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两次转型

20世纪对于中西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来说都是变异甚大、演进甚速的时代，然而比较而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发生的变异可以说更为巨大。在这近百年的历程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两次全方位转型，都不是孤立和内在自发的文学变革，而是在整个社会和文化变革的背景下，在外来文学理论批评观念的影响冲击之下发生的。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文学运动，经历了从晚清“文学改良”到现代“文学革命”的酝酿发展过程。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文学要实现转换和革新，不可能依靠传统文学自身的力量，而只能如鲁迅所说“别求新声于异邦”[1]。打开国门看世界，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发现，当时的西方文学“已经由浪漫主义进而为写实主义、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而中国文学“却还停留在写实以前”[2]。“这样，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三大文学思潮——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西方本来是‘鱼贯式’先后出现的历时性文学现象，就几乎同时在20世纪初叶‘雁行式’地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发生了共时性的综合影响。这种影响与后来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使中国文学也相应地形成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三大潮流。”[3]

文学理论批评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批评形态主要有浪漫主义（表现论）理论批评、现实主义理论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和社会历史批评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深化），以及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批评形态，如现代人本主义、直觉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等。这些文学理论批评也几乎同时被引进，被各家各派的理论批评家所借鉴吸收，并应用于各自的理论探讨和实际批评，乃至于探索建构中国的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形态。比如开现代文学理论批评风气之先的王国维，便是将叔本华的解脱论美学思想化为自己的理论批评坐标，并用以评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整合传统文学理论，形成其独立的审美理论批评形态。梁实秋留学美国曾师从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深受新人文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回国后极力主张以人性论和伦理道德标准估量文学的价值，他的文学理论批评大致应归属于新道德理论批评形态。朱光潜从克罗齐“直觉论”美学思想出发，提倡一种欣赏的、创造的文学批评；李健吾则共时态地横向借鉴了20世纪初西方盛行的印象主义批评，并吸纳了某些传统批评的成分，倡导以审美感受为基础的印象批评，并开创了一种美文式的随笔性批评文体；梁宗岱所师法的主要是西方现代象征主义诗论，提倡“纯诗”的理论批评观念。上述诸人的文学理论批评，大致属于纯艺术或纯美学的理论批评形态。

西方18世纪末19世纪初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表现论的理论批评观念，虽然距我国五四新文学运动有一个多世纪之遥，但由于它切合我国新文学解放个性和高扬主体意识的时代需要，其影响作用仍是极大的。其中以周作人和创造社的理论批评家如成仿吾、郭沫若等的表现最为明显，他们的共同文学观念在于强调文学是作家情感个性的表现。虽然很难说他们具体袭用了哪位西方浪漫派理论批评家的观点，但浪漫主义思潮和理论批评观念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新文学运动中与浪漫主义（表现论）理论批评相对应的，无疑是现实主义理论批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学研究会中的作家，尤其是茅盾的文学理论批评，他们的基本文学观念是“文学为人生”，这是一种特别注重社会功利的文学观，是中国化了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形态。

当然，这些文学理论批评形态无论地位还是影响在当时都并非无分轩轾，其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表现论）的理论批评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对新文学的发展方向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随着社会变革向民主革命运动推进，新文学运动也由最初的倡导“文学革命”走向发展“革命文学”，在这个过程中，整个新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都迅速发生分化和自我调整，由多元化格局向主导性形态凝聚。就文学理论批评而言，那些倡导纯艺术纯审美或基于一般人性论的种种理论批评形态，都渐次式微或转向，即使是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浪漫主义（表现论）理论批评形态（以成仿吾、郭沫若为代表）也发生转向，逐渐向现实主义理论批评靠拢。这样，世纪初的文学理论批评转型，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全面探索和多元发展之后，多元归一，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批评成为主流形态，到1930年则逐渐发展成为社会历史批评形态。

我国社会历史批评的形成发展有两个重要背景条件：一是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和革命文学运动的勃兴；二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传入。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我国革命文学论争激烈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文论连同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一并从苏联传入，一方面给当时的革命文学提供了现成的批评观念、模式、方法以及批评话语，诸如文学的社会性、时代性、阶级性、思想倾向性、意识形态、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等一套观念范畴，确实非常适合当时革命文学批评的需求；但另一方面，苏联文学理论批评某些“左”的、僵化的东西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的旗号下传入我国现代文坛，这使得20世纪30年代后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界的论争更趋激烈和复杂。

这一时期对社会历史批评在理论形态上加以探讨阐发乃至争论的，主要有冯雪峰、周扬、胡风等人，茅盾也在他的“作家论”批评中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这种批评形态的思路、观念和方法。作为中国化的社会历史批评的经典理论表述，应当说还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对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与时代、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文艺与革命事业等各种重大关系，文艺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性、社会功利性等各种特性，以及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问题，都做了极为概括明晰的阐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最高准则的两个观点，即“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在《讲话》中被置换为“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并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确实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标志着中国化的社会历史批评从具体批评模式到完整的理论形态都已完全形成。这一文学理论批评形态的形成，当然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和时代意义，但显然也有其缺陷与偏颇，尤其是当它定于一尊、自我封闭之后，就更难免走向僵化。

我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在经历了20世纪初的转型和富于生机活力的发展之后，在20世纪中后期重又陷入僵化停滞，大概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经验；二是重新走向闭关锁国、自我封闭。新时期的社会变革被称作“改革开放”，这是很精辟的概括。“改革”就是打破教条主义僵化的局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面对客观现实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开放”则是打破自我封闭的状况，打开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呼吸新鲜空气，转变思想观念，学习世界上的先进事物，促进自身事业的发展。

在新时期社会变革的条件下，文学获得了又一次极好的发展机遇，重新焕发蓬勃生机，文学理论批评则开始实现它的第二次转型。

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再次转型，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把经过第一次转型发展，但不幸陷于僵化、偏离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文学理论批评，重新扳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继续其现代化发展进程。具体来说，就是打破封闭过于政治化的理论批评模式，使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获得解放，走向开放性的探索发展。

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转型的第一步，是在社会改革转型之初，打破以往过于政治化的理论批评模式，恢复现实主义理论批评传统，倡导和弘扬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既是文学自身变革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对社会改革的有机配合。当时围绕着对“三突出”之类创作理论与政治批评模式的批判清算，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精神的探讨，对许多引人关注的作品作贴近人们感受和要求的评论，都表明文学理论批评在寻求摆脱以往的僵化模式而走向新变。第二步是在1985年前后酝酿兴起的文学批评方法论探讨的热潮，标志文学理论批评力图进一步突破单一化的模式而寻求开放性多样化的发展道路，它在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转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当代转型的第一步主要是在“改革”的背景下发生的，那么这第二步则应当说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实现的。这场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大讨论，实际上主要是引进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流派和方法或尝试着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做一些简单的移植试验。这种文学批评方法论层面的介绍引进和移植试验，显然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批评转型，但是它显示了一种努力的趋向，即首先寻求在文学批评方法论层面上突破，改变社会学政治学批评方法一统天下的局面，全方位多方面地探寻革新文学批评方法的可能性，为文学理论批评走向全面开放性探索发展打开了道路。在这之后，文学理论批评变革探索继续向纵深推进，即深入文学理论批评的观念和形态转变的层面，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展文学主体性问题讨论以来，在文学理论批评观念层面有了更深入的探讨，文学理论批评的类型和方法也充分多样化了。然而从总体上来看，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变革是一种整体的转型，它主要不是由某些特别富于理论创造、构筑理论体系的理论批评家所代表，而是整个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共同努力所促成，从而形成一种整体转型的风气和潮流。也许与此有关，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变革与转型总让人感到似乎不那么成熟，不那么富有理论成果，迄今为止也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稳定成熟的新的理论批评形态。也就是说，第二次文学理论批评转型还没有跨出关键性的第三步，即建构适应新时代文学发展要求的新的理论批评形态。当然，这种新的建构也许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还不能操之过急，目前所做的一切都仍属于实验探索，但它所显示出来的发展趋向和某些现象却值得我们思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