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旅外社群节日研究

旅外社群节日研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学术领域，在这一领域还没有形成系统理论。学者们在研究旅外社群节日时，常借用节日研究的相关理论。与节日研究类似，现有的旅外社群节日研究也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研究在人类学、社会学、视觉艺术、外国语言和文学等人文学科得到了充分发展(Crichow et al.,2010)。这些研究大多受到旅外社群研究的启发(Green et al.,2007)，通常探讨旅外社群节日的含义和意义，如Carnegie和Smith(2006)对爱丁堡迷拉狂欢节(Edinburgh Mela)的研究，以及Labrador (2002)对夏威夷菲律宾人“爱我母国”节(Pag-ibig sa Tinubuang Lupa)的研究。

第二类研究注重节日和旅游的关系，尤其是节日对旅游业的贡献，包括吸引游客到特定地方，促进地方营销(包括形象塑造和目的地品牌化)，为地方经济创造商业利益(Bankston et al.,2010; Ahmed,1992; Maclinchey,2008)。比如，由加勒比地区旅外社群组织的伦敦诺丁山狂欢节在其两天的庆祝活动中吸引了超过200万的游客，其消费金额达到大约3000万英镑(O'Sullivan et al.,2002)325。其他的旅外社群节日，如布鲁克林、纽约的狂欢节，爱丁堡的米拉节，伦敦的华人春节都已成为主办城市的旅游热点(Carnegie et al.,2006;Fu et al.,2015)。

第三类研究注重旅外社群节日的管理，讨论和探究这类节日的管理、利益相关者如何共同举办活动等(Getz,2010)。Spiropoulos (2006)对澳大利亚悉尼的“希腊节”的研究就属于这一类。考虑到本研究的目标，作者试图结合节日研究的两种思路——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与从管理学的角度，它们在过去通常都是被独立使用的。

下文将解释旅外社群节日的概念，分析这些节日的内容，探讨其在旅外社群中扮演的角色。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旅外社群与母国、客国的关系互动，以及旅外社群节日的表征。

(一)旅外社群节日——连接旅外社群、母国和客国

“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交流和重建旅外社群文化的节日和事件称为旅外社群节日。”(Carnegie et al.,2006)255节日是保留旅外社群传统的一种方式，其提供了一个可以追寻正在消失的移民风俗的机会，这些风俗在人们庆祝节日时会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Mayfield et al.,1995; Spiropoulos et al.,2006)。通过节日，旅外社群的成员们构建、加强或肯定自身的民族身份，并营造社群团结(Kaeppler,1987; Becker,2002)。

旅外社群节日仿佛是一座桥梁，不仅将旅外社群的成员连接在一起，而且将客国同宗同祖的旅外社群与更为广阔的国家(民族)文化环境连接在一起(Mayfield et al.,1995)。Labrador(2006)以夏威夷的菲律宾人的节日——“爱我母国”节为例，证明了新近菲律宾移民，尤其是年轻的菲律宾人，如何以叙事创造并传播他们的社群、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观点和意识形态。对Labrador而言，这个节日的叙事不仅唤醒了菲律宾人的文化意识和自豪感，将这些菲律宾人与“母国”——可追溯祖先的地方相连，而且讲述了建造跨国“家园”的故事。这个节日的庆祝过程体现了夏威夷的菲律宾人对“自己”的重新思考、阐释、锻造。

民族节日的主题如果与客国相关，通常会涉及反抗、解放或自由等(Cohen,1982; Ferris,2010)。大多数对狂欢节的研究都证明了加勒比地区的旅外社群为了获取客国社会秩序内的合法资格和社会地位不断进行抗争，这揭示了处于从属地位的旅外社群与处于主导地位的社群之间的冲突(Cohen,1982; Jackson,1987; Ferris,2010)。近几年，学者们发现旅外社群节日展现了旅外社群与客国社会之间存在多元互动关系，而非简单的“斗争”关系(Cohen,1982)24。例如，Johnson(2007)强调新西兰的“灯节”(Festival of Lights)是传统在多文化背景下的变形，是组织干预、种族关系斡旋及模糊文化差异的综合结果。

(二)旅外社群节日的表征

旅外社群节日研究常会探讨节日的表征问题，如Carnegie和Smith (2006), Labrador(2002)及Spiropoulos等(2006)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在讨论旅外社群节日的表征之前，作者将首先探讨表征的政治性问题，因为其影响了对旅外社群节日的表征的研究。从广义上来说，民族社群的表征有着双重含义。

首先，表征和权威密不可分，其核心问题即“谁”被授予为他者代言的权威(Labrador,2002; Rattansi,1995)。这反过来又指向了民族社群内部及民族社群之间的霸权和权力关系，还点出了叙事、形象和通俗文化在形成集体身份认同方面的重要性(Labrador,2002; Rattansi,1995)。这与Ritchie(1993)368就表征的政治性的观点一致，他认为，对于那些被授权的(社群)代表而言，表征是现代的大师叙述(master narrative)，可以同化差异，简化多元性。尽管在西方民主国家中，表征应该包含对少数(民族)社群的个体性和差异性的体现，但它本质上主要是为人口占大多数的社群服务的。

在研究“爱我母国”节的时候，Labrador (2002)对菲律宾人身份认同的分析为讨论表征的政治性提供了实证证据。Labrador(2002)292认为，“爱我母国”节的庆祝是短暂的，它仿佛是“某个历史时期特定的权力关系中，一场展现自我归属与外部归类的演出”，在这个演出过程中，菲律宾人的身份认同得以构建，因此这种构建也是临时的、不完整的、有选择性的。在“爱我母国”节中，表征的文化政治从根本上是由叙事者即卡蒂普南(Katipunan)成员反映的，他们有权力控制形象和话语。“一个故事的发生取决于故事是如何被讲述的，其最终会告诉我们故事与哪些人有关。”(Labrador,2002)302

其次，表征还指“在资源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通常由国家和地方机构发出的声音”(Rattansi,1995)258。这第二层含义揭示了民族社群内部和民族社群之间的冲突来源，以及民族群体内部与民族社群之间不对称的权力配置。因此，如果一个旅外社群内部的各个子群资源占有、分配不平衡，这会影响该旅外社群的表征——能使用更多资源的子群很可能有权为整个旅外社群代言。作者将在后文通过案例分析检验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呼应了前文有关节日政治的讨论，尤其是节日和社会权力的关系。以前的旅外社群研究忽略了社群内部的权力关系及其表征，本书将就此做出补充。

不是所有研究旅外社群节日的学者都关注政治表征。Carnegie和Smith (2006)指出，英国的南亚米拉节(Mela)最初并没有注重政治功能。例如，爱丁堡的米拉节主要庆祝来自印度的人民的传统民俗文化及身份认同，其整合了音乐、舞蹈、时装、美食、电影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艺术表演(Carnegie et al., 2006)。但是，布拉德福德、莱斯特、伦敦等英国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米拉节与爱丁堡的米拉节就大为不同，它们与地方政治的联系更明显。

近年来，研究旅外社群节日的学者们非常关注现代化、跨国主义和全球化大背景下旅外社群节日的文化表征。在Mogliocco(2006)看来，当节日被纳入消费经济时，外来人的多元需求就会改变节日文化表征的杂糅性本质。正是因为旅外社群节日的商品化影响了节日的文化表征，节日里民族身份的构建成为推广节日、创造商业利润的工具(Zeitler,2009)。Carnegie和Smith (2006)认为爱丁堡的米拉节正逐渐成为一个展现具有全球化、杂糅化特征的印度文化的窗口。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杂糅化”(hybridised)强调旅外社群节日拥有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这是受多元因素影响的，包括节日的商品化、跨国移民、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公共文化政策的发展及全球化等。因此，此处节日的“杂糅化”不同于Bhabha(1994)提出的“杂糅化”(hybridisation)的概念，后者主要讨论在后殖民主义语境里种族对立和不平等情况下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构建。

文化真实性、纯粹性或艺术完整性也是旅外社群节日研究领域极为重要的问题，其与节日组织者拓展新观众的意图密切相关。文化纯粹主义者可能会反对旅外社群节日存在“杂糅”的文化和艺术的表达与表现。就游客而言，“民族节日在视觉吸引力和盛景效果上做得越成功，就越会将其表现的内容归类为艺术，也越会冒一味迎合视觉享受主义者的危险”(Kirshenblatt-Gimblett,1998)72-73。Macleod (2006)认为游客参加旅外社群节日的核心原因是受消费纯正(民族特色)商品和体验的驱动。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讨论民族文化的纯粹性何其之难，因为每种文化都与其他文化杂糅、混合。旅外社群在客国里通过节日展现怎样的文化可以反映节日组织者的动机以及他们如何针对市场需求制订策略、做出回应，这也可以理解为节日组织团队在多大程度上希望自己的节日被客国社会接受。

在前文讨论节日和社会的关系的时候，作者曾提到有些学者将旅外社群节日视作文本。Young(1994)347-348认为将历史本源等同于“文本”或“厚描”是有问题的，因为历史活动者(历史学家)“扭曲事实(或单纯遵循了他们自己的内在逻辑)，或只能讲述部分事实，而其他重要的能解释事实的元素可能藏在这些文本之下，或已经超越意识、感知、语言所能达到的极限”。据此，Young (1994)349认为旅外社群节日仿佛是“文本”，可以被看成是“全部或大部分文化秩序的一个微观世界”，也或者是“重点讲述了部分本质性的组织原则：于细微处见大世界”。Guss(2000)9也认为节日“可能会表达多个不同的观点，在时间的长河中其会在宗教信仰、民族团结、政治反抗、民族认同甚至是商业景观之间游移不定”。因此，即便旅外社群节日是选择性地展现事实，其表征仍可以有效反映历史和当代情境。最终展现给观众的“文本”可能永远摆脱不了政治表征，这反映了旅外社群节日的利益相关者与旅外社群内部的各个子群之间包括权力关系在内的关系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