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先秦学术思想的研究

梁启超自欧洲游历归来后，对传统文化的尊崇与日俱增。他希望采用先秦流派中孔子、墨子、老子等人的思想去拯救精神饥渴的欧洲人。于是，梁启超潜心于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梁启超在先秦思想学术史领域的研究，主要体现于他在1922年所作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该书约22万字。作为一部完成较早的研究先秦思想史的开创性著作，此书论述了古代先秦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形成的社会历史情况，论述了先秦各学派的伦理道德思想、治国理念以及各派对于教育、乡治、管理、寝兵、日常生活等问题的看法，阐明各学派的思想特点及相互影响。梁启超也作有大量先秦思想学术方面的论著，例如《儒家哲学》《墨子学案》《孔子》《老子哲学》《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等，是对先秦各学派代表人物主要思想的重新探讨、批判和反思的成果。在这些作品中，突出的特点就是能够抓住各个学派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辨析其不同主张，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比较研究，并且为学与人格教育相贯穿。

一 对先秦诸子思想研究的视角

梁启超的论述并不局限于先秦学术思想本身，他在书中的论述很多运用了文化比较学的方法，可以说梁启超是站在世界文化高度上来阐述先秦思想的。梁启超看到先秦文化具有独特的发展特点和方式，没有以“希伯来人、印度人之超现世的热烈宗教”文化占主流地位；中国文化也不同于“希腊人、日耳曼人之冥想的形而上学”文化，[1]中国文化重伦理道德实践而非形而上学的思考，在日常生活中注重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类问题的探讨，因此在16世纪之前，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和世界上其他地区文化的发展进程不相上下。梁启超尤其称赞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独特价值，“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伦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2]。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着眼点不仅仅在于本国而在于世界，中国人没有国家主义而有世界主义，以天下为目标。在政治上，中国文化表现为统一各个诸侯国的行动，进而演化为一统天下的思想；在伦理上，中国文化表现为对全人类的关爱。所以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观念和伦理观念具有普世性。墨子讲“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而宣扬全天下理念，法家主张武力统一，道家也遵循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只是各思想流派在力主统一天下时所采用的方法、途径不同。在梁启超看来，先秦各思想学派主张的“合一”“天下”等观念直接促进了全中国的统一。其实，欧洲至今仍保持四十多个大小国并立的局面，而中国自秦朝以来统一是常态，大部分原因就是由于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理念的不同而造成的。

二 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方法

梁启超对先秦思想史论述时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比较研究，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梁启超自己总结说，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在全面衡量之后才能见其真相，不经过反复权衡比较就无法看到自己的缺点，也不会了解自己的优点。除此之外，梁启超还采用了辨伪和近代西方理论的解说方法等。

（一）比较研究法

梁启超在研究学术论著时擅长比较研究，梁启超比较的内容，具体包括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同一思想学说内部不同思想家之间及不同时期同一思想学说的演变比较。梁启超对同一时期不同思想家的比较以孟子和荀子为例。他说：“儒家政治思想，其根本始终一贯。惟自孔子以后，经二百余年发挥光大，自宜应时代之要求，为分化的发展，其末流则孟子、荀卿两大家，皆承孔子之绪，而持论时有异同，盖缘两家对于人性之观察异其出发点。……孟子主张性善，荀卿主张性恶。”[3]梁启超还把儒家同一学派中孟子重视崇高精神的培养、向往大同社会与荀子重视物质和小康社会之间进行了比较，总结说孟子类似于大乘佛教，而荀子类似于小乘佛教等。对于不同时期同一派别人物的思想比较，他还以孔子倡导的“礼”与荀子倡导的“礼”为例。在梁启超看来，孔子倡导礼的目的是单纯地提升人格境界而达成一种精神愉悦，表现出了智慧、灵动和超脱，而荀子的礼明显是为了限制、规范人们的欲望和言行所设计出的条条框框，因此僵化而无情趣。

第二，梁启超还主要以儒、道、墨、法四学派之间的比较来说明不同学派之间思想的不同。他把儒家比作人治主义和礼治主义，把道家比作无治主义，把墨家比作人治主义，把法家比作法治主义。梁启超还采用近代西方议会做比喻来解说先秦各思想流派的特点，例如他把法家比作了议会中的右党，把道家比作左党，把儒家比作中央党，墨家则属于偏右的党派。这样，梁启超便把中西古今的语言和思想结合起来，以现代西方文化来解释中国古代思想。梁启超还进行了儒家“仁”爱思想与墨家“兼爱”思想之间的比较。例如他认为墨家的兼爱主义和儒家的大同主义，两者理论方法虽然相同，但对实践的规定却完全不同。“孔子的大同主义并不希望立刻实行，以为须渐渐进化，到了‘太平世’才能办到；在进化过渡期内，还拿‘小康’来做个阶段；墨子却简单明了，除了实行兼爱不容有别的主张，孔墨异同之点在此。”[4]梁启超自然认为儒家的大同程序更加合理一些，这可以为他的现实政治活动添加注脚。尽管梁启超看到了各学派的差别，但他也看到了各学派的共同之处，如先秦思想皆以“天下”、人格向外扩张为目的，表现出“世界主义”倾向；宇宙之间都具有一定法则；国家都是在民心所向基础上建立等。

第三，梁启超还进行了中外整体文化的比较，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举世闻名的原因正在于它与人的日常生活方式紧密相连，体现出民众在一种制度之下的生活哲理。他说：“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坐是之故，吾国人对于此方面诸问题之解答，往往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吾国人参列世界文化博览会之出品恃此。”[5]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之时梁启超充满了民族自信。梁启超还认为中国文化在发展形式上与西方不同，比如中国就没有超现世的宗教观及形而上学的传统等，中国倾向于人的权威和道德践履。梁启超也在《子墨子学说》等文中，采用了比较法。

（二）中西概念互释

梁启超对先秦诸子的解读，使用了很多西方概念来阐释。例如，梁启超采用罗素的思想来说明老子的政治理想；用佛教的起信论与老子的本体论相互比附；采用英国霍布斯式的民约论来进一步发掘墨子国家主义的价值。再有，梁启超认为墨子反对夺人衣食之财的解说与马克思经济学说相类似；在分析墨子的宗教观点时利用西方宗教常识来解说，他认为宗教普遍是为了吸引教徒，为宣扬自己的宗教教义而经常谈及彼岸世界的美妙及灵魂与肉体的区别，墨子却与一般性宗教不同，只提出无法自圆其说的“明志”“天鬼”之说，因此最终导致自己的教义失败。梁启超认为这些都会使崇尚近代西方语言和思想的国民加深对先秦各思想流派代表的兴趣和印象。有时候梁启超的比附并不是完全合理，例如他说：“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6]梁启超把先秦诸子的思想信手比附成近代西方出现的社会主义观念，是因其还没有彻底了解社会主义的含义，就有如把孔子和马克思联系到一起一样。由此梁启超还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认为墨子的唯物主义比马克思还要彻底、纯粹，便把墨子比作“大马克思”,[7]这混淆了先秦思想与社会主义理论的阶级区别。

（三）反对过分疑古

在考证辨伪方面，梁启超反对过分疑古，尤其是对胡适的怀疑主义大加批判，认为胡适所作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容易使人对孔子和老子的出现感觉很突兀。梁启超对于疑古派的精神，虽然肯定却不十分认同。他说：“疑古原不失为治学的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讲古代史若连《尚书》、《左传》都一笔勾销，简直把祖宗遗产荡去一大半，我以为总不是学者应采取的态度。”[8]于是梁启超提出自己的意见，表明虽然赞成质疑古本，但不能质疑过度，一方面要采取怀疑精神，另一方面要本着尊重敬畏的态度，有所保留，要有回旋余地。并且他提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书，认为自己虽然受到很多来自康有为的启发，但是也担心康有为有武断之处，希望对其中某些部分作一些更改。虽然梁启超对于胡适、钱玄同等人对古代材料的科学质疑精神加以肯定和赞扬，认为如果他们考证出来的结果是错误的，一定会有别人加以更正，不会埋没真实；如果考据出来的结果正确，则可以确定该书为伪书，这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如果力行学术上的求真态度，辨伪工作大有前途，但梁启超也指出这些学者专以辨伪为工作，实在是怀疑得过度，这一点则不可取。

此外，梁启超也注重先秦各派思想之间的影响与重合。他指出法家和名家的一些思想就出现在荀子学说中；而道家和墨家的学说对孟子思想产生很大影响。此外，梁启超还发现，各思想学派发展到末期，相互交叉影响，其内容、思想和性质便不如初期时单纯而变得复杂、相互包容，这是应当值得注意的一点。例如先秦后期法家思想代表人物韩非本是荀子学生，但却没有走入儒家学派，他不仅是法家代表还具有道家思想倾向，从他的《喻老》和《解老》文章中就可以看出他对道家思想的兴趣和理解；慎到也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同样出于国家治理的目的时常表露出道家思想。梁启超所作的分析，可以说入木三分。

（四）采用辩证法考察学术思想

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先秦思想，鲜明地体现于梁启超对各派学说正反两方面的考察上。比如梁启超揭示了儒家学说在核心思想、修身养性、教育方法等方面的诸多优点，也指出儒家的“命定说”在几千年间阻碍了社会的进化。此外，梁启超指出了墨家谈“利”是对儒家谈“义”的对抗，也看到了墨家另一面的“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的主张其实是与儒家的“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思想殊途同归。再者，梁启超认为以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激进青年喊出“打倒孔家店、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口号，这样做是对古人缺乏同情，过于苛刻，极端的态度并不代表真正的积极意义。他说：“中国学术，不满人意之处尚多。为什么有那些缺点？其原因又何在？吾人至少应当把儒家道术，细细研究，从新估价。当然，该有许多好处。不然，不会如此悠久绵远。我们很公平的先看它好处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有好处把它发扬，有缺点把它修正。”[9]梁启超要求人们对待某一思想学派不要轻易评定它的好与坏，应该先拿过来细细研读才会真正了解古代学术资料的价值和意义，要公平、公正地对待一门学问。对于学术中出现的错误思想，应当改正，对于优点理所当然地应去发扬。他主张用一分为二的眼光看待学术问题，这不同于胡适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观点，并且梁启超出于力图保护传统文化的目的而要求人们正确对待传统。这说明梁启超对事件、派别、思想等能够从正反两方面看待。他辩证分析的态度不言而喻。

（五）学术研究与人格教育相结合

为学与主体人格教育相结合的方法既是梁启超政治追求的必经途径，也是其对文化观念的把握与建构。学术研究与教育相联系表明梁启超对文化观念的把握和建构都与人的本质和主体性相关，这证明梁启超对文化的研究达到了文化自觉的程度，已经触及人的本质结构方面。以人的深层心理为主的人格结构的变化能够影响到人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能量交换能力，能够决定外部环境的理想化程度，所以说学术研究与人格教育相结合表明近代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在梁启超这里达到了最高阶段。梁启超通过欧洲游历看到了过度知识化和战争带来的问题以及当时中国人的精神现状，下定决心用东方传统文明来救治欧洲人的精神危机和中国人的精神饥荒，他认为挽救精神饥荒要从学会做人开始，因此他说：“问诸君‘为甚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竞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请替你们总答一句话罢：‘为的是学做人。'”[10]梁启超在《为学与做人》文章里面也提及过为学的首要目的是学做人，他的言外之意是：先会做人才会去做事，因此如何做一个有素质、有品德的人在梁启超这里相当重要。而社会上很多人进学校求学，或出于入仕途从政目的，或出于增加生存技能目的等，其实最根本的目的，在梁启超看来就是如何做一个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有德性的人，是“为他”而不是只“为我”的人，是既能够独善其身也能够与群体相处融洽的人。这样，梁启超把求学和做人统一于道德诉求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在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研究时，不仅仅只是在学术的方法、内容、结构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且还注重学问与育人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统一。

梁启超非常赞赏孔子在人格教育中把知、情、意三者圆融无碍结合起来的方法，还告诉人们“知不可而为”的道理；而对于老子的人格教育，梁启超最欣赏的是其“为而不有”思想，认为老子所指的品质、地位和德行高的人既能达成目的而又不必刻意去追求的想法值得称道，他赞同韩非子对老子的解释：“‘生于其心之所不能已，非求以为报也。’简单说来，便是无所为而为。既无所为所以只好说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也可以说是劳动的艺术化。”[11]即是说，尽自己的努力去做，但不必一定要拥有预期结果，不要抱有一定成功的期望，如此才会减轻心理压力和负担。这是人格的修为、精神境界的升华，只有如此才能把劳动和生活的困境当作一场人格的历练和修养，会轻松地把劳动当作人格的艺术修养。这样，梁启超把严肃理性的学问考据工作与带有情感、毅力的教育及人格修养方法融会贯通。此外，梁启超尤为欣赏墨子人格中“摩顶放踵利天下”的无我精神，他认为在研究墨子学说时，发现墨子的学说暴露出许多矛盾，但其人格理论却极具价值，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也少有如此完善的理论。这些都说明梁启超研究先秦人物思想时非常重视他们的伦理思想和人格修养，能够对合理的、积极进取的东西加以采纳和宣扬，他还认为墨子的“非攻”“知行合一”等人格的感化力都是人类向上的元气。

三 对先秦各派思想内容的总结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总结了各个学派的主要内容。梁启超首先采用绪论来总领全书的资料来源、线索和内容等。

在各派内容的来源方面，梁启超按照资料的可信度和可取性先后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各个学者所作的文章、论著及别人对他们言论的记载；第二种是各种政治家的事迹记载；第三种是当时的制度、法典等；第四种是间接资料，即同时代其他能够推论出当时历史背景和社会思想的作品。梁启超格外强调应该尽量采用和信赖第一种直接资料，把第二种和第四种别人的记载和著作当作参考，可以忽略第三种制度法典方面的资料，资料应当选用严谨而具有说服力的。梁启超把先秦思想的内容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理论和应用，两者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第二类是个人思想和时代思想。

梁启超作《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突出成就之一，是准确地指出先秦各学派主要的政治思想，显示出其高度的概括性与抽象性思维。

梁启超指出“仁”是儒家哲学的核心，也是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他以对比的方式指出儒家专事以己度人，推己及人，己与他人之间存在差别，所以儒家的爱是有差别的爱，而墨家则反对这种差别的爱，他们认为差别会带来爱的程度和质量的不同，强化了己与他人的区别，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墨家提倡的是“待周爱人然后为爱”，把差别视为罪恶的源头。但孟子反驳墨家为“兼爱无父”，认为墨家只见到了人类平等的自然属性却抹杀了事物及其关系在实质上的差别。梁启超看到墨家是普遍平等的爱，非常重视爱的社会作用，墨家把社会之乱、战争、篡夺、乖忤、盗窃、诈欺等都归因于不相爱，所以墨家才力倡平等无差别的爱。但梁启超也看出平等无差别之爱是墨家的至高理想，在现实中却行不通。梁启超对墨家的较为狭隘的功利主义也进行了批评。墨子非乐，只看到了物质利益而完全看不到精神利益；只知娱乐可以荒废事业、浪费时间而不知娱乐能以间接力量陶冶人的德性、增长人的智慧和舒展人的四肢，所获得的益处足以补偿所损失的。

道家则主张消极无为，希望回复到民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主张杜绝技巧和不追求成为圣贤，认为这样，欺世盗名的事情自然就禁止了，即不去开发民众的智慧，使民众没有过多的欲望；治理国家的最可行方法是休养生息、把天下众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争、谦让、退守、居下。梁启超比较了老子思想和儒家思想之后，指出老子的消极、退让和取消问题的态度有悖于人类勃发向上的进取精神，而儒家倡导的人格宏大、向上的精神，如养浩然正气、自强不息等要比道家主张的怯懦、狡猾、后退高明多了。

在这里，梁启超虽然指出了各思想学派的积极作用，但仍然对各派的思想核心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尽管梁启超对儒家学说保留了一定的批判，但对于其他学派的批判也足以使他符合文化哲学批判的要求与路向，使他更具有近代化的思维与特点。但是梁启超在撰写《先秦政治思想史》时却没有深入论及各个不同身份地位的思想家也具有不同的阶层要求和欲望，他在潜意识里把所有阶层的欲望和要求看作同一的，并且对当时社会中已出现的阶级斗争说持反对意见，在思想深处便否定了阶级斗争的存在，这些都说明梁启超在书中的论述不够深刻，没有与当时的社会情况相结合，没有实质性触及政治思想的根源。

梁启超还详细而深入地论述了西周在国内实行分封制的历史作用，并说明此举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深远意义。他认为分封制的意义在于把西周的生活方式、风俗、精神和制度等文化向四周传播开来，使中原获得比较先进的文化。同时通过文化的冲突、碰撞、融合，使周围小的诸侯国受到吸引和同化，这成为华夏民族统一的前提。梁启超还指出不同学派的思想互相渗透、相得益彰，并非截然对立。例如儒家荀子所讲的礼，就与法家的政治思想相互转化，荀子说：“礼，法之大分也。”韩非说起过：“礼者，人主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韩非既是法家代表，又是融合儒、法两家的学者。

此外，梁启超还专门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进行了评析。他肯定了胡适的著作敏锐而大胆创新，但认为胡适把孔子、老子等个人思想作为先秦史的思想开端未免过于偏颇，因为《诗》《书》《礼》《易》这样的书大多是在孔子之前出现的，那些作品里面所包含的宇宙观、人生目的、人如何适应自然等问题都给后世哲学家以启示，这些思想应该早于孔子和老子。梁启超指出：“《诗经》说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唯号斯言，有伦有脊’;《书经》说的‘天叙有典，天秩有礼’;‘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易经》爻辞说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直方大’,‘观我生进退’,‘不远复’,‘无抵悔’，等等，都含有哲学上很深的意义。《左传》、《国语》里头所记贤士大夫的言论，也有很多精粹微妙之谈。孔子、老子自然是受了这种熏习，得许多素养，才能发挥光大成一家之言。”[12]正是《诗经》中所表达出的思想和观点才使孔子和老子受益匪浅，也即是孔子和老子都各自秉承了《诗经》中的一些哲学观点才使自己的学派发扬光大，所以梁启超认为胡适只把孔子和老子思想作为先秦思想的最早开端明显有误。

胡适不仅排斥《左传》《周礼》，对《尚书》更是只字不提，并且仅仅把先秦各学派蓬勃发展的原因归为政治黑暗、战祸连年，梁启超则不然。梁启超认为各学派文化思想的产生和在当时呈现出多元特点是由于霸权建立后，人民生活安定，能够有闲余时间专做学问；同时交通便利、各国来往频繁，加大了文化沟通、传播的概率；并且兼并战争也使各民族文化产生了接触、冲突与同化；再有，各国并立，人才是竞争的关键，所以士的身价与日俱增；还有对于社会现状怀有不安、不满的情绪；等等。总之，梁启超比胡适的笼统概括更多地罗列出十多种各派文化思想兴起的原因，他客观地结合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体现出梁启超宏观透视与个案相结合的逻辑思维。

梁启超还格外著书对先秦各重要学派思想做出交代，比如在1920年作《老子哲学》 《孔子》,1921年著有《墨子学案》,1927年作《儒家哲学》，这些都体现出梁启超对先秦各流派文化知识体系的看法和总结。

由于老子的生活时代和背景线索是学术界一直争论的问题，所以梁启超在《老子哲学》中推测老子生活在距战国较近的年代，比孔子年长约30岁。经过进一步考察，梁启超又对《史记》中关于老子的说法提出六个质疑：第一，老子的儿子生活于孔子去世后六七十年间，在《史记》中却说老子是孔子的前辈，照此推理老子也应生活于孔子之后，否则时间无法对应。第二，在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以及《孟子》和《墨子》中都没有出现有关老子的事迹，而《史记》中却说孔子把老子比作龙，这着实令人匪夷所思。第三，在儒家的经典《礼记》中描述的老耽形象，他是一个不张扬、退让、讲求修身和守礼法的人，但在道家的经典《老子》中体现出来的话语、思想却与之相反。第四，考察一下《史记》中的观点所依据的材料，大部分是由《庄子》中的只言片语拼凑而成，而《庄子》本身却多数记载寓言故事，不足以令人信服。第五，梁启超认为《老子》的思想从整体上看，对时势政治过于关注，并不是淡泊名利，且对于治理国家有自己的独特分析和见解，例如老子认为民手中的利器增多国家会生乱，人们过多注重奇技淫巧，则不入流、怪诞的事物就会增多。第六，老子还认为严刑酷法之下盗贼反会大增，并且“‘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一类话，不大像春秋时人说的。果然有了这一派议论，不应当时的人不受他的影响；我们在《左传》、《论语》、《墨子》等书里头，为什么找不到一点痕迹呢？这是第五件可疑。再从文字语气上论，《老子》书中用‘侯王’、‘王侯’、‘王公’、‘万乘之君’等字样凡五处，用‘取天下’字样者凡三处，这种成语，像不是春秋时人所有。还有用‘仁义’对举的好几处，这两个字连用，是孟子的专卖品，从前像是没有的。还有‘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这一类的话，像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才有这种感觉，春秋时虽有城濮、鄢陵等等有名大战，也不见死多少人，损害多少地方，那时的人，怎会说出这种话呢？还有‘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这种官名，都是战国的，前人已经说过了”[13]。梁启超认为老子的话在当时的社会应该有一定影响力，然而在与孔子同时代的经典书籍里面却对老子只字未提，《老子》中还出现一些“先知”一样的辞藻和官名，都不是春秋时期所应出现的，这一切都证明《老子》像是战国时人的附会和总结。由此，梁启超做出结论：《老子》应该成书于战国时期。梁启超的这一结论影响到当代许多史学家对老子生活时间的看法。

梁启超认为老子在《道德经》中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道的本体、道的名相和道的作用，于是他在《老子哲学》中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哲学见解。例如，梁启超针对《老子》中讲到宇宙万物的本体问题时，老子说了“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谓天地根”，表现出老子把天地的初始状态视为混杂在一起的某些自然元素，梁启超认为老子在寻求天地根本属性的问题时突破了天统辖一切的观念，打破了天的神秘和独尊地位，消解了“天神”的存在，当代很多学者也与梁启超这一看法相一致。再如，梁启超利用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老子的“一”与“万物”的关系，他首先肯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合理性，然后充满逻辑智慧地分析出：“我想老子的意思，以为一和二是对待的名词。一既说个‘一’，自然有个‘二’和他对待，所以说‘一生二’。一二对立，成了两个，由两个生出‘第三个’来，所以说‘二生三’。生出来的‘三’，成了独立体，还等于‘一’，随即有‘二’来和他对待，生的‘三’，不止一个，个个都还等于‘一’，无数的一和二对待，便衍成万了。”[14]随后，梁启超又做了许多精彩比喻来说明空无与用之间的关系。例如，盛物的器具如果没有凹陷处，便没有盛装物品的功能；车轮中间如果不挖出圆形空洞，车体便不能运行；房屋没有门窗作洞，空气便不能流通，人也无法出入。梁启超指出，老子的最大功绩是为中国造出了辩证法哲学，并且称赞老子哲学是使人精神向上的学问。梁启超还在《老子哲学》里面借助很多佛学思想来阐发自己的观点，这说明梁启超具有近代佛学思想倾向。

梁启超在《孔子》研究中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开拓了孔子研究的新局面，在孔子研究史上具有特定的承先启后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梁启超在《孔子》中专门对孔子事迹及生活时代进行了考察，对孔子的生卒年、思想渊源进行了综述。梁启超认为由于孔子生于鲁国，在卫国逗留的时间比较长，而这两国都是周文化曾经繁荣的地方，所以孔子具有很强的周文化使命感。梁启超通过考察社会历史等情况，确认孔子的思想体系连贯而完整，绝不是凭空出现的。他把孔子的思想内容主要概括为：学、仁、礼、乐、正名、性、命、鬼神与祭祀等。其中孔子“学”的内涵是修养自己的人格，并不是平常的读书之义，并且孔子的学问是重道德实践、轻知识，这是梁启超对以往孔学的突破之处。至于“礼”与“乐”则是孔子修养人格的方法，孔子能够因各人的性情而使“礼”发生作用，并且把“乐”作为学生的必修科目，把音乐与民族兴亡的国家大事联系在一起。之所以在孔子那里“礼乐”并重，梁启超看到是因为“礼”可以收敛民心，起到制约作用，而“乐”可以和民性、陶冶情操、“礼乐”结合，水乳交融，才能够真正塑造理想人格。至于“性”与“命”，梁启超也作了评价。他说孔子的“知命主义”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一方面，它可以使人们掌握规律，按照规律去办事而不会盲目冒进；另一方面，它却又打压了人们的创新精神，会使人产生消极宿命论。

至于孔子的“鬼神”与“祭祀”之说，梁启超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孔子不语怪力鬼神，是无神论者，然而孔子却支持祭祀，证明孔子对于鬼神观念只是哲学意义上的倡导者而不是宗教意义上信徒。孔子支持祭祀只是出于返本而不忘初的民风情怀，从而在全社会产生民俗淳朴、仁厚，政治顺畅的效果。所以孔子的祭祀与鬼神关系不大，只是培养人们拥有传承精神的一种手段而已。梁启超对孔子思想的再反思与再推敲，显示出其在对文化知识体系把握过程中的严谨态度和深邃思想。

梁启超认为孔子的政治理想具体体现于《礼记·礼运》中大同社会的描述。他说：“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自然是绝对的德谟克拉西了，讲信修睦，自然是绝对的平和主义和非军国主义了。大同社会是要以人为单位不以家族为单位的。男女是平等的，男有男的职分，女有女的归宿，生产是要提倡的……但劳作的目的是为公益不为私利，所以不必为己。”[15]梁启超点评出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大同社会，在大同社会中，对内政治上讲求公正、唯贤是举的民主，对外能够和平共处。大同社会里的生产与劳动是以群体主义为本位，同时又秩序井然。

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梁启超认为《易》是孔子思想集大成者，他把孔子的“神无方而易无体”看作思想界的一大革命。梁启超把孔子的“易”总结为无体、生活、运动、规律、法则五个方面，指出孔子利用“中庸”思想把这五方面调和起来。

梁启超于1921年作有《墨子学案》，是对早期的《子墨子学说》思想体系的更正和拓展。在《墨子学案》中梁启超从墨子的基本思想、家庭教育观念、经济思想、力行精神、逻辑学、社会总体思想和科学技术成绩等方面进行全面论述，出现新的框架和理论观点。梁启超指出，墨子的突出成就是树立起不分亲疏远近的兼爱以及舍己救人、大无畏的精神，这些思想尤其在下层民众中深入人心，成为民族生命力的一部分。梁启超认为墨子精神表达出反对侵略战争、勇于保卫国家、为国捐躯、颂扬民族英雄等优良传统，墨子提出的兼爱观念就是为减轻各国频繁战争造成的伤害。墨子由兼爱而提出“非攻”思想，不辞辛苦地身体力行，奔走于各国之间，企图阻止各国之间的战争，表现出他对所有人类平等的关爱以及持之以恒的伟大人格。可见，在《墨子学案》中梁启超流露出对墨子思想及墨子人格的赞美之情，从侧面表达出对传统文化的自豪感。

梁启超总结出墨子最著名的思想是“兼相爱交相利”，爱与利并重，体现出社会底层小生产者的生活状态和实际要求，明显不同于儒家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一贯主张。由此，梁启超展开了对儒家思想的批评。他认为儒家学说最大的弊端在于只注重事情出发点的高尚与否，却不注重事情结局的好坏，这样会造成道德标准与生活需求相脱节、物质与精神相对立，因此在近代社会应该提倡墨子爱和利并重的思想主张，它更符合时代的要求。

梁启超认为墨子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奢侈享乐、提倡俭朴，希望人人努力劳动，各尽其职，各显其能，提倡有余力帮助他人分担劳动，劳动不必为己，有了多余财物分给别人；主张整个社会应该人与人之间友爱互助，有种小手工业者大同理想的意味。由于崇尚俭朴和简单，墨子还认为儒家的长时间守丧耗费时间，并反对伤财烦琐的厚葬，同时赞同人口增多，这样会带来更多的体力劳动者，能够创造更多的物质等。墨子思想反映出下层人民对物质生活的渴望。

对于墨子的宗教思想，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一反以往对其宗教思想的肯定，认为墨子的“天志”思想漏洞百出，所做的论证多半陷于循环论，是迷信思想，也是学说中的最大失败之处。在这里，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天志”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它本身就难以自圆其说，而墨子再把它拿过来应用自然就没有说服力。梁启超的这些观点使其对学术的研究更加科学化，被同一时代的许多学者所认可。

梁启超还借用了西方近代科学理论在《墨子学案》中阐述墨子的逻辑学、知识论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取得的成果。例如，对于逻辑学的应用，梁启超指出墨子运用了类似的演绎和归纳法，在论证时能够推演出事物真相，并且总结出各种事物现象之间的关系顺序。

由于墨家学说中所出现的重民生利益、民生平等的思想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启蒙和救亡的需要，梁启超极力肯定墨家的兼爱思想，希望改造和为民所用。他希望在墨家兼爱、互利基础上融合西方文化中的个体自由价值，防止西方以权利主体自居所导致的极端利己主义。

此外，《墨经》论知识的来源时强调只能靠闻知、说知和亲身经历这三种，还指出凡事都需经过检查和反复推敲才能考察出真知。梁启超认为这些方法都表现出理性精神，因此他把墨子学说中的这些突出成就称作是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藏。

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一书里，已经融入了比较深刻与完善的学术见解和研究方法。梁启超指出，儒家哲学以研究人的行为为中心思想，研究的关注点主要是个人怎样修己，人怎样与他人交往，人与人交往的准则是什么，这是与西方哲学在本质上的不同。梁启超在书中主要展开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对儒家哲学的形而上的思考，即儒家哲学是什么，研究儒家哲学的原因和研究儒家哲学的方法；第二个方面是简介两千多年来儒学的变迁史；第三个方面是概括儒家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性善恶、天命和心体问题。

对于先秦各派思想内容的考察，都体现出梁启超对文化知识体系的宏观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