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宁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成就与存在问题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现状

宁波自1999年开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至2015年5月，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削减审批事项、规范政府行为时期（1999—2006年）。削减审批事项825项，近64%。

二是深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时期（2006—2010年）。坚持“批管分离”的目标，推出行政审批职能归并改革，各行政审批职能部门按照“两集中、两到位”的要求，将审批职能向一个处室集中，并统一入驻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三是标准化建设时期（2011—2013年）。2010年5月，宁波市政府下发了《推进行政审批服务标准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宁波市级42个有审批职能的部门根据《行政审批事项办理指南编制规则》，编制完成并发布了564个行政审批事项、1028个子项（除不经常发生暂时冻结的事项外）的办理指南。同时，文化娱乐业、汽车修理业、餐饮业、再生资源业、洗浴业、宾馆业等6个关系民生的行业联合审批标准也编制完成并发布。

四是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时期（2013年起）。2013年，国务院不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浙江省也积极推进以“三张清单一张网”（政府权力清单、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和浙江政务服务网）工程为抓手的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宁波市下发了《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于2014年启动了新一轮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2014年10月，宁波市在网上公布首份权力清单，涉及44个市级部门4189项权力，分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裁决、行政奖励、非行政许可审批、行政强制、行政给付、行政确认及其他行政权力十大类别。到2015年5月，宁波市行政审批事项已经从1999年的1289项减少到667项。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是行政审批事项的调整、削减和下放仍有较大空间。

2014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行政改革蓝皮书”课题组发布了一项问卷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有58.92%的人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阻力来自政府的“部门利益”。“权力部门化，部门特权化，特权利益化”这一链条难以破解，“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是一个真实而清醒的判断，破除这种狭隘的部门利益观，遏制部门本位主义是当前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需要啃的“硬骨头”。2015年4月，在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谈到“宁波企业家一半时间用来做生意，一半时间用来与政府部门打交道”。一些部门自觉不自觉地从本部门利益出发，存在着权力虚放的问题，表现为“放小不放大”、“放责不放权”、“放虚不放实、放内不放外”、下放的权力“含金量”不高等。

一些部门在调整、削减和下放行政审批权力的过程中，一边“瘦身”，一边“增肥”，利用“红头文件”以登记、备案、年检、监制、认定、审定以及准销证、准运证等形式变相设置审批事项。有的部门将权限下放一段时间后，又以审核、备案的形式将下放的权限变相收回。一些“暂行办法”在许可和处罚设定上缺少立法依据。一些部门通过设立扶持项目、评奖评优项目、命名挂牌项目等进行公共资源的政策性分配，而这类评选项目的设定实际上是隐性审批设定。

二是行政审批中心与各局委之间的关系有待厘清。

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凡具有审批职能的部门均按照“两集中、两到位”的要求入驻审批服务中心。行政审批服务中心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规范审批事项的时限，提高审批人员的专业性和服务意识，在集中审批权限、方便公众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要处理好行政审批中心与各局委之间的关系。将政府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从原部门剥离出来，集中到中心，中心成为执行审批的独立机构，各局委的职能如何体现，这个问题值得深入关注。在审批权力集中的过程中，要厘清入驻行政审批中心的处室、科室与所在局委的权责。

三是如何处理好审批与监管并重的问题。

目前，宁波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重审批、轻监管的问题依然存在，往往前置审批后，后续监管与之脱节。简政放权不是一放了之，在放权的同时，要有配套的监管措施跟进。比如在交通运输领域，过去监管方式和手段单一，监管力量不足，尤其是在水路运输企业监管方面，配套规章制度仍未出台。随着“负面清单”制度建立，“非禁即入”的市场准入制度和“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的资质认定改革，给交通运输行业管理带来新的挑战，尤其给其监管职能带来压力。因此，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需要创新监管方式，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