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范围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范围界定

有关吴越文化的研究范围前人已有所涉及，如董楚平认为，吴越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吴越文化指建都姑苏的吴国和建都会稽（今浙江绍兴）的越国，两国领土毗连，经过吴越争霸战争后两支近亲文化进一步融合，两国的文化面貌基本上趋于相同，并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仅限于秦统一中国以前的吴国与越国的历史时期文化。广义上的吴越文化则指从古至今发生在吴越地域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冯普仁认为，吴越文化形成于春秋时期，而此前，“吴”与“越”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两个族属的名称。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先后崛起，吴国建都姑苏（今苏州，古时又称平江），越国建都会稽，两国领土毗连，其文化趋于相同。曹建文则认为，吴越文化又称江浙地域文化，它是江浙地域一切文化现象的总和。

本研究所涉及的吴越文化则是基于董楚平和曹建文等的观点，均指广义上的概念，横向上的地域范围是以浙江全境为主，也涉及上海与苏南等地；纵向上是以当代的吴越地域文化为主线，也涉及吴越两国之后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等各个层面。另外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本研究并非以研究吴越文化为目的，而是将吴越文化作为民族体育的文化生态环境进行研究。民族体育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以吴越地域为文化生态环境背景，且与吴越地域各民族的地理气候环境、经济生活、社会风俗、宗教信仰和审美价值等特征高度关联的民族体育文化作为考察对象，对融合的程式即融合的路径和结构秩序进行总结提炼和验证分析。

（二）理论基础

1．文化生态学理论

文化生态学是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在其著作《进化和过程》（1953年）中提出来的。其他代表人物有安德鲁·瓦伊达、罗姆·拉帕波特等。文化生态学理论是通过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各种要素相互的交互作用来探讨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变异规律的一种理论。相关研究认为，文化生态学是一定区位的有机体、一个生物集，民族、地域、国家在经济结构和地理环境上的差异，必然要反映到文化之中，使文化本身的形成、内在结构及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文化一方面受外界环境的制约，一方面也有自身发展的规律。文化的演化和发展总是通过自身的传递、传承、发展与各种文化相互接触、相互融合的方式实现的，其纵向流传和横向融合构成了文化发展的两大基本特性。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认为，文化的数量、种类及其分布都是受环境影响的，自然环境中的生命均有各自的规律，且彼此相生相克，保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如果某个环节失控，整个生态链的其他部分就会遭到破坏，物种的生存可能就会受到威胁。文化生态学就是用这种系统整体的视角去研究人类文化的创造和变异情况的。文化生态学虽借助生物学的理论去研究、分析文化现象，但它并没有基于遗传学来推导文化的特征和文化模式，而是把文化放到整个环境中去探究其产生、发展及变异过程，即人如何适应环境并在这种环境下产生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这种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又是如何适应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向前发展的。文化生态学在运用各种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以阐释不同地域文化特征的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从整体视角来研究人口、居住条件、亲属结构、土地使用及其他资源的利用与技术发展等相互关系，比孤立地考虑文化因素增长的观点有很大丰富性，其理论和方法也具有较强的唯物主义成分。总之，文化生态学理论是将人类作为主体成分，以探索人与自然及社会之间如何相互关联和互相作用的动态过程，其关注点在于人是如何运用文化（而非生物的方式）对实体环境不断适应的过程。

2．双维度理论模型

前文曾提到Berry双维度理论模型提出了四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分别为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见图1-1）。当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既重视保持原有的文化，也注重吸收其他文化时，他们倾向于采用“整合”的策略；当个体不愿意保持他们原有的文化，而趋向于参与其他文化时，他们则倾向于采用“同化”的策略；当个体重视自己的原有文化，而倾向于避免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时，就倾向于采用“分离”策略；当个体既不愿意保持原有的文化，又不愿意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时，他们的文化适应策略则属于“边缘化”策略。文化融合是不同文化在频繁交流和接触过程中相互整合或同化的过程。人是整合或同化过程中的主要的媒介，对文化的整合或同化具有主观能动性。文化相互融合是通过传播媒介来实现的。媒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改变，现代的媒介除了现代人之外主要依赖电子、卫星、网络技术等手段。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融合是两种不同属性的文化通过受众为媒介使其发生持续不断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的文化形式或特征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

3．文化势位与维模原理

文化势位有高低之分，即高势位文化与低势位文化（即强势能文化与低势能文化）。高势位文化指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科学技术含量较高、综合实力相对较强、开放程度较高，以及文化体系相对完备且更具影响力和扩散能力的文化类型。反之，则属于低势位文化。高势位文化与低势位文化之间发生交互时，高势位文化往往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和吸引同化力，一般占据主导和优势地位。其文化的扩散速度一般较低势位文化快，文化所占据的空间一般也会相对较大，对低势位文化的影响更深刻。低势位文化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常常处于被动和弱势局面，往往受到高势位文化的排挤和同化，容易固守在较小的空间范围内，显得相对保守，文化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需要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才能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模式。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文化的凝聚、存储及沿传得以实现，这也是吸收外来文化成分导致文化变迁或者形成新文化的基础。由此，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模式具有对外来文化的选择、自我保护等功能，即文化的维模功能。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在他的行动体系理论中强调了文化的这种功能，即维模原理。文化维模功能是社会文化的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维模功能使文化圈更容易接受外来有利于自身的文化模式，并被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营养被原有文化吸收。如果外来文化对固有的文化模式起破坏性的作用，那么维模功能就会起到“守门人”的作用，并拒绝外来文化的侵入。

（三）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分析法。以“吴越文化”、“民族体育文化”以及“融合”为关键词，通过对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浙江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Google学术搜索网、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检索，收集到了600多篇相关论文和50余部相关专著，并对收集到的相关文献进行分类和整理，以分析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融合的路径和结构秩序关系。

系统科学方法。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观点，把民族体育文化放在吴越文化生态环境的系统整体中，从整体与全局视角出发，对系统与要素、要素之间、整体与要素的结构和功能，以及系统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对吴越地域民族体育文化进行考察、分析和研究，以处理与解决两者相互融合的关系问题。

实地考察法。主要以发生在吴越区域的各种类型的民族体育文化为典型案例进行实地考察。2012年5月到2015年2月连续四届参与全国掼牛邀请赛的裁判工作和学术会议研讨；对温州南拳争霸赛和浙江省南拳公开赛进行实地考察；对第五届浙江省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和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进行实地考察。此外，多次赴绍兴、嘉兴、温州、丽水、宁波、上海和苏州等地对吴越地域民族体育进行观察，对参与者进行交流，以探究其在融合过程中所体现的社会价值与功能，以及融合过程的相关影响因素等方面，并通过各种方法获取本研究需求的第一手资料。

访谈法。通过对吴越地域70位专家或主要参与者逐一进行采访询问（个别访谈的方式），访谈的主要问题包括参与的过程、大众的需求要素和文化生态环境的相关影响因素等问题，以获取受访人员对以上问题的态度和看法。

问卷调查法。针对每种案例，首先，通过文献资料分析、系统科学法和实地考察法对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的融合程式进行演绎归纳，然后，用访谈法对梳理和提炼出来的文化融合过程各要素进行补充，运用里克特五级或七级量表初步设计50～60题。其次，通过分析删除部分重复的问题，剩下32～38题，再对整理的问卷进行初步发放，通过Cronbach's α和探索性因子分析做信效度检验，删除部分没有信效度的因素，剩下28～36题。最后，针对整体样本，向来自20个民族的570位受众发放问卷。

数理统计法。通过对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相互融合典型案例的整体样本发放问卷和整理数据之后，运用SPSS 22.0和AM OS 21.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融合程式进行验证，并对数据整理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加以讨论、总结与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