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研究的内容与思路

关于以往研究成果的详细综述,请参看本书“附录一”,这里笔者只进行简单概括。我国的土耳其史研究仍非常薄弱。拙文:“六十年来的中国土耳其研究”,《西亚非洲》,2010年第4期。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潘志平先生对泛突厥主义的研究和彭树智先生对凯末尔民族主义的讨论对本研究具有参考意义。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潘志平:“论土耳其与泛突厥主义”,《史学集刊》,2004年第4期。土耳其和西方的学者们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探讨多侧重于“土耳其主义”Masami Arai, Turkish Nationalism in the Young Turk Era, Leiden, New York:E.J.Brill, 1992; Uriel Heyd, Foundations of Turkish Nationalism: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Ziya Gökalp, London:The Harville Press,1950.,或者对凯末尔的民族主义原则作抽象考察注10,即令有学者涉及到“土耳其史观”,他们也并未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甚至连“史观”的具体内容都还没有讲透彻。注11到目前为止,有关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研究还停留在外部考察的层次,即仍未深入到意识形态的内部。学者们未把“土耳其主义”与“土耳其史观”放在土耳其民族主义发展演变的整体过程中加以考察。对“土耳其史观”,笔者认为,既要看到其塑造民族认同的功能,更要看到其反对西方中心史观的维度,喜欢探讨认同问题的当代土耳其学者往往忽视了后者;传统的凯末尔主义史学家们虽然强调了史观的“反西方”这个方面,但又有过分美化史观的倾向。

注10B.Oran, Atatürk :Resmi Dɪşɪbir , Ankara:Bilgi,1999.

注11 Beşikçi, “Türk Tarih Tezi”, “Güneş-Dil Teorisi”ve Kürt Sorunu, Ankara:Yurt Kitap Yayin,1991; Büşra Ersanlɪ-Behar, Iktidar ve Tarih:Türkiye'de“Resmi Tarih”Tezinin Olusumu,1929-1938, Istanbul:Afa Yayɪncɪlɪk,1992; Étienne Copeaux, Türk Tarih Tezinden Sentezine, Çeviri:Ali Berktay, Tarih Vakfi Yurt Yayɪnlarɪ,1998; Hugh Poulton, Top Hat, Grey wolf, and Crescent: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 London:C.Hurst&Co.(Publishers)Ltd.,1997.

本研究把“土耳其主义”和“土耳其史观”看作是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亦是两种形态。笔者的落脚点是考察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和社会-历史功能,因为凯末尔时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它继承了土耳其主义的文化/思想遗产,同时又规约了土耳其共和国以后的发展进程。在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土耳其史观”又是一个关键。

除了“导言”和“结语”部分外,本书共有八章:

第1章作为全书的背景部分,本章叙述了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历史进程,并主要讨论了奥斯曼帝国的米勒制度、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原因、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的经过,希望能够为后文展开论述做一个铺垫,亦方便读者的宏观把握。

第2章追溯了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知识”谱系中的奥斯曼-土耳其人。这些所谓的“科学知识”对土耳其民族意识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涉及多种早期东方学学科的观点,主要包括:突厥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

第3章探讨的是奥斯曼帝国晚期土耳其主义出现的背景与过程。19世纪以来,为挽救帝国,奥斯曼-土耳其的知识与政治精英们曾提出过多种主张: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主义。这些主张并存于帝国末期,但都没有挽救帝国的没落。土耳其主义是一种族裔—文化民族主义,它的出现标志着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诞生,亦是其第一阶段/形态。

第4章讨论了土耳其主义的重要理论家和鼓吹者格卡尔普的民族主义思想与理论。本章着重研究格卡尔普化解土耳其主义内在困境的方式方法,即考察他是如何以“文化与文明”的划分克服因土耳其人向西方学习造成的精神张力,以及如何阐述他的世俗化理论并以民族主义服务于其现代化主张的。

第5章探讨了独立运动期间的意识形态/认同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独立运动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各种主张进行斗争和妥协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在这场革命中,在“奥斯曼”“/伊斯兰”与“土耳其民族”之间存在着认同上的冲突。在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对奥斯曼王朝、帝国与伊斯兰的忠诚和效忠仍然是团结和建立最广大统一战线的纽带,“土耳其民族”认同并未获得普遍认可。

第6章论述凯末尔本人对土耳其民族问题的思考。在帝国的废墟上,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凯末尔党人建构了以领土疆域为界限的现实民族主义,又在意识形态上拒斥了扩张主义。凯末尔对土耳其民族的理解和阐释,是土耳其官方民族主义的基调。

第7章详论“土耳其史观”的提出、落实与宣传过程。1920年代后半期开始,在凯末尔的推动下,更强调种族优越性以及土耳其人对世界文明之贡献的史观逐渐浮现,这在后来被称为“土耳其史观”。本章对新版土耳其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以及第一届土耳其历史大会上的发言进行了文本分析,以此来探讨“土耳其史观”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及其内在的论证逻辑/方式。

第8章考察了凯末尔党人的民族主义及其与世俗化改革之间的关系。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后,从各个方面建设新的国家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凯末尔党人推行了以世俗化为主要内容的激进西化改革,实现了政教分离,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和文化等各领域排除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并以民族文化填补其留下的空白。对民族的崇拜取代了宗教;民族主义亦发挥了论证西方化、世俗化改革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功能。凯末尔党人以全盘西化的激情暂时掩盖了东方民族主义的内在困境。

国内对国际土耳其研究的状况介绍和了解不多,笔者在学术史方面曾下过一番功夫,完成了两篇研究综述,出于行文结构流畅性的考虑,“导言”部分不宜过长,故笔者采纳编辑的建议,将这两篇研究综述放在了“附录”中。由于两篇综述是分别单独成文,其中难免有个别重复之处,敬请读者谅解。

本研究的定位是系统地考察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在受到建构主义理论影响的同时,更突出强调本研究的历史学特色,即充分关注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发展轨迹,避免仅作一般性的政治学阐发。在这方面,笔者受到查特吉关于印度民族主义研究的启发。查特吉对民族主义做了较细致的区分,他提到了两个“结合”:一是把民族主义运动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结合,较突出意识形态的作用;二是在研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时候,又分为两个层次——表述和论证,表述研究的是文本的内容本身,论证探讨的是意识形态的论证逻辑、内在逻辑或曰论证方式。查特吉还将印度民族主义的发展分为疏离期、策略期和完成期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尽管没有必要(由于笔者学力不逮,亦难以)完全套用查特吉的分期方式,但笔者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形态的分析,亦是受到了查特吉的启发。

学者们往往把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历史“重构”“/想象”当作建构主义理论的经典范例来引用。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37—38页,注释5。确实,在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多种重构民族历史的努力,“土耳其史观”堪称其发展的极致。然而,既然很多共同体都具有“想象”和被建构的特征,那么,仅仅说出民族主义再造了民族、重构了民族历史这些有规律性和普遍性的东西来,又有什么新奇之处呢?!研究土耳其民族主义并不是要去为建构主义理论作注脚(尽管客观上可能会导向这一结果)。历史研究的特色即在于能够充分挖掘每一个案自身的特性。比如,本研究突出了重要人物的影响,详述了凯末尔本人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通过考察凯末尔本人的言论,探讨他的民族观。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没有把凯末尔本人的思想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加以考察,只是满足于抽象地谈论凯末尔主义。本研究利用凯末尔养女伊楠的回忆录,揭示了凯末尔本人对土耳其民族主义历史进程的参与和影响。

“土耳其史观”是在威权主义政治领导人(凯末尔)的直接干预下,通过貌似科学的学术研究来表述和确立的,这样一种来自政治的干预,使学术研究背离了独立和自由发展的正常轨道,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主流史学也由此沦为了当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奴仆。研究对象的这一特征决定了本书在讨论土耳其民族主义史学时,不会将其放在学术思想史的框架内加以研究,而是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意识形态来考察。关于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及关系,详见余英时的两篇文章:“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和“再论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收入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7,第53—122页。

本研究探讨“土耳其史观”时将其当作“表述”(represent)并规范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的“文本”(text)或意识形态来处理,而不是把它看作关乎历史真实的“文献”(document)。本研究主体部分所涉及的内容虽然属于现代史的范畴,但这一研究对象本身又关乎遥远的史前(pre-history)时期,诸多问题尚属推测,并无明确之定论,而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史学家们竟把这些当作“无可辩驳的科学真理”,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土耳其史观”,单就这一点讲,“土耳其史观”即令不是海市蜃楼,也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房屋。因为没有完整的文献记录,史前史基本上是人类无法重建的一种混沌的过去,它需要依靠气候学、生物学、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才能获得一定的但仍很有限的认识。对于本研究而言,笔者无意围绕“土耳其史观”这一命题的具体内容之真伪做文章,也就是说,我要做的并非是用科学的方法重新探讨“史前土耳其人”是否“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这一主题,况且这个任务单凭历史学的知识,根本就无法操作。“土耳其史观”本身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先提出了一个既无法被证伪又无法被证实的假命题,然后又把这个命题打扮成“科学的真理”的模样。据此,笔者在探讨土耳其的族史重构问题时主要集中于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史观”的表述方式及论证逻辑与过程上。这一定位受到了沈松侨先生的启发。沈先生研究的是黄帝传说与近代中国的族史重构问题,他曾在其文章中说:“黄帝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个问题当然不是本研究所能解决,也不是本研究所拟讨论的主题。不过,如果我们抛开传统史学的论争,不再汲汲于具体史实的考辨,转而采取‘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观点,将先秦诸子百家所言黄帝,视为时人为因应现实政治需要与族群关系,所创造或发明的一套历史记忆,或许还可以在史实考订的断港绝潢之外,另辟一条历史诠释的新途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把关于黄帝的记载,当作是‘反映’(reflect)历史真实的‘文献’(document),而是‘表述’(represent)并规范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的‘文本’(text)或意识形态,那么,上古时期的黄帝论述,也并不是没有重加省察的空间。”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 1997年6月20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组主办:“发明过去/想象未来:晚清的‘国族’建构,1895—1912”学术研讨会。

笔者在这篇“导言”中用较大篇幅梳理和介绍了民族主义的相关理论,其目的在于表明这项研究曾受到很多研究民族主义的社会科学著作的影响。但本研究既不是以某种理论为指导、又不是为了证明某个理论所进行的研究,而是将自身严格地定位为一项历史学研究,它所考察的是一个具体的对象,即20世纪前期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关注的是它的具体历史演变过程。出于这一定位,本研究更加关注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和细节,以利于读者朋友们能够认识一个具体而丰满的、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土耳其。当然,在这之余若能在理论上有所斩获与新得,亦是笔者所乐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