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的胆怯
读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我不免产生了这样的疑惑：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级美学家何以将一本西方美学史写得几近枯燥，完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框架去解读西方美学家，而且写作语言也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下的习惯用语：一种“泛政治化”用语——这样的习惯用语至今还在统治着中国学界的大部分人，使得多数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话语能力。
这个疑惑只消看看这本美学史的写作背景便轻易解开了：从50年代初的“土改”到1957年的“反右”，直到“文化大革命”，1949年后大规模“反右斗争”一直持续未断。像朱光潜这样接受西方教育的知名学者，在这样“反右”的潮流之下，迫于政治压力，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武装改造思想”。朱光潜在1978年修订时的序论上说，从50年代的美学批判（50年代的美学热，其实就是对朱光潜“资本主义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的讨论之后，他“从此开始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对自己过去所接受的西方资产阶级美学思想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批判”。分析批判后的成果，就是这本1963年出版的《西方美学史》。
《西方美学史》介绍了西方美学发展从希腊到近代发展中的主要流派，以及这些流派中的主要代表。选择的标准是：“代表性较大，影响深远，公认为经典型权威，可说明历史发展线索”，而“反面人物也不一概排斥”，凡是在美学思想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的哲人，即使“具有唯心主义的反动倾向”
，都要选入。然而，朱光潜很明显遗漏了德国浪漫主义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叔本华和尼采。从刚接受西学熏陶的民国直至今日，对西方美学学习、研究的国人之中，有谁能出朱先生之右?西方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也是仰仗他的早期著作和中晚期译作。作为当时对西方美学了解最全面、最深刻的人来说，这种缺漏绝不可能是他的无心之失，那么为何朱光潜不在《西方美学史》中给叔本华和尼采一个席位?
一
有没有可能是出于学术考虑，叔本华、尼采二人的美学思想，在西方美学史上的分量，其实是可以被省略，不足以被单独列出、进行解读的?叔、尼二人在美学思想史中的重要性究竟如何?
从文艺复兴宣告中世纪神权统治的结束开始，西方就面临着这样的危机：终极价值的缺失。基督教面对无数灵魂逐渐失去它固有的魅力，然而生命对终极目标的深深渴求却依然存在着，这种渴求是基督教的遗产，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化的产物。不找到这样一个终极目标，生命便陷入无意义的虚无之中，失去生存动力。于是从笛卡尔到康德、黑格尔，不论是法国新古典主义、英国经验主义，还是德国古典美学，都是在寻找不同的终极真理，并在这个真理之上建立各自的哲学体系，建立终极目标。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这股理性（尽管各位哲人所指理性各有不同）热潮，是在神权失落之后，被寻找到的另一个终极真理。
以唯理性这个终极真理为主流，必然会导致对人的直观感受的轻视，叔本华的哲学正是基于现代人这种寻找终极真理的内心状态，反对任何终极价值，通过回归人的这种寻找终极目标的意志，从而回归生命本身。“意志乃是我们的主体生命的实体，正如并且因为存在之绝对完全是一种无休止的冲动，一种永远的自我超越，而正由于这种冲动是万物创造性根据，它便被判罚永不满足。因为意志在其自身之外不能寻获任何能满足自身的东西，这是由于它总是只能抓住它被披上了万千外衣的自我，而且又被它无尽旅途上的每一个似是而非的终点所驱使，所以寻求最终目标的生存意向和这种追求的失败，便投射到一个总体世界观里。”对于叔本华来说，意志就是生命本身，生命本身是没有幸福可言的，人们只能在艺术中暂时遗忘意志的存在，放弃生命意志，获得幸福。对于叔本华来说，生命是一出最大的悲剧，存在是人类最本质的“原罪”。
《西方美学通史》给叔本华的定性是：“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开辟了现代西方美学的新方向，即用意志取代认识，抬高直观，贬低理性，从而为美学的非理性主义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叔本华结束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的理性主义道路，成为现代西方美学第一位真正的先驱。”罗素说：“文明欧洲的流行的悲观主义和神秘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起源于叔本华的。”叔本华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性由此可窥一斑，我们再来看尼采。
终极目的的悖论就在于：意志永不满足地追求满足，然而同时也感到终极目的总在消逝或者虚幻不实，因而又对此更加渴求。“这个受目的意志驱遣却又被剥夺了目的的世界，也正是尼采的出发点。”尼采比叔本华走得更远，叔本华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将生命判定为无价值和无意义的，艺术对于叔本华来说是用来摆脱求生意志的。而尼采却在永不能被满足的意志这个悲观的出发点上，挖掘出乐观的生命态度。
“对尼采来说，就是要将那个赋予生命以意义的目标——它在生命之外已变成幻影——向后转并置入生命本身。”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以酒神和日神象征两种基本的心理经验，酒神是原始的直观体验的癫狂状态，日神在“静观梦幻世界的美丽外表之中寻求一种强烈而平静的乐趣”。这种酒神与日神的精神状态是悲观与乐观共存的，“只是在作为一个道德家观察世界时，他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他却拒绝采取道德的人生观，而坚持他所谓‘对人生的审美解释’”。叔本华在艺术里放弃求生意志，而尼采在艺术中找到提升生命感觉的唯一途径。在达尔文那里，尼采看到了生命的毁灭总是引向再生，“他创造了全新的生命概念：据其最真实、最内在的本质，生命就是不断的升华、扩张，并把周围世界的力量向主体聚集的过程……生命本身就能成为生命的目的，从而那个追寻位于生命纯自然进程之彼岸的终极目的的问题也就随之消解”。
尼采在“上帝已死”的年代，用诗一般的语言，用癫狂的热情，宣扬他的“超人”哲学，他拒绝向一切现行的主流价值取向献媚，他以其独到的方式为生命本身找到了其存在的意义与支柱。他的“超人”哲学并不是赋予生命以固定的终极目的，而是每个生命在不断自我圆满、尽量使得潜能充分发挥的过程中，获得其独特的价值。可以说尼采的哲学、美学思想在信仰缺失的今天，对个体有着独特的魅力和影响力。
“唯意志论美学”作为浪漫主义思潮的一部分，在西方美学史上，就其对终极目的的摒弃、对生命价值的重新定义、对审美价值的定位（在叔、尼二人看来，审美活动都是放弃或者发现生命意义的唯一手段）来说，都是无法轻易略过的一笔。从学术角度上来讲，不将叔、尼二人列入美学史的写作，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看来只有从作者本身的动机去寻找答案了。
二
朱光潜说从50年代美学大讨论后，他便潜心学习马、列、毛，对自己以前接受的资产阶级美学思想进行批判。而从延安整风到“土改”到“反右”，最后发展到“文革”，这几十年间，完全丧失尊严和人格的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现实威胁，以及这种威胁之下的内心状态，是从未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我无法想象的。像朱光潜这样“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熏陶”的学者，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打击。1949年之后他先后发表《自我检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并编写《美学批判论文集》来“反省”自己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美学思想”。人民暴涨的政治热情让知识分子失去了言论的自由，朱光潜不将叔、尼二人写进西方美学史，是否正是因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有所顾虑?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译本自序中的一段话证实了这个猜测：“为什么我从1933年回国后，除掉发表在《文学杂志》的《看戏和演戏：两种人生观》那篇不长的论文以外，就少谈叔本华和尼采呢?这是由于我有顾忌，胆怯，不诚实。读过拙著《西方美学史》的朋友们往往责怪我竟忘了叔本华和尼采这样两位影响深远的美学家，这种责怪是罪有应得的。”
让朱光潜感到顾忌的原因很明显：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美学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叔、尼的唯意志论思想是彻底的唯心主义。叔本华在《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将表象世界看作是“意志的客观化”，意志是终极的现实，表象只是其外表。即使叔本华旨在实现纯粹表象、消灭人的意志，这是因为他对意志的悲观态度所致。按照马列的判定标准，叔、尼的唯意志论便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叔、尼的思想更是“犯了大忌”。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历史的发展，那不过是虚无的。他们的着眼点是个体生命，否定了终极目的，便拒绝了将人类作为整体来看待的可能性。终极目标从来只是群体性的目标，个体生命不过是追求终极目标的洪流之中无差别的存在。与任何建立在终极目标基础之上的价值体系不同，叔本华与尼采的着眼点是个体生命的发展，尽管找到的出路大相径庭：一个是完全消灭意志的悲观主义，一个是通过吸取周围能量，挖掘潜能，达到个体生命圆满的乐观态度。对他们来说，社会历史的终极目标不过是表象世界的虚幻存在。而马克思主义恰恰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社会历史的终极目的之上的，个人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发展才得以可能。在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叔、尼二人将艺术视为生活避难所的观点，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腐朽的享乐主义，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毒瘤”。
将这样的“毒瘤”拿出来细细评述一番，在60年代的中国当然是件危险的事，朱光潜不将这二人编入《西方美学史》，似乎有了足够强大的理由。然而为何其他同样具有“腐朽”思想的唯心主义思想家，却没有被剔除呢，朱光潜在序论中就已经阐明，“反面人物也不一概排斥……正确的思想总是在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形成的”，因此我们才看到了关于席勒、克罗齐等人的介绍和评述。叔、尼二人作为19世纪中叶欧洲反理性思潮中的代表人物，罗素也认为“作为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来看还是相当重要的”，从美学史的完整性来看，朱光潜没有理由不将这二人搬出来，用马克思主义的利剑好好地批判一番。
《西方美学史》也不是完全没有提到叔、尼二人。在黑格尔的基本观点中，为说明黑格尔关于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说在美学史上有进步性，朱光潜顺带提道：“西方美学自从1750年鲍姆嘉通创立Aesthetik（美学）这门科学的称号起，经过康德、许莱格尔、叔本华、尼采以至于柏格森和克罗齐，都由一个一线相承的中心思想统治着，这就是美只关感性的看法。”在最后一章中论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两个文艺流派时，他说道：“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第一步产生了许莱格尔的‘浪漫式的滑稽态度’说，把世间一切看作诗人手中的玩具，任他的幻想摆弄；第二步就产生了尼采的‘超人’哲学，把人类一切善良的品质都鄙视为‘奴隶的道德’，只有凭暴力去扩张个人权力才是‘主子的道德’或‘超人的道德’；而文艺则是酒神式的原始生命力的发泄，或是日神式的对人生世相的赏玩。”
这样的只言片语更让我不理解了，朱光潜到底在胆怯什么?何至于顾忌到在美学史的代表人物中将这二人遗忘，既然可以出现批判性的只言片语，那又何妨将他们单独列出，从头到脚批判一番?对叔本华、尼采，朱光潜绝不是不熟悉的，恰恰相反，他对他们熟悉之至，甚至在《悲剧心理学》中的基本思想便来自于尼采。也同样是在这本《悲剧心理学》的中译本序中，85岁高龄的朱光潜写道：
更重要的是我从此比较清楚地认识到我本来的思想面貌，不仅在美学方面，尤其在整个人生观方面。一般读者都认为我是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的信徒，现在我自己才认识到我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的信徒。在我心灵里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这段话为我们揭开了谜底：朱光潜“不诚实”地隐藏的，是心灵中对尼采思想的隐秘信仰。他被批判为“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信徒”，却不介意将克罗齐的思想一一列出，用马列进行批判，然而尼采才是他心灵真正的归属。
朱先生出生于清末桐城派发源地安徽桐城县，从小受到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而在接触到的历代思想家文人中，最倾心陶潜与庄子。在港大开始接受新文化的熏陶，也间接地经历了“五四”的洗礼。直到公派去英国留学，开始认真研习欧洲哲学，了解了从黑格尔康德到克罗齐、叔本华、尼采等人之后，才发现原先植根于内心却不知如何道出的陶潜式的超脱理想，在西方哲学、美学界找到了知音，那便是叔本华和尼采，并且利用西方哲学的思辨工具，他终于得以将自己的超脱理想宣之于口。那本影响深刻的《文艺心理学》中对“直觉说”的推崇，让朱先生被认定为“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信徒”，然而叔本华和尼采才最能表明他的学术、人生理想。有学者说得好：“朱先生把叔本华、尼采的学说当成是自己美学的理想，而把康德—克罗齐形式派的理论当做通达这种理想的一个个环节。”
在《西方美学史》中那一小段批判尼采的话，怕是已经用尽了朱先生全部的气力。批判自己的真实信仰，岂不就像往自己心口里插刀，边插还要边叫好，说自己焕然新生?用这样的自虐方式来谄媚地摇尾乞怜，朱光潜还是做不到。朱光潜所说的不诚实其实是对内心信仰的无奈维护，不将叔本华、尼采细加评述、践踏，其实是一个尊严尽失的知识分子对坚持自己独立人格所能做的最后的、消极的抗争。若真将这二人单独列出，花篇幅来阐述，恐怕朱先生不忍下笔，内心世界一不小心就会泄露于人前。
三
尼采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究竟具有怎样的魅力，让朱光潜这样着迷，在全民热情高涨的“民主革命”年代，在人格尊严受到严重迫害的情况下，依然牢牢占据他的心灵?而他潜心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写了一系列行文真切的自我批判的文章，完全是为求自保的搪托之辞?让朱光潜感到胆怯的，真的就只是内心秘密被揭穿吗?仅仅从字面上解读朱光潜的“有顾忌，胆怯，不诚实”，并没有能解答所有的疑问，我隐隐地感觉到种种表象的背后，一定还存在着一个朱光潜自己可能也未意识到的、其潜意识内的动机。
（一）尼采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
尼采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分别象征着两种基本的审美心理经验。酒神精神是一种原始的、类似酩酊大醉的精神状态，“在酒神的影响之下，人们尽情放纵自己原始的本能，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界限完全打破，人重新与自然合为一体”；而“具有日神精神的人是一位好静的哲人，他在静观梦幻世界的美妙外表之中寻求一种强烈而又平静的乐趣。人类的虚妄、命运的机诈，甚至全部的人间喜剧，都像五光十色的迷人图画，一幅又一幅地在他眼前展开。这些图景给他以快乐，使他摆脱存在变幻的痛苦”。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实际上便是叔本华口中的意志与表象，叔本华认为只有一条路可以逃避意志所固有的痛苦，那就是逃到表象世界中去，现实的创伤要靠外表的美来医治。艺术便是通过对形象的关照，让我们放弃求生意志，逃离永不满足的意志带给我们的感情和情绪的痛苦。对于尼采来说，艺术的作用也是让我们跳出意志的束缚，回归表象世界，然而对形象的关照却不是用以忘记痛苦，而是体验痛苦，通过直面艺术形象的痛苦来提升生命感觉。
从尼采的发展理想出发，痛苦与快乐成了伴随状态，“快乐与痛苦充其量可以被视为生命目标价值的仆从：‘栽培巨大的苦难’能‘全面地提高人类’”，在尼采那里，痛苦成为生命发展的一种手段，不再是意志无休止的循环，生命通过艺术感受生命力，一方面是否定当下既存的现实，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否定感受到可供发展、趋向完善的无限空间，于是生命不再陷入叔本华式的绝对悲观，而是在否定一切的基础上透射出乐观的光芒。悲观与乐观共存便是酒神与日神精神的生命态度，朱光潜便是在这种悲观与乐观共存的生命态度中为悲剧快感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艺术是现实的补偿，它为我们提供一个比现实更能给人满足的想象的世界……与我们的日常行动的狭小圈子比较起来，悲剧世界至少是一个非凡的举动、强烈的感情、超人的毅力和英雄的气魄的世界。尼采用象征意义的语言描绘悲剧世界，说它是日神的光辉所照耀的一幅明朗的图画，在其中具有酒神精神的人忘掉他原初的痛苦，在美的外貌中得到补偿。”因为尼采抓住了“真理的两面”，朱光潜将《悲剧的诞生》评价为“出自哲学家笔下论悲剧的最好的一部著作”。
尼采的酒神与日神精神便代表了他的生命扩张理论，在终极目的缺失的现代，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有着特殊的魅力：“按照生命自身的意义并在其最内部的能力中，生命具备趋向更完美的形式、自我扩张以及超越每一时刻的可能性、追求和保障——这可能是现代精神的巨大安慰和不可或缺者，它因尼采而成为照亮全部精神领域的光源……它却看似更贴切地表达了当代的生命感觉。”
除此之外，吸引朱光潜的，更是酒神与日神精神所反映的、“对人生的审美解释”。对人生的审美态度，是借由内心的狂喜进入凝神观照，是在人生虚无的土壤中开出的乐观主义的花朵，是“酒神原始的苦难融入到日神灿烂的光辉之中”，获得生命的意义。酒神与日神精神与朱光潜推崇的五柳先生的品行是不谋而合的，率真有如稚童，洒脱有如仙人。酒神与日神精神很好地诠释了朱光潜作为美学家所能找到的最高人生理想。
（二）1949年前后的转变
30年代写《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的朱光潜不会想到，30年后他竟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美学大师”。
1948年，包括朱光潜在内的在北京的学者名流们，联名发表了一份呼吁书，要求国民政府开放民主，惩治腐败，厉行改革，赢得民心。呼吁书说：“要不，共产党一来，我们就都完了。”同年朱光潜发表《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批评中共鼓动学潮，文章中说：“群众运动可以使个体把责任推到那个空洞的集体之上而自己不负责任，由此来解除个体在法律和道德上的约束，恢复其放纵劣根的‘自由’；在群众的庇护下，个体可以暴露在个别状态下不敢暴露的狠毒野蛮。社会的团结向来都基于相爱，如今群众只借怨恨做联结线，大家沉醉在怨恨里发泄怨恨而且礼赞怨恨。这怨恨终于要烧毁社会，也终于要烧毁怨恨者自身。”
事隔一年，他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自我检讨”，承认旧教育把他“培养成一个自由主义者”。1951年底再发表《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说自己鼓吹“为学术而学术”“便是反革命”，标榜“中间路线”迟早要和反动政治“同流合污”。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一个人的思想不可能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1949年初朱光潜的这一系列“认罪”明显是被迫屈服，那么在此之后，特别是从50年代初开始的“美学大讨论”之后，朱光潜显示出的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虔诚，虔诚到甚至重新学习了一门外语——俄语，看似以一个学者的严谨态度写著的那些以马、恩来剖析自身思想的一系列作品，都是假象?
尽管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是被迫无奈，但在争论与谩骂声中，朱光潜却是真的研究起马克思主义来了。那个年代除了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用其他的话语标准来维护自己的学术观点，获得哪怕一点点的尊严。在50年代中期的美学大讨论中，原本针对朱光潜的美学批判，由于“百家争鸣”的政策推行与蔡仪的无心栽柳，倒发展成了几家争鸣的“美学大讨论”，甚至后来被推崇为学术性最浓厚的美学事件。在这场讨论中，朱光潜得以正面回应蔡仪、李泽厚等人的思想，反对完全否定意识在审美中的作用，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论”。理论工具的应用对于朱光潜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情。可以用康德—克罗齐的“形式主义”理论工具来阐述“超脱”的美学理想，那么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维护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应有的位置，来维护自己的美学理念，当然也是可行的。关于朱光潜从1949年到60年代直至80年代末，学术思想的变迁，单世联教授在《49年后的朱光潜：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中分析得很精彩：从1949年的“被迫认错”，到50年代初真正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仍坚持给主观保留一个重要的位置；到60年代初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批判其他思想，并且从马克思原作里发现并发展出美学的“实践论”，以此对抗机械的“反映论”；直到80年代初，通过“实践论”打破了美学的主客二元分立。晚期的朱光潜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美学，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真正开拓者。
从抗争到接受并创造，看似一个清洗过去并接受新思想的改造过程，其实是朱光潜维护前期思想，至少是维护人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地位的抗争。日神和酒神的审美态度，是人作为审美主体，其内心状态的核心内容。然而作为完全摒弃了客观世界的唯意志论的代表人物，朱光潜真正推崇的叔本华和尼采，对于当年在客观和主观的缝隙中小心生存的他来说，是决然不能提起的。
然而正如单世联所说，朱光潜在1949年之前所强调的“人”是个体的人，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工具发展起来的“实践论”中的作为主体的“人”却是整体的人——马克思主义中，人基本上是作为人类整体被思考的。单教授说朱光潜没有注意到这点，包括在最后的日子里对于维柯的喜爱，也是由于他的思想“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朱光潜真是一头扎进了“人类”这个大人，而忘记了具有差别情感的“个人”这个小人了。
朱光潜确实是忽略了这两种主体的不同，但以他的逻辑理论思维能力而言，绝不该看不到这两者的区别。他在看到《悲剧心理学》的中译本时说道：“这部论著从1933年初出版之后，我就没有工夫再看它一遍了……我从此比较清楚地认识到我本来的思想面貌，不仅在美学方面，尤其在整个人生观方面。”这样的感慨，显然是迷失自我之后重新找回了自我。那么究竟是什么蒙蔽了朱光潜的双眼，让他沉迷其中而不自觉?
（三）人民伦理的幻象
1949年之前的朱光潜说世界的出路是“美国集团放弃它的经济作风而保它的政治理想，苏联集团必须放弃它的政治作风而保它的经济理想”。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因为“个体把责任推到那个空洞的集体之上而自己不负责任”，从而借此来宣泄自身的仇恨；因为任何独裁专制都是可怕的、不能长久的，一个阶级集团的专制统治更是不可想象的、更为可怕的。1949年以后的朱光潜，虽然在学术思想上被迫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进行思考研究，直到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发展出实践论美学；但在生活中却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屈辱，住在漏雨的房子里，被当作“反右”的首要对象，从学术、人格方面进行全面的侮辱，在失去了尊严的情况下，还得继续站在讲台上授课。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之下，我心里日渐形成了很深的罪孽感觉，抬不起头来，当然也就张不开口来”。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在坚持自己以个人为主体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过程中，朱光潜极有可能有一段“迷失”的时间。特别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深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义，发现马克思主义对在实践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肯定的时候，而这正是他著写《西方美学史》的时间。朱光潜1983年在香港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很明显是在说，他不赞成从1949年到80年代的中国政治社会，却为马克思主义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所折服：“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共产主义是‘人用全面的方式，因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来掌管他的全面本质’。这就是马克思所经常强调的整体的人的观点，对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包括文艺在内）都是一律适用的。”
共产主义的远景具有如此的魅力，以至于让人忽略了它实现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终极目的与宗教意义上的终极目的的区别，恰恰是更加忽略人作为个体的存在，它是将人类看作无差别的个体，以现世的历史发展为基础的。但所有的终极目的都避免不了这样的命运：过于渺茫而成为摆设，而本用来实现目的的手段却化为目的。但身在其中的人们，正如追赶吊在眼前的胡萝卜的骡子，很难意识到以追赶胡萝卜为目的而开始的奔跑，其实才是真正的目的。
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之所以如此吸引人，除了它是人类幸福、自由的向往所在，对于当时生活于其中并沉醉在其中的人来说，它的魅力却不是这样空洞，而是实实在在的。个体命运都要面临将自己的生命热情赋予何处的抉择，这是令多数人，特别是平庸的大多数人困惑的问题。而随着共和国的建立，围绕着终极目的建立起一整套价值体系，这给很多人省了不少事，少了烦人的抉择，将自己的生命热情投身到伟大的事业里去；也不需要建立自身的价值体系，追随“人民”的价值体系便是正义的选择。那是一个有信仰的年代，那是一个人民可以尽情地挥洒生命热情的年代，那是一个，用刘小枫的话来说，“人民伦理”统治的年代。
人民伦理以作为整体的“人民公义道德”为基础，这便决定了它对于违背其价值体系的自由伦理价值取向是持绝对的否定态度的，这不仅是相对于“非人民”而言，也是相对于“人民”而言的：“历史的宿命的事业编织的生活伦理像一具吸血的僵尸，吸干了生活中单个人身上的生命想象的血液。个体不应该有自己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不应该有别的选择，只应该选择社会主义事业，因为，个体命运的在世负担已被这种事业伦理背后的历史进步的正当性理念解决了。”
重提内心真正的信仰——关注个体生命感觉的叔本华和尼采——对于朱光潜来说是极其危险的：重提叔本华和尼采，人民伦理的正当性极有可能被轻易否定，这样以人类作为整体的共产主义远景也就被否定，失去了这根救命稻草，朱光潜是不可能走过那段岁月的。
因此，朱光潜不将叔本华和尼采写入《西方美学史》，真正的胆怯是怕内心的幻象被轻易打破，从此走入绝望的深渊。这其实也正是酒神和日神精神在他内心深深植根的表现。当时因为别人说他学不了马克思主义，他便要“学给他看”，于是一头扎进去，最终发展出实践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最后的几年里，他闷在家里翻译黑格尔、维柯等人的著作，家人说连饭都顾不得吃，一提维柯就神采飞扬，活过来了。这种专注，是酒神精神；在北大里被作为“反右”的首要对象，“反右”的学生画了他的讽刺画，还请他去看，他看后说：“很好，很好。”在“文革”时跟季羡林一道被打入牛棚，“在那种阴森森的生活环境中，他居然还在锻炼身体……晚上睡下以后，我发现他在被窝里胡折腾，不知道搞一些什么名堂。早晨他还偷跑到一个角落里去打太极拳一类的东西”。这样的淡定，不是日神精神又是什么?
朱光潜的一生，有遗憾有不甘，却是实实在在地以尼采式的审美态度活着的一生，而且更为温和，更为打动人心。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