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 李晓寒
- 10194字
- 2021-03-28 02:13:28
引言
一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改革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无论是美国罗斯福的国家干预政策，还是英国撒切尔夫人国企私有化的铁腕手段；无论是秦孝公变法图强，还是清末的洋务运动，改革以其强大的穿透力超越时空，允许人们从多个视角反复审视。当代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时空经纬之下进行的。本书的选题背景，也是循着时间、空间这两条线索展开的。
从空间的角度考察当代中国改革，首先要看到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社会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社区。在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地球村中，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环境十分复杂。当代中国如何通过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当代国人关心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拭目以待的议程。
经济全球化之下，国家间经贸纽带空前紧密，源自一国的经济危机足以引发一损俱损、持续波动的涟漪效应，而某地区的经济复苏也将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气候企稳回升。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故步自封不是明智之举，对外开放才是顺势而为。问题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个别发达大国垄断了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要想参与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受到多方掣肘。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来通过改革开放，既从国际互动中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让一些话语垄断方趁机试图把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转移到中国。因此，促进国际贸易和金融规则体系的公平性，提高经贸合作水平、规避金融风险，构成了当代中国改革的国际经济背景。
世界多极化之下，全球战略格局不再是两强相争或是一超独大，而是在美国试图维持霸权地位的同时多种力量稳定崛起，欧盟、日本、中国、阿拉伯联盟等新兴国家群体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均衡化。一方面，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当前世界各国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振兴经济、走出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泥沼，短期之内爆发大规模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世界还很不太平，地区热点问题、民族宗教矛盾、核扩散、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交替出现。因此，促进国内经济稳步增长，搞好民生工作，同时承担大国义务，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提倡新的安全观，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了当代中国改革的国际政治背景。
社会信息化之下，高科技成为一个竞争的“主战场”。受新技术革命的影响，哪个国家能占据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哪个国家就能控制发展的话语权，从而在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构建起技术堡垒。尽管“社会信息化”一词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被提出，但信息化进程的日益深化，已对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持续产生深刻影响。国际层面，各国在展开热兵器较量之前，在信息安全领域这一看不见的战场早已硝烟弥漫。国内层面，一个显著的例子是阿拉伯之春。引起阿拉伯世界政治地震的西亚北非乱局，最初的导火索竟是一段城市管理方与个体商贩发生冲突的视频。由此可见，社会信息化既为国际合作提供了便捷平台，也暴露出安全隐患；既有利于推进政府管理现代化，也为国家治理能力带来了挑战。把握好科技这把双刃剑，在数字化时代抢占科技创新的领先位置，充分利用信息传播的特征和规律，提升政府效率，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构成了当代中国改革的国际社会背景。
从时间的角度，当代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和发展的关键节点。
其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一直秉持从易到难、先实验后推广的原则，稳步前进。可以说，四十年来，容易解决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被留下来的硬骨头，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现在，这些难题来到了改革的前列，成为需要被解决的对象。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不仅不利于推动更深层次的改革，甚至也有可能影响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这就是为什么要一再强调克服体制机制的顽疾，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决策层已经深刻认识到，改革迈入深水区，退缩没有出路，只有啃下硬骨头，才有可能走活这步发展大棋。
其二，中国处于发展的关键节点。中华历史悠悠数千载，改革始终承载着中华人民的强国梦。而真正见证了国人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发生显著提高的时期，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短短几十年。几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如沧海一粟，而现实的巨变更令人追问，究竟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未来还能继续下去吗？对于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时期的中国而言，未来几十年的稳健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民能否过上更好的日子。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这既揭示了发展的光明前景，也确定了当代中国改革的时间坐标。
（二）选题意义
“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是一个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从理论层面上看，改革经验仍有极大的总结空间，且随着改革进程的持续推进而呈现出迫切的生长态势。三十多年来，国内理论界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然而，对于改革经验的研究远未达到饱和状态。这是因为，改革的推进，对改革理论实际上提出了深层次化的要求。所谓深层次化，就是要从描述性的理论转向侧重本质的理论，从流于表面的经验成果转向规律式的经验体系。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就是通过考察改革的自然史，提取出那些属于改革本质上的经验规律。只有运用辩证思维考察改革的历史，才能抓住影响改革效果的核心变量，提炼出核心经验，实现理论的系统化，更好指导改革。
从现实层面上看，中国的改革进行了几十年，容易改的已经改得差不多了，现在改革面临的问题，既有过去放在一边的难啃的硬骨头，也有伴生改革的新问题。未来中国改革怎么走，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为之殚精竭虑的，更是与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中国人民密切相关的。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取向及其后果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改旗易帜的，也就是抛弃了社会主义，结果是经济社会的发达水平还不如改革以前，代表国是一些中欧前独联体国家；第二种是拒绝改革的，即便面对发展困境，也要固守封闭僵化的老路，结果是落后于国际竞争、错失现代化的时代潮流；第三种是在改革过程中坚守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与方法，既跻身国际舞台、又不忘初衷，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这方面的典型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路径上，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康庄大道。越是需要为未来指明方向的时候，就越需要探求历史、总结经验，这就是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在现实意义上的贡献。
二 研究现状
（一）我国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改革的认识
系统总结改革经验，首先要对改革的历程进行全面的回顾和分析。正如列宁所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划分改革的历史阶段是总结改革基本经验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改革的分期问题，有的研究者主张划分为三个阶段，有的主张分为四个阶段，有的主张分为五个阶段。与之相对应，现有述评基本是按照“阶段个数”进行归纳的，并称之为“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等。[3]这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归纳方式，好处是直观明确，梳理文献如摩西分海，一目了然。然而，这种归纳法没有触及历史分期问题的本质，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对相关文献的有效整合。无论是“三分法”“四分法”还是“五分法”，都只是表象，仅仅是划分思路或理论依据的外在表现形式。按照某一固定的划分标准，既可以形成关于改革的“三阶段论”，也可以形成“四阶段论”[4]；而同为改革“三阶段论”的支持者，也可以是基于大相径庭的理论依据。[5]因此，本书摒弃了学界常见的“个数归纳法”，而是从分期标准入手，将关于改革发展阶段的研究成果梳理如下：
第一类，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为思路。这种类型分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标志，将改革的历史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这是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是从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2002年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从2002年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这是改革开放的推进阶段。[6]以此为基础，有学者将每一阶段的主题进一步完善充实为：（一）改革的起步和全面展开阶段；（二）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线的深入发展阶段；（三）沿着科学发展道路继续推进阶段。[7]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还深入第二阶段内部，划分出“1989—1992—1997—2002”三个子阶段，并重点阐释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对于开启改革新阶段的历史意义。
第二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脉络为思路。这种类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标志，将改革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8]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这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改革开放阔步前进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从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到2002年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引领下改革开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阶段；第三阶段是从2002年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这是科学发展观把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阶段。也有研究者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角度指出，之所以分为这三个阶段，还在于上述理论对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课题作出了解答。[9]例如，在第一阶段，邓小平理论着重阐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第二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点回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的问题；在第三阶段，科学发展观主要回答了应当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第三类，以开放的程度、地位和内容为思路。粗线条的视角认为，以90年代为标志，整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时期。[10]在前一个时期，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对内改革和调整，开放在改革进程中起辅助作用。在后一个时期，即90年代以后，内陆沿海全面开放，开放不仅以窗口作用和倒逼机制推动了改革，还同改革一道促进经济发展，且贡献大过改革。相对于这种宏观视角，研究者根据对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将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11]第一阶段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这是改革开放的启动期；第二阶段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至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改革开放理论逐渐成熟的时期；第三阶段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今，这是改革开放形成的标志。这种视角从开放的广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对改革进程做了一番较为细致的白描，分期标志更加明显，内涵也更清晰。
第四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历程为线索，这是学术界一种代表性的观点，以其与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相吻合而备受青睐。这种观点认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厘清了经济手段与社会性质的关系，同年党的十四大又按照南方谈话精神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确立了改革的目标模式。因此，改革的进程大体可以1992年为界分为两段，并分别称之为改革目标模式的探索阶段和确立完善阶段。[12]如果要再细一点，又可划分出若干子阶段。例如，1992年以前，以1984年为界，可以分为实行“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阶段和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两个阶段。[13]1992年以后，又分别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逐步完善为界，再划分出两个阶段。关于这两个分界点的时间标志，分别有不同意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何时基本确立起来这个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是在2000年十四届五中全会；[14]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在2002年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5]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的起点，研究者大都认为始于2002年党的十六大，但也有少数主张以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为标志。[16]不过，以2005年为完善阶段时间起点的研究思路在时间计算上存在遗漏，不代表学术界的普遍意见。[17]
第五类，以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改革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为标准。上述线索或从政治层面，或从经济层面，对改革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划分，或多或少代表了改革的本质因素，都包含真理的颗粒。然而，中国的改革是全方位的、系统的、深层次的；从任何一个领域单独进行考察，都难以准确、全面地把握改革全貌。基于此，研究者综合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从改革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出发，将改革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思路基本认同，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界，改革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走过了探索阶段和推进阶段两大时期。[18]如果再详细一点，在改革的探索阶段，也就是1978—1992年之间，又可以分为初步探索和局部实验、全面探索、整顿总结三个小阶段。首先，关于改革从初步探索进入全面探索的标志，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19]另一种认为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20]其次，关于从全面探索进入整顿总结的标志，也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1988年十三届三中全会，[21]另一种认为是1989年。[22]在改革的推进阶段，即1992年以后，改革进入系统、综合发展阶段。如果要再详细一点，又可以分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综合改革阶段（或系统推进阶段）和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制度创新阶段（或解决新问题阶段）。对于这两个子阶段的分界点，也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2002年；[23]另一种认为是2003年。[24]最后，关于2012年党的十八大、特别是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革进程的影响问题，上述文章大都鲜有涉及。基于此，少数研究者结合1978—2013年以来改革的发展脉络和整体趋势，颇具前瞻性地指出，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改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5]
国内学术界对改革的基本经验进行了大量总结，取得了丰硕成果。综合各方观点，按照内涵、地位和影响力合并同类项，取得以下六条经验：
1.理论指导；
2.国情分析；
3.群众路线；
4.党的领导；
5.互动关系；
6.节奏时机。
下面逐条阐述：
第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研究者认同，改革开放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正确的理论指导。这里所说的“理论”，是三十多年改革经验的系统化总结，而非某一具体学科或领域的思想学说，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改革三十多年最宝贵的财富。[26]在这个前提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对于改革实践的指导意义又显得尤为突出，故而不少研究是从这个角度总结经验的。具体说来，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政治保证，[27]甚至可以概括为基本经验的核心。[28]其次，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生动表述，“摸着石头过河”体现为边实践、边总结、不断进行理论准备和理论创新的思路。[29]从改革走过的历史轨迹来看，这种思路具体表现为实体创造先于规则建立，在经济领域即市场主体在前、市场规则跟进，在政治领域则为多元化的社会主体在前、民主政治规则跟进。[30]最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的首要经验，[31]是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重要法宝。[32]可以说，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前提，不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不抛弃“左”的教条、不解放思想，改革就无从谈起。[33]
第二，对国情要有正确的把握。学术界认同，对国情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和认识，是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历程所取得的一条基本经验。纵观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历程，什么时候从国情出发，经济建设就稳步前进；什么时候偏移基本国情，就要跌跟头。那么，国情具体是什么呢？为探索把握国情之于改革的重大意义，研究者总结了三条要素。其一，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有利于我们摆脱“左”的和右的干扰，从生产力不发达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任务，制定各项方针路线。[34]其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正是认清了经济落后的客观现实，才能把经济建设确立为改革的中心任务。[35]然而，研究者发现，近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同时也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需要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路进行反思，进而强调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36]此外，改革开放几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实行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都会受到严重阻碍。[37]其三，全国80%的人口都集中在长期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人口主体是农民。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不仅谈不上改革，社会稳定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改革从农村地区入手。农村改革成功后，把重点转移到城市，把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城市地区和其他领域。[38]
第三，要走群众路线。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运用到改革领域，主要取得了两大理论成果。一个是解决难题要靠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汲取群众智慧、集思广益。[39]另一个是取得成功要遵循利益扩散原则，让群众共享改革成果，坚持人民利益至上。[40]与此同时，要加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工作，把党的领导与群众参与有机结合起来，既实现理论创新和思想解放，又贯彻中央的改革路线。[41]
第四，坚持党的领导。在这里，党的领导不是指某个具体问题或环节上的领导，而是在事关全局的、关键性的问题上所承担的领导工作和领导力量。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党要在改革这样一项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中起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确保改革有组织、有秩序、有步骤地稳步推进的关键。[42]其二，防止改革偏移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目的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我国的改革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防止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途径。[43]其三，既不故步自封，也不改旗易帜，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实践证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改革没有出路，但根本否定“社会主义”也没有出路。[44]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改革才不会半途而废或因为人事变动而中断，才不会误入歧途。[45]
第五，处理好改革与其他问题的互动关系。改革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不可避免地与事关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相互作用。把握好这些互动关系，既是深化改革内在规定性的客观要求，也有利于增强改革与各方面现代化事业的耦合性，形成联动效应。概括起来，主要是三类关系：一是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把改革与开放结合起来，以开放带动改革、以改革促进开放，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改革和开放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46]甚至可以说，改革三十多年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实行渐进式开放。[4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我们抓住了全球化发展机遇、赶上世界潮流，[48]这有利于我们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制度创新。[49]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不仅带来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精神糟粕也一度敲响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警钟。因此，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能否协调发展业已成为关系改革开放事业兴衰成败的重要问题。[50]二是与法治的关系。改革的一个出发点，就是避免制度政策因为领导个人的好恶而改变，以祛除社会生活无序、政策缺乏稳定性的弊病，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因此，在改革过程中，要注意运用法律手段巩固和维护改革成果，把行之有效的改革经验及时通过法律程序固定下来，把改革纳入法治轨道。[51]三是与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国改革成功的奥秘之一，就在于较好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52]三者之间，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基本途径；[53]发展是改革的目的，发展的成果是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尺；[54]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什么都谈不上，这是苏东解体的一个重要教训。[55]
第六，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节奏、力度。这是指在操作层面上实施的包括启动、加速、战略迂回、突进等技术性的调整手段。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要及时启动。研究者认为，同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所以建设社会主义起步较早而最终落得个亡党亡国的结局，一个主要原因是改革的时机把握不当——直到传统体制生长了七十多年后才开始实行改革，为时已晚。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成立时间较晚、建设社会主义时间较短，但中国共产党果断结束了十年“文革”，抓住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迅速缩小了与周边国家的差距。抓住时机、及时启动、加速发展，这是改革得以产生并顺利推动的重要前提。[56]二是渐进中要有突进。中国改革之所以前无古人而成就斐然，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走了一条从点到面、从易到难、逐步深化、渐次推进的路子。[57]然而，改革的辩证法要求我们不仅仅看到其渐进的一面，还要看到其突进的一面。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的质的更新不仅仅要体现在经济体制方面，也应体现在政治体制方面，例如革除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即便突破性的改革只能在整体渐进的过程中按部就班、逐渐实现，但实现这方面的要求已成为改革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58]三是要又稳又快。改革就像骑自行车，没有一定的速度动不起来，速度太快又容易栽跟头。保持积极稳妥的节奏、避免急躁冒进，也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确保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59]
（二）既有成果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在改革整体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每年涌现出的文章著作数以万计，总体上表现为蓬勃旺盛的发展态势，这是值得肯定的。[60]然而，在这庞大的学术库存中，真正具有独到眼光的、能把问题说透的经典作品只是凤毛麟角，相当数量的学术成果表现出观点相近、理论基础薄弱、分析浮于表面、说服力不足等弊病，整体水平有待提高。本书认为，在上述现象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国内学术界在学术独立性、准确性和理论性方面的问题。
第一，用政治报告简单代替学术观点。国内学术界在如何看待改革历史阶段、总结改革基本经验的问题上，一个突出问题是政治色彩过重，观点的提出不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思维运动的结果，而是直接取自政治报告。例如，在改革分期问题上，不少成果都是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思路，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更替为划分依据的（见本书第一部分）。[61]同样，在改革的基本经验问题上，学界也与党的理论文献高度重合，很多时候几乎原样照搬。然而，凡涉及为什么采用与政治报告类似的处理方式时，这些文章大都语焉不详，有的甚至都连“参考自党代会报告”的理论注脚都省略了，隐含着一种不证自明的意味。
应该承认，党的重大会议文献，必然是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经过全党表决得出的共识，其基本原则与主要内容与学术研究的确存在大量交集，具有成为理论依据的可能。但是，或然不等于实然。党的会议文献与改革的理论架构毕竟存在一个视角与功能的区别。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全会等重要文献，主要目的是凝聚全党共识、总结历史、开拓未来，在表达上采用清晰明确、团结统一、符合政治规矩的语言，是必要的；而针对改革的学术研究，则是通过在思维中再现改革的历史进程，探求改革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律，建立关于改革问题的理论体系。把二者混为一谈，用政治报告简单代替学术观点，不便于接受理性精神的检验，不利于引入学术讨论。
仍以前述文章为例。凡是采用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改革阶段划分方式的文章，实际上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假定：改革的发展阶段与国家最高权力交接基本同步。换言之，每一次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会议，都应处于改革进入新阶段的时间节点上；而在这些重大会议之外，再无其他历史事件足以堪称改革的阶段性标志。这个假设成立吗？本书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先看充分性。必须认识到，最高权力交接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头等大事，对改革进程势必影响深远、意义非凡，至少具有成为改革分期点的可能。然而，改革究竟有没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关键是看是否在改革历史进程中出现了重大转折点。如果答案为否，那么仅就选举产生了最高领导人这件事而言，并不能自然地与改革的阶段性标志画上等号。再看必要性。说在上述重要会议之外再无改革的时间节点，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若真是这样，如何评价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实事求是地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掀起了改革的新高潮，迎来了改革的新阶段；把它排除在改革发展阶段的时间节点之外，是欠妥的。遗憾的是，国内一些采用上述分期方式的学术文章，既没有从充分性的角度论证这种思路与改革固有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没有从必要性的角度说明并补全在改革阶段划分上的不足之处，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学理性，令人形成一种政治色彩重于理论精神的印象。
第二，对核心概念的把握简单化、片面化。作为本题的“文眼”所在，对“基本经验”的把握和认识准确与否，是衡量一文水平高低的关键。然而，部分学术成果在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上不够全面、恰当，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把“经验”简单理解为“成功经验”。或许是基于中国改革成就大于问题的客观实际，部分研究成果在总结改革经验的时候，选择把研究重点放在成功经验方面，对问题教训避而不谈，抑或寥寥数笔，在分量上不成比例。应该认识到，中国改革总体上确实是成功的，对改革的“成功经验”必须要理直气壮地总结，这既是取得新的更大成就的唯物主义基础，也是针对“改革悲观论”的有力回应。同时，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改革形势，既要从整体上看到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也要认识到局部性的、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上出现的问题。毕竟，当代中国之所以兴起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基于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总结我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等因素的考虑。如果对问题教训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改革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以理性、冷静的态度看待这些问题，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分析原因、总结教训，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二是对“基本经验”的“度”把握不当。“基本经验”指的是对感性材料进行高度抽象、但又不过度抽象的那部分经验。如果过度抽象，就离开了改革固有的质的规定，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就成了不仅适用于改革、而且适用于一切课题的“万金油”。现有文献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等经验就属于这一类型。[62]过于具体，就失去了高度抽象的内在规定，就不能解释改革的其他方面和属性，不具借鉴意义，“基本经验”研究就陷入了对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具体操作问题的细节讨论。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两种倾向，与“基本经验”所蕴含的哲学高度有关。首先，“经验”作为理性认识的表现形式，本来就不能从直观的、具体的感性材料中现实地获取，而是需要借助一定的抽象力，通过分析事物运动的全过程，分析不同矛盾的各个方面，抓住主要矛盾，提炼决定矛盾性质和运动方向的本质因素，从而才能形成经验。因此，第一个难点是对抽象力的运用。此外，对于相互联系的多个事物连续构成的系统运动，矛盾彼此又是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因而在提炼所得的经验系统里还存在一个层次、范围和程度的区别。在实际经验、基本经验、根本经验这一由外至内、层层递进的经验体系中，如何把握好抽象的“度”，恰如其分地提炼出与材料内容相适应的经验类型，则是新的更高的理论要求。
第三，观点不能统率材料。对本题而言，若要“论从史出”，本应是在充分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改革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弄清楚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找出改革运动的本质性因素，形成关于改革经验的系统观点。然而，在这个基础上，再结合观点有意识地叙述改革的历史，才能史论结合。然而，既有的研究成果鲜有能真正意义上体现观点对材料的统率地位，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跳过历史的叙述过程，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分条论述改革的经验。这种类型不能解释文章所提出的经验从何而来，观点背后缺乏坚实的论证依据。正如毛泽东所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63]另一种类型是虽然叙述了历史事实，再附上由一般性的抽象原理演绎出来的几条结论，但这些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地看到是从材料中抽象出来的，实际上观点材料两张皮，如油水不容。无论哪种类型，都是由没有经过深入分析历史材料的必要环节而产生，都体现为论证力不足，不足以展现改革的历史规律。
（三）推进研究的思考
基于以上认识，从国内学界对改革经验研究的特点和现实出发，推进研究进展，可以着力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观点创新三个方面。
第一，构建宏观的研究视角。所谓宏观的研究视角，首先是指从全局出发，全面、系统地看待改革。既要坚持重点论，也要坚持“两点论”，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要看到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当代中国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由诸多领域和环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决定改革的进程。这就要善于从宏观层面对改革的全部历史进行抽象的把握，构建改革的宏观理论。当然，也要善于分析具体问题，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此外，构建宏观的研究视角，还要处理好历史的连续性与阶段性之间的关系。应该看到，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工业战略，就不会有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构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就不会形成强烈的改革共识。所以，不应把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人为地割裂开来，而应该持有一种整体性的历史观，找到一个角度，打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解决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问题。
第二，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运用各自的研究方法，对改革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探索和思考，得出不少有益成果。如果按照话语体系和方法论把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做一个区别，呈现在眼前的是泾渭分明的两个类型：一类是以政治学、经济学等西方学术语言和理论框架为代表，行文按照论证工具、论证目标、方法论框架等顺序，采用量化分析、数据模型、逻辑推理的方式组织研究过程。另一类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为代表，以党的理论文献和历史材料为研究依据，坚持分析与综合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通过对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分析，揭示社会运动的本质。应该看到，当代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当代中国改革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代中国改革的研究也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探索改革运动的规律性为目的，加强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
第三，正确看待创新问题。创新是学术生命力的体现，追求创新是推进研究的必要条件。然而，对待改革的历史经验问题，应该正确看待创新的性质和作用。有的观点认为，改革经验的研究受意识形态影响严重，研究成果众口一词，不必追求什么创新，只要把别人说过的内容换个表述方式，写出来十拿九稳；另一种观点认为，研究改革经验一定要站在前人没有总结过的角度，拿出一条与众不同的结果，方能从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中杀出一条血路。事实上，无论是“随波逐流论”，还是“另辟蹊径论”，都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前者将研究视作一个消极被动的过程，不仅不符合基本的学术规范，对研究性质的认识也不够准确。应该看到，改革的经验研究绝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领域；恰好相反，近年国内外学界的观点交锋异常激烈，呈现分庭抗礼的局面。[64]因此，把改革的经验研究看成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一种误解。另外，“另辟蹊径论”又因为一味求新求变，可能影响客观判断，错失对社会规律和有益成果的合理继承。应该看到，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改革从一个阶段进入到了另一个阶段，各种矛盾在运动中所处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改革的经验也应作出相应的丰富、调整、发展。但是，对于那些已经被历史实践所证明的经验总结和经过前人刻苦研究所取得的正确观点，也不能一味脱离，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而要继承下来，并用比较细致的分析来充实这些观点，用新的历史材料将这些概括的经验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有血有肉地呈现出来。这才是对待改革经验研究成果的正确态度。
三 方法论
在正式展开对当代中国改革史的研究之前，首先要回答三个前提性的问题：（1）研究当代改革史何以成为可能？（2）如果学术研究是可能的，遵循什么方法步骤才能正确划分历史阶段、科学总结历史经验？（3）如果掌握了科学经验，操作层面上怎样能够有效运用这些经验？只有解决了这些假设，才能建构本书的理论大厦。
实际上，这三个问题对应着当代史的本体论、总结经验的方法论和关于经验的认识论问题。
（一）当代改革史研究的学术规定性问题
有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时间不算长，而且正在进行之中，研究起来难以客观。其一，“百年之内无信史”。观察历史就像大浪淘沙，只有经过充分的沉淀才能显露出其本来面目。改革从启动至今三十几年，有些材料没有完全公布，有些政策没有彻底生效，有些问题没有暴露本质，怎么确保研究真实可信？其二，“当朝人不修当朝史”。改革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研究人员也不例外。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改革政策的影响，如何保证其研究成果价值无涉、利益无涉？
本书的学术规定性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时代背景的转换。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在位时，往往不允许史官迈出歌功颂德的窠臼，历朝历代只有为数不多的封建统治者能真正做到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就连主张“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唐太宗，在他晚年的时候对言官也是面加穷诘，那种“子产不毁乡校”的舆论氛围毕竟只是一种政治理想，这才有了“百年之内无信史”的传统观念。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独立自主探索发展之路上所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问题，都以经验、教训的形式被记录在案，忠实地反映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相应地，当代中国人从主观上对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客观上也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允许人们去探索发现。所以说，研究当代中国改革史，更多的是一种对知识的单纯的、迫切的渴望，而不是政治因素或利益驱动的结果。它从环境上和研究目的上是可能客观的。
第二，研究材料的充分占有。古代虽有专门的官学机构教授历史知识，但对大多数平民百姓和普通学子来说，亲手接触到像《汉书》《史记》等史料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当代中国改革这张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涉及的领域之大、群体之广，当世罕见。这样一场浩大的工程，不可避免地在国家的各个层面、不同阶层打下程度不等的烙印，其史料不可谓不丰富，线索不可谓不充分。本课题从中选取了三个主要的材料来源：一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权威部门出版的官方文献，如《中国共产党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等，也包括国家领导人的文选、文集、重要讲话和文章。二是领导人卸任后出版的回忆录、采访录等著作，如《李鹏人大日记》《朱镕基讲话实录》《李光耀回忆录》等。三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改革和中国领导人的学术成果，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毛泽东传》《邓小平时代》等。
总结起来，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为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个实事求是的研究环境，为满足当代国人的求知欲营造了有利氛围。而丰富的历史材料则为当代中国改革史的梳理和总结提供了重要保障。这就是当代中国改革史研究得以可能的原因。
（二）历史分期的标准和历史经验的视角
由述评可知，无论是历史分期问题还是经验总结问题，既有研究成果要么过于侧重历史的记叙，平铺直叙，要么过于侧重观点的论述，从理论上再现历史进程力度不够，同时都没有把改革的最新进展考虑在内。归结到一点，就是在坚持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问题上，没有把握好二者的平衡关系。这个平衡关系体现在历史阶段的划分上，就是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相一致的问题；体现在历史经验的总结上，就是改革进程的规律性与改革主体的能动性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历史运动的问题。
1.历史分期的标准
历史时期方面，本书的划分标准是综合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按照改革的整体力度来划分不同时期。所谓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改革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从改革的启动过程来看，邓小平很清楚，要想把刚从“文革”的噩梦中苏醒过来的中国社会成功引上改革之路，不能搞休克疗法，而要创造条件、等待时机，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准备工作。为此，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前，他从恢复正确的思想路线、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持续稳定的经济形势三个方面，对“文革”后期的中国社会展开了拨乱反正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改革也在农村地区、学术领域等方面有所开展，但缺乏自上而下的系统政策，没有改革的基本框架，改革尚未触及核心。直到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成功应对经济过热、大胆提出组织和制度建设问题之后，中央文件才开始以改革为主题进入全面探索阶段，党的十二大、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才相继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就是为什么要以1984年为标志，划分一个阶段。[65]再从改革的推进过程来看，1978—1992年之间的改革方略，基本是围绕在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如何发挥有限的市场作用的问题展开的。无论是党的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还是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都没有动摇计划经济的统治地位。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改革正式跳出计划经济的窠臼，开始了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要以1992年为标志划分一个时期。
第二，改革是一个由此及彼的过程。改革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工程，在这个系统之下各个要素、环节相互作用、相互影响。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制对振兴农村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就有了1984年从农村转入城市、以提高城市企业效益为改革目标。为了把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城市，还提出了“‘包’字进城，一包就灵”的口号。这样高涨的形势，不仅推进了经济体制改革，还带动了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轮高潮也是兴起于这个阶段。再把视线拉远一点，从1978—2013年，改革基本上是围绕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展开的。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要继续完善现有经济体制，更要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和环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变革法律、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和环节，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可见，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既是历史的客观需要，也是逻辑的必然结论。因此，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标志，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2.总结历史经验的视角
历史是怎样运动的？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决定了总结经验的不同角度。
自人类有意识地认识社会至今，历史观大体可以分成三类：循环论、偶然论、进步论。循环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过程。例如，战国末期的邹衍提出了“五德始终说”，他认为王朝更迭是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五德交替的结果。这种循环论可以看作人类早期对历史规律一种原初性的反思，但它没有提炼出现代化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无法回答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不能揭示历史的本质属性。偶然论认为，历史运动杂乱无章，充满了无序性和偶然性，就像物理学中的布朗运动一样，没有规律可言，也无法认识。在这样的观念之下，总结历史经验以指导未来的实践是一项没有意义的工作。正如“历史主义贫困论”的代表人物、20世纪的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说：“我不相信历史规律，特别不相信进步的规律这类东西。事实上，我相信，对我来说，倒退比进步容易得多。”[66]无论是历史循环论、还是历史偶然论，都代表了人类对历史运动的一种探索。然而，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特性和人类社会规律的揭示，才真正解决了关于历史运动的规律问题。
马克思最初阐释唯物史观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说：“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67]这段话首次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根本动力，那就是人们为了生活所需而进行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历史之所以会发展，首先是因为人们要生活。为了衣、食、住等方面的生产，是人类历史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的首次亮相，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则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经典概括。他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68]综上，唯物史观对本书的指导意义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历史是客观实在的。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史，它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发展的，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运用到研究中，就要求研究者在认识历史时，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从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入手，透过纷繁复杂的偶然现象揭示历史运动背后的必然性，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客观规律。
第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能动的反作用。唯物史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考察人类社会的理论成果，是把意识与物质的辩证关系贯彻到人类社会领域得到的结论。这就是说，在考察改革历史的过程中，政治的、社会的等精神生活的观点、理论和制度都建立在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上，受它决定、由它反应，因而首先应该从经济的事实出发，寻找改革的动因。唯物史观还认为，上层建筑会在适应社会存在的时候促进其发展、在落后时阻碍其发展。这就要求研究者充分认识到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不能忽视政治制度、精神文明等方面对物质生产的影响，要在全面认识二者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总结改革经验。此外，领袖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固然重要，但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群众推动的，历史本质上是人民书写的，英雄人物起了作用，但那是在与人民的合力下共同作用的。无论是那种把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个人，还是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个人的看法，都不是坚持唯物史观的看法。
第三，经验的操作法则。总结历史是为了汲取失败教训、发扬已有的成功经验。而要想充分发挥本书的现实意义，必须注意操作层面上的一些基本方法，也就是限制条件。运用任何经验，都必须遵守一个原则。离开了它，经验就是束缚。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
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69]矛盾的特殊性又称矛盾的个性、差别性，它有三个方面的表现：（1）矛盾性质不同，有特殊矛盾、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的区别。（2）地位和方面的不同。不同矛盾之间，可以分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同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也可以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或者称次要方面。（3）解决形式不同。根据矛盾性质的不同，可以将矛盾分为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对抗性的矛盾必须通过外部冲突的斗争形式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不需要外部斗争去解决。矛盾的普遍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特殊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统摄着普遍性。这就是个性与共性的原理。毛泽东同志曾强调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70]
对立统一规律的指导作用，可以概括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经验的形成过程，总是从一个个具体矛盾的特殊性开始，通过总结、归纳，上升到一般性的法则。而经验的运用，是从关于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出发，去解决具体事物的特殊矛盾。因此，运用经验解决具体问题时，必须要充分认识问题的特殊性，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在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发挥经验的指导作用过程中，要避免教条主义。所谓教条主义，就是否认问题的特殊性，不顾具体问题的现实情况和适用经验的具体条件，不加变通，生搬硬套。正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所指出的，革命战争的胜利还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避免把苏联经验神圣化。在全面分析中国革命特点和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
四 基本概念界定
（一）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扬弃唯心主义不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第一次既辩证又唯物地说明了关于“经验”的内涵、来源、地位等方面，第一次深入、透彻地论述了经验与理性的区别和联系，构筑了马克思主义经验理论的基本框架。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经验观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1.经验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离开了感觉、知觉，认识是不可能的。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感觉必须是一切经验的基础”，[71]恩格斯也强调：“一切观念都来自于经验，都是对现实的反映。”[72]列宁指出，“认识论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地就是：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73]并且，“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74]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列宁鞭辟入里地剖析了形形色色的经验批判主义及其背后的思想实质，最后得出结论，经验批判主义的本质是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2.经验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既辩证又唯物地对经验的来源进行了规定。马克思主义经验观认为，所谓经验，首先取决于人有了主体意识、有意识地改造自然，因而是主客体分化的结果。当自在世界和人化自然没有区别的时候，也就无所谓经验。正是因为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人类解除了“自身中心化”，恩格斯所说的“真实的思维”的哲学也就产生了，因此马克思主义强调，经验来自于社会实践，来自于人类主体性的实践，即人们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在社会的实践的全部总和中获得的知识，而不是来自于观察和实验。毛泽东指出，“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毛泽东更进一步地从实践的角度，将经验与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具体落实到政策效果的层面。“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75]简而言之，经验就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是通过人类感官形成的感性认识。
3.经验的地位
唯心主义认为，经验不具有认识世界的作用的；旧唯物主义认为，仅凭经验而无须其他材料和程序就能充分认识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对经验的作用作出了如下科学的规定：其一，经验是知识的来源，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任何一门科学理论均需要建立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经验积累担负着将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任务；其二，经验具有检验和验证的功能，“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76]
（二）经验的类型与相互关系
1.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
虽然承认一切知识源于经验，但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人们可以间接地从历代祖先的经验那里去获得知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中将经验分为两类：“外在的、物质的经验，以及内在的经验——规律和思维形式。思维形式一部分也是通过发展继承下来的（例如，数学公理对欧洲人来说，是不证自明的，而对布须曼人和澳大利亚黑人来说，肯定不是这样）。”[77]恩格斯的这段话传达出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方面的意思是，经验分为外在和内在两种，外在的就是感性经验，内在的就是思维规律。第二个方面的意思是，内在经验——也即思维规律，是可以通过学习继承而来的。正如恩格斯所例证的，之所以欧洲人能够不证自明地认识数学公理，是因为欧洲文化相对于原住民布须曼人和澳洲土著黑人而言，文化更为发达，具有“获得性的遗传”；而后者则在生产实践的阶段中，尚未积累足够充分的外在经验，尚未形成例如数学公理一样的思维规律、并固定传承下来，因此不认为公理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由此可见，恩格斯的“两类经验”学说，仍然坚持了经验来自于社会生产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
毛泽东继承了恩格斯的“两类经验”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出，经验分为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毛泽东强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78]，直接经验是人用肉体感官变革客观世界、通过实践获得知识的来源。“就知识的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79]。但是，“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80]“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81]对于这些间接经验，如果他们在获得过程中科学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符合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82]那么就是可靠的。
2.经验与理性
以往的哲学家对经验与理性的关系问题，要不就是侧重经验、忽视理性，要不就是抬高理性、贬抑经验。围绕二者孰轻孰重的争辩，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马克思主义经验观第一次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统一起来，从社会生产实践的角度，对经验与理性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完整、准确的阐述。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认识开始于经验，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然而，感性认识毕竟是片面的、表面的，它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的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83]如列宁所说，“为了要理解，必须从经验上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升到一般。”[84]简而言之，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积累，感性认识有待上升到理性认识。有必要指出的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并不是认识运动过程的全部。随着实践的推进，还要将抽象的理性认识运用到具体的感性中去，能动地改造世界，为下一个阶段的认识运动积累材料。就这样，认识在实践中深化，实践又不断检验、丰富着新的认识，积累新的经验。这就是经验与理性的辩证关系。
[1] 《习近平：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2012年11月29日，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30/c64094-19746089.html）。
[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1页。
[3] 刘德军：《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述评》，济南出版社2008年版；周一平，周雷：《2008年改革开放史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沈传亮：《中国改革开放史若干前沿问题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8期。
[4] 例如刘国荣和曹淑英在划分改革的历史阶段时都以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主线，但前者将改革历程分为两个阶段，者分为三个阶段。见刘国荣，薛振莉《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评析》，《延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曹淑英：《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回顾与瞻望》，《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6期。
[5] 例如肖贵清和陈述都将改革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但前者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和创新为主线，后者是以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主线。见肖贵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和创新》，《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5期；陈述：《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
[6] 曹普：《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及主要经验》，《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11期。
[7] 李忠杰：《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启示》，《南京师大学报》2008年第6期。
[8] 孙占元、燕芳敏：《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学刊》2014年第2期。
[9] 孙大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0] 朱孔来：《我国改革开放30年回顾及未来改革的思考》，《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11] 时军、王祥媛：《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及其对中国模式的影响》，《林区教学》2014年第6期。
[12] 刘国荣、薛振莉：《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评析》，《延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13] 张军扩：《中国改革历程的回顾与反思》，《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1998年第6期。
[14] 因为2000年召开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指出到2000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见何龙群《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5] 因为党的十六大报告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见朱孔来《我国改革开放30年回顾及未来的思考》，《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16] 理由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见曹淑英《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回顾与瞻望》，《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6期；鲁品越：《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及其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9期。
[17] 注释④中的两篇文献都认同最后一个阶段的历史起点应是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但在前一阶段的时间终点上存在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应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结束标志；另一种观点认为应以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为结束标志。无论哪种观点都没有解释2003年、2004年、2005年这三年时间在改革的整体进程中居于什么地位影响了改革进程的连续性。
[18] 当然也有学者根据改革的基本内容和理论特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梳理考察，形成了独特的分期方式。学者吴敬琏是这种划分思路的代表。他认为改革的第一阶段是1958—1978年，这是行政性分权阶段又名“体制性下放”阶段。1958年开始施行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其重点是中央政府向下属各级政府放权让力。第二阶段是1979—1993年，这是增量改革阶段。197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文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尝试由此开始。本阶段的改革始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体制内改革，在遭遇失败后再转向体制外改革并以民营经济的增长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第三阶段是1994年以来的整体推进阶段。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理论突破，因而成为第三阶段的开端。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1月。
[19] 因为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确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见章百家：《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北京党史》2008年第3期；孙大力：《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及发展阶段》，《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20] 因为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此后改革从农村转入城市，从经济拓展到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标志着进入全面探索阶段。见王怀超《中国改革的理论思考》，《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3期。
[21] 因为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这是改革进入整顿总结的标志。见王怀超《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6期。
[22] 主张以1989年为界的研究者没有阐释具体原因。见高鸣、苟园《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方位、进程及其基本经验研究》，《昆明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23] 因为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见章百家《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北京党史》2008年第3期。
[24] 因为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见王怀超《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6期。
[25] 王怀超：《当代中国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第6期；张立群：《中国进入改革发展新阶段》，《中国金融》2013年第23期。
[26] 刁永作：《中国改革：基本经验与启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27] 许翠玲：《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与反思》，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
[28] 朱佳木：《改革开放30年基本经验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5期。
[29] 王怀超：《中国改革的八条基本经验》，《学习月刊》2008年第1期。
[30] 袁绪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回望与启示》，《江南论坛》2008年第11期。
[31] 袁绪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回望与启示》，《江南论坛》2008年第11期。
[32] 许翠玲：《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与反思》，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
[33] 王怀超：《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6期。
[34] 田源：《改革开放20年的光辉历程及其基本经验初探》，《青海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35] 杨明佳、肖胜春：《略论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建材高教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5期。
[36] 王忠武：《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经验》，《理论学习》2003年第11期。
[37] 王忠武：《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经验》，《理论学习》2003年第11期。
[38] 邸乘光：《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初探》，《合肥教院学报》1999年第1期。
[39] 郭正东：《改革开放三十年伟大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共产党人》2008年第6期。
[40] 王拴乾：《简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新疆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41] 杨明佳、肖胜春：《略论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建材高教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5期。
[42] 王怀超：《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6期。
[43] 赵曜：《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经验》，《科学社会主义》1994年第3期。
[44] 王怀超：《中国20年改革的基本经验》，《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4期。
[45] 陆水明：《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回顾与启示》，《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46] 王怀超：《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11期。
[47] 江小娟：《渐进式开放：中国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市场经济导报》1995年第9期。
[48] 吴鹏森：《中国20年社会改革的基本经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49] 宋晓梧：《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改革》2008年第12期。
[50] 何龙群：《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51] 王怀超：《我国改革的八条经验》，《决策与信息》2008年第4期。
[52] 王忠武：《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经验》，《理论学习》2003年第11期。
[53] 王怀超：《中国改革实践的理论创造》，《党校信息科研》1995年第12期。
[54] 秦刚：《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经验》，《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3期。
[55] 王梅枝：《中国改革的特点和基本经验——兼论前苏联东欧改革失败的教训》，《湖北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56] 何龙群：《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57] 王怀超：《中国20年改革的基本经验》，《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4期。
[58] 沈宝祥：《中国改革渐进中要有突进——对中国式改革基本经验的思考》，《当代经济》2010年第8期。
[59] 王怀超：《中国改革的八条基本经验》，《学习月刊》2008年第1期。
[60] 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有学者就改革理论研究进行了统计发现，仅2008年一年内出版的研究专著就达到了800万部论文3万篇。见周一平、周雷《2008年改革开放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
[61]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伟大历程的部分时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的。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十六大以来，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见《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2] 王丹：《改革开放三十年基本经验》，《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63]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64] 参见徐湘林《改革战略与中国奇迹——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研究述评》，《经济体制改革》2007年第6期。
[65] 本书对待历史分期问题有一个比较灵活的处理方法。在将改革史分为三个时期的前提下又按照整体量变过程中局部质变的原理进行了阶段性的划分。例如将改革的第一时期（1978—1992）分为三个小的历史阶段，这有利于直观、生动地体现改革的曲折历程。因此本书的“时期”相对于“阶段”而言范围更广、内涵更丰富，此处特作区分。
[66]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69]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页。
[7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7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61页。
[73]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7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
[7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6页。
[7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01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62页。
[7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79]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8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8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8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83]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
[84]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