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著作为了从整体上研究国会的制度特征和行为模式，在方法论上采用文化分析的方法，并具体从文化、制度、利益和政治空间的角度来分析国会文化内在张力的形成、表现、影响和后果。文化分析是最基本的方法，它的具体运用还要求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政治地理学的方法和利益分析的方法。

一、文化分析的方法

文化人类学认为，人是一种符号动物，是一种文化动物，“人类行为由两种独立的，且性质不同的要素所组成，其一是生物的因素，其二是文化的因素”，其中由文化因素决定的行为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或人类的行为，它是由符号组成的，或依赖于符号的超生物学或超躯体的存在。“语言、信仰、风俗、工具、住所、艺术品等，我们把它们统称为文化。文化是通过社会继承机制而流传，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超生物学的；文化独立于任何个体并从外部作用于个体，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超机体的。人类的每一个体生存于文化环境之内，同时也生存于自然环境之内。个体所生存其内的文化包围着他并制约着他的行为。”可见，人类一切非生物性的活动及其成果，包括人类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都受到文化的制约，各个国家和生活于一定地域的人群所组成的共同体，都是一种文化共同体，这些不同的共同体由于文化上的独特性，而在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要理解某一国家或地域的政治活动与政治制度，就必须理解这个国家或地域的文化，要理解一个政治组织的制度特征与行为模式，就需要理解这一组织的文化及其所在地域与国家的文化，而且这一组织的文化也受后者的影响。

文化在理解人类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决定了政治的文化分析是政治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在政治学的开端之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十分重视从文化共同体的角度研究政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居民性情不同，造成了政府的不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讨论了教育与民族性格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传统与社会分层、政治结构、政治操作之间的关系。伯林认为，到近代文化分析主要有三个知识传统：“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法国社会学传统；从康德到马克斯·韦伯的德国文化哲学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60年代末美国政治科学中的行为主义途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制度结构、文化气质与物理环境的复杂结合构成了法的精神，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民主后认为是地理环境、法律制度与民情构成了美国政治制度运作的基础。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与新教伦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和组织文化分析，是一种概念体系比较成熟并得到广泛运用的方法，并且经过20世纪70年代短暂的沉寂之后，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出现了复兴之势。

因此，本著作在分析美国国会政治时，自然重视文化在国会制度与行为模式的发育、生长和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里的文化，一方面包括美国的民族文化和政治文化，还包括美国国会内部逐渐生长起来的组织文化。因此，本文所运用的文化分析，即包括对美国国会政治的民族文化和政治文化分析，也包括对美国国会内部的组织文化分析，并努力将二者结合起来。

二、历史制度主义方法

承认文化在制度演变与行为方式塑造中的重要地位，其实就是承认历史在制度与行为模式变迁中的重要地位，因为文化是在历史中形成中的，它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结晶，它对人类政治活动的影响是在历史过程中实现的。马克思认为，人类是在既有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和展开活动的。所谓历史条件，就是人类活动在某一历史阶段的结果，即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其中包括物质性的因素，也包括精神性的因素，还包括制度性的成果。人类政治制度的演变不是凭空进行的，而是在一定的制度基础上进行的，现存的制度结构影响到后来的制度发展与演变，规限和制约着人们的政治行为与制度选择。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政治学理论的一个最新流派，就是在传统的历史分析方法基础上，利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具体研究制度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及其变迁过程。彼得·豪尔（Peter Hall）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 Taylor）认为，这种方法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征：“①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间的相互关系；②强调在制度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③在分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④尤其关注用其他因素，尤其是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因素整合制度分析。”历史制度主义受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强调政治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它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利益、观念和制度等因素构成的一种结构，人类历史的变迁就是一种结构的流变，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包括政治活动是一种多元力量参与的结构性活动，制度并不是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唯一因素。因此，对政治过程应当进行一种结构性的分析，并且，这种分析不是一种静态的解剖，因为结构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在时间之流中波动、变迁甚至断裂的。这种结构性的历史观，决定了历史制度主义不但强调政治生活中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时间序列的重要性和政治制度的惯性，而且强调结构因素的变动给政治过程带来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各种力量的冲突有可能打破现有的结构平衡，并孕生出新的结构平衡和新的制度安排。由于其独特的历史观和结构观，历史制度主义在解释政治过程和制度变迁方面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并成为新制主义政治学中最为成熟、发展前景最好的一支。

历史制度主义虽然最初主要用于跨国政治比较研究，但其独特的结构主义历史观可以成为一个国家或组织政治过程与制度变迁分析的方法论基础。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应用到美国国会研究，不仅是国会文化历史分析的需要，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弥补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国会文化研究中的一些弱点：一是修正了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从前面介绍可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三种理论模型虽然都强调了制度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它们都认为国会的制度结构及其变化都是议员或国会组织理性选择的结果，制度选择的最终依据是人的理性。历史制度主义认为，议员的理性是历史和制度背景的产物，而且议员的理性不能完全决定国会政治及其制度变迁的过程，因为，在国会政治过程及制度变迁过程中，还有各种结构性的因素参与其中，并且和议员的行为一道决定了这一过程的表现形式和结果。所以，这是一种更接近政治现实的多变量政治过程分析。二是突破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而主张从宏观的历史视野和结构维度来把握政治活动的本质。因此，在国会研究中，它将从国会和社会的历史与结构的角度来对国会政治进行分析，将议员个体放在诸多因素的关联中进行考察。这样，它将国会研究的系统方法、社会学方法和多元主义方法的合理因素包容了进来，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由于其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对这些合理因素往往重视不够，在宏观分析方面的解释力受到了限制。

将历史制度主义作为国会文化分析的主要理论工具，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有效性，而是力图将两种方法的合理性吸收到文化分析与利益分析的方法中。在国会研究中，有很多问题离不开对个体行为的分析，历史制度主义并没有排斥对个体的分析，也没有完全拒绝“理性人”假设，而是认为这种理性是历史与制度背景的产物，对个体活动分析要在一定的结构背景中进行；更为重要的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的核心是一种利益分析方法，因此，它在很多方面仍是解释国会文化的有力工具，不过，它要增强利益分析的解释力，还需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论，以及对“理性人”假设前提进行限制。

三、政治地理学方法

政治地理学“一方面，从空间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与结果，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在地理空间中分布的一般规律和特征；另一方面，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地理空间的改变。这种研究必然集中在对政治区域的研究上。因为，人类所从事的政治活动都是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进行的，而地理区域则为人类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场所，所以，人类的政治活动必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政治区域。所谓政治区域，是指地球表面上任何按照政治标准划分的地区，它既包括一个国家或国家之下的行政区，也包括数国结成的区域。政治区域作为一个基本范畴是由三个要素组成的：①政治组织；②一定数量的人口；③地理区域。任何政治区域都是这三个要素的有机统一体”。早期的政治区域主要是行政区域，后来，随着研究的发展，政治区域主要指具有一定独特性的空间，如都市、乡村，以及行政区域下的或行政区域间的文化区域，甚至是后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建筑空间。这种空间上的独特性，成为一代代人生存与活动的基础，在人与自然的长期交往中，自然不仅人化了，而且人的活动也烙上了自然的特性，并形成了一种与此空间特性相应的文化共同体。

不仅地理上的空间在人类文化形成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就是人为创造和形成的空间，包括实体性的建筑空间与非实体性的组织空间、意义空间，都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空间背景。因此，后现代地理学不满意传统的人文地理学只重视实体空间的状况，而认为各种各样的空间都是人类活动的基础，都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因为“人类基地或空间的问题，不仅是了解这个世界是否有足够空间容纳的问题——这显然是个重要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在既定情景中，了解人类元素的亲疏关系、储存、流动、制造与分类，以达成既定目标的问题。我们的世代相袭是空间带给我们的，是基地间的不同关系形成的世代相袭”。

基地间或空间间的关系一直是影响人们生存与活动的重要结构。空间关系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空间的包容，另一种是空间并列，第三种是空间交叉与排斥。前两种空间关系在行政空间、组织空间、建筑空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空间交叉多落根于意义空间或文化空间的领域。在政治学中，很多问题都是一种空间问题，都可以从空间关系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后现代地理政治学重视空间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政治学长期以时间维度为核心转向以时—空维度为核心的表现。传统政治学很重视以行政原则划分的包容性地域关系、包容性或并列性的组织关系，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州与县的关系、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但对并列性的地域关系、交叉与排斥性的意义空间关系关注不多。后现代地理政治学在空间关系研究方面的开拓与人文地理学对地域间关系的重视都为政治地理学理论空间的开创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人文地理学不仅在垂直课题方面研究了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而且“在水平课题方面，他们研究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把重点放在遍布地球表面的人类创造物和人类本身的流动上”。

在空间概念的使用上，本著作认为无论是政治性地域空间还是组织空间，都是一种利益空间和文化空间，它们深深扎根于一定的地域或组织之中。在对国会政治活动的分析中，众议院选区和参议院选区都是一种利益空间和文化空间，不同选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利益需求，影响到议员的经历和行为。同时，在美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地域张力是一种重要的景观，不同的选区结成了不同的地域联盟，并影响到美国政治，尤其是国会政治的发展，对这一点的分析显然离不开政治地理学对美国政治结构的空间分析。同时，国会作为一种组织空间，不仅是国会整体行为的依凭，还是国会成员活动的舞台，因此，对国会政治及其内部文化生态的分析，都需要政治地理学提供的空间分析视角与方法。

四、利益分析的方法

利益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一种核心方法，也是西方政治学中的一种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是指处于不同生产关系、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由于对物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利害关系”，正是利益的需求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动机，而物质利益的需求是最根本的需求，人们在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一定时期的政治与法律制度总是以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为基础，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是阶级利益的集中表现，是维护和实现阶级利益的手段。所以，任何政治形式与政治活动都应该从社会物质利益的分析中寻找根据与解释。美国国会作为美国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对其制度特征与行为的研究，也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利益分析的方法，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国会研究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行为主义视野下的多种理论也是一种利益分析理论。但是，西方政治学主流利益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分析方法有一点最根本的不同，那就是否认国家的阶级属性，认为国家是中立于社会的，是社会多元利益表达和实现的平台。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国家和政治活动的阶级性是以其社会职能为基础的，国家履行着大量的公共管理职能，要协调和平衡各种社会的利益，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因此而否认其阶级统治的本质。资产阶级的国家与政治是通过维护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尤其在技术主义和消费主义时代，大众在欲望不断被制造、不断被满足的逻辑中成为社会的驯服者，整个社会丧失了对立面和批判的力量，这种新的统治逻辑使整个社会在表面上抹平了阶级的划分，消除了某一部分社会力量“阶级意识”的自我意识，而这种自我意识才能使一部分社会力量真正作为一种阶级的力量参与到历史活动之中，并发挥其作用。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统治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实现的，国家的政治活动就是要维护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社会的统治，这是阶级统治的一种高级形式，是看不到阶级对抗的阶级统治。所以，在西方政治学的主流中作为政府合法性根基的“人民主权论”和“契约论”，在今天才能成为大众中的一种虚假意识；以社会是一种多元力量共同体、国家纯粹是公共管理机构为前提的利益分析方法才得以流行。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它是新的历史状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属性隐匿于社会之中在学术上的表现，所以，简单地将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分析方法对立起来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缺乏深入理解的结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阶级属性前提下，西方政治学中的利益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对国会文化进行分析。

因此，本著作在对美国国会文化进行利益分析时有两点考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原理出发，认识到当代资产阶级国家阶级统治和政治活动的特殊性，并吸收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中利益分析方法的合理性。二是对利益的理解影响到这一方法的应用范围与深度，以及与其他方法之间的通约性。利益不仅仅指物质利益，它还包括其他各种利益，如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等；但物质利益是最根本的利益，是其他利益存在的基础和支撑。因此，在对美国国会文化进行利益分析时，既坚持以物质利益分析为中心，又将其他利益纳入分析的视野。并且，利益分析和文化分析不是相互冲突的，这是因为文化建构了行为者（包括个人和组织）的身份和利益观，而身份和利益观影响到行为者的行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理论批评了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利益先验性与纯物质性前提，认为利益和身份是由文化建构而成的，这种解释并没有否认利益的客观性与物质性，而是看到了利益的主体性来源。一个物只有在人的视野中，当人感到需要它时，才能成为人的利益所指，在日常语境中，我们常将利益所指与物本身混杂运用，而不加区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利益主要是一种关系，是建构起来的。因此，对政治生活进行利益分析时，并不排斥文化分析的有效性。

总之，国会政治的文化分析不仅将国会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突破了国会政治总体特征研究不明晰、不突出的状况，而且，这种研究本身也是一种方法论的转换，它是一种结构主义、生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强调在一种文化共同体中研究国会文化。它和政治地理学方法、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和利益分析方法，既吸收了宪政分析、行为主义分析、新制度主义分析、政治人类学分析与历史分析的优点，将宪政结构、利益集团、选区利益、国会制度、国会组织文化等要素都纳入分析的视野，而不是像上述各种理论仅仅考察其中的一个因素，因此，它类似于一种多元因素参与的剧场分析；它还拓宽了研究的内容，将美国文化等要素也作为分析的变量。并且，这四种方法虽然各有独特的视角，但是，它们之间具有通约性，因为它们都坚持一种文化共同体（大到地域、小到组织）理论，认为制度、文化、地理环境和人都是构成这种共同体的要素。因此，美国国会政治及其环境的复杂性和有机性决定了多种分析方法存在的必要性和共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