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网络舆论危机的影响与危害

网络舆论危机是网络时代政府经常遭遇的一种危机，而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又是矛盾多发的过程，政府更容易面临舆论的监督。如果政府在日常工作中不重视网络舆论，网络舆论发生时又处理不当，政府就会陷入网络舆论危机。

一 损害党委政府形象

政府形象是指社会公众对政府客观实在的认知和评价。它既包括政府本身的执政能力、整体素质、办事效率等，也包括社会公众对政府执政的理念、水平以及公共政策制定等行政行为的认知与评价。所以，政府形象不仅仅是政府本身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公众对于政府的所作所为感到满意。

由政府主导的新型城镇化，规模庞大，涉及的人口众多，会面临着诸多问题和矛盾。首先，城镇化是教育程度较低，科学文化素质较低的落后地区农民向城市迁徙的过程，在这个迁徙过程中，如何让大量的农民能够在他们就业的城市安居下来将是政府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

其次，城镇化也是产业结构从农业经济转向以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为核心，社会结构从农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演进过程。在前30年的城镇化过程中，四川每年有几十上百万人口迁移进城，而这些迁移人口并没有享受到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他们没有享受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就会形成长期的两地就业和居住的行为，把大量的消费行为转到农村，内需带动不起来。同时，他们这样一种钟摆式的流动，对交通的压力、对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今后20年，四川城镇化率仍有可能每年提高1个多百分点，这就意味着每年将有80万左右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大背景下，人口、产业向城市的高度集聚，必然会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贫民窟”显现等“城市病”。这些城市病将给城市居民带来不少的困扰，也给政府的管理带来极大的压力。

因此，四川的各级党委政府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既要解决过去城镇化人口数量型增长遗留的种种问题，还要面临新型城镇化质量型增长的各种压力和矛盾。如果党委政府不能科学统筹地做好规划，不能行之有效地解决好城镇化中的这些矛盾，在网络社会里，网民必然会借助互联网这一平台对党委政府的行为进行负面评价。而一些地方政府不仅执政能力比较薄弱，危机处理能力也不强。平时对舆论不关注、不关心，危机发生时，又不知如何应对，只知道采取删帖、屏蔽等传统压制手段。在传播渠道众多的即时网络时代，“堵”是堵不住的，反而会加剧网络谣言、小道消息等在社交平台的广泛传播，严重损害党委政府形象。

二 造成公共决策失误

近年来，许多公共事件，特别是突发事件，都是网络率先发难，然后传统媒体跟进，形成强大的舆论态势，进而影响政府行为和公共决策。的确，网络舆论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也使得一些久未解决的问题迅速得到了满意的解决。但是，网络舆论对政府的公共决策也有负面作用。由于网络的快捷性和匿名性以及网民的非理性，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会使网络舆论产生偏差，影响公众认识和政府决策。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由于社会结构的调整，必然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当这些受损利益不能得到满意解决时，有些人会产生焦虑、不满的情绪，于是把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作为不良情绪的宣泄空间，发表和散布一些不合实际、不负责任、片面、偏激、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言论，这些言论借助网络迅速蔓延，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偏离事实真相，导致情绪化的舆论一发而不可收拾。如不迅速对被误解了的事实进行澄清，对情绪化的舆论进行疏导，那将会煽动起更多不明真相的公众的非理性情绪。而这些非理性情绪往往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利用，成为其实施心理战的手段。他们暗中雇用一些写作“枪手”和网络黑客，在网上煽风点火，蛊惑一些不明实情的人，散布消极情绪，影响网络舆论走势，给政府施加压力。如果政府不能正确判断舆论信息的真假，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舆论危机，则往往会落入圈套，造成公共决策的失误。

三 阻碍城镇化进程

四川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3年末，四川常住人口810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3640万人，城镇化率为44.90%，城镇化水平在全国位居24位。^[1]而且，从四川各地区城镇化的实现程度看，地区间的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因此，今后四川的城镇化压力比较大，需要保持较高的增速才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快速城镇化是四川今后一段时期的典型特征，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结构深刻变迁，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严重。结构性的变化对人们的心理冲击很大，尤其是大量农民进城后，发现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买不起房子，生活艰辛。与原本居住在城里的富人阶层相比，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社会心理失衡加剧，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当这种情绪达到极限，就易产生对立，造成关系紧张。这些底层群体既不能融入城市，又缺乏竞争和上升流动的机会，而且由于制度性原因成为获利较少甚至是绝对的利益受损群体。他们会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城镇化，并利用网络发泄他们对城镇化的不满。对城镇化的负面评价，也使得城镇化中的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或事件，便成为引发社会冲突和风险的导火线，从而影响城镇化的有序推进和良性发展。

四 影响社会安定团结

四川在高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圈地现象、恶性拆迁、环境污染等问题，都会对城乡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不同程度的不良影响。尤其是土地和拆迁问题，成为社会冲突的“痛点”和“引爆点”。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问题不仅涉及巨额经济利益，而且事关农民的生存生活方式，因此关于土地的争议更具有对抗性和持久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前的征地拆迁不是依据公开、透明的法律来执行，而是采用强制的行政占用方式。农民市民没有利益表达的合法渠道，在土地买卖和拆迁补偿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既不能决定卖与不卖，也不能与买方平等交涉价格。所以只有采取上访、自焚等方式来增加交易成本，影响土地和房屋的补偿价格。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冲突和纠纷还会不断出现，各地的强拆、血拆前仆后继，正在成为市民维权的主要发生领域和社会冲突的不稳定因素。

其中，县域社会的矛盾冲突尤其值得警惕，根据调查，当前群体性事件大多都发生在市级以下的县域社会。如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2009年的湖北石首事件、2010年的湖北宜黄事件、2012年的重庆万盛事件、2014年的云南晋宁事件，都是发生在县级领域。皆由于县域把城镇化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和抓手，在实施城镇化的过程中，只顾招商引资而忽略了民众的利益，从而使基层官民矛盾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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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来自四川省统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