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爱情诗中消失的自我

在巴拉丁斯基的抒情诗中，“随处可感受到智慧和形式的精巧，诗人准确地、忠实地、内涵丰富地表达出想表达的一切。没有一首诗是随随便便写就的，没有一首诗不引发读者的思考。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诗歌《表白》中即使最平常的主题也善于展现其独特性”注113。事实上，即使巴拉丁斯基爱情诗歌中的爱情，也不是诗人的爱情，甚至不是任何一个个体的爱情，而是普遍的爱情，是受到规律和命运支配的人生状态，是超越个体意识的哲理诗歌，与同一时代的西方浪漫主义爱情诗歌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注113Андреевски С.А.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и речи // Сост.И.В.Потапчук.Тула: Автограф, 2000, с.331.

大多数普希金时代的抒情诗人都把“诗歌和生活”这一问题当作关注的焦点，例如亚济科夫就在诗歌中把个人因素发挥到极致。普希金也不例外，在普希金的诗作中几乎可以看出其个人的全部生活经历：从在贵族学校的学习到被流放，再到不如意的人生，可巴拉丁斯基并非如此，他坚持走一条与普希金不同的创作之路，在他的诗中几乎看不出诗人的日常生活与经历。

与普希金相比，巴拉丁斯基的个人经历更具悲剧性。由于年少无知、淘气放纵，他在贵胄军官学校读书时出于恶作剧的心理参与偷窃，因此受到沙皇的严厉处罚，被流放芬兰三年，并终生不得为官，仕途之路由此断送。芬兰的流放经历是巴拉丁斯基个人生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但是在《芬兰》组诗中却读不到诗人对这段经历的长吁短叹，愤懑不平，芬兰流放仅仅作为其组诗产生的背景，给组诗增添了一些感染力，但并不决定组诗的实质，这一点与普希金截然不同。普希金的南方组诗中，流放诗人的形象始终占据首要地位，并且以宏伟的背景来衬托；而《芬兰》组诗中巴拉丁斯基着重思考的是吞噬一切暂时的“永恒性”，个体命运和他人命运的相似性才是《芬兰》这部作品的主要思想。诗人的形象在这一框架之下变得渺小、瞬间、不再“永恒”。

除了诗人形象的消解之外，诗歌中也基本没有再现个人日常生活的片段或者影响，这既不同于诗歌创作与个人生活经历紧密相连的亚济科夫，也不同于为个人情感立传的普希金。相形之下，普希金在作于1833年的诗歌《秋》中是这样描述自己的：

仆人送来了骏马，马儿载着骑手

扬起鬃毛，奔驰在广阔的田野上，

在闪亮的马蹄下冰层裂成了碎块，

清脆的蹄声在封冻的山谷里飘荡。

但短促的白日过尽了，淡忘的壁炉里

又升起火来——时而火光通明，

时而隐隐阴燃——我坐在炉前读书，

有时是深长的思绪在心中回萦。

然而，巴拉丁斯基很少在诗歌中树立鲜明的个人形象，也几乎从不以日常生活入诗，而仅仅只在私人信件中描绘过个人日常生活画面：“这就是你所谓的我们的生存框架……我们愉快地起床，愉快地散步，这是一种家庭幸福……”注114这不禁让人疑惑：为什么巴拉丁斯基的诗歌中缺乏诗人的形象？欧洲浪漫主义具有高度的抒情性，通过灵动的个人经历、情感和思想观念，反抗机械的、具有禁锢性的社会规范与时代苦难，然而巴拉丁斯基的诗歌却一反这种做法，诗中既没有鲜明的诗人形象，也无意于以日常生活入诗来表达个体化的思想情感。诗歌中的诗人到哪里去了？是有意隐藏起来了还是消失了？抑或被刻意抹杀了？事实上巴拉丁斯基诗歌中个体形象的消解，更多地受到了俄罗斯文学传统与时代思潮的影响。

注114Письмо И.В.Киреевскому 1831г // Татевскисборник С.А.Рачинского.СПб.,1899, с.13.

俄罗斯的浪漫主义不同于欧洲的浪漫主义，有着自己特殊的来源。1812年的苏德战争，以及战争胜利后俄罗斯社会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俄罗斯浪漫主义的思想基础，前后分为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从1812年的俄法战争到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前，产生了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的浪漫主义创作及十二月党人诗歌，第二次浪潮为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之后到1840年左右。俄罗斯浪漫主义具有两大特征：第一，对待艺术中神秘主义的态度；第二，个体原则在艺术中的作用。神秘主义在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最初的德国浪漫主义理论家把浪漫主义诗歌理解成了解生活、理解生活的神秘现象和规律的万能手段。比起智慧的直接发现，他们更愿意相信虚幻的、神秘主义的发现。德国诗人、哲学家诺瓦里斯写道：“诗歌的感觉与神秘主义的感觉有很多共通之处。这是一种特殊的、个体的、未知的、隐蔽的、必须开发的感觉。诗人实际上是在无知觉的状态下创作……”德国浪漫主义者忠实于神秘主义，不可避免地沉湎于超现实之外的奇异、不可解之物。但在俄罗斯的浪漫主义中并未见神秘主义。俄罗斯浪漫主义者把事实，而非超感觉当作诗歌素材，对事实不仅凭直觉，而且凭理智加以理解。与西方不同，俄罗斯的浪漫主义从未把启蒙与绝对纯理智的启蒙哲学相对立。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俄罗斯的浪漫主义不是彻底的浪漫主义。俄罗斯浪漫主义与欧洲浪漫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俄罗斯浪漫主义诗歌中明显减弱的个人主义与个性至上原则。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主观主义是许多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浪漫主义的典型特征。19世纪20至30年代俄罗斯浪漫主义意识集中于个性问题，它体现在各个方面：从高涨的革命热情到试图走入自我完善和自我分析的内心世界。到30年代中期，浪漫主义的积极成果体现在莱蒙托夫的早期创作中。个性问题是浪漫主义概念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不同的民族和社会有不同的表现。

十二月党人文学所竭力表达的社会意识在热爱自由和人民性的旗号下得到发展。在十二月党人的理解中，人民性等同于民族独特性。将热爱自由与爱国主义相结合，是1820—1830年间俄罗斯贵族革命的首要因素。从民族复兴角度考虑自由，人民性自然归入思想解放范畴。十二月党人的人民性指民族独特性与公民性。十二月党人的个性即指民族自我觉醒和爱国主义情操。无怪乎十二月党人诗人把人民性视作浪漫主义思想的唯一必要要素。后来他们又在人民性之外加了个性反抗的思想。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之下，1810—1820年俄罗斯文学急速地、动态地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将西方式的强调个体性的浪漫主义变成了超越个体的浪漫主义。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巴拉丁斯基的诗歌比普希金等人走得更远，更加远离诗人作为独特个体的自身情感倾向，转而求取诗歌中的智慧和真理。诗人的形象和日常的生活场景，并没有成为巴拉丁斯基描写的对象，即使那些以第一人称撰写的爱情诗篇，也似乎与诗人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取向毫无关联。换句话说，巴拉丁斯基的诗歌中，诗人并不是小心地隐藏在幕后指手画脚，而是真正地消失了，被诗句本身的情感倾向和逻辑力量消解掉了。

爱情和友谊是浪漫主义诗歌的重要主题，然而巴拉丁斯基的爱情诗歌更加趋向于内省和哲思，爱情的诗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巴拉丁斯基的爱情诗歌依然与他本人的爱情和友谊无关。虽然爱情和友谊在巴拉丁斯基的生活中始终占据了重要地位，他对妻子充满爱意，甚至近乎崇拜，但这并未成为他诗作的表现对象。他的妻子并没有像茹科夫斯基诗中的玛莎·普罗塔索娃或秋切夫笔下的杰尼西雅那样，成为诗人诗歌中的主人公，她甚至还没有普希金笔下的妇女形象来得重要。诗人生活中的强烈感受并没有成为其诗歌创作的主题。与爱情相似的是“友谊”观，巴拉丁斯基曾经说过：“我的内心需要友谊。”注115他和杰尔维格、丘赫尔别凯，尤其和基列耶夫斯基关系密切，但在其诗歌中，“友谊”诗仅仅只在早期的书信体文艺作品中出现，而在后期并没有成为诗歌的重要主题。

注115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385.

巴拉丁斯基个人的爱情和友谊并没有被写进诗歌，这并不意味着诗人不写爱情诗。恰恰相反，无论早期还是后期，爱情始终是巴拉丁斯基短诗的重要主题，只不过与欧洲式的浪漫主义爱情无关罢了。在西方传统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中，一般都会向往美好的爱情，向往温柔的女友，向往爱的抚慰，但在《表白》中诗人给出的却是残酷的预言：

这消息定会传到你的耳畔，

但你不必嫉妒，我与她之间，

不会有任何默契和心灵的欲念，

我跟她在婚礼冠下

未结同心，只是共抽命运之签。

——吴笛译

诗人在诗歌的开头便提到了个体无力与内心生活的普遍规律相抗衡：

我发过誓言，但为我力所不及。

在诗歌的末尾，他又写道：

在那些青春年少的日子里，

我们过于仓促地山盟海誓，

在万能的命运看来，那也许荒唐无稽。

这首诗歌以第一人称写作，非常具有戏剧性，类似于在预设场景下的抒情，逻辑思维缜密，全无浪漫主义爱情诗中常有的不顾一切或者冲破桎梏的情感力量。诗歌中爱情的力量是转折的、收敛的，不同于一般的浪漫主义爱情诗歌。这是由巴拉丁斯基诗歌的美学属性所决定的。巴拉丁斯基的抒情诗被视为抒情心理主义的新篇章，善于展示爱情的不同色调、爱情发展的各个阶段，其抒情诗简直可以与心理小说相媲美。在当时，巴拉丁斯基对人的理解是全新的、超前的。让诗人感兴趣的不是拥有独特个性和命运的个体，而是在个体身上凸显出来的普遍规律。巴拉丁斯基认为，爱情的不幸来源于人们的心理幻觉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可沟通。每个人都站在各自的立场去经历一些事情，彼此的立场互不相容。不幸的爱情不可避免，因为人与人之间缺乏心灵的沟通，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很难渗透到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在《表白》中，心灵的距离感让相爱的两人渐行渐远。

巴拉丁斯基认为，幸福遥不可及，因为人们的心灵距离如此遥远。《表白》一诗指出，让主人公步入婚姻的殿堂的力量并非“心灵的契合”，而是“命运之签”。这首诗，与其说是关于“爱情”的诗歌，不如说是关于“命运”的诗歌，诗中反映出来的不是爱情的巨大力量，而是爱情的无力，或者说反映了命运的强大以及逻辑的不可抗拒。

阿里米认为：“《表白》一诗中的主人公与具有相似心理模式的主人公相比还是相当冷静的。他把所发生的事情看成掌管个人意志的‘规律’的体现。生活超越个人性质的原理不仅决定了主人公的心理状态（仿佛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自己），而且也反映到诗人的修辞运用上。”在《表白》的结尾，人称代词由代表个体的“我”扩展到代表全人类的“我们”：

我们没有权利支配自己，

在那些青春年少的日子里，

我们过于仓促地山盟海誓，

在万能的命运看来，那也许荒唐无稽。

这种独特性在于，这不是个体的爱情，而是普遍的爱情；换句话说，是剥离了个体情感的爱情。众所周知，18世纪传统爱情诗所关注的是不幸的牢固的爱情，被背叛、分手和不可战胜的死亡所打碎的爱情。浪漫主义诗歌讲述的也是在面对战胜一切的死亡时，爱情的脆弱，即爱情诗的基础由掌控主人公命运的外部环境所产生的冲突构成。然而，“巴拉丁斯基在俄罗斯诗歌中首次将冲突转移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心灵空虚并非由外部因素引起，而是由于心灵的无力、它对感情的不理解。巴拉丁斯基爱情诗的尴尬在于，它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爱情。他的几乎所有的爱情诗都献给非恋爱状态，试图分析无法用理智解释的心灵的冷漠与无动于衷”注116。因此许多学者都认为巴拉丁斯基的爱情诗歌，缺乏炙热的感情，认为“巴拉丁斯基的爱情诗有着完全‘与众不同的表情’。必须指出巴拉丁斯基爱情诗的冷色调，尽管他竭力在其中添加爱情的色彩”注117。这种说法可能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巴拉丁斯基爱情诗中爱情固然不够炙热，但是因为无望的爱情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包括嫉妒、悔恨、孤独和绝望等，却迸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与《表白》相比，巴拉丁斯基的另一首爱情诗歌《辩护》可能更加关注个体情感的力量。在《辩护》一诗中，女主人公的爱情缺乏诗人心灵所期待的宽容。诗人需要爱的怜悯，但他得到的却是爱的嫉妒：

注116Рамазанова Г.Г.Жанровое своеобразие любовно элегии Е.А.Баратынского // ВенокБаратынскому.Мичуринск,1994, с.49.

注117Рамазанова Г.Г.Жанровое своеобразие любовно элегии Е.А.Баратынского // ВенокБаратынскому.Мичуринск,1994, с.50.

你断然不会赐我这些悲伤的诗行以答复；

诗行里温柔的感情也不能将你触动

让我满心不安，你也毫不在意！

我无法在你的记忆里复生，

在残忍的你那儿，我也祈求不到宽恕！

你对我深沉的忧郁毫无恻隐之心！

我有错：曾对你不忠；

我有错：赞颂别人的妻子。注118

注118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42．以下除特别注明之外，文中巴拉丁斯基诗歌均为笔者自译。

当其他诗人看到同一种爱情的不同色调时，巴拉丁斯基看到了使爱情分离的鸿沟：

不！你虽温顺，却更傲慢，

你一直满腹委屈……

请原谅我吧，永远地！注119

注119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42.

巴拉丁斯基善于分化和细化爱情的心理内容。在《辩护》中细数了男主人公的过错（详细但不具体）:“曾对你不忠……赞颂别人的妻子……用诗歌的游戏取悦于她们。”尽管男主人公多次出轨，但他声称：“我只是个花花公子，而非背叛者。”尽管女主人公深情款款，他却说：“你虽温顺，却更傲慢。”很容易把胡作非为当作背叛，把嫉妒当作爱情，这一切都证实了人类的心灵世界很难相互渗透。

除此之外，巴拉丁斯基同一时期的另外两首爱情诗《分离》和《觉醒》，也分别描述了分手带来的痛苦和思索。在《分离》中诗人写道：

我们分手了：在令人迷醉的时刻，

我的生命顷刻间属于我自己：

我不再倾听爱情的絮语，

也不再呼吸爱情的气息！

我曾经拥有一切，突然全都丧失，

美梦刚刚开始……转眼化为乌有！

现在唯有凄凉的窘迫

从幸福之中为我存留。

——吴笛译

与《辩护》相比，《分离》一诗更加明显地流露出巴拉丁斯基冷静的抒情特征。诗中的“我”并不是预设场景中的主人公，而是以第一人称的身份，站在第三人称的视角客观评述分手带来的种种利弊，既有生命回归的感悟，也有面对巨大反差时的情绪波动，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交织起来，构成了复杂的人类情感。这首诗歌语言平实，但是情感状态却异常复杂，视角的糅合给读者带来滋味莫辨的感受，描绘出除了诗句便无法言说的诗意。这一点，在另一首传诵久远的诗歌《觉醒》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你不必以重新学会的柔情蜜意

徒劳无益地将我勾引：

对于昔日时分的一切爱恋

失望的人都已经感到陌生！

我不再相信山盟海誓，

也不再相信爱的温馨，

我不能把自己重新献给

一场已经把我背叛的旧梦！

不要再增添我盲目的忧伤，

也不要重提过去的情景，

你这为人分忧的朋友呵，

别把病人从沉睡中惊醒！

我在沉睡，睡得酣甜：

请你忘却昔日的憧憬。

你能在我心中唤起的

只会有烦乱，绝没有爱情。

——吴笛译

诗中“你”、“我”乃至“爱情”的形象都不甚鲜明，唯一清晰的就是那种似睡似醒、似痛似喜的心理感受。“巴拉丁斯基在《觉醒》一诗中以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成功地领悟并表现出抒情主人公捉摸不定、惊慌失措的心理状态。这首诗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并且引起一系列模仿之作。”博恰罗夫认为，巴拉丁斯基早期诗歌的主题是“不成功的恋爱交往、与人断交、走错道、觉醒”。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20年代许多作曲家借助于诗歌进行音乐创作。格林卡成功地把巴拉丁斯基的诗歌《觉醒》改编为抒情歌曲《你不必将我勾引》，广为传唱。在创作《觉醒》时，“遵循简洁明了的原则，在塑造诗歌形象时，巴拉丁斯基首先使用词汇的直接语义，避免使用复杂的转喻”注120。然而，与词汇意义简洁直接相对的是，这首诗歌所描绘的心理状态非常复杂。比起诗歌语言，巴拉丁斯基从青年时期便更加重视诗歌的结构和形象，年轻的巴拉丁斯基的诗歌语言并无多少创新之处。“告别尘世之时，我将重新快乐。”此处无一新词，但是离奇的诗句却饱含深意。在巴拉丁斯基的诗歌中，诗歌的结构永远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循序渐进（即层递）与重复是诗人的常用手法，这有助于表现心灵的复杂性。如“我发过誓言，但为我力所不及”（见《表白》）；“我在沉睡，睡得酣甜”（见《觉醒》）；“诗歌的游戏，金子的游戏”（见《少年》）；“我不再相信山盟海誓，也不再相信爱的温馨”（见《觉醒》），此处“爱的温馨”比“山盟海誓”一词更加有力。在《分离》一诗中，重复与对比的手法随处可见：“在令人迷醉的时刻……顷刻间”；“不再倾听爱情的絮语，不再呼吸爱情的气息”；“曾经拥有一切，突然全都丧失”；“美梦刚刚开始……转眼化为乌有”。在《觉醒》一诗中巴拉丁斯基以清晰的结构线描写了主人公全部的心理过程。前四行诗可视为“绝望”抒情主题的开篇，第二节四行诗通过已指出的层递方式（“我不再相信山盟海誓，也不再相信爱的温馨”）来加强“觉醒”主题。第三节四行诗是高潮部分，此处觉醒被加以强大的修饰语（如“盲目的忧伤”、心灵的“病人”），第四节四行诗情绪有所回落，渐渐趋于平静，结尾与开头遥相呼应：“你能在我心中唤起的/只会有烦乱，绝没有爱情。”为什么说巴拉丁斯基诗歌中的结构与形象问题相关？因为正是结构组成了其形象。在早期巴拉丁斯基的诗歌中几乎不运用转喻、象征和拟人等手法，没有形象的隐喻词组。而且《觉醒》一诗并非演说宣言，而是表达了细腻的情感过程。

注120Макарова С.А.Е.А.Баратынски и М.И.Глинка: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элегическо эмоции //Венок Баратынскому.Мичуринск,1994, с.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