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兴盛

在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变革中，小说理论批评的兴盛显然是最引人注目的。这既标志着中国文体论批评格局发生重要转变，同时在价值论批评形态方面也同样具有标志性意义。

一 近代小说理论批评兴盛的背景与原因

随着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变革，文学形态也发生重大变革。从文体形态来看，小说取代诗文的中心地位，获得空前的繁荣发展。专门刊载小说的刊物不断涌现，创作小说加上翻译小说，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其中尤其是谴责小说或曰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更是引人注目。关于近代小说繁荣的原因，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印刷业的发达；二是知识阶级受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三是政治腐败，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郭延礼在引述阿英的看法后认为，近代小说的繁荣，一是与近代社会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有关；二是与近代普遍要求改革弊端、富国强民、自引思变的社会心理有关；三是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关；四是与市民阶层的扩大、读者需求量的增加有关；五是与小说理论批评的倡导有关。[1]这后一个方面的因素确实不容忽视。

关于中国近代小说理论批评兴起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也许可以追溯到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使当时的一些思想家看到了深层次的“国民性”问题。如严复提出了“民力、民智、民德”的问题，梁启超提出了“新民说”，其中又尤其重视“开启民智”，他说：“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材不足，则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由“开启民智”，于是想到办报纸刊物，“士民嗜阅报章，如蚁附膻。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2]。办报成了改良主义者开启民智的重要手段。梁启超自述办《清议报》“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3]。既然如此，便要求报刊所载文章通俗易懂，具有可读性与生动性，从而有效地把新思想传达给大众。诗、文革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这种要求，但在通俗易懂生动可读易于传播方面，仍莫过于小说。所以当时的一些报纸纷纷刊载小说，如《清议报》设有“政治小说”,《国闻报》设有“附印说部”，后来梁启超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小说专刊《新小说》。总的来看，近代改良主义者主要是为开启民智的政治目的而发现和重新认识小说的特性与价值，从而引发了“小说界革命”，带来了小说观念的重大变革。

二 小说理论批评的价值观念转换

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向来以诗文为正宗，言志抒情、明道载道、经世致用，都寄托于诗文。而小说则是不登大雅之堂，被视为“邪宗”与“末技”。如鲁迅先生所说：“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4]通常认为中国小说有两大流脉：一支是由史传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确切地说是源于“稗史”，在人们看来不过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引车卖浆者之所造，属于“末技”；另一支由神话、志怪发展而来，则被目为“荒诞不经”，因而“向来是看作邪宗的”[5]。

近代小说理论批评一反传统的文学价值观，极力抬举小说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较早论述小说重要价值和表现出近代小说价值观的，大致可追溯到1873年蠡勺居士的《昕夕闲谈·小序》，这被认为是我国近代最早论述小说重要价值的文章，它首次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小说的价值：“予则谓小说者，当以怡神悦魄为主，使人之碌碌此世者，咸弃其焦思繁虑，而暂迁其心于恬适之境者也；又令人之闻义侠之风，则激其慷慨之气；闻忧愁之事，则动其凄惋之情；闻恶则深恶，闻善则深善，斯则又古人启发良心惩创逸志之微旨，且又为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之大助也。”[6]这里既肯定小说“怡神悦魄”的美感作用，同时又看到其“启发良心惩创逸志”和“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的教育认识作用。

1897年严复和夏曾佑为当时《国闻报》馆合写了《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这篇长文，首开近代改良主义小说理论批评的先河。其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充分肯定小说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代表了当时先进的文学观念。文章从人的“公性情”（普遍人性）的分析入手，论及小说在表现和满足这种普遍人性需求上的特性，结论是：“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文章围绕这一观点进行了充分论证，还以国外为例：“……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然后又自述报馆附印说部之动机意图：“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自以为亦愚公之一畚，精卫之一石也。”[7]文章对小说的文体特性及小说作用于社会人心的特殊功能做了深刻的阐发，为改良主义小说理论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另一维新派人物陶曾佑《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一文，更是将小说的社会地位、功用抬举到无以复加、唯我独尊的地步：“……自小说之名词出现，而膨胀东西剧烈之风潮，握揽古今利害之界线者，唯此小说；影响世界普通之好尚，变迁民族运动之方针者，亦唯此小说。小说小说，诚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其感人也易，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神，其及人也广。……可爱哉，孰如小说！可畏哉，孰如小说！”“……欲扩张政法，必先扩张小说；欲提倡教育，必先提倡小说；欲振兴实业，必振兴小说；欲组织军事，必先组织小说；欲改良风俗，必先改良小说。”[8]这从理论上说应属矫枉过正，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扭转传统的轻视小说的正统文学观，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