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不必藏诸名山，还是置之案头
《粤海风》改版百期选文，放在一起重读，语境大体依然，立意仍觉警策，可以说不失其现实意义，常读常新。不必藏诸名山，还是置之案头吧。
我不久前为一部杂文大系自选一集，对1986年夏写的《说“三不”》一文的去留，却颇犹疑了一阵。
那篇二十九年前的旧文，围绕领导人重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承诺，说了一些个人的想法。
这个“三不”，我最初想，该是针对余悸犹存的人们，用以安抚民心的。所谓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至少是从“文革”前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的问题，故在1961年政策调整时就提出过“三不”来消除影响。但随后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一个个大小运动都要“大批判开路”，口诛笔伐，故态复萌。到了十年动乱，变本加厉，不可收拾。以致经过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等一系列务实和务虚的努力，许多人刚刚从“口欲言而嗫嚅”的状态中试步走出来，但仍然感到“辫子”“帽子”“棍子”如习惯势力的阴影在周边浮动。当年的领导有鉴于此，乃重提“三不”的口号，也许更多的是在向某些部门的掌权者发出信号，让他们收手吧。
我在《说“三不”》中，指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现象，对照宪法和党章，有辱国格和党格，并说“一个死抱住这一套不放的人，如果是共产党员，那也是不合格的”。因此，我说，对有关部门和干部仅提出“三不”，是“取法乎下”，相当于在公共汽车服务公约中订上“（对乘客）不夹不摔”一样，实在是大大地降格以求，会惹人耻笑。因此，我在文中建议，似可不必再提“三不”这个低标准的“丢人”口号了。
为了论证以“三不”来制止“辫子”“帽子”“棍子”的横行之可笑与可悲，我引了一幅给干部颁发“无亏损奖”“不贪赃奖”“不损公奖”的漫画为例说，如果满足于以“三不”为民主生活的佳境和极致，那就仿佛要对党员干部设立“不抓辫子奖”“不戴帽子奖”“不打棍子奖”；而“能不挨整，于愿足矣”则将被誉为模范公民的模范心理了！
这一番意思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在选与不选上费了踌躇呢?是由于“辫子”“帽子”“棍子”已经销声匿迹，上述议论就如鲁迅说的那样，该与“时弊”一起速朽了吗?环顾周围，还不能这样说。
我是觉得三十年前那篇旧文，在今天看来，已经深感立论太高，过于超前，近乎空话了。
别的不说，当时被视为好玩的“无亏损奖”“不贪赃奖”“不损公奖”之说，今天看来，不像讽刺与幽默，反倒像是正式的建议了。
更重要的在于，当时就“三不”说了些多余的话，不但无助于实际生活中消除“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现象，反倒参与推动了取消“三不”的提法，遂使原来可以公开声讨的弊端，变成免予追责的隐形常态了。我为自己的幼稚多嘴，颇有些悔之不及。
如是云云，我把那篇《说“三不”》最终留在自选集里，只是为了“存以备考”。
那么，是不是还应建议，重新把“三不”的老口号，作为旗帜高高扬起呢?
我想，中国传统文化讲，“事不过三”，这个“三不”也许在我建议不提它的20世纪80年代，由于出自享有公信的领导人之口，或对某些顽固不化的干部还有些警示作用，在今天不管谁说，恐怕都只能归于空话套话一类，如春风过各式各样的马耳了。
《粤海风》改版之始，已近20世纪末，那时早已不提“三不”了，而舆论环境则“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编者知之，作者知之，多数读者或亦知之。作为一个文化批评的平台，这份双月刊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尽可能多的作者和他们的批评性言论，也最大限度地包容了质疑、商榷、辩难、驳论等不同意见。大家常说“真理越辩越明”，即使不提到真理的高度，光说欲求真理所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之真相，也是需要多方互相补充印证，才能充分显示的。要达到这一境地，一份杂志首先是编者（当然作者也不应缺席），除了要具有“雅量”外，还须真正具有求真务实的文明精神。
求真务实谈何容易，它是要在排除“假大空”“瞒”和“骗”的艰难博弈中前进的，“真善美”是在克服“假恶丑”中得以立足的。这才成其为文明精神：文明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教养，更是一种精神。
人类是在不断扬弃野蛮的过程中逐步进入文明的。野蛮的特征是崇尚暴力。在原始人里，暴力是本能。随着人类的进化，暴力赋有了多种物质形态，其中包括语言暴力，进而从语言暴力发展出文字暴力。中国历史上十分突出的“偶语弃市”和“文字狱”属之，在中国以言治罪、以文治罪，总之以思想治罪，至少怕已有三千年的历史。直到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左联”中某些“倚势欺人”以鸣鞭为能事者，还曾以“实际解决”恫吓被他们视为敌对的、正在受到蒋介石追剿的鲁迅。从1955年开始的反胡风等运动中，文字暴力总是与政治暴力相辅并行，对被施暴者“实际解决”，这是人们比较熟悉的近事了。
这里我突出地说到文明，并且与野蛮对举。因为就文而言文，我们要看到文字暴力的实质：它是反文化的，更是反文明的；它是野蛮的遗留，更为野蛮开疆拓土。
而操文字暴力以行者，已不是旧日形态的野蛮人，他们可以文质彬彬，他们可以口若悬河，他们可以倚马千言，然而不掩其野蛮本色者，一句话，叫作：不讲理。
本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观念中，“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然而在某种特定情势下，却是“有理寸步难行（甚至动辄得咎），无理横行天下”。比如“理论”一词，究其语源，原是动词，如“理论一番”，就是互相据理而论，离开讲道理，理论也者，就是胡搅蛮缠。但恰恰是多年以来，一家之言乃至所谓金口玉言占据了所谓理论的制高点，派生出各式各样不像样而自称“理论”的无知谬说，违情悖理的无理搅三分，这就使有些人的所谓“理论”大大跌价，成为无理之论，其丧失信任也必矣。
与此相连带的是，对人“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语言暴力、文字暴力实施者，早已不是文盲、半文盲，而多是具有相当学历甚至高学历及各类职称、学衔者。如果说，当年暴力施行者自诩“俺是大老粗”，或仍可予以某种程度的理解和谅解，而这类不复“大老粗”的“识字分子”施暴者，却不可再作等闲看。本来，在传统文化中，尊重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是因为他们不仅识文断字，而且“知书达理（礼）”，“理”所在，通过读书以达之。如果一个识字且不止于识得“之无”的人，不顾常情常理常识一味不讲理而不知脸红，你管他叫“知识分子”?读书人?文化人?都不像。叫他什么好呢?！
在当局重提“三不”直到不提“三不”以后，那些继续以各种方式耍弄“欲加之罪”的“辫子”“帽子”“棍子”的，就是这样一些人。
在可以预见的时限内，似乎不可能根除这类人所安身立命的基点。
正是因此，我格外珍视《粤海风》新编百期所经历的十八年，是在特定的语境下跋涉过来的。当代人仍可从这一选集所收的文字中找到一代人思想、智慧、理性的果实，将来的读者或仍可从这些果实中发现一代人凝结的心血。
是为序。
2015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