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總論

一、選題緣由

職官詞是指記録職官制度内容的詞語,它包括官稱(正稱和别稱)以及使用於官制領域具有特定含義的專門術語。

我國職官制度綿延幾千年,記録職官制度的文獻汗牛充棟,職官詞在漢語詞彙中佔有相當大的分量,而對於這部分詞語進行專門系統研究的,至今却寥寥無幾。究其原因主要在於職官制度的繁複錯雜。就官稱而言,辨識就相當困難,吕思勉先生曾説:“官制一門,在制度中最爲錯雜,此由歷代設官時有變遷,即其制不變者,其職亦或潛行改易。最初因事設官,即因事立名,不難循名而知其職。變遷既甚,則或有其名而無其實,或無其實而有其名,於是循其名不能知其職之所在。而駢枝之官錯出,與固有之官之分職,又多出於事之偶然,而無理之可求,則知之彌艱矣。”吕思勉:《中國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51頁。他道出了官稱辨識之難在於“名不副實”。“名”指語言形式,“實”指官制内容,這也就是説,要辨識古代官名起碼需要具備語言和制度兩方面的學養。

而那些使用於官場的吏牘、官紳用語,更是歷來困擾學人的難題。這一點四庫館臣在《朝野類要》的“提要”中就已指出:“宋至今五六百年,其一時吏牘之文與縉紳沿習之語,多與今殊。如朝儀有‘把見’,科舉有‘混試’之類,驟讀其文,殆不可曉。”(宋)趙升:《朝野類要·原序》,《四庫全書》本。著名歷史學家鄭天挺先生在《探微集》之《清史語解》篇中,這樣寫道:“讀史之難,難於熟知史乘用語之當時涵義,其雜有異文殊俗者爲尤甚。清社之覆,去今僅三十年,然讀《史稿·禮志》‘壇子祭天’、‘坤寧宫祀神’所述,已不識所謂。吾儕生長清季,頗聞其典章往事,且復如此,他莫論矣。”鄭天挺:《探微集》,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36頁。這也難怪會出現教授不識官銜鬧笑話的現象。姜亮夫先生就官制重要性問題舉例説:“我曾聽過一位教授對學生講‘使持節’按,使持節爲官名。魏晉南北朝時,都督在朝廷派掌管地方軍政時,則加使持節之稱,享受特權。次一等的稱持節。再次一等則爲假節。至隋唐時期,一些地方刺史亦有加使持節官銜。高宗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即爲“節度使”。爲‘呈遞國書’,‘開府儀同三司’讀成‘開府儀’‘同三司’,有學生問一位權威《瀧崗汘表》歐陽公掛的頭銜,致使這位教授宗師不能不説‘我不懂’,於是他的對答,成了大笑話。這現象是不少的。”姜亮夫:《古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頁。其實這位教授還是比較誠實、明智的,没有不懂裝懂,而有的學者却將歐陽公官銜誤點,更是貽誤後學。龔延明在《官制研究的文獻學意義》一文中,就針對《古文觀止譯注》中歐公官銜標點與釋讀存在的問題,給予了一一的糾正,指出標點者“但求四平八穩,乾脆都用逗點隔開,看似找不出破綻,實際上抹殺了北宋前期官制官、職、差遣分離的特點”龔延明:《官制研究的文獻學意義》,《浙江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按:《古文觀止譯注》標點爲:“(熙寧三年)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充京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修表。”龔先生糾正爲:“(熙寧三年)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充京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修表。”

對於語言學者,受職官術語所困的也有,如楊聯陞先生爲饒宗頤、戴密微合著的《敦煌曲》所寫書評中就指出:“饒先生對‘制詞歌詩’按,原文爲:“中文pp.194—195論敦煌曲可確知之作者,……引《舊五代史》十八‘所著《典議》三卷,《制詞歌詩》二十卷’,接着説,‘張策集名《制詞歌詩》,凡廿卷之多,其中必有倚聲之作,惜已失傳’。”(張策集名《制詞歌詩》)四字如何解釋,不甚清楚。戴老譯爲‘décrets, textes àchantar, chansons(ko), poèmes(che)',則大有問題。”其實“制詞”是制度史中的職官術語,指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等爲皇帝撰寫的制誥之詞。楊先生是兼通歷史和語言的學者,所以不但指正了制詞的含義,而且還進一步解釋了制詞有内外制之别,即通常所稱的“兩制”。一般以翰林學士所撰爲内制,中書舍人所撰爲外制,合稱内外制。楊聯陞:《中國語文劄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頁。這一術語在唐宋人文集中,是經常出現的。饒先生是著名語言學家按,饒宗頤涉獵很廣,當今稱他爲集學術和藝術爲一身的國學大師。對於敦煌學、甲骨學、古文字學、考古學、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國文學、藝術史及世界比較文化史等方面均有學術影響。不過歷史方面主要從事華僑史的研究。,尚且困惑於此,以致翻譯出現失誤,更何況其他?

由此可知,職官詞對於從事古籍整理研究、歷史制度研究以及古漢語研究來説都是最基本的、也是不可或缺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