化水平太低，大多是文盲，而政府实行严格的思想管制和愚民政策，等等。

在世界政治中，“衰落”是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它可能是绝对的，即相对其自身过去的状况而言；也可能是相对的，即与新兴外部力量比较而言。一个国家的衰落，既可能是其自身不断腐败造成的，也可能是外部力量不断强大导致的。比如，英国从一个强大的帝国衰弱成一个像丹麦或撒丁那样无足轻重的小国，是因为外部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崛起和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起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衰落总是相对于别国优势地位的丧失。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相对于其欧洲邻居的日益强大而言的，自16至18世纪，凭借工农业技术的改进，以及军事技术的提高，欧洲彻底摆脱了中世纪的梦魇，科学的日新月异伴随着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使欧洲走在世界的前列，从而开始了世界历史的欧西时代。比较来看，上述进步没有一件发生在奥斯曼帝国。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对奥斯曼帝国而言，军事上的最大劲敌是北方的俄罗斯。正是俄罗斯的存在极大地消耗了奥斯曼人的元气。长期以来，在与北方邻居俄罗斯的争雄过程中，奥斯曼人处于优势地位。但自彼得大帝锐意学习西方，实行改革之后，俄罗斯建立了强大的军事机器。这直接导致奥—俄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奥斯曼人虽然没有被彻底击溃，但一系列的军事失利，使其不得不节节后退，广大的疆域不断沦于俄人之手。恩格斯曾指出：“俄国对土耳其人的战争总是在俄国西部边界太平无事，而欧洲在别处忙于其他事务的时候进行的。叶卡特林娜进行了两次这样的战争。第一次战争的结果是得到了阿速夫海沿岸地区，克里米亚宣布独立，并在四年之后成了俄国的一个省份。第二次战争使俄国的边界从布格河推进到德涅斯特尔河。”

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通过击败奥斯曼人，吞并黑海北岸，俄国在今日的乌克兰和南俄地区成功地进行了殖民，直到1914年，那里都是俄罗斯帝国的农业和煤铁工业中心。到1900年，俄国的经济与人口资源已经远远超过奥斯曼帝国，这一切胜利都得归功于彼得主导的国家转型。也难怪中国的康有为在19世纪末的变法维新中，非常推崇彼得在俄国进行的变革。

眼看着昔日的手下败将日益强大，而自身却毫无进步，且危机重重、步步退缩，奥斯曼人开始认真思考其自身的问题了。从1789年开始直到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这一百多年间，它始终没有放弃改革的努力。期间也曾出现了数位锐意进取、实行现代化改革的君主。为寻求救治帝国衰颓之良方，奥斯曼帝国的精英阶层曾提出过一系列改革主张和方案，统治阶层也渐次实行过一些改良，涉及到军事、经济、政治制度、社会、教育、文化等各层面。这些改革措施的内容及其影响，限于篇幅此处无法展开讨论，奥斯曼帝国这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追求，颇类似于晚清以降中国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与清末的自强运动相似，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也是从军事入手，首先是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塞利姆三世及马哈茂德二世在位期间，所做的工作主要就是建立新军，当然他们也实行了教育改革，设立翻译局（类似清代的同文馆），努力培养外交人才。翻译运动和西式教育的引进，使西方文化大规模地涌入奥斯曼帝国。西方化使奥斯曼帝国的精英长久地分裂为两派：西化派与传统派。此外，在政治体制方面，帝国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还进行了两次宪政试验。

纵观奥斯曼帝国后期二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发现，奥斯曼帝国学习西方，进行改革的时间不可谓不长，其决心也不可谓不大，然而，它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灭亡。看来，这些现代化改革并非挽救帝国命运的济世良方，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这个曾让欧洲人心惊胆战的奥斯曼-土耳其国家无法摆脱其“历史的宿命”呢？列文曾指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的帝国普遍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一、维持有着广阔领土、众多人口和权力的国家；二、通过满足民族主义的、民主的和经济进步的要求来调和上述现实的有限性。”在这方面，奥斯曼帝国并非例外，实际上，正是这个两难困境最终决定了奥斯曼帝国灭亡的命运。

从大的方面讲，奥斯曼帝国瓦解的原因在于内部的民族主义以及外部列强的挑战，这两个方面往往还相互交织在一起，使问题更为复杂。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宗教的传统帝国，奥斯曼政权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其成功的军事扩张以及米勒制，只有当那些属于不同种族和宗教的群体意识到奥斯曼国家的强大时，他们才会臣服，才会有一种归附中央集权的向心力。因此，不断的军事战败以及丧权失地极大地刺激了奥斯曼帝国的地方精英。奥斯曼人不断地被来自北方和西方的基督教强国所击败，这诱使帝国中的基督教少数群体进行反抗，他们甚至认为反抗会得到外国的援助，而且幸运的话还有可能实现独立。也就是说，当非穆斯林群体逐渐意识到帝国的衰落时，帝国内部不同种族与宗教间的紧张就上升了。也正是在这种国家罹难的关键时刻，我们也才能更清晰地看出，以前奥斯曼帝国所竭力维系的庞大规模，所包容的各族群和宗教，只不过是松散的联盟罢了。

奥斯曼帝国允许基督教社群享有较高的自治权，从而以制度的形式巩固了帝国这种多元的、碎片化的内部结构。相对宽容的统治模式有时利于团结不同的群体，而同样是这种体制，随着内外局势的转变，也会使那些异质因素轻易地就转变为分裂的力量。充分利用了这些异质因素的是北方的俄罗斯。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曾正确地指出：“对俄国外交说来，问题只在于利用在欧洲所取得的霸权进一步向沙皇格勒推进。为了达到达一目的，它可以利用三个杠杆：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最合适的是希腊人。”1889—1890年，恩格斯对当时奥斯曼帝国所面临之内外形势的分析可谓是一针见血：

（俄罗斯）南部是已成强弩之末的土耳其人和他们的纳贡者克里米亚鞑靼人；土耳其人的进攻力量早在一百年前已经被摧毁，他们的防御力量暂时还算可观，但也已减弱；这一日益扩大的弱点的最好标志是：在被他们征服的基督教徒（构成巴尔干半岛大多数居民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中已开始骚动。这些基督教徒，几乎全属于希腊正教派，因此是俄国人的教友，而其中的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又是他们的同族。因此，只要俄国一宣布自己保护被压迫的正教教会和被奴役的斯拉夫人的使命，这里就会马上为在解放的幌子下的侵略准备好基础。高加索以南，还有一些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小的基督教国家，对于他们，沙皇政府也同样可以自称是“解放者”。

就整体而言，在外来势力的影响下，帝国内的分离倾向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主要由于受到来自西方的影响，帝国境内的民族问题日益凸显。对奥斯曼人而言，宗教冲突一直是个大问题，但是，通过实行米勒制，给予不同宗教群体以相对较大的自治权利，他们觉得这已不再是帝国的难题。但是，从19世纪开始，在奥斯曼的欧洲领土上，一些在西方接受过教育并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利用当地基督教农民对经济剥削的不满，发动了反抗帝国统治的起义，这些以农民起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实际上还得到了列强的支持；民族主义倡导的民族建国原则成了奥斯曼帝国内的新威胁。19世纪初，阿里依靠武力自立为埃及总督。在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位于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巴尔干地区各民族，在西方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力图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去，而且大部分获得了独立。

第二，在经济上，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对欧洲列强的依赖性日益增加，这也加剧了帝国内部的种族与宗教冲突。如前所述，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有权从政和参军，而且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传统的商贸活动；基督徒不能从政和参军，还要交纳一定的免役税，但他们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经营现代商业贸易活动，特别是在与西方的经济联系中，他们不仅是中间人，而且几乎垄断了所有这方面的事务。19世纪30年代的商业协定以及1881年公共债务管理委员会建立后，奥斯曼政府就丧失了其对关税以及其他税收的控制权。不平等条约确保外国商人在帝国中享有豁免权：在19世纪，越来越多的奥斯曼基督徒获得了外国公民资格，以便于享受个人豁免权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特权。在奥斯曼帝国中，基督教少数群体显然是联系奥斯曼社会与欧洲商人的最好的中间人，他们逐渐控制了帝国的财政、贸易和（很有限的）大工业。与此同时，穆斯林越来越抱怨他们竟然在“自己的”帝国内沦为二等公民。关于希腊基督教徒的转变，恩格斯曾说：

这是个以经商为业的民族，而商人最苦于土耳其帕沙的压迫。信基督教的农民在土耳其统治下，物质条件比任何地方都优越。他们保留着在土耳其人统治以前就已存在的机构，并且实行充分的自治；只要他们缴纳赋税，土耳其人照例不管他们；他们只是间或受到像中世纪西欧农民所不得不忍受的那种来自贵族的压迫。这是一种屈辱的、勉强忍耐的生存，但是在物质方面并不太坏，也并不怎样不适合这些民族当时的文明水平；因此，只是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斯拉夫的莱雅才发觉这种生存不可容忍。相反，希腊人的贸易从土耳其的统治使它摆脱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具有压倒优势的竞争以后，迅速地繁荣起来，并且达到这样巨大的规模，连土耳其的统治也不能再容忍了。

基督教群体在传统上就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而现在他们又变得有钱有地位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再乐意服从奥斯曼政府的管理。与此同时，基督徒们还发现欧洲列强也正准备着支持他们。此外，奥斯曼政府或愤怒的穆斯林还时不时对基督徒进行暴力掠夺与迫害，这更加剧了基督教民族的分离主义倾向。

到19世纪末，大规模的、连续的丧权失地、经济崩溃、列强入侵，已使奥斯曼帝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可谓处于崩溃之边缘。欧洲各省份大部分已经丧失或正在闹独立，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宗教，而且欧洲列强也利用宗教作为瓦解奥斯曼帝国的工具。

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是该地区基督教徒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顶峰。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残酷的，奥斯曼政府被巴尔干同盟国所击败。战争中巴尔干的穆斯林群众被大量屠杀，很多的清真寺被毁掉，奥斯曼的文武官员大量逃亡，广大穆斯林也被迫逃亡至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安德鲁·曼谷写道：

不仅奥斯曼的士兵，而且成百上千的穆斯林文官也被迫逃离巴尔干。他们必须走。战争一爆发，塞尔维亚人就迅速夺取了科索沃的普里兹伦（Prizren），据当时报纸的报道，大概有12000名当地穆斯林被集体屠杀；一座最古老的清真寺被变成了基督教堂，而另一座则被彻底捣毁。在土耳其的欧洲领土上，这类情景随处可见。保加利亚人的军队更因其对待穆斯林及其财产的残酷性而臭名昭著。西色雷斯（West Thrace）成为穆斯林难民的集结地。数万难民涌入伊斯坦布尔，然后又从这里被疏散到安纳托利亚。

在与俄罗斯及巴尔干的对抗中，奥斯曼-土耳其人节节败退，这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对奥斯曼-土耳其人而言，失败不仅意味着丧失了有价值的领土注17，还意味着第一波大难民潮的来临。1912—1923年间，难民潮在数量上达到顶峰，在这期间，奥斯曼帝国欧洲各省的穆斯林被大批驱逐，62%的巴尔干穆斯林涌入奥斯曼的其他省份，而其中又有27%死亡。凯末尔·卡尔帕特指出，在1856—1914年间，有700多万移民从奥斯曼帝国的不同地区来到了安纳托利亚，这些都是穆斯林难民。

注17这些领土除了战略意义外，还有很大的经济利益，对奥斯曼帝国而言，巴尔干地区的税收是帝国财政的重要支柱。D.Quataert, “The Age of Reforms,1812-1914, ”in H. and D.Quataert, eds.,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the Ottoman Empire 1600-1914, Cambridge, p.847。

巴尔干战争爆发时，穆斯塔法·凯末尔正在首都伊斯坦布尔，而他的母亲和妹妹正在她们巴尔干的家乡——萨洛尼卡（Salonika）。“穆斯塔法·凯末尔焦急地打听有关自己家庭的消息。他找到很多来自萨洛尼卡的难民。他们告诉他说：该城已被叛军攻取；希腊人已经把他们所能找到的土耳其官员悉数处死；到处都是烧杀抢掠。最后，凯末尔在一所难民营找到了他的母亲和妹妹。”很难准确地说出亲人的悲惨经历到底对凯末尔产生了什么影响，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亲眼目睹并感受到了民族主义运动和宗教冲突的威力与无情。

1913年巴尔干战争结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年10月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一方参战。正是这场大战彻底改变了奥斯曼帝国的一切。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战败，然后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大战在造成人民生灵涂炭、家破人亡的同时，还使某些腐败分子大发战争横财，造成了国家生产下降、债台高筑、物价飞涨。

当大战尚未结束时，苏维埃俄国的建立根本地改变了近东的国际局势。帝国主义阵线在俄国被突破了。苏维埃俄国建立后，即宣布了新的对外政策，完全放弃沙皇俄国的所有帝国主义政策。这对土耳其是有利的。同时，协约国也担心俄国人把全部兵力从俄国战线调回法国北部，使盟国遭到致命的打击，便试图与奥斯曼政府缔结单独的和约。劳合·乔治于1918年1月初发表声明说：被盟国占领的土耳其领土有权要求“承认它自己的民族条件”，以前的秘密协定不应妨碍盟国对未来和约条件的自由讨论，“因为俄国的崩溃根本地改变了形势”。

虽然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南高加索作了最后的垂死挣扎，他们仍然无法摆脱崩溃的命运，不仅仅是在与协约国军队的对垒中，土军被击溃，就是在土耳其军队中也出现了普遍的厌战情绪：士兵们大骂那些把他们送到前线当炮灰的政客；开小差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而这种情况在以前是几乎没有的；在有的地方，逃兵占领城镇，甚至殴打德国军官，要求立即缔结和约。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政府被迫考虑缔结和约的事情。1918年10月30日，在停泊于摩德洛斯（爱琴海上）的英国巡洋舰“阿哈梅隆”号的甲板上签订了停战协定，这标志着奥斯曼政府向战胜者彻底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