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文章十三篇，讨论秦汉史之问题，今结集出版，名之曰《秦汉史论丛续编》。盖前在中华书局出版论文集《秦汉史论丛（增订本）》，本书继其余绪，亦交中华书局出版，因名“续编”。本书文章大致可分为二类，其一讨论汉光武帝之生平、性格、治术、政策及其政策措施对东汉政治之影响。其二为利用“张家山汉简”之资料讨论秦汉之历史与官制。其初立意就“光武帝研究”与“张家山汉简研究”各写一本专书，唯积稿不足，难于独立成书，今年老力衰，恐难再有所发明，故合存稿集成此书。今稍述各篇文章之大意，以为本书之序言。
一 论汉代徙置边疆民族于塞内之政策
从汉景帝时代开始，汉朝政府间中安置归附之边疆民族于塞内缘边诸郡。境外之蛮夷成为境内之居民，盖有二途：其一，汉开拓疆土，新开疆土之原住蛮夷亦成郡县之百姓，如汉开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原居其地之羌、氐、匈奴。其二，境外蛮夷来降，汉廷徙置于塞内。东汉徙南匈奴于西河、朔方、五原、上郡、云中诸郡，其事最为明显。
大量外族徙入北边、西北边诸郡，造成此地原来之居民外移，纳税服役之户口大减。此地诸郡东汉之户口约为西汉户口之一半，甚至有少至5%以下者。如西河郡东汉户口为西汉户口之百分比，户数为4.18%，口数为4.13%。此区域诸郡所领县数从西汉之五百六十七县减为三百九十二县，大减三成。
徙戎入塞造成东汉中期以后北边、西边国界之内移。凉州、三辅、并州及幽州居民之经济活动从农业为主转变为畜牧业为主，大量农田转变为畜牧之草场。
入居塞内之游牧民族仍聚族而居，其内部之政治社会组织不变，其酋长仍领治其民，甚至保持武力。在汉族皇朝强盛之时，塞内之游牧民族受朝廷所置官员之监督，助汉守边。在中国内乱，皇纲不振之时，政府统治力量衰弱，汉人如一盘散沙。其时最有力量者，反是在塞内之匈奴、羌、鲜卑诸族，在其酋长领导之下，逐鹿中原，遂成五胡乱华之局。
二 论汉廷与匈奴关系之财务问题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经济条件与生产品性质不同，若同为一国，由国家调节其彼此之盈余不足与需求，互通有无，自可两蒙其利。若两者为相邻之两国，于古代除非一国臣服于对方，否则两国必互为敌国，难有和平。盖游牧民族以牲畜为财富与主要食物来源；大风雪、大旱、瘟疫等自然灾害之侵袭，牲畜于短期间大量死亡，饥荒随之而至。若得不到相邻之农耕社会之救助，游牧民族常向农耕社会入侵，抢掠其粮食物产。由于游牧民族经济上对农耕社会之依赖，无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关系为敌对或和平，农耕民族皆必须付予游牧民族粮食物资。付予之形式或为游牧民族入寇掠夺，或为农耕民族之君主给予游牧民族赏赐。国史中原皇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关系常如此。
汉廷与匈奴之关系，除武帝时长期征伐匈奴，北逐匈奴于漠北，匈奴无力入边侵盗外；无论汉匈和亲，或匈奴于塞外称臣，或南匈奴为东汉帝国内之属国，汉廷皆得付出金钱物资。和亲期间，匈奴于穷急时常来寇盗劫掠，此为汉廷被动付予金钱物资之方式。匈奴于塞外称臣或于塞内为属国，汉廷皆主动付予金钱物资：大量赏赐之，于其灾困之时，转输米粮以救济之。盖游牧经济依赖农耕社会之救济，不得不然。征伐匈奴固不必付予匈奴金钱物资，然战争之费用太昂，远过于任何方式之付费以维持与匈奴之和平关系。故武帝以后汉廷与匈奴关系之发展，在形势容许之下，汉廷不采战争之手段，光武帝且徙置南匈奴于塞内。汉代“徙戎入塞”有财政原因。
三 论光武帝定都洛阳
西汉都长安，以关中为帝国之中枢及根本之地，又徙天下豪强、吏二千石以实三辅，经营关中二百余年。然光武中兴，不沿西汉之旧，而别建新都于河南之洛阳。其原因如下：
其一，光武不都长安而都洛阳，盖关中生产之粮食不能支持帝国之首都，必须每年自东方转漕数百万石粮食入关，耗费极大。
其二，西汉后期，谶纬已有洛阳位于天下之中，乃是帝都之说。光武信奉图谶，此说必影响光武定都洛阳之决定。
其三，光武与群雄争天下时，以河北、三河为后方，则光武以洛阳为首都，是建都于后方。
其四，光武性格平实，少远大空泛之志，但求安稳无事。其选洛阳为都，盖居于内部中心之地，较为安全。且光武既无西向拓地之心，亦无必要都关中。
东汉以洛阳为帝国之首都，本文论其影响如下：
关中地区之衰落。西汉关中为全国政治重心地区，亦为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光武定都洛阳，政治中心东移，三辅户口大减，羌戎入侵。东汉后期，三辅之居民，“华夷居半”，三辅实成边郡。而朝廷无向外拓地之企图，官员则“徙民逃寇”，东汉后期，对并州、凉州之统治力，已非常弱。
光武都洛阳，远离边塞，已有放弃西域之意。不欲耗费，经营万里之外无用之地。东汉与西域之关系，基本上是放任不理，断绝不通。
四 楚王英案考论
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70），楚王英谋反案发，王废，国除。楚王英为明帝异母兄，明帝对此案兴大狱，治狱官员承风旨，深文穷究，牵连甚广，“所连及死徙者数千人”。今考楚王英之罪名，是招聚奸猾（养宾客之贬语），造作图谶，及擅封爵拜官。按前二者甚为空泛，若皇帝及考治其事者心胸稍为广大，顾忌稍少，此类罪名可作其他解释而不必认定为谋逆。至于擅封爵拜官，于史书中全无佐证。前光武帝之易皇后更立太子，造成明帝与郭皇后所出之诸兄弟间有心结，关系紧张，楚王英势力最孤，明帝穷究楚王英案，盖治英狱较不伤其他兄弟之感情，又可收杀鸡儆猴之效。
五 试论光武帝之统御术
光武自谓欲以柔道理天下，盖其性格柔和，又采道家阴柔之术为其处世哲学。揆诸中兴史事，光武之所谓柔道，对己则屈己隐忍，对人则容忍小失，善待安抚，外示宽厚温和，终至天下归心。
然光武亦采用监军制度、人质制度控制麾下诸将。对出征之将领及边郡长吏，光武或留其妻子亲属于洛阳，或以任子之方式使其子弟任职京师，以羁縻之。益有甚者，光武对在外征战之将领，常以诏敕指挥其用兵，遥控于万里之外，亦可见光武猜忌，凡事亲自掌握之性格。
既战胜而天下平定，然数以百万计之降卒如何处置？军队如何复员？此关系成败至重之大事，王夫之以东汉史家不言而责其“无意于天下之略”。今考其事。光武之安置降卒，初期用以为兵，稍后所降太多，则以将军领之屯田于内郡，以军法部勒；盖不敢遣散，恐其又复为寇。及天下渐次平定，则以赋闲之将军领其部曲为郡太守。军队固着于郡，给养容易，稍后令其分批复员，和缓遣散数百万兵卒，消弭危机于无形，此亦可见光武之所谓柔道。
六 试论光武帝用人政策之若干问题
在范晔以前，已有议者谓光武不任功臣以职事；范晔《后汉书》亦持此说。今统计光武前后期三公、九卿及郡国守相中功臣之百分比，最少为21.7%，而高者竟达60%；又以云台功臣为例，三十二名云台功臣，至建武十三年初尚存者十九人。此十九人中，在建武十三年后不任官职者仅五人，其任职者之比例为73.7%。则光武不任功臣以职事之说，似可商榷。
至于谓光武偏用南阳人，则无论从统计数字或从功臣事迹观察，皆可肯定此说。
七 辨“真二千石”为“二千石”之别名
汉代史料有“真二千石”之名目，注释家如淳、颜师古、司马贞等及若干当代学者皆以为汉官秩有“真二千石”之秩级。杜佑则谓二千石“亦曰真二千石”。今考辨汉代并无官员之秩级为真二千石，真二千石为二千石之别名。
八 汉初之二千石官
《张家山汉墓竹简》有《二年律令》。《二年律令》之《秩律》明定百官秩级，其中所载官名、秩级与《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异之处甚多。推测《二年律令·秩律》所载应是汉初朝廷命官之秩级，《百官公卿表》所载当是武帝太初元年以后之汉官制。考释两者之不同，当可推论汉初之官制及其后之变化。此文仅考释二千石官。
九 汉初郡长吏杂考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载朝廷任命之郡长吏，除《汉书·百官公卿表》及《后汉书·续百官志》所载之郡太守、郡都尉、太守丞、都尉丞外，尚有郡发弩令、司空令、轻车令、郡候、郡骑千人、郡司马、郡骑司马、卒长、塞尉、城尉等，又各有丞。是汉初朝廷任命之郡长吏，其官职与员额较之传统所知者，多出甚多；《秩律》所多出之郡长吏，全是武吏。推测为战国至秦时之建置，战国时武力争霸，各郡皆置郡兵，各有军吏若干。及秦统一，为镇压天下，且祚短，未遑改作。汉承秦制，《秩律》所载郡府之军官，盖战国秦制之遗迹。及文、景、武承平，渐裁省郡兵及军官，以后演变形成《百官表》及《续志》所述之郡府官制。
十 汉初县吏之秩阶及其任命
汉代县廷官吏分为长吏与少吏二类。长吏为朝廷任命之官员，所谓朝廷命官是也，有县令、长（侯国相）、丞、尉，秩二百石以上。少吏则长吏所自辟除，秩百石以下，为长吏之属吏，县廷之诸曹掾史及乡亭吏皆是。此传统所知之汉县官制。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载诸官吏，秩最低者百廿石。按吏秩百石以下，长吏得自辟除，不必上请。吏秩高过百石者，长吏得上书朝廷，批准乃得任用。则秩百廿石以上吏，皆朝廷所任命。本文考《秩律》所载县属吏，即乡部、田部、司空、“传、马、候、厩”，及“仓、库、少内、校长、髳长”等官，乃日后县廷诸曹掾史及乡亭吏，《秩律》载其秩高者二百五十石，其次二百石、百六十石，最低者百廿石。则汉初县廷诸属吏及乡亭吏之秩高者，皆朝廷所任命。
县属吏为郡县长吏自行辟除，此实西汉中叶以后形成之制度。汉朝初年之制度：县廷各分职部门之主管官吏，乃至乡、亭之主吏，皆由朝廷任命。朝廷任命郡县吏之员额众多，任命必趋向依赖郡县长吏之推荐。其任命之程序，逐渐形成郡太守提名推荐，朝廷核准，颁布任命之诏令。后又以用人得经朝廷核准同意，手续烦琐，渐不复上请，而径以百石之秩任用，盖郡县长吏得自辟除百石以下属吏。郡太守乃自除郡属吏及诸县之有秩，放任县令长自除其余之县属吏。此所以史书所见郡县属吏秩最高不过百石。
汉初官吏，秩百石以下为少吏，百廿石以上为长吏。其后郡县属吏自辟除，皆百石以下，不复有秩百廿石及百六十石之官。长吏最低之秩乃定为比二百石。
此汉代地方官制之重大转变，传世文献不言，因张家山汉简之出土而显露。
十一 酂侯国及雍县考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秩律》所列高后二年汉廷直辖之诸县名，其中有“
”县（见本书第246页，附录一）。释文释此字为“雎”，释文【注释】谓此字即“吿”字，吿县即酂县，属沛郡。按《秩律》别有沛郡之酂县，《秩律》中同一县不应重出，县不得为酂县。今据简文图片之字，又从《秩律》之前后文意及相关之历史背景，辨证“”为内史之雍县。
高祖封萧何为酂侯。酂侯国所在，魏晋以下有二说，一谓属沛郡，一谓属南阳郡；二者证据皆不足下定论。《秩律》有酂、赞二县，得以证明酂属沛郡说。
十二 汉代郡县乡亭之等级
汉初郡不分等，郡守、尉皆秩二千石，与内史秩相同，亦与九卿同。其后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辅为畿郡，其长官亦称九卿；一般郡太守治行优异，为天下最者，乃入长三辅，然三辅长官与一般郡太守皆秩二千石。武帝征伐匈奴，边郡有万骑太守，秩中二千石。元帝以十二万户郡为大郡，大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成帝省万骑太守、大郡太守秩，其后郡太守皆秩二千石。
又据《秩律》，汉初高后时诸县分为五等。各等之长吏秩分别为：（一）县令秩各千石，丞、尉各四百石。（二）县令秩各八百石，丞、尉者半之。（三）县令秩各六百石，有丞、尉者半之。（四）县长秩各五百石，丞、尉三百石。（五）县长秩各三百石，丞、尉者二百石。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西汉县令秩千石、八百石、六百石，县长秩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而分汉县为六等。“成帝阳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则汉县尚有县令秩千石、六百石，县长秩四百石、三百石凡四等。
西汉后期县主吏称令者甚少，为长者则甚多；与《秩律》所显示汉初县主吏多为令，为长者极少，刚好相反。或可据此谓汉初至西汉末二百年之发展，诸县主吏之秩位渐趋低落，为数不少县之主吏从县令降级为县长。
汉初乡之等级分为二等，依县令、长之秩级而分。县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其县之乡部主吏秩二百石，此为一级。县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其乡部主吏秩百六十石，此为第二级。汉初乡部主吏秩在百石以上，须上请朝廷任命，其后乡部吏皆秩百石以下，由郡县长吏自辟除。
传世文献述汉乡亦分大小。五千户以上为大乡，郡为置乡有秩，五千户以下为小乡，县为置乡啬夫；乡有秩或乡啬夫为乡主管吏，管一乡之事。唯五千户之大乡极少，故乡置啬夫为通制。
汉初亭部亦分二等。《睡虎地云梦秦简》及《张家山汉墓竹简》所载亭部之校长即传世文献之亭长。《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秩律》载县吏有校长，校长有秩百六十石、秩百廿石二等，故汉初之亭部可分二等。汉初校长秩百石以上，亦须上请朝廷任命。
十三 汉代县丞尉职掌杂考
《汉书·百官公卿表》不言县丞、尉之职掌；《后汉书·续百官志》本注谓县“丞署文书，典知仓狱。尉主盗贼”（志28/3623）。汉县丞、尉之职掌，文献资料极少。《尹湾汉墓简牍·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有二十二条记录东海郡下辖长吏出外勤。外出公干之长吏，其官职为县长侯国相三人，县丞十三人（其中一人为县狱丞），县尉六人（其中一人以县尉守县丞事），显示县长吏职务之分工：县令长相为主吏，负责一县之行政，除特别事项外，俱坐镇县内。县廷之重要外出勤务，不便委托掾史者，由县丞、尉任其事，遣县丞主持者为多，遣县尉者次之。县丞、尉外出公干之任务可分三类：一为输钱都内：大司农属官有都内令，都内乃京师之国库，地方政府之盈余，输入都内。地方官署之经费，亦由都内调钱挹注，故地方政府输钱都内，不一定输往京师，亦可输往都内指定之官署，如输钱齐服官者是。二为送徒边郡：刑徒解边服刑，罚戍送边为卒。又移民边郡者，亦由县丞、尉护送。三为购买运输物资。又县为皇太后、皇后、公主食邑者称邑，邑丞得到京师向邑主上邑计。此项职掌为邑丞所独有，与一般县佐官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