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地理学的成长历程

历史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经验，更是一种智慧。所以，文学地理学的学理逻辑应该通过历史回溯而从中获得智慧源泉与启迪。在本书第一板块的“历史回顾”中，首先以中希“文学”与“地理学”的早期融合作为回顾和梳理文学地理学成长历程的原始起点，并由此观察中西文学地理学在逐步积累以及发展路向上所呈现的不同形态与传统。首先，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所谓“轴心时代”，地处东西方的中国与古希腊遥相呼应，率先开启了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的雏形时代，彼此对于“地理”的不同释义以及原始文学地理学的不同取向，对形成中西不同的文学地理学传统具有“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其次，在从“轴心时代”直至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中西经历了延续上古传统中的快速发展与中世纪断裂之后的低谷回升的不同发展曲线，中国在通过“地理”与“文学”的相互交融而推进文学地理研究方面快速启动，一路领先，主要通过史志、文论、集序与专题论著等载体而聚焦于诗骚地理论、江山之助论、南北比较论以及地方文学论四大主题。再次，由于得益于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以及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西方地理学以及文学地理学逐步走出低谷而再度复兴，自18世纪开始后来居上，引领新潮，尤其是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理论引领与多元探索诸方面卓有建树，不仅直至促成了文学地理学的正式诞生，而且长期主导了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主潮与发展方向；20世纪70年代之后，伴随欧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空间转向”与“空间批评”的勃兴以及本土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再次复兴，由此重现了中西并盛而遥相呼应之局面。在此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源远流长的文学地理学先后经历了中西发轫时期、中国轴心时期、西方轴心时期与中西并盛时期四大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学地理学作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的新兴交叉学科业已成为世纪之交的“显学”，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其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和不足，对此需要加以系统的梳理与总结，以便为“新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建构奠定更为坚实的学理根基。

一 中希发轫时期

在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轴心时代”（公元前500年前后），被誉为人类科学之母的地理学相继兴起于古埃及、中国、印度、古希腊和稍后的罗马帝国等古代文明中心，其中以中国和古希腊成果最为显著。彼此从不同方向一同完成了早期地理学以及原始文学地理学的“奠基工程”，起到了“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西方哲人尝谓“懂得了起源便懂得了本质”，文学地理学也同样应该从中希远古先哲那里寻找学理渊源与智慧启迪。

（一）“地理”概念的原初意涵

“地理”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上》:“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唐代孔颖达释之曰“天有悬象而成文章，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78]此中“地理”一词，意指地表形态。作为中国第一部哲学经典，《周易》是建立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对事物运行规律加以论证和描述的，《周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伏羲氏）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79]其中对于“地理”的定位也是与“天文”的两相对应。另《管子·形势解》:“上逆天道，下绝地理，故天不予时，地不生财”;[80]《礼记·礼器》:“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81]西汉刘安《淮南子·泰族训》:“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以辟疾病之菑。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82]东汉王充《论衡》佚文：“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故谓之理”,[83]无不体现了以阴阳二元论为统摄的传统思维与释义方法。

而在古希腊，著名学者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于公元前234年接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长之后，悉心致力于地理学研究，并首创了geographein（地理学）这一术语。geographein系由“geo”（意为“大地”“土地”）和“graphein”（意为“描述”）合成，其最本原的意义是指“大地”或“大地”之描述。而后geographein即逐步成为西方各国通用学术词汇，现代英语的geography，法语的geographie，德语的Geographie等，都是由希腊语的geographein派生而来的。由于埃拉托色尼在地理学研究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所以在西方地理学界被尊为“地理学之父”。法国保罗·克拉瓦尔（Paul Claval）《地理学思想史》提出按西方传统发展的六项地理概念，其中首两项起自远古，属于描述性质：一是制图学技术，它是表现地球表面的方式；二是对区域的描述，正与埃拉托色尼首创的“地理学”（geographein）概念相对应。[84]由此“大地之描述”的原初定义而孕育描述地理学，即是后代文学地理学的直接渊源之一。

以上中西早期“地理”概念的同中有异，实际上已蕴含了当初地理学以及日后文学地理的内在意涵和发展方向。

（二）“描述地理学”的不同形态

所谓“描述地理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描述地理学”是指以19世纪初为界，此前的古典地理学阶段称之为“描述地理学”，此后的近代地理学称之为“解释地理学”；狭义的“描述地理学”主要是指旅行记之类对地理空间的描述。这里以后者为主体，同时兼顾注重“描述”的历史与地理著作。“描述地理学”由“描述”与“地理学”复合而成，同时兼具地理学与文学的双重内涵与意义，是孕育后代文学地理学的最为直接的渊源所在。

1.古希腊的“描述地理学”

美国杰弗雷·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认为古希腊哲学家都对地理学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地理学的两个基本传统被建立起来。一个是数学传统，由泰勒斯（Thales）建立，同时包括经纬度定位法的发明者喜帕恰斯（Hipparchos），而由托勒 密（Claudius Ptolemaeus）对这种传统进行了总结。第二个就是文学传统，由荷马（Homer）创立，同时包括撰写地理散文的第一人赫卡泰（Hecatee）在内，而由斯特拉博（Strabo）对这种传统进行了总结。马丁还谈到希腊地理学家认为最早的地理著作是由荷马撰写的，因而奉荷马为古希腊地理学之鼻祖。[85]由此可见，古希腊地理学的文学传统与“描述地理学”的原始起点是一致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描述地理学”即等同于远古原始阶段的文学地理学。荷马史诗之于希腊地理学的贡献，一是在于其中所反映的地理观念。荷马把地球的形状想象为类似盾形的凸圆盘。河流、大洋从四面环绕着陆地。又将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即白昼国和黑夜国。此类地理知识体现了真实与虚幻、科学与神话的结合。二是在于其中所展示的地理描述。其中《伊利亚特》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在特洛伊城较小的范围中，大体能代表荷马的真实地理知识，而《奥德赛》则为后世提供了有关当时的边远地区的一些地理概念，很多地理学史以及其他方面的学者试图找到《奥德赛》所记载的地点，而且提出证据认为诗人所描述的是墨西拿海峡（在意大利半岛南端和西西里岛之间），或者是非洲大陆附近的一个岛屿或者是其他熟知的地区。[86]因此之故，荷马被一些古希腊地理学家奉为地理学的创始人，而荷马史诗也可以视为西方雏形文学地理学的发轫之作。

荷马以后，古希腊延续于古罗马的描述地理学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并主要体现在旅行记、历史著作以及地理专著三种著述类型之中。

（1）公元前8—前6世纪古希腊“殖民活动”时期“描述地理学”的初步兴起。在此期间所陆续问世的一批航行记或旅行记中，以赫卡泰的《旅行记》最具典范意义。作者在博览前人著作尤其是各种航行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亲身旅行的观察记载和在各地搜集的大量资料，编撰了一部《旅行记》和一幅地图，将地球分为欧洲与欧洲以外的世界（亚洲）两个部分，然后分为两册展开描述，堪称古代最早的地理大全，同时通过赋予地理学以文学的形式而成为古希腊文学地理的创始者，对于确立描述地理学传统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奠基作用。在赫卡泰之后，类似《旅行记》的作品依然在陆续问世，著名者如色诺芬《远征记》、克泰西亚斯《旅行记》等。除了旅行记的地理描述外，本时期的一些历史与地理著作也兼具“描述地理学”性质。前者以被誉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Herodotos）史学巨著《历史》为代表，书中不仅包含了丰富的地理学内容，而且赋予地理学以文学的形式，正式创立了“描述地理学”；后者则以著名地理学家攸多克索（Eudoxe）《地球的描述》为代表，书中将世界分为亚洲、欧洲和非洲三大部分，并重新绘制了一张新的世界地图。此书直接以“地球的描述”命名，对地球的描述更具科学性，也更为集中，更为丰富。比如作者已开始注意分析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同样也是一个富有前瞻性意义的学术方向。

（2）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亚历山大东征之后“描述地理学”的崭新拓展。公元前334年，刚登基不久的亚历山大开始东征，然后在短短9年的时间内建立了东抵印度、南至埃及、波斯湾的地跨欧亚非的亚历山大帝国，从而为古希腊人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地理世界。从此以后，将世界局限于地中海区域的传统观念已为将世界作为一个大陆的看法所取代，古代西方地理学史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亚历山大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其军队随行也别具一格，不仅有由哲学家、历史学家、自然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智囊团”，而且还专门配备有一支路程测量队，他们的使命是测量行军里程，连同沿途的地理特点记入《行军测量日记》。这不但为地理学积累了宝贵的资料，而且是描述地理学与数理地理学相结合的一种崭新的尝试。其中三位历史学家——卡利斯提尼（Callisthene）、亚 里 斯 托 布 鲁（Aristobule）和 奥 内 西 克 里 特（Onescrite），以及亚历山大的年轻副官、航海家尼阿库斯（Nearcnos），四人对“描述地理学”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在前三人留下的历史著作残片中，有诸多有关种族学、动物、植物的描述，从而促进了动物地理学、植物地理学的丰富和发展。而尼阿库斯则根据自己冒险探查从印度河河口到幼发拉底河河口之间的海上通道经历著成《航行记》一书，此书对阿曼海和波斯湾沿海岸的地理考察，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此外，亚历山大时期的希拉克利德（Heracleides）著有《希腊城市指南》，从后世尚存的片段中，可知此书依次载录了希腊城市道路以及沿途的景色，城市的方位、布局和建筑，城市居民的构成、品质、才干与职业，以及城市经济状况等，堪称“城市地理学”的先驱之作；麦加斯梯尼（Megasthenēs）著有《印度记》，成为早期印度地理描述的代表作；著名航海家毕提亚斯（Pytheas）根据其大西洋远航经历著有《海洋》一书，该书主要内容除了地区描述，包括景观外貌和居民风俗习惯之外，还有天文与海洋方面的观察。在地理描述中融入大量有关自然地理学和天文学的数据资料，促进了“描述地理学”与“数理地理学”的结合，成为毕提亚斯这部著作的主要价值和特色之所在。

（3）公元前2—前1世纪伴随罗马的征服而出现“描述地理学”的黄金时代。罗马在公元前264—前146年的三次“布匿战争”中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又在公元前215—前148年的四次马其顿战争中征服了马其顿并控制了整个希腊。然后又通过罗马—叙利亚战争和其外交手段，控制了西亚的部分地区，建立成一个横跨非洲、欧洲、亚洲，称霸地中海的大国。如同亚历山大东征一样，罗马的征服再次引发了罗马地理版图的空前扩张，以及伴随地理学变革与兴盛的描述地理学黄金时代的到来。其间，虽然仍有旅行记、历史著作两种著述体例的延续，但地理学著作业已成为描述地理学的主要载体，而且渐显趋于独立的倾向。至斯特拉波（Strabo）《地理学》17卷的问世，而成为一部代表描述地理学的黄金时代以及长期影响西方古代地理学的经典著作，同时也因此赋予了斯特拉波作为古希腊以及古罗马描述地理学集大成者的重要地位。《地理学》的主要价值和贡献在于：一是给地理学下了一个确切的定义，提出地理学是对人类居住世界的描述，从而为真正的描述地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最广泛、最全面地描述了直到罗马帝国时代的整个古代世界，记录了存在于地面的人、动植物和陆地、海洋，包括自然特征、物产、城市、居民及其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注重自然与人文（如聚落、人口密度和风俗习惯）的相互影响以及历史对地理的重要作用，强调不仅要研究一个地方的自然属性，还要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当时的描述地理学向广度和深度提高了一步，为描述地理学开创了一个新方向；三是精心构建世界地理学的庞大体系，既有地理学总论，又有地区分论。全书卷次章节安排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前后呼应，体现了作者在学术构思上的独到之处；四是对已知世界进行了区划和分类，按政治单元展开区域描述，并标定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充分凸显了地理空间分布的特征与意义，成为西方地志学或区域地理的开创者；五是在地理描写上有意以前人波里比阿为典范，文笔精练，语言简朴，而又不乏文采，因而被后人奉为描述地理学的一部写作范本，对后来的世界地理描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87]

与斯特拉波同时及之后，罗马“描述地理学”尽管还出现了梅尼普（Menippus）《内海航行记》[88]，阿里安（Arrian）著《亚历山大远征记》[89]，以及佚名《厄立特里亚海的航行》[90]等，但就整体而言，则已逐渐趋于衰落。[91]

2.中国先秦的“描述地理学”

上古时代，“地理”与“文学”具有原始的相互包容性，难以截然分开。然而与地处地中海的古希腊不同，中国古代“地理”是在农业文明的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发育并成长起来的，所以具有不同于古希腊海洋文明的特定环境与发展方向。我们不妨分别从侧重于“地理”与“文学”即“地理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地理”两个方面加以观察。前者在“地理”中蕴含着“文学”，集中体现在自然地理与政区地理两个层面。其中自然地理以《山海经》以及《管子》之《地员》《度地》《地数》《地图》等为代表，与古希腊地理学著作及其传统相对应；政区地理以《尚书·禹贡》《周礼·职方》等为代表，则为中国所特有。后者在“文学”中蕴含着“地理”，主要见之于《诗经》《楚辞》《穆天子传》以及一些诸子、历史著作等。宽泛地说，上述两种类型都具有早期“描述地理学”的共性特点，即便归入自然地理之作的《山海经》也同样具有原始文学地理的丰富内涵。但就总体趋向观之，则以《诗经》 《楚辞》 《穆天子传》等更具原始文学地理之蕴义和特征。

与荷马史诗率先奏响古希腊“描述地理学”的序曲相当，古代中国的“描述地理学”的发轫之作可以追溯至中国最早出现且富有地域特色的诗歌总集《诗经》。《诗经》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作品，在年代学上大致与荷马史诗反映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古代希腊社会图景的起始时间较为接近，则《诗经》也同样可以视为中国地理学文学传统之祖。就《诗经》所涉及的地域范围而论，主要是黄河流域，西起陕西和甘肃东部，北到河北西南，东至山东，南及江汉流域，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也由此可见编著者浓厚的地理意识。所不同者，《诗经》本是内陆农业文明的产物，其中以地域文学为主要特色的描述地理学的意涵与取向，与荷马史诗以整个希腊及四周的汪洋大海为背景，重在反映英雄远征及海上漂流的神奇故事大相异趣。与《诗经》相对应，中国古代的另一部诗歌总集《楚辞》则代表了南方描述地理学的悠久传统。《楚辞》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宋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92]意指《楚辞》是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楚辞》的地域范围在今长江流域的两湖一带，代表了当时南方文学与文化的最高水准以及南方特有的幻想色彩。

若与以古希腊罗马航海记、旅行记为代表的描述地理学相参照，显然以中国古代最先问世的西行记《穆天子传》最为相近。《穆天子传》，又名《周王传》 《周王游行记》 《盛姬录》，今本共6卷，为晋咸宁五年（279）汲县民盗掘魏襄王墓所得竹书之一，作者不详。著名历史学家杨宽经过严密考证，认为《穆天子传》源自西方河宗氏少数民族传说，后被魏国史官整理成书，其内容历史和神话混杂。随着对西周青铜器金文的研究，证明书中许多内容有历史依据。[93]《穆天子传》在体例上以日月为序，具体记载了周穆王姬满十三年至十七年（前963—前959）间的西征昆仑山的游历过程。最后一卷记载了穆王美人盛姬卒于途中而返葬之，抒写了周穆王对其美人盛姬的执着情爱和刻骨相思，故别名《盛姬录》，又称《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周穆王姬满西游，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旅行探险活动，而记载这次西游壮举的《穆天子传》也就成为我国古代最早问世的编年体游记之作。[94]与古希腊罗马陆续出现的航海记之作相比照，更具“描述地理学”的内容取向与文体特征，只是彼此在东西方向与海陆路径上具有截然不同的取舍罢了。

（三）文学经典的地理学阐释

在荷马史诗被奉为古希腊地理学之祖时，实际上已同时开启了荷马史诗的经典文学地理阐释传统。当然，对于荷马史诗的地理价值，从古希腊地理学家开始一直存有分歧。例如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就把荷马看作地理学家，把《奥德赛》当作地理读本，而希腊另一位地理学家埃拉托色尼却明确指出，荷马史诗不是科学著作。[95]但尽管如此，后人还是倾向于将荷马史诗视为古代希腊地理学产生的序曲。不过，从中希比较的视角观之，如果说古希腊罗马在“描述地理学”方面明显胜于古代中国，那么，在文学经典的地理学阐释方面则刚好相反，后者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基于《诗经》鲜明的北方地域色彩，以及编著者浓厚的区域地理意识，在先秦的《诗》论中，已不同程度地以地理的眼光阐释和评价《诗》乐之作，实已开启了文学地理学批评之先声。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前544）所载吴公子季札观《诗》乐于鲁所作的评论为发端，然后又有《论语》以及《礼记·乐记》所载《诗》论，到战国末年（前239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所纂《吕氏春秋·音初》以东音、南音、西音、北音归化于《诗》，彼此一脉相承，多是从《诗》乐领悟其中的地域蕴义以及教化功能。鉴于合诗乐舞于一体的《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则先秦文献所载关于《诗》乐尤其是十五国风的评论，实质上即是一种人文地理学或者说广义文学地理学的批评，然其具体路经则有正反两向之不同，而且经历了不同时间节点的变化。先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季札观乐于鲁时率先对《诗》乐所做出的感悟式品评：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则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庸》《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龠》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96]

季札所论《诗》乐广泛涉及风雅颂以及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豳等十四国风（未论及曹风），尽管其中有论《郑》乐：“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云云，但在整体上倾向于正向评价。而就《诗》乐的地理批评而言，由季札所论可以推知《诗》乐赖以产生的共同的地理环境，以及由此而呈现出来的互有异同的文化地理特性。

继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之后，孔子也以音乐家的深厚修养整理与评价《诗》乐而正式奠立了“兴观群怨”的“诗教论”。《论语》通篇所载论《诗》材料有18条，[97]其中《论语·子罕》载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98]由此可见孔子音乐修养之精深。比较一下季札与孔子的《诗》乐观，彼此具有明显的继承性。《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99]《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100]孔子所说的《韶》，即上引季札所称之《韶箾》，所谓“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所以孔子称之“尽美矣，又尽善也”，以至于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孔子所说的《武》，即上引季札所称之《大武》:“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与孔子所谓“尽美矣，未尽善也”相通。再如《论语·阳货》载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101]《论语·八佾》载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02]《论语·泰伯》载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103]这些也都是由音乐领悟和阐释《诗》的地域蕴义，体现了彼此前后相承的正向批评。但另一方面，孔子更加强化了对“郑卫之音”的负面评价，《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104]又《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105]皇侃《论语义疏》:“云‘恶郑’云云者，郑声者，郑国之音也，其音淫也。雅乐者，其声正也。时人多淫声以废雅乐，故孔子恶之者也。”[106]所谓“时人多淫声以废雅乐”只是“乱雅乐”的问题，但孔子进一步让“郑卫之音”负起“覆邦家”责任，则充分彰显了其德道批评的主观倾向性。

孔子之后，有关“郑卫之音”的评价几乎成为其后《诗》学批评与研究的定评，其中《礼记·乐记》[107]对于“郑卫之音”的负面批评又有所升级和深化：一是将“郑卫之音”直接定性为“乱世之音”“亡国之音”，谓“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108]。二是通过魏文侯与子夏的对话对“郑卫之音”作为“新乐”的特殊魅力作了乐理上的解答，魏文侯向子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糅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109]所论“古乐”与“新乐”之别正道出了“新乐”的魅力所在。三是将对“郑卫之音”的负面批评扩展至郑、宋、卫、齐四音，谓“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110]所谓“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对孔子有关“乱雅乐”“覆邦家”的新的概括，所以被禁止于庙堂，这也进而印证了“郑卫之音”或者说郑、宋、卫、齐四音广行于民间的强大冲击力。此后，“郑卫之音”即不仅由某一特定区域的诗乐而指代当时的新兴音乐，而且一直沿承着“淫于色而害于德”的负面道德批评。

由孔子奠定的以乐论《诗》的批评取向与“兴观群怨”的“诗教论”作为儒家《诗》学传统对后代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战国末年（公元前239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在所纂《吕氏春秋·音初》中再次将物感论与乐理维度以及“诗教论”融为一体，旨在强化“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乐，和乐以成顺。乐和而民乡方矣”[111]的教化功能，同时也再次批评了“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112]《音初》从以东音、南音、西音、北音的源起到一同归化于《诗》乐之中，从对《诗》乐的理解到对“郑卫之声”的批评，不仅具有明确的地理方位指向，而且含有溯源性的地理阐释意味，可以视为对先秦时期雏形《诗》学地理批评的小结。

由于文化的深厚积淀以及经典阐释学的发达，以《诗》为范本的文学地理阐释系统在先秦首开先声，而且对后代的诗骚地理阐释产生深远影响，已初步显示了中国早期文学地理批评的本土特色，正与古希腊罗马的“描述地理学”形成互观与互补之势。

二 中国轴心时期

中国与古希腊作为世界地理学的两大发源地，曾在上古时代不同的地理空间中双峰对峙、交相辉映。此后，西方地理学经历了罗马后期尤其是中世纪（约476—1453）的全面衰落，地理学成为基督教的附庸，托勒密的地心说成了基督教地理学的权威，以圣城耶路撒冷置于中央的“T—O”型世界地图流行于世，[113]这显然是古希腊、罗马地理学思想的倒退。

与此相反，中国地理学依然延承先秦传统优势而继续前行，一路领先。美国杰弗里·马丁在《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中引录李约瑟的观点：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最有效的将对于自然的了解应用于使用目的”的是中国文化，认为在基督教传教士到达东方之前很久，中国的佛教徒就已经“发现”欧洲和印度。中国的地理学研究，是广博的学术传统中的一部分，超过同时代的基督教欧洲所知道的任何东西。[114]与上述地理学的中兴西衰趋势相契合，中国的文学地理研究也是长时期地以一枝独秀的优势牢牢占据了世界轴心地位，其学术成果集中体现在史志、文论、集序以及专题论著四种载体，并聚焦于诗骚地理论、江山之助论、南北不同论以及区域文学论四大主题，不仅代表了本时段的核心成果，而且由此开启了历久不衰的中国轴心时代。

（一）史志与文学地理

包括正史与方志两大系统。前者由先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首发其端，然后经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至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正式奠定了早期文学地理批评的学术范式。《货殖列传》:“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115]所论以风俗为中介而由经济地理指向文化地理，诸如“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116]“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117]“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118]……都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尽管《货殖列传》侧重于经济地理，但同时蕴含着文化地理与文学地理。

然后至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在史志与文学地理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汉书·地理志》著于和帝在位（89—105）之初，为我国第一部直接以“地理”命名、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历史地理经典之作，率先开创了于正史专设“地理志”以及注重疆域地理和沿革地理的著述体例，因而被誉为“人文地理之元祖”,[119]无论在中国地理学还是文学地理批评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汉书·地理志》分上、下两卷，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卷首（从“昔在黄帝”至“下及战国、秦、汉焉”）引录《尚书·禹贡》《周礼·职方》以述汉前历代疆域沿革；二是正文（从“京兆尹”至“汉极盛矣”）叙述汉代疆域政区。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疆域、行政区划为基础，以郡为纲，以县为目，始于京兆尹，终于长沙国，依次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1578县的建置沿革、户口统计、山川泽薮、水利设施、古迹名胜、要邑关隘、物产、工矿、垦地等内容，这是《地理志》的主体部分；三是卷末辑录了刘向“域分”、朱赣“风俗”以述古今舆地风俗。

与《史记·货殖列传》一样，《汉书·地理志》也是以风俗论地理，但前者偏重于经济地理，由经济地理兼及人文地理，而后者则偏重于人文地理，由人文地理兼及经济地理。然而《汉书·地理志》超越《史记·货殖列传》更为重要的关键点在于：一是“考迹《诗》 《书》，推表山川”的自觉意识。《汉书·地理志》第二部分正文“序”曰：“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120]所谓“考迹《诗》《书》”之“考”，可以理解为考证，所谓“推表山川”之“推”，可以理解为推断，合起来即是以《诗》《书》考释地理。可见班固主要是基于地理学的本位立场，以《诗》证地，以《诗》释地。二是同时引录朱赣《风俗论》与刘向《域分论》的双重学理取向。《汉书·地理志》第三部分“序”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121]在此，班固同时汇总了朱赣《风俗论》之“条其风俗”与刘向《域分论》之“略言其地分”的成果，从而为《汉书·地理志》以风俗为中介的《诗》《骚》阐释论奠定了学理基础，具体而言，即是地域—区域研究的相互交融，兹引录数例如下：

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大王徙，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122]。

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庸之民于洛邑，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邶诗》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卫》曰“赡彼淇奥”,“河水洋洋”。故吴公子札聘鲁观周乐，闻《邶》《庸》《卫》之歌，曰：“美哉渊乎！吾闻康叔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123]

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梦帝谓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之参。”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灭唐，而封叔虞。唐有晋水，及叔虞子燮为晋侯云，故参为晋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吴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124]

郑国，今河南之新郑，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虚也。……幽王败，桓公死，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会之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陿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秉菅兮。”“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此其风也[125]。

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126]。

若以地理学的“人地”关系观之，《风俗论》的“条其风俗”重在“人地”的垂直关系，而《域分论》的“略言其地分”则重在“人地”的水平关系，前者相当于地域文学研究，后者相当于区域文学研究。而所谓“十五国风”，同时又是15个“域分”，也就是将《诗经》地理根据上述两结合原则划分为15个区域。《汉书·地理志》所论《诗经》地理即是两者的自然融合，这一“二元”取向与方法——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此外，《汉书·地理志》所论文学地理批评也略略涉及《诗》以外的其他作品，如论《楚辞》与汉赋：“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127]“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厄。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亡类’。”[128]以上所论在学术理路上与《汉书·地理志》是息息相通的。就“地理学”的视角观之，《汉书·地理志》的引《诗》证地，以《诗》释地，属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但从“文学”的维度而言，这种引《诗》证地、以《诗》释地则已属于文学地理批评方法，可以视之为文学与地理交叉研究的早期典范之作。

由“史汉”开创的正史系统拥有庞大的叙述体系，而且一直在不断地拓展与完善之中。《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其中“传”“志”等篇章也往往涉及地域文学批评。比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129]《汉书·艺文志》:“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130]《汉书·地理志》之后，正史中的文学地理研究逐步转移到了《艺文志》（或《经籍志》）与《文苑传》（或《文学传》）中，最具典范意义的是《隋书·文学传序》对于“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刚贞，重乎气质”[131]的南北文学之比较（详下文）。又如《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谓“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讫于有隋，四海一统，采荆南之杞梓，收会稽之箭竹，辞人才士，总萃京师”,[132]则是对区域文学归于一统的高度概括。

正史之外，还有十分庞杂的方志系统。方志作为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有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州郡府县志两类。追本溯源，方志的发展形态先后经历了地记（东汉至南北朝）、图经（隋唐至北宋）和方志（狭义，南宋之后）三个历史阶段，其中南北宋之交是方志体走向繁荣、趋于成熟的转折点。南宋之后，方志普遍取代了原先的地记、图经之名，体例基本定型，内容日益完备，逐步形成了以“人物”和“艺文”为重点的学术传统，同时也为区域文学批评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空间与载体。来新夏《地方志与文学研究》一文指出：“地方志为中国文献之大宗，其数量之巨，门类之广，传承之久和庋藏之富，在文献领域中，几无能与其伦比者。正如宋人司马光在为《河南志》所写序言中说：‘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骤、庙宇、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举凡一地之自然环境、政事旧闻、经济物产、文化艺术、风俗民情、名胜古迹等，无不包容，实为百科全书式之地情书，而与文学研究尤多关联。”[133]其中“人物”“艺文”中有关区域文学研究的成果有待于进一步的开掘和总结。

（二）文论与文学地理

以综合性的文论与专题性的诗论为主干。刘勰《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首先在《原道篇》中有关于天人关系的审美论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134]然后又于《神思篇》提出：“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135]强调文学创作思维在时空中的展开，既“思接千载”，又“视通万里”，方能于“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尤为重要的是在《物色篇》提出的“江山之助”论（详下文），实质上是一种基于人地关系、富有美学与文学意义上的地理环境论，与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136]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137]的物感论具有内在的相通之处。

诗论的一种重要体式是诗话，发源于六朝，产生于唐宋而兴盛于明清。其中多有对区域文学以及文学流派、文学家族的论述。胡应麟《诗薮·续编》列出明初五大诗派：吴诗派、越诗派、闽诗派、岭南诗派和江右诗派，实为五个诗歌流派区域分布与特点的研究，属于整体性研究。另《诗薮·外编》卷三还就唐代诸多父子、兄弟、夫妻、祖孙同以文学并称现象加以举例分析，指出“唐著姓若崔、卢、韦、郑之类，赫奕天下，而崔尤著。盖自六朝、元魏时，已为甲族，其盛遂与唐终始。文皇首命群臣品第诸族，时以崔民幹为第一。嗣后达官膴仕，史不绝书，而能诗之士弥众，他姓远弗如也”。又云：“初唐之融，盛唐之颢，中唐之峒，晚唐之鲁，皆矫矫足当旗鼓。以唐诗人总之，占籍几十之一，可谓盛矣。”[138]这又是从区域文学流派研究进而进入家族文学的专题性研究，已开后代家族文学研究之先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明清时期作为地域诗歌传统建构的重要形式的地方诗话的兴盛。现知最早的地方诗话是明代郭子章《豫章诗话》，作者从地域传统出发，将宋代文学史上的江西诗派概念扩大为“江西诗派当以陶彭泽为祖”的泛江西诗派观，开以地域观念建构诗歌传统的先声。清代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裘君弘《西江诗话》继之而起，清代地域诗歌批评由此兴起，陆续产生的郡邑诗话至少有三十多部。这些著作罗列一郡一邑有代表性的诗人，传述其事迹，评论其作品，往往比诗集更清楚地勾勒出一地诗歌传统的源流和特征。[139]

（三）集序与文学地理

自《诗经》《楚辞》以来，历代有关特定文人群体或区域文学总集的编纂源远流长，而集序也就成为区域文学地理批评与研究的重要载体。《诗经》之“序”可以上溯至相传为孔丘弟子子夏所作的《毛诗序》，在具体阐释“美刺”的内涵中也不时涉及特定区域的文学地理特征（详上文）。就《楚辞》而论，早期的代表作当推东汉班固《离骚序》，但此序主要批评西汉刘安《离骚传》，谓《离骚》兼有《国风》好色而不淫与《小雅》怨诽而不乱，斯论似过其真。又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五子胥也；及至羿、浇、少康、贰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然犹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经书传记本文以为之解”。[140]然于《楚辞》地理未曾论及。此后，王逸约于安帝元初四年（117）著《楚辞章句》，其《九歌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词，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已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141]认为楚地有“信鬼而好祠”之风，屈原依据民间祭神乐歌改作或加工而创作了《九歌》，遂使《九歌》富有楚国民间祭神巫歌的鲜明特色。再如宋代黄伯思《校定楚辞序》谓：“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苹、蘅者，楚物也。他皆率此若，故以楚名之。”[142]更是凸显《楚辞》的区域文学与文化特征。

集序与文学地理的关系主要聚集于地方总集有关地域文学的论述，这是地方文人群体兴盛的核心标志。蒋寅认为，以地域标准编录诗作可以追溯到唐代殷璠的《丹阳集》，此为选录同时代人作品的选集。宋代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郑虎臣《吴都文粹》、程遇孙等《成都文类》、董棻《严陵集》开始博采历朝作品，迄止明代类似的书很不多见。但到清代，地域性诗文集的数量就猛然剧增，总量难以统计。《中国丛书综录》汇编类列于郡邑一门的丛书有75种，内含大量当地作家的诗文集，而集部总集类列于郡邑一门的丛书有77种，更是地方文学作品的荟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就藏有地域诗文总集约400种，而松村昂《清诗总集131种解题》中则含有郡邑诗集68种，可见其比例之高。[143]徐雁平认为，在集序的范围内，将地域文学传统的追溯与建构有意识地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或文章结构方法，在宋代已见端倪，元代稍有滋长，至明清方兴盛。明清集部文献数量的迅速增长，意味集序的撰写进入规模化生产时期。集序中常牵涉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譬如：论及江西文学，往往提及欧阳修、黄庭坚；论湖湘文学，则上探屈原；论岭南文学，时时联系张九龄；论松江云间文学，则追溯二陆。地域文学传统构件的生成与运用，是南宋以来兴起的地方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创造性转化，而地域文学传统构件又赋予集序一种历史深度和“地方色彩”[144]。的确，随着大量区域性文学流派的产生以及诸多地方总集的问世，区域文学的意识与研究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地方总集编者通常通过选诗宗旨、评点、序跋等途径体现编者的区域文学研究取向。然而集序作为地域文学批评的渊薮并不局限于总集，诸多别集序跋也都不同程度地涉足地域文学批评，当其将特定作者从个体扩展至相关区域文人群体或文学流派，或以溯源性的方式纳入地域文学传统的时间流程之中，实际上即是一种地域文学批评，也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地理研究的核心内容。

（四）专题论著与文学地理

多集中于文学经典地理研究，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郑玄（127—200）继承《毛诗序》以“美刺”为核心内容的“诗教论”而著《毛诗谱》,[145]是为古代第一部侧重于《诗经》各国地理考证的学术专著，原本单行，有图。唐代孔颖达撰《毛诗正义》，将《毛诗谱》文字分列于书中各部分之首，单行本逐渐失传，图亦亡佚。宋代欧阳修，元代许谦，清代戴震、吴骞、丁晏等，都曾从事于《毛诗谱》的考订和辑补工作。清代《诗》地理学家尹继美谓“郑康成作《毛诗笺》，别为《毛诗谱》三卷。诸国疆域于焉可睹，《诗》家之详地理昉乎此”。[146]傅斯年更认为：“《诗》学最大题目为地理与时代，康成（郑玄）见及此，故作《诗谱》，其叙云：‘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其上下而有之（此以国别）；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旁行而观之（此以时分）：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先生之志则大矣。”[147]根据郭树芹的概括，《毛诗谱》的著述体例主要体现为：一是揭示一国地理之宜；二是显一国始封之主；三是论国势盛衰与诗之得失；四是标举诗篇作为典型；五是论诗之用；六是分谱作结。合而观之，即是定方位，以地域风俗解诗；论正变，以政治沿革解诗。此亦可以视为郑玄所提供的两种解《诗》方式。[148]以此与《汉书·地理志》相比较，不仅先前“史书”中的“地理”之作已走向独立的《诗经》地理学研究，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已从“以诗证地”趋于“以诗求地”，其中涉及地理本位与《诗经》本位之分野。《毛诗谱》的问世，标志着汉代以《诗经》为本位的《诗经》地理学研究的发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颖达《毛诗正义》叙述各国地理时首先征引《毛诗谱》，朱熹《诗集传》全依《毛诗谱》释地，后世《诗》地理学专著更每每引用，至如宋代王应麟《诗地理考》、清代焦循《毛诗地理释》则皆全录《毛诗谱》。[149]南宋时期，在王应麟《诗地理考》问世之前，需要我们略略关注一下王质所著《诗总闻》20卷，[150]此书为作者历经30年苦心孤诣编撰的学术专著，以独创的“十闻”之体对《诗经》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系统解说。其中第八设“闻迹”一门，专门解释山川、州朝、乡落等地理方位，实际上是一篇《诗经》地理专论。然后至王应麟《诗地理考》，终于出现了直接以“地理”命名的《诗经》地理学学术专著。作者有感于《诗经》所列载的上古地名甚多，但因历代疆域屡有变化，加之去时过久，或今昔异称，或同名异实，或名存实亡，致使后世研读《诗经》者疑似不决，乃成此编。书中全文转录郑玄所撰《郑氏诗谱》，又旁采《尔雅》《说文解字》《地志》及《水经》诸书，并及先儒之言凡涉于《诗经》地名者，荟萃成帙。然书中仍多采录遗文，案而不断，故得失往往并存，于保存郑玄《郑氏诗谱》的文献价值也值得充分肯定。在研究方法上，王应麟径直概括为“因诗以求其地”，谓“诗由人心生也，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郊庙之音曰颂，其生于心一也。人之心与天地山川流通，发于声，见于辞，莫不系水土之风而属三光五岳之气。因诗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风俗之薄厚，见政化之盛衰，感发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尔”。[151]此正与郑玄《毛诗谱》一脉相承，而与《汉书·地理志》“以诗证地”相反相成。清代《诗经》地理研究的代表作尚有朱右曾《诗地理征》、桂文灿《毛诗释地》、尹继美《诗地理考略》等。其中《诗地理征》7卷，在著述体例上沿用王氏《诗地理考》，然于旧说未安者，颇多辨正。同时对前人及当代人顾炎武等于《诗》地理释见之谬，也多有指正，所证详尽允当。《诗地理考略》2卷附图1卷，其中所载《诗经》地图5幅，可与“考略”正文相参看。[152]

（五）文学地理的主题聚焦

本时段聚焦于史志、文论、集序以及专题论著四种载体中的文学地理的主题，可以简要归纳为诗骚地理论、江山之助论、南北比较论以及地方文学论，简称为文学地理之“四论”。

1.诗骚地理论

诗骚地理批评萌发先秦《诗》与《楚辞》传播与编纂之时，其中《诗》的地理批评自《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前544）所载吴公子季札观乐之后可谓延绵不绝，但严格地说，所有这些都还处于雏形的文学地理批评阶段，只有到了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与郑玄《毛诗谱》等相继问世之后，才真正奠立了《诗》地理学的学术范式与传统。概而言之，除了一脉相承的普遍注重《诗》的教化功能之外，彼此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时代变化：一是从乐本论趋于诗本论。自最初的季札观乐开始，到《论语》以及《礼记·乐记》所载《诗》乐之论，再到《吕氏春秋·音初》以东音、南音、西音、北音归化于《诗》，彼此一脉相承的即是从《诗》乐立论，从《诗》乐领悟其中的地域蕴义，其中《礼记·乐记》所论更是臻于乐理的高度与境界。然而到了《汉书·地理志》与《毛诗谱》，才逐步趋于诗本论。据统计，《汉书·地理志》引用《诗经》材料共199条，涉及《诗经》92篇，而从多种《毛诗谱》辑佚本观之，无论是考证诗歌产生的地理方位，还是追溯诗歌产生的历史源流，或者由此探讨《诗经》的正变美刺，都以《诗经》各篇文字为据，此与当年季札通过观乐而感悟《诗》中的地域蕴义迥然有别。换言之，从《汉书·地理志》到《毛诗谱》都已从原先的诗乐舞三位一体中分离出来，而侧重于《诗经》的语言文本进行《诗》地相释。二是从物感论趋于风俗论。先秦的《诗》地理论往往立足于物我交感的物感论，尤以《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强调“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153]为典型。然而至《汉书·地理志》与《毛诗谱》则更加突出强调风俗论，前者集中体现在所引朱赣“风俗”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英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后王教成也。”[154]此即《汉书·地理志》中《诗经》地理学的理论根基之所在。同样，《毛诗谱》也注重于风俗论。首篇《周南召南谱》云：“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诵诸国之诗，以观民风俗。”[155]所论十五国风的风俗民情不仅是《毛诗谱》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进而强化“诗教论”之“美刺”功能的重要依据。三是从感悟式走向实证式。无论是季札还是孔子，以及《礼记·乐记》所载《诗》乐之论，几乎都是一种感悟式的批评。然而到了《汉书·地理志》与《毛诗谱》的“以诗证地”或“以诗求地”，实际上都已转向一种实证性研究。班固自云其撰写《汉书·地理志》是鉴于“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详上文），所谓“以诗证地”，堪称是一种“征实”的诗学批评方法，即通过诗歌所描写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来了解特定地域的风俗习惯、心理气质和民族性格，充分彰显了中国诗学的“征实”传统。钟仕伦认为，班固于中国诗学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以诗证地”的批评方法。班固的“以诗证地”，本意恐不在诗学，但因尚综合而不尚分析的传统思维方式和文史不分的学科传统，它不仅成为优良的史学传统，而且成为中国诗学批评的范式，开启中国诗学的地理学批评传统。[156]比较而言，《毛诗谱》从揭示一国地理之宜，然后依次为显一国始封之主，论国势盛衰与诗之得失，标举诗篇作为典型，论诗之用，直至最后的分谱作结，对于这种实证性研究的运用更为充分，也更为翔实。

发端于先秦而至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与郑玄《毛诗谱》正式开创了《诗经》地理学之后，后代承此逐步累积成为一个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迄今为止依然盛而不衰。另一方面，则在汉代初步奠定了屈原《楚辞》地理学研究的学术传统，此与《诗经》地理学一同构成了诗骚地理论的两大核心内容。周建忠认为，从贾谊《吊屈原赋》、刘安《离骚传》、东方朔《七谏》、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到刘向《新序》《九叹》、扬雄《反离骚》、王充《论衡》、班固《离骚序》、王逸《楚辞章句》，汉代学人论定了屈原遭受放逐的经历，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157]而屈原放逐的问题，实际上即是《楚辞》地理学的一个关键问题。此后，大致以《楚辞》笺注为主干，以史传与其他专题论述为辅助，同样也是代代相继，延绵不绝。王德华《〈楚辞〉地理研究述论——以屈原放逐汉北、陵阳争论为中心》一文对此作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认为从汉至今，《楚辞》地理研究总体上是由粗趋精，而又集中体现在屈原放逐时地，特别是放逐汉北和陵阳两地的争论上。屈原放逐时地在争论中不断明晰，《楚辞》地理研究许多非地理因素也得以呈现。《楚辞》作为文学文本，长期以来，其地理研究多为政治伦理、学术思潮而左右，其文学地理特性的研究尚有待深入。[158]

在诗骚地理研究中，还需关注一下与“文本”相应的“图本”系统。东汉郑玄《毛诗谱》原本单行，有图，唐代孔颖达撰《毛诗正义》，将《毛诗谱》文字分列于书中各部分之首，单行本逐渐失传，图亦亡佚。后代一些学者力图进行补佚工作。汉代以降，各代《诗经图》大致可以分为艺术图、名物图与地理图等。薛景《〈诗经〉图学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贵州大学，2008年），李杰荣《汉至唐代的诗经图》（《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黎晟《马和之〈毛诗图〉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4年），马迎珺《〈诗经〉文图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4年）等文对此都作了专题性研究。就其中的《诗经》地图而论，当以南宋杨甲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所绘《十五国风地理之图》最具典范意义，[159]此为现存最早的《诗经》地图，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早刊印的地图[160]（详见第九章）。再就“楚辞图”而论，郑振铎编《楚辞图》上卷载各种屈原像以及“九歌图卷”（14图），传宋李公麟作；“九歌图卷”（11图），元张渥作（徐邦达临本）;（“湘君夫人图”，明文徵明作）“九歌图”（12图），明陈洪绶作，崇祯戊寅（1638）刻本；“离骚图”，明萧云从作，弘光乙酉（1645）刻本，包括“卜居渔父图”、“九歌图”（9图）、“天问图”（54图）。下卷载“补绘离骚图”和“楚辞图解题”，前者包括“离骚图”（32图）、“九章图”（9图）、“远游图”（5图）、“招魂图”（13图）、“大招图”（7图）、“九辩图”（9图）、“香草图”（16图）。[161]总体而言，偏重于艺术图而缺少地理图。

2.江山之助论

“江山之助论”的命题，最初由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提出，然其学术渊源可以远溯至先秦的“感物论”——包括道家的“天人合一”与儒家的“天人感应”论。《文心雕龙·物色篇》开篇“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云云，即首先贯通于先秦以来的“感物论”，然后以此为学理根基而提出“江山之助论”：

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且诗骚所标，并据要害，故后进锐笔，怯于争锋。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善于适要，则虽旧弥新矣。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62]

顾名思义，“物色”之“物”意指景物，“物色”之“色”意指声色，“物色”即景物的声色。与此相契合，“江山之助论”之“江山”显然偏重于自然景观，所谓“江山之助”，即意指自然景色对于文学创作的激发砥砺作用。然而也有学者联系屈原的生平遭际，认为“‘江山’不等同于‘山林皋壤’，而是指缘于朝廷斗争所造成的屈原的不幸的命运，是指社会政治因素”,[163]这是对“江山之助论”本义的引申，但也引起了学界的争议。[164]丛瑞华认为，“江山之助说”是在体现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的前提下，从自然景物与文学创作关系的角度对“物”（客体）和“心”（主体）的关系作了具体的阐述。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江山之助”说是在总结文学创作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在表达方式上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论形象化的传统，是描述性的理论表述，具有直观领悟的审美特征，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165]冯淑然也认为“江山之助论”脱胎于传统的物感理论，而其理论价值即在于第一次在文学批评中提出了地理环境论，亦即美学与文学意义上的地理环境论。[166]若从《文心雕龙·物色篇》结尾赞曰：“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167]可知在哲学渊源上，“江山之助论”所传承的“物感论”，已从“天人感应”回归于“天人合一”说。

当刘勰率先提出“江山之助论”这一重要命题之后，经过后代学者的一再重述进而凝练为一种具有广阔阐释空间的文学理论，其拓展与深化的方向与路径大致可以归纳为：一是在空间维度上从楚地之“江山”走向天下之“江山”。诸如“唐张说至岳阳，诗益凄婉，人以为得江山之助”[168]，刘禹锡《刘氏集略说》自谓“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169]，宋祁《江上宴集序》谓“江山之助，本出楚人之多才”[170]，陆游《予使江西时以诗投政府丏湖湘一麾会召还不果偶读旧稿有感》:“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171]此处的“江山”几乎都与楚地相关，或泛指楚地山川，或特指楚地某地山川。然而也有不少诗人跳出楚地而移置于其他地域，其中又有“特指”与“泛指”两种情况，前者特指楚地以外的某一地域，王勃《梓州郪县兜率寺浮屠碑》:“风恬雨霁，烟雾藻天地之容；野旷川明，风景挟江山之助”,[172]欧阳修《和圣俞聚蚊》:“江南美山水，水木正秋明。自古佳丽国，能助诗人情”[173]，黄庭坚评价邢惇夫：“诗到随州更老成，江山为助笔纵横”,[174]即分别特指梓州、江南、随州等地；而后者则泛指天下之山川，杜甫《后游》:“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175]范成大《晚集南楼》:“宇宙勋名无骨相，江山得句有神功”[176]，即是如此。二是在时间维度上从楚国之“江山”走向后代之“江山”。“江山之助论”本于“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最初意指屈原时代楚国“江山”对其创作的激发砥砺作用，然而后代诗人或学者即以此沿用于各代的文学创作之中，从上文所引唐宋诗人所论直至明清乃至当今时代，对于“江山之助论”这一命题的重述一直未尝停止，并因不同时代精神的熔铸而不断赋予新的含义，比如到了明清时期的“江山之助论”，更加凸显诗人主观性灵在“江山之助”中的能动作用，宋濂《刘兵部诗集序》:“非得夫江山之助，则尘土之思胶扰蔽固，不能有以发挥其性灵”,[177]沈德潜《盛庭坚蜀游诗集序》:“是江山之助果足以激发人之性灵者也”,[178]袁枚《答祝芷塘太守》:“必须山川关塞，离合悲欢，才足以发抒情性，动人观感”,[179]皆可为证。三是在理论维度上从客体之“江山”走向精神之“江山”。“江山之助论”在理论上具有三重向度：其一，承认“物”的客观存在，注重“物”对“心”的决定作用。其二，突出“心”的能动性，强调作者主体意识的重要作用。其三，倾心于“心”与“物”交流融合的境界。[180]尤其到了明清时期，“江山之助论”普遍将作为客体的、物质的、景观的“江山”主观化、精神化、性灵化，注重彼此的相互交融，相互助益。尤侗《天下名山游记序》:“山水文章，各有时运。山水藉文章以显，文章亦凭山水以传。士即负旷世逸才，不得云海荡胸，烟峦决眦，皆无以发其嵚崎历落之思，飞扬跋扈之气，至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若无骚人墨客登放其间，携惊人句，搔首问青天，则终南太华等顽石耳。”[181]沈德潜《艿庄诗序》:“江山与诗人相为对待者也。江山不遇诗人，则巉岩渊沦，天地纵与以壮观，终莫能昭著于天下古人之心目。诗人不遇江山，则虽有灵秀之心，俊伟之笔，而孑然独处，寂无见闻，何由激发心胸，一吐其堆阜濒瀚之气？”[182]并以这种“江山与诗人相为对待”观点评论杜甫《发秦州》 《发同谷》两组山水诗：“自秦州至成都诗，奥险清削，雄奇荒幻，无所不备。山川诗人，两相触发，所以独绝古今也。”[183]所谓“江山与诗人相为对待”，即能辩证地看待和论述江山与作家的双向助益关系，然后以此凝练和升华为一种普遍的文学创作规律，可以说为源远流长的“江山之助论”阐释体系作了一个富有哲理的总结。[184]

3.南北比较论

所谓南北文学比较论，是基于中国地理以淮河、秦岭为界划分为南方和北方，然后比较彼此之间文学乃至文化的差异。对此论题的经典表述当推唐代魏徵等所撰《隋书·文学传序》：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刚贞，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185]

作为中国古代区域文学研究中一个反复重现的中心论题，南北比较论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晏子使楚所言“南橘北枳”故事，后载于《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186]所谓“南橘北枳”，即以淮河作为南北地理的分界线，然而“南橘北枳”毕竟属于自然地理而非人文地理。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在分析三楚文化的不同地域特色、不同文化个性之后，进而对南北物产与风俗进行了总体比较，谓“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187]作者即以江、淮二河为界，大致将中国文化地域划分为南北二区，已与今天的划分基本相同。[188]但严格地说，《货殖列传》所论南北二区划分大体属于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而非文学地理。

在《隋书·文学传序》所作南北文学比较之前，这一论题经历了漫长的发育过程，西晋末发生“永嘉之乱”与晋室南迁之前，中国文学与文化中心一直稳居北方，也就无所谓南北文学不同论的议题出现。只有到了两晋之交中国文化中心首次迁至江南，“南北问题”在区域文学—文化地理研究中开始受到学界重视的，《世说新语·文学》有载“禇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月。'”[189]三人用清隽简约的语言点明了南北学问的不同，非常形象而切当，说明彼此对不同地域不同的文化特色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只是所论并非文学。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青举而切诣，失在肤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190]论述不同的地理环境对声音和语言风格的影响，进而影响人的个性气质和质量，已与南北文学问题接近，但还不是典型的文学地理研究。只有到了唐代《隋书·文学传序》问世之后，南北文学比较这一论题才出现了质的飞跃。盖因从南北朝的南北分裂重新走向统一，所以唐人在撰写《隋书·文学传序》才能拥有一种客观平和的心态来总结南北文学的短长，并提出合南北文学之长的未来发展方向。

唐代之后，南北文学与文人之争业已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重要论题。到了宋代，还与南北榜取士连接在一起。再到明清两代，这一重要论题受到更多学者的密切关注，而且在论述深度上有所强化。明代李东阳《麓堂诗话》进而从古代诗歌传统的历史演变论述南北差异：“文章固关气运，亦系于习尚。周召二南王豳曹卫诸风，商周鲁三颂，皆北方之诗，汉魏西晋亦然。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之人也。盖周以诗教民，而唐以诗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轨车书所聚，虽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荆楚之音，圣人不录，实以要荒之故。六朝所制，则出于偏安僭据之域，君子固有讥焉。然则东南之以文著者，亦鲜矣。本朝定都北方，乃为一统之盛，历百余年之久。然文章多出东南，能诗之士莫吴越若者，而西北顾鲜其人，何哉？无亦科目不以取，郡县不以荐之故欤？”[191]作者重点讨论了南北文学消长的大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论题的历史纵深感。清代乾隆时诗人茹纶常《梅崖刺史遗集序》谓“近世之论诗者，每有南北之分。誉之则谓南多风雅，北多雄健；訾之则谓南多卑靡，北多伧父”。[192]说明这一论题的讨论在清代文坛还在延续，且时寓有轩轾之意，但未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直至近代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等才做了一次具有一定深度的学术小结（详下文）。

4.地方文学论

“地方”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是与“王畿”两相对应的。统而言之，每一个时代都有文学地理上的“王畿”与“地方”之分，尽管这只是一种相对而言的地理划分。先秦时期，《楚辞》相对于《诗经》而言可以归于地方文学，而在《诗经》中，十五国风相对于“雅”“颂”而言，也同样可以归于地方文学。但这里所说的“地方文学”主要是指伴随宋代地方意识高涨而产生的一种日趋“地方化”的文学现象与趋势。蒋寅在讨论“地域文学传统建构”问题时谈到，一个地域的人们基于某种文化认同——种姓、方言、风土、产业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和荣誉感，出于对地域文化共同体的历史的求知欲，会有意识地运用一些手段来建构和描写传统。其中最主要的手段是历史编纂学，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与地域发生关系，可以追溯到汉魏时代的人物志，由此演化来的地方先贤传和耆旧传，可以视为地方传统建构的早期形态。宋元以后，方志的编纂日益兴盛，到明清两代则上自省府，下迄乡镇，乃至名山大川、古迹胜地，都有志书，为人们了解、认识地域文化传统提供了方便。而伴随修志而来的地方文献搜集和整理更直接为地方文学文献的编纂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大多数地域诗话的编撰或多或少都与修志有关。一般政治、经济、社会史料一经志书采用，即为已陈之刍狗，而文学作品、文学史料虽经采用，仍为人们珍视和保存。因为相比历史文化传统的建构而言，在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历史文献的编纂更是直接呈现传统本身的重要手段。历史地看，文学中的地域性在宋元以前还不太明显，人们也很少意识到，只有到明代，地域性的流派意识才在文学创作中凸显出来。[193]这一观点可与一些西方学者所论“地方”“地方化”“地方感”相参照。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和韩明士（Robert P.Hymes）等学者认为，由北宋到南宋有一“地方化”（localized）的转变，成为近二十余年来宋史领域中影响颇著的“变革”理论。尽管学者对于是否真有一“地方化”的现象，或此一“地方化”的实际历史意义尚有争议，大体上仍承认南宋有一越来越庞大的地方士人群（精英阶层），以及越来越大量与地方相关的记载。总之，“地方性转向”以及地方性书写、地方士人社群的大量出现，皆可视为一时代之风气，它或多或少渗透到文学创作层面，[194]而“地方文学论”的主要成果则集中汇聚于方志、地方文集与诗话以及专题论著等。

在继中希初兴之后的相当漫长的“中国轴心”时期，主要通过史志、文论、集序以及专题论著四种载体，尤其在诗骚地理论、江山之助论、南北比较论以及地方文学论四大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并形成了历久不衰的学术传统，由此不仅彰显了“中国轴心”时期的学术优势，而且有效弥补了因西方长期处于学术低谷的东西失衡局面。

三 西方轴心时期

作为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分界线的1453年，[195]是西方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低谷回升的新起点，也是从“中国轴心”逐步走向“西方轴心”的转折点。在此后直至18世纪之初真正确立“西方轴心”的近三百年间，相当于中国明代前期至清代后期，跨越了明清两代的大部分时段（其中明代191年，清代的156年），可以视为“中国轴心”与“西方轴心”转换的过渡期，一方面，“中国轴心”时期形成的四大载体与四大主题的学术传统依然在延续；另一方面，得益于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以及启蒙运动、狂飙突进运动持续有力的推动，西方地理学以及文学地理学后来居上，引领新潮。在此后至20世纪前期的“西方轴心”时期，西方学界不仅由概念提炼、理论创新、多元探索而最终促成了文学地理学的正式诞生，而且一直主导着世界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主潮与发展方向。概而言之，18世纪意大利维柯、法国孟德斯鸠、德国康德与赫尔德等的学术接力开辟了理论奠立的新阶段。其中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正式奠定了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基础，而康德则率先提炼了“文学地理学”的重要概念，两者都对本时期及其后的文学地理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进入19世纪之后，伴随地理学的近代转型以及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的诞生与发展，西方文学地理学由18世纪的理论奠立之后于19世纪进入了一个多向探索时期，在法国斯达尔夫人与丹纳、德国黑格尔与洪堡等学界巨子的学术链中，当以斯达尔夫人的欧洲地理环境与南北文学论首开端绪，而以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论集其大成。再至20世纪40年代，以法国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费雷《文学地理学》的相继出版为标志，终于宣告了文学地理学在法国的正式产生。

（一）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奠立

18世纪，西方文学地理学率先在文学地理学的概念提炼与理论创新方面卓有建树。其中意大利维柯“诗性地理”论兼具概念提炼与理论创新的双重意义，法国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重在理论创新，德国康德“文学地理学”重在概念提炼，最后由德国赫尔德的时间、空间、民族“三要素论”为本时期作结，由此充分凸显了18世纪意法德文学地理学轴心地位的先行奠立。

1.维柯的“诗性地理”论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的“诗性地理”概念最先见之其《新科学》一书，[196]此书初版于1725年，是一部阐述古代文化史、诗歌和美学的理论著作。作者力图说明人类如何从神的时代，经过英雄时代，进入人的时代，这三个时代各有相应的不同的心理、性格、宗教、语言、诗、政治和法律。其中第二卷《诗性的智慧》富有创意地提出了“诗性智慧”与“诗性地理”的概念。所谓“诗性智慧”，是指原始人类“最初的智慧”，是一种如同感觉力和想象力的诗性能力和心理功能，更是一种诗性创造。希腊Poesies（诗）这个词的本原意义就是创造，所以诗性的智慧就是创造的智慧。“诗性地理”作为“诗性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柯在《新科学》首先提出来的一个空间性概念。与“诗性智慧”一样，“诗性地理”也是通过对原始人类“最初的智慧”的追溯而获知有关古代初民地理想象与虚构的本原方式与特点，例如古希腊人“把全世界都描绘为在他们的希腊本土范围之内”。[197]总的来说，维柯所说“诗性地理”，意指先民对“未知和辽远”的地理景观“以己度物”式的猜想与虚构，表现为一种客观让位于主观、本然让位于想象的地理图景，其本质是先民对世界的一种充满诗意的认知方式。[198]在先民的早期地理观念与想象中，这种充满诗意的认知方式既具有普遍意义，又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因此，“诗性地理”之于历史还原，可以为文学地理回归和接续古老智慧之源，重新发现和拓展新的地理空间；以“诗性地理”之于学理建构，则可以向下贯通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空间批评”理论，具有理论重释之价值。

2.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所谓“地理环境决定论”，即认为人类的体质特征、心理特征、民族特性、文化发展、社会进程等受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支配的理论，是人地关系论的一种理论，简称“决定论”。“地理环境决定论”可以上溯至古希腊时代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等先哲的有关论述，中经16世纪法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J.博丹（又译为波丹，Jean Bodin）的发展，然后由法国查理·路易·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集其大成。孟德斯鸠在出版于1748年的《论法的精神》中重点阐述了自然法理论、法和法律定义，法律与政体关系，以及政体分类、各种政体的性质和原则等问题，提出了政治自由和三权分立学说，同时还论述了自然条件同政治法律的关系，认为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制约性。这些理论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理论发展以及国家学说理论的基础，对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一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主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同样也是从法律与政治制度的角度，提出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气质性格，人们的气质性格又决定他们采用何种法律和政治制度。尽管孟德斯鸠曾屡屡论及土壤的肥沃或贫瘠会影响民族性格及法律和政治制度，但其核心观点是“气候决定论”。具体而言，一是不同的气候形成人们不同的精神气质和内心感情；二是不同气候决定他们采用不同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所以，孟德斯鸠主张应根据气候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修改法律，以便使它适合气候所造成的人们的性格。[199]关于前者，孟德斯鸠在论述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情感气质有着直接的影响，不同的地域决定不同的审美情趣时，曾以歌剧为例说：“我看过英国和意大利的歌剧，同样的剧目，同一批演员，可是音乐在两个国家所产生的效果却截然不同，一个静如处子，一个动如狂汉，真是不可思议。”[200]这实际上已进入文学地理学或艺术地理学领域。孟德斯鸠的“气候决定论”对法德以及欧美地理学界产生重大影响。而至20世纪40年代文学地理学之所以正式诞生于法国，也是与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息息相关的，甚至不妨说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应用于文学地理研究的直接成果。

3.康德的“文学地理学”概念

伊曼努尔·康德是启蒙运动在德国的代表人物，他在著于18世纪中叶[201]的《自然地理学》（又名《自然地理学讲演》《自然地理学讲义》）“导论”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文学地理学”概念：

历史和地理学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扩展着我们的知识。历史涉及就时间而言前后相继地发生的事件。地理学则涉及就空间而言同时发生的现象。后者按照研究的不同对象，又获得不同的名称。据此，它时而叫做自然地理学、数学地理学、政治地理学，时而叫做道德地理学、神学地理学、文学地理学或者商业地理学。[202]

钟仕伦在《概念、学科与方法：文学地理学略论》一文中最先关注到了康德以上有关地理学的论述以及“文学地理学”概念的提出，并由此得出如下结论：“‘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来自德国。从18世纪初开始，随着启蒙主义的迅速传播以及殖民地的出现，地理学成为欧洲的显学，特别是德国，涌现出了很多地理学家，出版了很多地理学著作。‘文学地理学’概念开始在这个时候出现，最早提到它的是康德。”的确，这是迄今为止能在现有文献中找到的最早出现的“文学地理学”概念，甚至不妨说具有明确宣告“文学地理学”概念问世的意义。所憾的是，康德《自然地理学》除了此处提到“文学地理学”之外，全书没有对“文学地理学”概念的任何阐释，所以钟仕伦对康德“文学地理学”的阐释则主要借助其对地理学以及有关地域美学思想的论述而加以提炼和总结。正如钟文所指出的，康德在这里提到“文学地理学”的事实证明，他主张将一定地理环境中产生的文学现象纳入地理学考察的范围而不是考察文学中的地理环境。康德的《自然地理学》是一部“牵涉到人类”的地理学名著[203]，实际上也可以称之为人文地理学的代表著作。而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各种人类活动特征的分布与空间结构”的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因此，在康德的眼里，文学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不是文学的分支学科。与此同时，康德在这里提到的“文学地理学”中的“文学”一词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提到的“世界的文学”中的“文学”一样，可能与我们今天的“文学”概念不完全相同，它泛指包括文学著作在内的“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204]，但它涉及“文学艺术”则是自不待言的。[205]然而严格地说，由于康德在提出“文学地理学”概念之际未能进而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界定的阐释，致使我们无法了解康德“文学地理学”的具体意旨所在，实际上还是一个归属于地理学分支学科的模糊概念。

康德虽然没有在这里就“文学地理学”的具体内容和研究对象做出说明，但考察人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一直是康德鉴赏力批判的对象之一。在《自然地理学》中，康德考察了18世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风格与审美趣味，在孟德斯鸠“关于人类从属于自然的见解”的基础上建构起他的地域美学思想。他在《自然地理学》中阐释的受地理环境决定所形成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差异、审美主体“鉴赏的偏离”、鉴赏是“对普遍使感官满意的判断”的思想以及他所阐释的山区气候和乡愁悲剧的关系等，不仅为他的《判断力批判》奠定了批判美学的基础，而且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206]钟仕伦由此提炼为“地域审美观念”，认为文学地理学实际上研究的是通过文学现象所表现出来的人对特定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审美反映，这种审美反映可以称为“地域审美观念”。换句话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作家、流派、批评和接受中的地域审美观念。[207]这一“地域审美观念”有助于在地理与文学之间架起相互融通的桥梁，因而富有学理价值与实践意义。

4.赫尔德的时间、空间、民族“三要素论”

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是18世纪后期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德国浪漫主义的先驱”,“文化民族主义之父”，可谓集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神学家于一身，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德国学者的博学多才。赫尔德与文学地理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他提出的时间、空间和民族特性的“三要素论”。赫尔德把人类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诗歌阶段、散文阶段和哲学阶段，认为所谓的历史规律是由所处地区的状况及其需要、所处时代及其机会和民族内在特征这三个因素所决定的，时间、空间和民族特性决定了历史的面貌，此与19世纪法国丹纳《艺术哲学》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论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赫尔德同样受到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设想文学的演化如同种子的生长一样，完全是根据生物演化来类推的。他在描述希腊荷马的追随者时说道：“哪里出现一种后成质变，即在正常形式或机能和分枝中又出现一个活的增生物，哪里就一定会产生正如大自然所显示的那样一种活的胚胎，一种自然和艺术的雏型，这一生长，自然界的一切为之欢欣鼓舞。荷马种下这样一棵史诗艺术形式的树苗，由荷马史诗派把它抚育成材。”[208]赫尔德也曾多处论及气候（热带，冷带，温带）风暴、种族（不同的民族）、习俗，甚至诸如雅典民族政体条件与文学的关系。鉴于赫尔德常常运用自然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把每部作品都看作其地域环境的组成部分，然后重点通过地域环境分析探索蕴含其中的民族精神，所以雷纳·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将其视为倡导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论的法国丹纳的先驱。但与此同时，韦勒克也批评了赫尔德从气候与民族的差异来比较荷马和莪相的差异时，则显得很不严谨，无非是南北方之间、日耳曼民族与拉丁民族之间的老一套的对照说法，甚至还曾轻率地概括了每个欧洲大国的民族爱好：“意大利人爱唱歌，法国人爱用散文诗进行说理和叙事；英国人则用它毫无音乐节奏的语言来思考。”[209]此外，赫尔德又认为民间诗歌乃是一个民族的国魂的最充分、最珍贵的体现，[210]所以大力倡导民歌的收集与研究，其《民歌集》除了搜集德国民歌外，还搜集其他民族的民歌，对欧洲民俗学的兴起以及斯拉夫国家、挪威、芬兰等国的民歌研究与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211]

在18世纪西方文学地理学的进程中，有赖维柯、孟德斯鸠、康德、赫尔德等思想巨子的学术接力开辟了理论奠立的新阶段。其中意大利维柯“诗性地理”论兼具文学地理学概念提炼与理论创新的首创之功，而且拥有理论重释之价值，约翰·吉利斯（John Gillies）所著《莎士比亚与差异地理学》[212]即借用了“诗性地理”论而提出“诗性地理学”（poetic geography）[213]。法国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继“诗性地理”论之后，正式奠定了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基础，然后一直引领19世纪西方文学地理学的多元探索，直至20世纪40年代文学地理学的正式诞生，并通过日本中介对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现代转型产生重要影响。德国康德“文学地理学”概念提炼的重要意义，在于继“诗性地理”论之后首次为“文学地理学”正式命名，尽管后来也陆续出现了诸多其他名称，但已为学界主流所普遍认同。德国赫尔德的时间、空间、民族“三要素论”，既在人类历史的三阶段划分上与维科遥相呼应，同时又为19世纪法国丹纳《艺术哲学》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论开启了先声。以上四人中，尤以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提出与康德对“文学地理学”的概念提炼贡献最著，在文学地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意义。

（二）文学地理学的多向探索

进入19世纪之后，伴随地理学的近代转型以及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的诞生与发展，西方文学地理学由18世纪的理论奠立进入了一个多向探索时期，而且也同样因为斯达尔夫人、黑格尔、洪堡、丹纳等学界巨子的参与而风生水起，影响深远。其中法国的斯达尔夫人、丹纳直接或间接将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运用于文学地理以及文学史研究，而德国的黑格尔、洪堡等则除了不同程度地受到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影响外，还与当时德国地理学的高度发达并率先完成传统地理学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于是以法德为轴心，西方文学地理学在多向探索中结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并为20世纪40年代文学地理学的正式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斯达尔夫人的地理环境与南北文学论

19世纪之初，法国德·斯达尔夫人最先直接继承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而应用于欧洲地理环境与南北文学比较研究，在《论文学》（1800）与《德国的文学与艺术》（1810）两部文学批评著作中提出自然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精神风貌，以及宗教信仰、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都不同程度地左右着文学艺术的发展的观点，曾被一些文学史家称为“文学批评上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重在气候对地理的影响，因而也可以归结为“气候决定论”，斯达尔夫人承此学术传统，在《论文学》中也重点关注气候的因素，比如：“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214]“北方天气阴沉，居民十分忧郁，基督教的教义和它最早那批信徒的热忱加重了他们忧郁的情绪，并给他们提出了方向”，而“南方人民禀性偏于激奋，现在则易于接受与其气候及趣味相适应的沉思默想的生活”[215]。但更倾向于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的综合影响以及彼此的相互影响，即不仅考察宗教、社会风俗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同时又反过来考察文学对宗教、社会风俗和法律的影响。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初版“引言”中开宗明义地说：“我的主旨在于考察宗教、风尚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宗教、风尚和法律的影响。”[216]这一相互作用论，显然对于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种富有创意的超越。此外，斯达尔夫人比较南北以及不同国家的文学，往往从民族性格与精神立论，因而较之一般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更能契合文学地理批评的本质特征。

斯达尔夫人所论地理环境与文学的关系往往从比较的视野展开，因而兼具开创比较文学之先河的重要意义。管新福认为，斯达尔夫人的《论文学》《德国的文学与艺术》涉及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文学比较。前者包括古希腊与罗马文学、古希腊悲剧与莎士比亚悲剧的比较。后者重点是法国与英国、法国与德国、德国与英国文学的比较。[217]关于法国与英国文学的比较，斯达尔夫人认为“法兰西民族是拉丁民族中最有教养的，倾向于从希腊罗马人那里学来的古典诗。英格兰民族是日耳曼民族中最出色的，喜爱浪漫诗和骑士诗，并以珍藏这一类杰作为自豪。”[218]关于法国与德国文学的比较，斯达尔夫人以戏剧为例，“说明两国人民的智能有显著的区别。一切有关行动、情节、事件的兴趣方面的因素，法国人的构思、设计要优越得多；一切有关内心感受的展开、炽热感情的秘密爆发，德国人的描写则深刻得多”。[219]“莱茵河这垛永恒的屏障划出了两个精神上的范围，两者如同这两片土地一样，是互为异域的”。[220]关于德国与英国文学的比较，斯达尔夫人所论涉及思想、诗歌、戏剧等，比如谓英国人“一味模仿罗马人，因为他们自认为与罗马人有缘分。德国人在古希腊题材的悲剧中放进了玄而又玄的哲学，或者各种小说式的情节。”[221]至于南北区域文学的比较，同样也是一个兼具文学地理与比较文学的双重论题，斯达尔夫人率先提出了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地理划分：“我觉得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前者以荷马为鼻祖，后者以莪相为渊源。希腊人、拉丁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人属于我所谓南方文学这一类型。英国作品、德国作品、丹麦和瑞典的某些作品应该列入由苏格兰行吟诗人、冰岛寓言和斯堪的纳维亚诗歌肇始的北方文学。”[222]彼此在文学地理上的分界线即是莱茵河，与上文所论法、德文学的分界线是重合的。要之，斯达尔夫人以莱茵河为界，将欧洲南北两种文学类型分别归之为古典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而她本人显然更“赞赏以莪相为肇始者的北方文学，因为北方文学描写真实亲近的自然、自由的心情以及那种带有浪漫气质的忧郁，能够激发人们的思想感情”[223]。透过以上所举一系列重要观点，可见斯达尔夫人在创造性地借用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过程中，由地理环境与文学关系延伸于南北文学比较研究，这其实也是对固有文学地理学传统的有力拓展，并为后来的法国以及欧洲文学地理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2.黑格尔的文学地理环境论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是德国哲学中由康德开启的德国古典哲学运动巅峰，也是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他在《历史哲学》[224]之“绪论·历史的地理基础”中继承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而将这一学说而应用于分析地理环境与民族精神的关系，旨在阐释其作为世界本原的绝对精神，同时也涉及与文学艺术精神的关系。这对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作世界的本原，把地理环境视为“历史的地理基础”，是“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同时也“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他强调：“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做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225]黑格尔先是由纬度出发，将世界地理划分为温带、寒带与热带地区，认为“历史的真正舞台”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而在寒带与热带地区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因为“在极热和极寒的地带上，人类不能够作自由的运动，这些地方的酷热和严寒使得‘精神’不能够给它自己建筑一个世界”。[226]然后又进而把世界上的地理环境划分为三种类型：干燥的高地，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巨川、大江所经过的平原流域；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然后对于各类地理环境中各民族不同的社会生活及民族性格作了精彩而生动的概括和描述[227]，明显流露了“欧洲中心论”的传统观念。总的来说，黑格尔论述地理环境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同样旨在阐释其作为世界本原的绝对精神，在《历史哲学》之“绪论·历史的地理基础”以及其他部分也涉及一些文学现象与文学作品。比如在第二部《希腊世界》第一篇“希腊精神的元素”中，首先从希腊的地理特点阐述希腊精神的形成与特色，重点论述了大海、移民、城市以及各种地形等地理因素的影响，其中涉及与文学艺术精神相关的论述有：王室的覆灭——悲剧中演员和合唱队的地位；缪斯——文艺女神的源起；神谕——特尔斐的女尼；各种神话概念起源于外国或本土的问题；“艺术”的哲学意义；等等，实质上都已属于文学地理学的内容，或者说蕴含着丰富的文学地理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曾说“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在土耳其统治下，就没有出过诗人了。”[228]这段话表明黑格尔虽然特别强调地理环境对孕育民族精神的极端重要作用，但没有陷入绝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申明要对地理环境的作用力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这应归功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哲学思想。

此外，黑格尔的名著《美学》也不时涉及文学地理学的论题和内容，比如他在《美学》（1836—1838）的“序言”中论及美和艺术的科学研究方式时，也强调把经验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要求必须具备有关艺术作品的广泛知识，而且也认为“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的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229]实际上已初具丹纳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论之雏形。再如他在第一卷第三章论述艺术与自然地关系时曾作了如下归纳：“总的说来，伟大的艺术家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在写外在自然环境时都是真实的，完全明确的。因为自然不只是泛泛的天和地，人也不是悬在虚空中，而是在小溪、河流、湖海、山峰、平原、森林、峡谷之类某一定的地点感觉着和运动着。例如荷马虽然不作近代意义的自然描写，而他的图形和描述却仍是很真实的，他对斯卡曼多和西摩伊斯两河、海岸海湾等画出了一个很正确的印象，以致近代地理学家还能按照他的描写很精确地推定他所写的是哪一个地区。”[230]其中涉及文学艺术的自然环境描写及其与自然地理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文学地理学与艺术真实性的美学命题，这是对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美学阐释和深化。

3.洪堡的文学地理景象论

亚历山大·冯·洪堡是德国普鲁士时期著名学者，也是近代地理学开创者。洪堡出身于贵族家庭，曾经环游欧洲、南美洲和西伯利亚等，然后用30年时间完成的巨著《宇宙》（Cosmos），全书共5卷，分别于1845年、1847年、1850年、1858年、1862年出版。第一卷是关于宇宙全貌的概述；第二卷是历代对自然风光的论说和人类致力于发现及描述地球的历史过程；第三卷论述天体空间的法则；第四卷讲地球；第五卷系据作者死后遗留下的大量笔记付印。在《宇宙》第二卷关于“古典文学对大自然诗意的描绘”中，作者回顾了人类历史上历代著名学者、诗人或著作对自然风光的论说和人类致力于发现及描述地球的历史过程，主要从全世界10个不同的地理空间与发展时代对古典文学进行归纳描述，实质上以属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并体现了洪堡“文学地理”研究的独特视野与观点。这10个地理空间和时代分别是：希腊人（Greeks）、罗马人（Romans）、早期的基督徒（Christians）、中世纪的日耳曼人（Germans）、早期的印度人（Indians）、波斯人（Persians）、芬兰人（Finns）、希伯来人（Hebrews）、阿拉伯人（Arabians）、当代文学。这里所说的“当代文学”，实际上是指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无疑是其文学地理研究的重中之重，在有关“文艺复兴时期及之后著名学者对大自然的描绘”中，洪堡重点描述了文艺复兴及其后的8个典型文学巨豪或旅行家的作品及其对大自然的描绘：但丁（Dante）和彼特拉克（Petrarch）、哥伦布（Columbus）、卡蒙斯/贾梅士（Camoens）和德-埃尔西拉（Don Alonso de Ercilla）、卡尔德隆（Calderon）、莎士比亚（Shakespeare）、弥尔顿（Milton）和汤姆森（Thomson），现代散文作家、14世纪和15世纪的旅行家、16世纪以来的旅行家。[231]

有比较才有鉴别，洪堡上述所论文学地理区域之广袤，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同时代及以往文学地理研究，而且洪堡尤其善于运用区域比较的方法提出自己独特的学术新见，下面引自第三区域：“早期基督徒文学对大自然的描绘”的小结颇具代表性：

古希腊人、北方的日耳曼人、闪米特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等在展示对大自然的热爱、描绘大自然风光方面，其描绘的手法和诗意的色彩差异性如此之巨大！反复表达和强调的观点是：北方国家感受到的对大自然的喜悦，渴望意大利和希腊的美誉田园风光、热带植被的繁茂，主要是归因于其漫长的冬季导致的这些大自然美好生活的匮乏。这里不是否认说，当靠近法国南部和伊比利亚（Iberian）半岛时向往棕榈树气候的热情减少了；现在普遍认同的，日耳曼民族的例子足以提醒我们对于北方冬天是造成他们对阳光大自然热爱的原因之一。印度人诗歌文学的丰富性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喜马拉雅山脉以南赤道地区或附近地区，视线中始终是青翠的和不断开花的森林，在任何时候都充当了强有力的激励因素，促使了这些国家人们的诗意和想象力，而这些国家一直更加强烈地倾向于对大自然的美丽如画的描述，这比日耳曼种族的描绘要丰富多了；日耳曼人主要是在遥远荒凉的北方，其地域甚至已扩大延续至冰岛。然而，众所周知的，到了气候更为幸福的南亚地区，其被剥夺了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中断了对大自然的享受：这些地区四季分明，季节之间交替时期总是被硬生生分成施肥雨水季节、尘土飞扬的毁坏干旱季节等。在波斯高原，沙漠往往扩展到了海湾深处的最温润的和最富饶的土地的内部。在中亚和西亚，往往形成森林边缘，因为它是内陆海广泛延伸的草原的岸边，因此这些气候炎热国家的居民通常展示了，在相同的水平面上沙漠贫瘠、植被繁茂之间形成的最强反差，以及在同一垂直高度上，阿富汗和印度的雪山链的反差。当某地域对大自然沉思的活跃倾向，与整个文明智力培育交织在一起，与一国的宗教感情交织在一起，季节、植被、海拔等之间的巨大反差，是诗意想象经久不衰的兴奋剂。[232]

洪堡在“小结”中，从论述“描绘古希腊、古罗马等文学在不同时间阶段对大自然描绘的差异性”:“两者的差异性不仅表现在由于时间差导致的情感模式上——表现在对待政府的方式、在行为方式上以及在宗教观念上；还表现在更加引人注目的多样性上差异性，而这些多样性是由于民族及心理倾向的差异造成的”，然后引申和扩展到古希腊人、北方的日耳曼人、闪米特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等更为广袤的地理空间，[233]在洪堡有关10个不同的地理空间比较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

洪堡作为一代地理学宗师，却对世界各国诗人、文学家描绘自然景象如此关注，力图揭示自古代埃及以来人类努力揭示和描绘地球的历史，一方面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自然地理学家的“文学地理”研究方法，代表了当时自然地理学界之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最高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和启示意义。说实在的，在文学研究史上，还没有一位专业学者像这样能对全球文学中的自然描写进行如此广博的扫描和分析。其中还融合了不同区域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密切关系，从中也可见“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深刻影响。然而洪堡作为地理学一代宗师的广阔视界以及深厚的艺术素养却使他能傲然于时代之巅，他在《宇宙》第二卷关于“古典文学对大自然诗意的描绘”的结语中曾这样写道：“地球的每一个区域都提供渐进式的形成和发展的奇迹，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经常性或略微偏离类型的多样化连接。到处弥漫的是那些具有强大力量的可怕领域，这些力量存在于遮掩了天空的黑暗风暴云层中，存在于有机物质的微妙组织之中，已经将古代不和谐的元素解析融入当代和谐的联盟（良缘）了。因此，当春季春暖花开时，无论是在赤道还是在寒带，我们的头脑可以接收并可能欣喜于大自然的灵感，其弥漫于广阔天地的每一处。日耳曼先人们有可能早就珍爱这样的信念，当代人类应该尝试将哲学、物理科学、地理学和诗歌文学形成一个共同纽带，以延续历史。”[234]德国著名地理学家赫特纳曾在《地理学》（1927）中称赞洪堡等偏爱以艺术精神培育地理学，[235]由此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4.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论

伊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又译泰纳）为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史学家，历史文化学派的奠基者和领袖人物，被称为“批评家心目中的拿破仑”，其《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上承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致力于探讨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并用自然界的规律解释文艺现象，研究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丹纳先是在《英国文学史》（1864—1869）之“序言”中明确主张文学创作和它的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时代“三个原始力量”:“有助于产生这个基本的道德状态的，是三个不同的根源——‘种族’、‘环境’和‘时代’”。[236]然后在《艺术哲学》（1865—1869）中结合西方艺术发展史论证上述规律，被誉为“一部有关艺术、历史及人类文化的巨著”。[237]

丹纳较之前人更为严密完整的理论创见，即在于提出著名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理论。所谓的“种族”,“是指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人带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它们通常更和身体的气质与结构所含的明显差别相结合。这些倾向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238]。所谓的“环境”，包括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以及社会文化观念、思潮制度等社会环境。比如“有的住在寒冷潮湿的地带，深入崎岖卑湿的森林或濒临惊涛骇浪的海岸，为忧郁或过激的感觉所缠绕，倾向于狂醉和贪食，喜欢战斗流血的生活；其他的却住在可爱的风景区，站在光明愉快的海岸上，向往于航海或商业，并没有强大的胃欲，一开始就倾向于社会的事物，固定的国家组织，以及属于感情和气质方面的发展雄辩术、鉴赏力、科学发明、文学、艺术等”[239]。所谓的“时代”，主要是指受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状况、风俗习惯等综合影响而形成一个时代独有的“精神的气候”,“的确，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240]。由此可见，种族、环境、时代分别指向人的遗传因素、地理因素与文化因素，亦正如学界所论，种族是内部主源，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是后天动量。

丹纳认为，正是“种族、环境、时代”这三要素的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着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文化的发展及其走向，然后以此为理论引领揭示和阐释文学史与艺术史发展规律与意义。在《艺术哲学》中，丹纳即以古希腊、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6世纪的法国、17世纪荷兰的艺术文艺史实为依据，通过历史勾画与比较分析，深刻揭示了种族、环境、时代这三个要素对精神文化的制约作用。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第一章“艺术品的本质”开篇所强调指出的，其研究方法的出发点“是在于认定一件艺术品不是孤立的，在于找出艺术品所从属的，并且能解释艺术品的总体”[241]。然后由“解释艺术品的总体”的三个步骤“定下一条规则：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这一点已经由经验证实；只要翻一下艺术史上各个重要的时代，就可看到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情况同时出现，同时消灭的”。以古希腊悲剧为例：“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诞生的时代，正是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时代，小小的共和城邦从事于壮烈斗争的时代，以极大的努力争得独立，在文明世界中取得领袖地位的时代。等到民气的消沉与马其顿的入侵使希腊受到异族统治，民族的独立与元气一齐丧失的时候，悲剧也就跟着消灭。”[242]这是一个以“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论阐释古希腊悲剧并可从中剖析三要素论阐释路径与方法的典型案例。

丹纳“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这一理论的提出，除了上承本土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和《论德国》有关自然环境决定文学精神风貌的论述外，同时还汲取了英国达尔文进化论、德国黑格尔“绝对理念”的演化说以及法国孔德实证主义理论等。的确，丹纳受19世纪自然科学界的影响极深，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在哲学方面，丹纳作为“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继承人之一，同时也把实证主义观点与传统的斯宾诺莎及黑格尔式的思辨性形而上学观点结合起来——一方面用实证性的物态史来校正和印证思辨性的观念史，另一方面又用思辨性的观念史来概括和升华实证性的物态史。这可能是《艺术哲学》用得最多也最娴熟的方法之一”[243]。然后发展和建构为一个以“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论为统摄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将源远流长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并对19—20世纪的文学地理以及文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的西方文学地理学依然继承18世纪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同时得益于德国地理学的高度发达并率先完成传统地理学的近代转型的有力推动，在多元探索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作为近代地理学开创者的洪堡更是从地理学的杰出建树与对文学地理研究的直接参与，而做出了为一般学者所难以企及的重要贡献。然从与文学地理批评以及理论提升的视角观之，则当以法国斯达尔夫人的欧洲地理环境与南北文学论首开其端绪，而以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论集其大成，并为20世纪40年代文学地理学在法国的正式诞生铺平了道路。

（三）文学地理学的正式诞生

从18世纪的理论奠立到19世纪的多元探索，西方文学地理学经过长时期的逐步积累和成长，至20世纪前期的确已经到了即将正式诞生的临界点。40年代，法国奥古斯特·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安德烈·费雷《文学地理学》的相继出版，标志着文学地理学终于率先在法国走向独立和正式产生。然而由于二书一直未有中译本，所以长期为中国学者所忽略。陶礼天最先从法国罗贝尔·埃斯卡皮初版于1953年的《文学社会学》的相关论述和注文中获此信息，其《略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此作了如下简要的追溯：

西方“文学地理学”的创立，实际主要产生于法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应该说，西方文学地理学的提出，是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样的著作所产生的背景及其影响有关。从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到丹纳《艺术哲学》再到蒂博岱《克吕尼》等，相继进行有关文学与地理关系的研究，讨论欧洲南北文学与文学地域问题。据法国罗贝尔·埃斯卡皮初版于1953年的《文学社会学》所谓“几年来，流行着文学地理学”等有关论述和介绍，知道法国文学研究界在1942年迪布依出版了《法国文学地理学》,1946年费雷出版了《文学地理学》。所以说“文学地理学”的正式命名、产生，是在20世纪的40—50年代。[244]

以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为引领，从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丹纳《艺术哲学》、蒂博岱《克吕尼》，到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费雷《文学地理学》的先后问世，终于促成了文学地理学的正式诞生。假如再以此两书略加溯源，则其前奏是20世纪初期有关文学地理研究风气的兴起，这在文学地理学正式诞生的学术链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1.西方文学地理学的后续进展

以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费雷《文学地理学》相继出版为标志，西方文学地理学之所以率先正式诞生于法国，这是由法国较之同时代其他国家所拥有的独特的地缘学术优势所决定的。通观西方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演变历程，从古希腊与中国在“轴心时代”的最初发轫，到中世纪低谷徘徊之后的概念提炼与理论建树，首先发端于18世纪之初意大利维柯的“诗性地理”论，再由法国孟德斯鸠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德国康德提出的“文学地理学”正式确立了西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与概念传统，然后历经德国赫尔德、黑格尔、洪堡与法国的斯达尔夫人、丹纳等的学术接力，一同奠定了西方文学地理学的良好基础以及法—德两大轴心地位。然而在进入20世纪之后，在西方以及全球的文学地理学地缘格局中，法国较之德国以及其他国家更加凸显了其地缘—学术优势，于是原先法—德两大轴心也因此逐步向法国一端倾斜。

进入20世纪之初，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逐渐兴起，首先得益于地理学界的有力推动。加拿大学者马克·布罗索《地理的文学》在学术史的回顾中谈到，西方有些研究者将地理学家对于文学兴趣的起源追溯到1910年H.R.米尔（H.R.Mill）的《地理图书与用具指南》的出版。[245]A.J.赫伯森（A.J.Herbertson）和M.W.基廷（M.W.Keating）在研究地方时也已经表现出对诗歌和旅游或虚构文学的初期的兴趣。我们还可以将这些起源追溯到维达尔·白兰士（P.Vidal de La Blache）发表于1904年或更早的关于《奥德赛》的地理短文，[246]以及1847年洪堡所著《宇宙》中有关文学和绘画的有趣见解。然而，维达尔和洪堡都没有明确主张将文学源作为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领域。赖特的两篇短文（1924）以及他的《地理学史的使命》（1926）是关于文学源相关性的更明确的案例。[247]而据美国学者A.K.杜特、R.杜莎《小说家萨拉特·钱德拉对他的本部地区——孟加拉的看法：一种文学地理研究》一文[248]对西方地理学界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所作的五种分类，其中第一类“对该领域作概述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地理学研究中利用想象文学作为方法的例子”下列有J.K.赖特《文学中的地理学》（1924）[249]、《但丁地理》（1924）,[250]此即布罗索《地理的文学》所言赖特的两篇短文。此外，还应重点补充一下1927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名著《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的出版，首先，此书正式奠定了区域地理学的学术体系，赫特纳本人也因此成为区域地理学的创始者，而当时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亦以区域文学地理学为主导，赫特纳《地理学》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次，赫特纳在书中提出了“美学地理学”的概念，并对其做出了如下界说：“美学地理学仍在科学之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美学的一个分支，把美学的观点运用到地理学的事实上。它审查地区自然现象所具有的美学的或美的价值，如地表形象的，水文的，植物界和动物界的，人类聚居的，以及总的来说根据形式和颜色这两种观点审查景观中人类活动和痕迹的美学价值。”[251]赫特纳既从地理学的角度界说美学地理学，同时又将美学地理学看成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以此联系赫特纳以区域特性重新审视和界定地理学的中心思想，则其所论“美学地理学”实质上即是“区域美学地理学”，与当时区域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主流是相互呼应的。再次，《地理学》在第五编“地图与图片”中对地图学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与论述，同时涉及地图学的诸多理论与技术问题，这也为当时正在逐步兴起的文学地图研究与制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方法的指导。

与上述欧美地理学界相呼应的是文学批评界的重要进展，则以法国为中心而呈多方互动与呼应之势。其中英国文学地理学的主要成果是“文学地图”的创体以及小说的地理批评。先是苏格兰作家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于1904年出版了《文学地理》一书，[252]所载诸文重点描述和探讨了与一些著名作家相关的区域地理特征，其中既包括作家所处的真实地理空间，如居所与游历之地，也包括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地方、区域，然后一并归之于“文学地理”。值得重点关注的是书中配有大量的插图，诸如拍摄的照片、绘制的风景画以及作家的画像，内容涉及小说家生前居所及其文学作品中的某些场景，如“狄更斯相关区域”中有12幅插图，包括狄更斯在不同时期的居所以及某些作品创作地点，狄更斯生前最喜欢的场所，狄更斯小说中的场景以及故事地点，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是“狄更斯作品中的区域地图”[253]，与后来所称的“文学地图”比较接近。然而尽管此书最先直接以“文学地理”命名，而且有时还将研究文学地理的学者称为文学地理学家，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地理或文学地图之作，而是系列性的文学地理随笔。然后至1910年英国J.G.巴塞洛缪《欧洲文学与历史地图集》的出版，[254]则标志着源远流长的文学地图著作的正式创体。《欧洲文学和历史地图集》涵盖了欧洲、美洲、亚洲、澳洲、非洲，并附有32幅与著名的英国作家相关的地图——诸如“坎特伯雷朝圣路线”,“乔治·艾略特的乡村”,“罗伯特·伯恩斯和沃尔特·司各特的领域”,“威廉· 华兹华斯的湖区”,“狄更斯的伦敦”等，在“文学地图”以及“地图批评”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再至1936年，又有英国J.D.布里斯科（John D.Auby Briscoe）等《英国文学导图》[255]问世，此书汇编了19世纪的伦敦、大湖地区、哈代笔下的威塞克斯（或译为“韦赛克斯”）、爱尔兰和欧洲等郊区的特殊地图，绘制了9幅描绘英格兰和伦敦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地图。

关于美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则集中体现在所谓“文学地域主义”方面。20世纪20—30年代美国“文学地域主义”以东部为中心，以来自中西部的作家为主体，尽管他们大多在东部找到了发展机会，但对家乡仍怀着深深的眷恋——在他们的笔下，中西部既是田园理想的寄托，又是落后保守的代表。中西部之外，南方文学是美国文学版图上的另一个重要区域。30年代迎来了“南方文艺复兴”,“土地情结”构成了南方文学经典主题。1930年，包括文学巨匠兰瑟姆（Ransom）、泰特（Allan Tate）和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在内的12位文学家联手出版的《我要坚守我的立场：南方及其农业传统》,[256]堪称“地域主义”的宣言。1932年，自然文学之母玛丽·奥斯汀在《美国小说中的地域主义》一文中指出，地域影响着人的情感，是艺术创作的源泉。[257]由“文学地域主义”的兴起激发了相关学术研究，可以视为以地域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地理学研究。[258]

至于俄罗斯文学的地理学研究方面，著名文学理论家别尔嘉耶夫与巴赫金都略有涉及。别尔嘉耶夫（H.A.Ьердяев）在《论空间对俄罗斯灵魂的统治》时曾经指出：辽阔的俄罗斯空间是俄罗斯历史的地理动因，“这些空间本身就是俄罗斯命运的内在的、精神的事实。这是俄罗斯灵魂的地理学”。俄罗斯地域的辽阔和深邃保护着俄罗斯人，塑造了俄罗斯灵魂的宽阔；但另一方面，“俄罗斯灵魂被俄罗斯无边的冰雪压垮了，被淹没和溶解在这种一无际涯里”。“俄罗斯无边的空间依然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压迫着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俄罗斯国家的无界性与俄罗斯土地的无界性进入了它的心理结构。”因此，俄罗斯人难于给自己的灵魂和创造定型，“俄罗斯灵魂被辽阔所重创，它看不到边界，这种无界性不是解放，而是奴役着它。由此，俄罗斯人的精神能量就向内转，走向直觉，走向内省”[259]。别尔嘉耶夫又在《欧洲的终结》中论述道：俄罗斯坐落在东方和西方的中心地带，它是东西方兼有的。君士坦丁堡是俄罗斯唯一的自然屏障和通向海洋的出口，应该成为东西方统一的唯一中心。我们所拥有的认可俄罗斯使命的基础，在它的精神生活里，在它的精神的而非物质的宇宙主义里，在它的遗布于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思想、俄罗斯宗教生活，以及新生活的先知预感里。如果欧洲的地方性封闭生活之终结已经临近，那么，俄罗斯的地方性封闭生活之终结就已更早地临近。俄罗斯应该进入到世界原野中去。欧洲的终结，将是俄罗斯和斯拉夫种族作为精神力量，对之加以限定的在世界历史的竞技场上的出演。[260]巴赫金（Бахтинг,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的重要创见是在《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一文中提出“时空体”（хронотоп/chronotope）这一重要概念（详见第九章），此文撰写于20世纪40年代初巴赫金“穷极潦倒”之时，至60年代作者65岁时“被人发现”。文中提出的“时空体”，至今仍是巴赫金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

当然，就文学批评界的“文学地理学”而言，显然业已形成法国中心而为英国、美国、俄罗斯等所不及。费雷《文学地理学》曾谓文学地理学道路已经被先驱者们标明——包括维克多·贝拉尔（Victor Bérard）的荷马史诗地理研究，[261]约瑟夫·贝迪耶（Joseph Bédier）的（中世纪文学）武功歌地理研究，[262]阿贝尔·勒弗兰克（Abel Lefranc）的拉伯雷作品的地理研究。而此前的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也曾提到文学地理学研究是近二十年的事。迪布依本人还先后于1923年、1928年发表了《地理观中的法国文学》[263]与《文学与地理》[264]两文，重点讨论了当时法国文学地理学所聚焦的研究重心——区域文学地理问题（详下文）。《文学与地理》一文开篇即谈到在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皮埃尔·拉塞尔最近的评论文集中，从文学角度对法国所有省份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指出：从文学角度来说，每个省份都有过各自在历史上的地位，每个省份都有演说家和诗人曾经表达过对自己故土的看法与情感。16世纪，法国卢瓦尔地区有过隆萨尔和七星诗社。17世纪，法国巴黎大区、香槟省、诺曼底省和勃艮第省拥有拉辛、高乃依、拉·封丹、布塞等作家。18世纪，在巴黎我们也曾拥有伏尔泰。19世纪法国几乎所有省份在文学方面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布列塔尼省。在19世纪以前，这个省在文学发展史上几乎默默无闻。自19世纪以后，这个省的文学地位变得比以往重要了，并成为法国现代文学的发源地。夏多布里昂、勒南等文学上重要人物接连出现。此外，迪布依也提到了1922年雅克·肖米耶（Jacques Chaumié）曾在《白边》（Les Marges）一书中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直到1880年之前法国南部地区都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法国诗人？这一话题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其实以上两个论题即是文学地理学——更确切地说是区域文学地理学的重要论题。

同是在1928年，法国另一著名评论家阿尔贝·蒂博岱（Albert Thibaud）出版其所著文学地理批评著作《克吕尼》（Cluny）。美国雷纳·韦勒克撰写的《近代文学批评史》第8卷第3章在引述蒂博岱的《克吕尼》时提及了“文学地理”这个概念，韦勒克认为，蒂博岱是运用两种相辅相成的方法来构想文学的过去：要么作为地理，要么作为系谱去看待。批评家观照的是文学的地图，文学批评变成了文学地理，不仅是从这层比喻意义而言，而且确实如此，因为蒂博岱具有一个强烈的地域意识，即法国作家从何而来或者他们在何地生活和写作。显然，韦勒克并不完全认同蒂博岱的文学地理批评，而蒂博岱本人也偶尔认识到上述思想并不牢固。比如阳光普照的南方，希腊—罗马—普罗旺斯一脉相承，仅是“一个演说的神话”。然而尽管如此，“用地球来说明人类……一个园丁的现实主义”，总是强烈地吸引着他——蒂博岱有意识地起到一个深深扎根于他的本土勃艮第的外省人的作用。[265]

综上所述，20世纪之初以来法国文学地理学尤其是区域文学地理研究的主题聚焦与多元探索，实际上已为以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费雷《文学地理学》的相继问世为标志的文学地理学的正式诞生做好了相应的学术铺垫。

2.法国文学地理学的正式创立

20世纪40年代作为西方文学地理学创立的标志性成果，是1942年、1946年先后问世于法国的迪布依所著《法国文学地理学》与费雷所著《文学地理学》，如果说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更直接地承续了此前区域文学地理研究的学术成果，那么，费雷《文学地理学》则是进一步由区域文学地理发展为“通论”性的研究范式。

（1）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迪布依在出版于1942年的《法国文学地理学》一书中提到他分别发表于1923年、1928年的《地理观中的法国文学》与《文学与地理》。前文开宗明义提出：在法国，虽然区域经济还没有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但是文学的地域性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严谨的评论家虽然没有公开宣称，但都承认当今地域的多样性在当代文学中已不能再用略带轻蔑色彩的“乡土诗歌”来表达。在谈论当代文学时，评论家无不把作家置于其生长的环境中并将其作品与其生长的环境进行比照。然而，以往的有关论述仅仅是某种处于萌芽状态思想的零星表达。人们已经掌握了一种方法并把它运用到细节，但并未把它用于整体论述。一个事实足以说明这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法国文学史汗牛充栋，然而却没有一部讲地域文学的。有鉴于此，迪布依希望有这样一部以“文学地理学”为书名的著作。它应该是教科书似的浅显读本，没有必要是一部高端的批评著作。它要段落清楚，排序明确，有目录，有粗体字的专题板块。它具备教科书的所有特征，便于读者整理思路，梳理观点。不论这样一本书是否会面世，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后依次简述了“文学地理学”的宗旨、重心、问题与方法等，重在探讨和介绍法国文学和各个地域的关系。[266]后文重申了前文的主要观点，在回应开篇所引皮埃尔·拉塞尔评论文集从文学角度对法国所有省份进行回顾和总结的相关见解的基础上，重点强调了历史和地理相结合的重要性。[267]以上两文作为迪布依的早期成果，无疑为迪布依出版于1942年的《法国文学地理学》奠定了学理基础。

迪布依在《法国文学地理学》简短的“前言”中，首先关注“地方色彩”的兴起及其与传统“编年”的时空异趋：“从1790年开始，自正式废除法国旧省，旧省就以法国生活元素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也可以说，这是由‘统一不可分割’（l'une et indivisible）——正是出于最本然的悖论，催生了地方色彩。然而一些持有严谨文学史观的编年之作敏锐地抓住了流派谱系、宗旨的连贯性、普遍思潮的方向，通常有意无意排除了区域或地方事实：仿佛作家的出生、度过年少时光、求学或工作的地方只是毫无意义的巧合，似乎思想的孕育只有与一个时代的交汇才有意义。”[268]其次，论述了此书的写作宗旨与目的，一是作者自谓“并不打算让地理学在法国文学研究中替代历史学，而仅仅指出两者之间的一些结合。我们已经意识到它的未知性和缺陷。但是如果它助益于引导对法国精神家园百年来的多样性的关注，如果它可以给予一些往往是碎片化和模糊性的观点某种程度上的支持，推广更为宏大而自然的文学地域性观念，我们就不认为自己创造的成果是没有意义的”[269]。二是指出“本书目的——法国文学历史已经数不胜数，但是没有一本关于地理学的著作。然而多年之前，地方主义在法国已经是公认的存在。文学历史学这个表述也已经在将近二十年来被使用很多次了。本书将其作为标题，即希望在方法论和可能性上清晰昭示法国文学与其所在之地的内在联系”。[270]三是论述了此书“写作的合理性——既然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结合已经是一种被承认和推崇的批评实践，原则上除了历史地理学还应该有文学地理学。仅就后者而言，民族文学的习俗的差别是对这条原则的认可”[271]。四是作者不忘实际上是有意表达在“赋予省份角色”之时的国家统一价值观：“文化地理学，在赋予了省份角色价值的同时，完全不与法国生活的统一性相悖。法国文坛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着一致和不可分割。此外，这个研究并无趋于割裂的、离心的意向。相反的，它可以记载很多文化融合，它对区域的结论是负面的，对民族的结论是正面的。因此不需要反对说它将与它的目标背道而驰，而应该认识到，无论如何，它并不是无用的，因为对不同部分连续的观察将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它们都是互相联系的。”[272]再次，作者简要论及研究方法：“自然而然地，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将作家根据省份和地区划分，如同历史学家将他们根据时代或者世纪来划分。每个地方建立数量上的份额，加入殖民地、说法语地区和其范围内作者和法国作家重叠的外语地区。”[273]最后，作者重点论述了文学家区域分布与流动的现象与意义：“诚然，没有任何一个省份缺少作家，没有一个省份面临文学贫瘠。但是大部分地区都有文学的丰年和歉岁”,“我们有理由自问，在这世纪更迭中，法国的精神是否从一个省游历到了另一个省，如果这样的转移被验证了，我们需要找到其原因。同样，我们的地理学并不是完全与历史隔绝的；而恰恰相反，我们最扎实的研究成果可以写成历史地理学，以此标记更替的霸权以及与此相伴相生的竞争。”[274]

《法国文学地理学》由“历史地理学”与“区域特点”两大部分所组成，“历史地理学”分为十章，依次为：第一章：“方言的竞争”，论述各个地区方言的发展和在文学中的体现。用大量的文学事例、文学人物和作品，讲述了拉丁语的统一，罗曼语的多样化，法国方言、奥克语的发展和命运等；第二章：“诺曼底霸权”，论述诺曼底文学之盛；第三章：“从巴黎到阿图瓦，途经香槟”，论述在这条路径上一些地区文学兴衰的演变；第四章：“大封地的文学”，依然从历史角度论述巴黎的衰落，以及诺曼底、普瓦提埃、奥尔良、昂热、布列塔尼、南特等地区文学上的欣荣。此后第五至十章，依次为：卢瓦尔河和其他地区的复兴，诺曼底主宰的五十年，路易十四治下：凡尔赛和巴黎，18世纪：巴黎、外省、别国，在统一和不可分割下，1815年之后。“区域特点”分为十五章，依次为：朗格多克语地区，东南边境，里昂和里昂人，勃艮第和弗朗什孔泰，东部边境，东北边境，阿图瓦和庇卡底，香槟，诺曼底，布列塔尼，普瓦图、昂古莫瓦、圣东日，卢瓦尔河地区，海外，在国外，巴黎和法兰西岛。其学术重心在于省际区域文学研究。

在《法国文学地理学》的“结论”中，迪布依重点申述了以下相关观点：一是文学的贫瘠直接源于农业的繁荣；二是对文学应该有谨慎的保护，给予充分自由；三是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文学的繁荣相伴而生。在迪布依看来，喜爱文学的城市也是强大富有的资产阶级乐于安居的城市。普瓦提埃、特鲁瓦、昂热、第戎、内拉克、南锡在其确立文学之都地位的同时也成为统治者的居所。当诗歌沿着卢瓦尔河河岸繁荣发展的时候，布鲁瓦和图尔是法国国王的居所。而法国文学真正成为整个法国的杰作，则是从政治中央集权成为既定事实的那一刻开始。与此同时，还需要认同这种中心化有利于语言统一，而双语阻碍文学产出。一方面是中心化运动向其周围的扩展与互动，另一方面则是“周围”地带本身也处于不停的移位之中。[275]

作为首部以“法国文学地理学”命名以及以法国文学地理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法国文学地理学》力图以地域文学变革“编年”研究传统，以此彰显了一种新的文学时空价值观，但有两点值得重点关注。一是文学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结合，体现了一种趋于调和的文学时空价值观。尽管此书的中心思想总是被淹没在大量的事例和人物中，但就总体学理逻辑而论，是把历史和地理结合起来谈文学，当其谈历史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谈地理。二是注重区域文学“地方色彩”与国家统一观的结合。全书重点关注法国文学的“地方色彩”，研究重心是法国区域文学尤其是省际文学，以此梳理法国各个区域文学在历史发展中的盛衰变迁。然而作者的学术基点是强调区域地理文学在整个法国文学这个大框架下的多样性，实际上是从“统一不可分割”理念聚焦“地方色彩”，从法国国家大文学观中研究“区域文学”，所以从上述文学地理学思想可以“想见”作者基于而又超越文学地理学的“政治表态”。而就学术承传而言，迪布依主要还是承续了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斯达尔夫人的地理环境与南北文学论、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论等法国本土的文学地理理论，然后紧密结合地域文学而走向区域文学研究，以法国本土文学为研究对象，以省级文学为研究主体，而在研究方法上，则是“将作家根据省份和地区划分，如同历史学家将他们根据时代或者世纪来划分。每个地方建立数量上的份额，加入殖民地、说法语地区和其范围内作者和法国作家重叠的外语地区”（详上文）。这既反映了当时法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时代潮流，同时也对四年后出版的费雷《文学地理学》产生重要影响。所憾此书尚未从法国国别文学地理上升为“通论”性质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尚未关注或者说缺少对有关文学地理学学科本身的学理思考，这两方面的缺陷后来皆由费雷出版于1946年的《文学地理学》得以弥补。

（2）费雷《文学地理学》。此书出版于1946年，是文学地理学研究史上第一部直接以“文学地理学”命名的学术著作。同样，费雷在此前曾撰写过一篇题为《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地理学》的博士论文，后于1939年由巴黎射手出版社出版。[276]作者先于“引言：地理学与马赛尔普鲁斯特”中讨论了“从普鲁斯特历史心理学到普鲁斯特地理学”“文学中的地理学：地理文学和文学地理”“从地理学的观点出发研究《追忆逝水流年》：不可忽视的有限的权益”等论题。然后是正文，分为三章：一是“马赛尔普鲁斯特的地理学精神”，涉及的主要论题有：“普鲁斯特地理学的性质”“地理学信息：旅行和爱情”“地理学想象：国家的名字”“地理学创造”“叙述者的地理学意识”等；二是“《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地理数据”，涉及的主要论题有：“地理物质激活地理思想：普鲁斯特式的风景和它们在作品中所占据的位置”“普鲁斯特式风景在行动范围，思想条件和灵感激发中扮演的角色”“普鲁斯特式风景的情感、风景和地理学本义的表达方式”“物质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行为（事实）”等；三是“《追忆似水年华》中对国家地区的定位”，涉及的主要论题有：“无法对创造出来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精确唯一的定位”“地理资源的解密方法”“贡布雷（Combray）和周围的国家”“巴尔贝克（Balbec），栋西埃（Doncière）和周围的区域”等。作为费雷的后辈学者，米歇尔·柯罗对于费雷的这篇博士论文尤为赞赏，他在《文学地理学、地理批评与地理诗学》这样写道：“论述正在兴起的这门学科当今的研究方向与准则之前，我想首先向已被今人遗忘的一位先驱致敬，他就是安德烈·费雷。他曾撰写过一篇题为《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地理学》的博士论文，[277]还与皮埃尔·克拉哈克（Pierre Clarac）在伽利玛出版社联合主编出版‘七星图书馆’丛书中的《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版。假如说是一个普鲁斯特专家发明‘文学地理学’的提法，这不是一种偶然，因为《追忆似水年华》探索属于‘（我们的）内心土壤里的深层矿藏’的地点以及时间本身。”

较之迪布依出版于1942年的《法国文学地理学》，费雷《文学地理学》更具“文学地理学”的“通论”性质。首先，此书在文学地理学理论和传统上是与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以及斯达尔夫人与丹纳一脉相承的，作者明确提出：“让我们想一下丹纳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理论，其中前两个表现出明显的地理状况。让我们回忆一下斯达尔夫人对以莪相（Ossian）和荷马为代表的北方诗歌南方诗歌的阐述，同时要重新指出，孟德斯鸠的理论将气候不同和欧洲国家感受力和表达方式的差异联系起来。”[278]费雷还以文学地理研究与法国的酿酒业相喻，充分凸显了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深刻影响：

要学习法国的酿酒业，毫无疑问需要建立一个年表以标记多产和丰裕之年。但是难道不是至少要通过产地来划分各个产区，同时划定界限、辨别其亲缘关系，在这些产区的划定地理范围内固定产量的等级和收成的价值？如果我们要试着去解释这些，我们是否更要参考地理信息：气候和朝向、土壤性质和地势、植物的起源、田产状况、人类劳作和设备技术，它们的特点互相结合并表现在美酒中？[279]

其次，费雷《文学地理学》论述了文学地理研究的学理依据，作者强调指出，“我们将文学生活重新放置在其政治、社会、军事、经济环境中。这就是文学历史，是历史的一部分，同时是文学的阐释。作为地理的一部分，同时阐释文学，文学地理学同样提供了分类的框架和阐述的元素。因为这些作品并不是单单在时间中，同样也是在地点中孕育出来的，作者生活在某一个地方，如同生活在某一段时间中，他们分散在不同国家、不同省份、不同疆域，如同在不同时代、不同世代和不同流派中。文学活动包含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作为组成世界的景象的一个要素，并被其影响着，以这双重身份作为地理认识的对象”[280]。

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作者提出“文学地理学立足于这样一种非常普遍的公设[281]：在全部人类作品以及它所置身的地理环境之间，必然存在一些关系，甚至包括在最精神的、最稀罕的特征之中，人类的活动不能不表达这种性质的关系。建筑地理学、宗教地理学和习俗地理学已经围绕着这种公设构建起来。人们想在它们中间为文学地理学博得一席之地”。[282]不过，费雷对于文学地理学的定位具有二元指向或者说是不同阶段的二元指向，即一方面提出双重属性论的定位：“文学地理学只能构建为地理研究和文学研究的次级分支。尽管文学地理学提出了比历史地理学更加宽泛和哲学化的阐述，它要走在历史地理学学科前面是不大可能的，同样也不可能处于一个相对更知名的位置”;[283]但另一方面犹有将文学地理学建为“独立学科”的发展预期：“我们希望的是，首先文学地理学要明确下来，要通过专门的工作来明确和显示文学地理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合理性”,[284]“对分类原则的研究建立在解释原则的指导基础上，其研究成果应该最终将文学地理学建立为一门科学”。[285]此外，费雷还强调了开展调查研究与编写文学地理学专著之于学科建构与方法探索的重要性，指出“文学地理学不会企图构建一个先验或者后验原则来分析一个性质上和文学活动上都是偶然的活动。但是文学地理学力图更好地把握这种活动的地理环境和产生的地理性结果，首先是通过一些针对作品、作家、地区幅员的调查研究。编写专著是文学地理学最直接的工作，同时也是最有效的确定研究方法以及拓展视野的工作”。[286]

最后，费雷在文学地图研究与地图绘制上也多有建树，全书附有23幅地图，其中第二章论及文学家传记地图问题，认为“文学史建构的编年图表旨在围绕标志性的日期来归结作家的生命历程，这在文学地理学上对应传记性的地图，在其中突出一个生命存在的标志性地点”[287],“标示出大部分文学历史的作家传记，包含着不比时间尺度的标记更少的地理资料记录在地图上：出生、死亡、旅行、住所，这些不仅仅是一些日期，同样也是地点。”[288]并绘制了伏尔泰、司汤达、波德莱尔、马拉美、波舒哀、布封等著名文学家的传记地图[289]。作者尝试将数量概念通过圆圈面积的“密度”显示于地图之上，圆圈表示居住地，圆圈的大小表示作家居住年限的长短。如果一个文学家在同一个地点有多次逗留，这些逗留以足够长的一段空缺时间互相分隔，那么就将这些不同的逗留用同等数量的同心圆画出，然后再以细虚线将作者出生地（家乡）和其父系和母系家庭起源地连接起来。[290]所有这些，在文学地图发展史上都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

综上所述，以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费雷《文学地理学》两书问世为节点，标志着融合地理学与文学的文学地理学终于率先在法国得以正式诞生，这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地理学以及相关文化学术传统长期累积的结果。而《法国文学地理学》《文学地理学》两书皆问世于法国，均由法国学者完成，再次证明法国具有孕育人文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的肥沃土壤与悠久传统，实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以及文学社会学的深刻影响密不可分。由孟德斯鸠到斯达尔夫人、丹纳，再到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费雷《文学地理学》的问世，即构成了文学地理学赖以正式产生的学术链。

然而，正如陶礼天《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言，尽管法国学界提出“文学地理学”并出版了专著，但在西方主流文学理论批评界，“文学地理”研究并未得到广泛认同，成为独立意义的文学批评或派别。如20世纪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史家美国雷纳·韦勒克撰写的《近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范围是1750—1950年，就没有提及有专门的“文学地理学”著作，但列有专节论述德国赫尔德（1744—1823）、法国的斯达尔（1766—1817）、丹纳（1828—1893）、蒂博岱（1874—1936）等人的文学批评，涉及文学地理问题，如其第8卷论阿尔贝·蒂博岱文学批评时，提及“文学地理”这个概念。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镜与灯》的作者艾布拉姆斯所著《欧美文学术语词典》（1957年初版），没有收录“文学地理”和“文学地理学”词条，这也可以说明问题。但艾布拉姆斯把丹纳“三因素”论归入文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Literature）研究中，指出有时文学批评家认为第一位现代文学社会学者是法国的丹纳，丹纳《英国文学史》提出一部作品大致是由三个因素即种族（race）、环境（milieu）和时代（moment）决定的。艾布拉姆斯认为“大多数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注重作家和他们所生活与创作的文化时代的独特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他们也注重文学作品和它们所反映的社会，以及它们所创作的那个社会之间的关系”[291]。总之，在西方文学批评界，20世纪60年代以前并没有广泛认同“文学地理学”的批评和研究，而是把文学与地理关系课题，主要纳入文学社会学研究范围进行研究。[292]这在法国罗贝尔·埃斯卡皮初版于1953年的《文学社会学》中也同样可以得到印证。这一方面说明以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费雷《文学地理学》为代表的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树本身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另一方面表明当时学界对于诸如文学地理的空间研究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此外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参与18—19世纪西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奠立与多元探索的维柯、孟德斯鸠、康德、赫尔德、黑格尔、洪堡、丹纳等皆为文学界、哲学界、思想界、地理学界的巨人，而本时期的代表人物迪布依与费雷则难望其项背，因而难免会削弱其理论创新力与影响力。只有到了20世纪70年代“空间转向”与“空间批评”兴起之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四 中西并盛时期

同在西方文学地理学正式创立的20世纪之初，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学地理学正进入了一个现代转型时期。通过中西学术的对比分析可知，一方面，从20世纪之初开始，中国文学地理学界经由日本的“中介”途径，在重点借鉴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等现代地理学理论与融合传统地理学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现代转型：一是由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借鉴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康德“文学地理学”概念而在中国首次提出了“文学地理”的概念；二是以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1905）与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等一同完成南北文学不同论这一中心论题的总结；三是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1934）、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1943）、朱偰《盛唐诗歌中之河西走廊及西域》（1944）等对区域文学研究的拓展；四是蒙文通《古史甄微》（1927）、傅斯年《夷夏东西说》（193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6）等对于对神话文本的复原与重释而得出新的结论；五是王国维《宋元戏曲史》（1915）、鲁迅《汉文学史纲要》（1926）、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1926）、葛遵礼《中国文学史》（1930）、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1935）等纷纷援用了文学地理视角“重述文学史”。然而所有这些成果都偏重于文学地理学的实体性研究，而几乎没有涉及文学地理学的理论问题。换言之，发端于梁启超的中国文学地理研究的现代转型，主要还是通过借鉴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康德“文学地理学”概念激活和变革本土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传统，尽管在实践探索上多有进展，但在理论建树上并无多少突破，尤其未能从“文学地理”上升至“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所以在20世纪前期文学地理学即将正式诞生的临界点上，最终还是由西方学者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然后到了20世纪后期，中西学界不约而同地迎来了新一波文学地理学研究高潮，这既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空间意识高涨的时代产物，同时也是中西文学地理学研究各自发展历程的必然结果，从而有力推动了文学地理学的全面繁荣以及中—西双重轴心的重新确立。

然而假如细加甄别和比较的话，中西文学地理学并盛之动因、理论与取向上互有异同。就西方文学地理学而论，这是其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盛势延续，最为重要的是得益于“空间转向”思潮的激发与推动而再度高涨，而其理论引领亦由过去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而转换为新的“空间批评”理论，由此决定了西方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路向。而就中国文学地理学观之，从延续中希初兴之势而居于主导地位以及此后的长期衰滞之后，直至20世纪前期传统文学地理的现代转型以及后期走出封闭、走向开放的重新启动，显然同时受到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与“空间批评”及其理论转换的深刻影响，而在时间节点上彼此也大致同步而行。所不同者，中国文学地理学主要得益于文化热尤其是地域文化热的激发与推动，同时也承传和融入了传统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其学术重心首先在于地域—区域文学研究，然后逐步走向文学空间与文学地图研究，并以其爆发性成果快速演变成为世纪之交的“显学”，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是其经历主导地位的确立—失落之后的再确立，也是中国文学地理学走向全面复兴和繁荣的重要标志。

（一）西方文学地理学的空前盛势

继“地理环境决定论”后对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同样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空间批评”理论，这是20世纪后期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标志性成果。然而与“地理环境决定论”一样，“空间批评”理论也是由众多先驱者首开先声，但就其学术主潮而论，则主要在20世纪70年代初兴于法国，由法国列斐伏尔和福柯两人共同奠基——这不禁令人想起18世纪法国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类似效应。在列斐伏尔、福柯同时及之后，“空间批评”理论迅速而广泛地向欧美传播，大致可以分为来自地理学界、文化学界、文学理论界以及跨界交叉性研究等不同层面。但彼此之间有一定交叉，尤其是后两大学者群体。尽管彼此的本位立场与学术理念互有异同，但都对“空间批评”理论建构做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同时也在重塑文学地理学学术理念、构架、范式与路径过程中促进了文学地理学的内在深化与全面繁荣。总体而论，大致可以扼要概括为“一个轴心、三大阵营、双重趋势”。“一个轴心”是指“空间批评”居于轴心地位；“三大阵营”是指由来自地理学界、文化学界、文学理论界三大学者群体分别构成各自的学术阵营；“双重趋势”是指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分别形成由“空间批评”引领文学地理学研究与由“空间批评”走向文学地理学研究，彼此的区别在于重在“空间批评”本身研究还是重在文学地理学研究，前者以地理学界、文化学界为主导，后者以文学理论界为主体。

1.由“空间批评”引领文学地理学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社科界普遍经受了“空间转向”与“文化转向”的洗礼，在地理学界、文化学界的两大学者群体主导下，逐步居于轴心地位的“空间批评”不仅激发而且一直引领着文学地理学研究。

（1）来自地理学界的“空间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研究。以激进—唯物主义地理学戴维·哈维与爱德华·W.索亚以及与新文化地理学后起之秀迈克·克朗为代表。激进主义—唯物主义地理学普遍受激进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影响，所以也称为激进主义或唯物主义地理学派。其中的领军人物是美国著名的后现代地理学家戴维·哈维与爱德华·W.索亚。戴维·哈维既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后现代地理学家，更是地理学界中激进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先后著有《地理学中的解释》（1969）、《社会正义与城市》（1973）、《资本的限度》（1982）、《资本的都市化》（1985）、《都市体验》（1985）、《后现代性的状况》（1990）等。其对于空间批评以及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贡献集中体现在“时空压缩”“空间矩阵”理论。“时空压缩”理论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我们花费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急剧缩短，以至于我们感到现存就是全部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空间收缩成了一个“地球村”，使我们在经济上和生态上相互依赖。前一个方面的“压缩”可以叫作“使时间空间化”（即“存在”），后一个方面的“压缩”可以叫作“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即“形成”）。时空压缩的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既是对立的，又是辩证的，它们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交替着发展，呈现出相互交融的趋势。[293]“空间矩阵”理论认为列斐伏尔关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的“空间三元辩证法”，有助于用来说明空间与人类实践活动之间的联系，尤具意义的是有助于说明在文学和艺术中对空间的表现以及被表现出来的空间。但同时又强调必须在实际运用中使这三种空间保持一种“辩证的张力”，最好能够把列斐伏尔划分的三种空间范畴，与他自己划分的“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相关空间”这三个范畴结合起来，组成一种空间“矩阵”，以此来说明空间问题的复杂性，及它们与社会、政治、经济、资本、文学、艺术等活动的复杂关联。正如许多学者所称道的那样，以哈维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力图为马克思主义传统开拓“空间理论”与地理学维度，开创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学说，在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294]哈维无疑是这个时代最具影响的地理学家，但他的声誉早已远远溢出了地理学界，走向了社会学、规划、建筑、人类学、文学和政治科学等领域。[295]仅就其“空间批评”理论在文学—文化地理维度的展开而言，集中体现在其《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296]对以“巴黎”为核心的法国文学的重点关注，以及对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福楼拜、左拉、品钦、卡尔维诺等著名作家与作品的社会、文化批判，不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拓展了新维度，同时也为重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开创了新路径。

爱德华·W.索亚尤以提出“第三空间”理论著称于世，其代表作即著名的“空间三部曲”——《后现代地理学：重新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1991）、《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1996）、《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研究》（2000）都是后现代地理学名著。作者在《第三空间》中上承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1974年出版的名著《空间的生产》，分析了三种“空间认识论”:“第一空间认识论”最是悠久，已主宰空间知识已达数个世纪，它的认识对象主要是列斐伏尔所说感知的、物质的空间，可以采用观察、实验等经验手段，来作直接把握，我们的家庭、建筑、邻里、村落、城市、地区、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和全球地理政治等等，便是此一空间认识论的典型考察对象。“第二空间认识论”要晚近得多，可视为第一空间认识论的封闭和强制客观性质的反动。简言之，是用艺术对抗科学，用精神对抗物质，用主体对抗客体，所以是创造性艺术家和具有一定气质的建筑师进行阐释的地方。但索亚也承认两种空间认识论的界限有时候并不那么一目了然。“第三空间认识论”既是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认识论的解构又是对它们的重构。在此，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学科与跨学科等等，一切都汇聚在一起。而在更大的语境上看，20世纪后半叶空间研究成为后现代显学以来，对空间的思考大体呈两种向度。空间既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被标示、被分析、被解释，同时又是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索亚提出的第三空间正是重新估价这一“二元论”的产物，它把空间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同时包括在内的同时，又超越了前两种空间，而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向一切新的空间思考模式敞开了大门。[297]《第三空间》与文学地理的直接关联，集中体现在以阿根廷博尔赫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阿莱夫》解释“第三空间”。此在《后现代地理学》第9章已有涉及，但在《第三空间》中得到了更为集中和透彻的论述。在此书的第三章中，作者以法国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与阿根廷博尔赫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阿莱夫》（1945）作了比较，并以“空间生产”“第三空间”与《阿莱夫》加以互释，也可以视为索亚的文学空间观，是一种借具体物象言说本体的文学空间观。总体而言，激进主义—唯物主义地理学以空间中的社会（不）公平（阶层、种族等）为主题，无意致力于文学地理空间本身的系统研究，实际上是一个以地理兼容文学空间的社会、文化批判学派，或者说意识形态批判学派。

新文化地理学是相对于20世纪20年代以美国地理学家C.O.索尔为核心的“伯克利学派”所开创的文化地理学而言的，此派的领军人物是英美文化地理学家彼得·杰克逊与丹尼斯·科斯克罗夫，彼此的代表作分别是《意义的地图》[298]与《景观图解》[299]，两书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相继出版，被视为“新文化地理学”诞生的标志。该派力图在批判以“伯克利学派”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地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新文化地理学”的知识体系。然就对文学地理学的建树而言，当推英国新文化地理学学派的后起之秀迈克·克朗。受爱德华·W.索亚“第三空间”理论的影响，克朗在出版于1998年的《文化地理学》第四章“文学地理景观：文学创作与地理”中，重点从两个层面对“文学地理景观”作了富有创意的论述：一是通过考查描写地区的著名作家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二是关于不同体裁的作品如何反映了人与空间和流动性的关系，以及在文学作品里如何赋予空间关系不同的意义。[300]随着以上两大论题的展开，作者重点围绕一些文学经典名著进行新的阐释，比如对哈代《徳伯家的苔丝》中的“乡野景观”，对荷马《奥徳赛》、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家园感”（sense of home），雨果《悲惨世界》巴黎穷人窄街小巷与城市通衢大道的对比，以及波德莱尔和福楼拜作品中的“浪荡子”（flâneur）形象与现代城市景观，等等，都显得相当精彩而富有新意，由此形成了克朗别具一格的“文学地理景观”理论与方法。同样，新文化地理学本身也是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之中，如果说前期以城市写作、城市未来、地理知识和话语为主题，后期则以认同和差异政治（性别、阶层、民族、性等）为主题。

（2）来自文化学界的“空间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研究。以英国雷蒙德·威廉斯、美国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爱德华·W.萨义德等为代表，这一群体也同样致力于文学—文化空间的社会批判，但多与文学—文化地图概念发生学术关联。雷蒙德·威廉斯为英国著名的文化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卢卡奇、萨特被并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三位举足轻重的文论家，代表作有《文化与社会》（1958）、《乡村与城市》（1973）、《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政治与文学》（1979）、《唯物主义和文化问题》（1980）及《希望的资源》（1989）等，其“空间批评”理论集中体现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in the Moden Nael）[301]一书中，而且先于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1974）一年问世，更见其先锋性意义。威廉斯着力于从“乡村”“城市”“边界”三种空间形态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历史演变出发来勾勒英国现代文学地图，并在这种勾勒中潜在地寄寓着对现实生存空间的批判，对理想生存空间的期待，对新的“共同体”的憧憬，这是他对英国现代文学的空间批评是其文化（文学）批评最重要、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构成部分：一方面，对文学的空间批评从一个崭新的角度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激进立场；另一方面，这种批评突破了文学的传统研究模式，为当代“空间批评”在文学—文化研究领域的实践开创了范例。“乡村”与“城市”的变迁，不仅仅是一种地理空间的变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变迁。对变迁中的乡村与城市的关注，是英国现代文学的持久主题。[302]以此参照当今中国现代化与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与“城市”“边界”的错综复杂关系及其在文学中的空间呈现方式与意涵，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提供的“空间批评”理论与实践尤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

萨义德是美国极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其代表作有《东方学》（1978）、《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等。萨义德文化批评之于文学地理学的重要建树在于率先提出了“想象地理学”理论。正如埃里克·布尔逊所指出的，萨义德深受威廉斯思想的影响，旨在寻求达到全球化的空间文化分析。在《东方学》中，萨义德认为西方独自定义了东方形象，称之为“东方”，小说中的文学描述正是这种“东方”认识的产物。它们带给西方读者往往是虚构的、扭曲的内容，并且往往以种族主义的目光来扫视世界上这个非本土的异族之地，因而再现东方的文学、制图和旅游指南方面的地理，即隐藏了更为复杂的权利话语。西方并不是单纯地再现世界，而是把东方当作一个知识的目标来谈论，把东方定义为与西方“文明”世界相对立的“野蛮”世界。萨义德称之为的“想象地理学”，对于18—19世纪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殖民地的冒险计划至关重要。毫无疑问，“想象地理与历史，通过夸大什么是靠近它、什么是远离它之间的距离和差距，来帮助增强其自我意识”。西方画家、小说家、历史学家和制图者的东方地理再现完全创造人为的边界和界限。这种边界和界限很少是客观的，不过是“想象中的任性操作”。“地理想象”的行为将继续成为人们构建社会、民族、政治和文化边界等过程的一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萨义德重新提到这个想法，他进一步阐述道，“想象地理”对于巩固帝国统治极为重要，然而到了20世纪后半时期，“想象地理”对于去殖民化也同样极为重要。[303]菲利普·韦格纳认为《文化与帝国主义》密切关注并论证了“潜在于西方小说、历史书写和哲学话语中的地理学标志与理论上对领土地图和图表的绘制的重要性”。[304]萨义德还评述和批评了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其中论及“帝国主义版图”问题，认为如果一个人要在英国文学中寻找一张类似帝国版图的东西，它在19世纪中叶以前很久就已频繁地出现了。从16世纪起，在爱尔兰、美国和加勒比就有英国的海外既得利益，而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戏剧家、政治家、小说家、游记作家、编年史家、士兵和寓言作者，都以不断的关怀珍视、爱护并记叙这些利益。[305]同时针对威廉斯《乡村与城市》所存在的狭隘的民族视野之弊，萨义德认为脱离了英国极为广阔的帝国网络、影响力和投资范围，就无法理解“英国的”民族文化。因此，一切关于现代民族文学的讨论，都必须注意到作品的构成方式，以及对应的全球空间语境的操控，萨义德把这种实践称为“对位法阅读”，它指的是，阅读一个文本就要弄清楚，例如当一位作者表明一个殖民者的甘蔗种植园对维持英国的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很重要时，这意味着什么？对位法阅读必须考虑到两个进程，即帝国主义的进程和反抗帝国主义的进程。[306]由此可见萨义德帝国主义版图理论的强烈的反殖民主义的批判性色彩。

詹姆逊是美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为当代西方社会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前期从事文学研究，其文学理论专著《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语言的牢笼》（1972）、《政治无意识》（1981）曾在西方学界获得极高的声誉，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三部曲”。后来将研究重心转入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现象，成为一个“文化批评家”，代表作有《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可见的签名》（1991）、《地缘政治美学》（1992）、 《时间的种子》（1994）[307]、 《文化转向》（1998）[308]等。关于詹姆逊的“空间批评”理论，韦格纳在《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一文中给予了大量篇幅的评述，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是他的“绘制认知地图”理论，并描绘了“绘制认知地图”的实践路线图。他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对各种文化文本“描绘”空间地图之方式的这种关注，也支持了詹姆逊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见解，即他借鉴建筑史家凯文·林奇的著作，把政治审美实践命名为“绘制认知地图”。詹姆逊首先在其具有广泛影响的论“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中描绘了绘制认知地图的实践。因此，占据一个场所就类似于勒菲弗（又译列斐伏尔）的“构想出来的”空间，绘制认知地图的“实践”——应当强调，绝不能把它混同于某种不可能的、总体的认知“地图”——提供了一条途径，以把我们当下的生存体验，与我们对这种新的全球文化和社会网络抽象系统的理论化联系起来。在这个基础之上，詹姆逊研究了难以置信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实践方式——包括菲利普·迪克的科幻小说，《三伏天下午、疯狂的事物和蓝色天鹅绒》这样的通俗影片，罗伯特·戈贝尔的装置艺术和弗兰克·格利的建筑——研究了不完善的绘制认知地图的形式，或用寓言来代替绘制认知地图。这一“绘制认知地图”的模式，代表了试图发展“思考”新的“全球”文化、社会现实和我们在其中之位置所需的工具的努力。[309]詹姆逊还探讨了不同风格和作品中相似的描绘空间地图的活动，其多样性包括雷蒙德·钱德勒的“黑色”侦探小说、莫尔的《乌托邦》、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第三世界文学中的“民族寓言”、阴谋电影和现代传奇的伟大形式。[310]此外，詹姆逊还由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关系提炼为“形式的意识形态”概念及其批评方法，[311]此与其“绘制认知地图”概念同样具有意义重释之价值。

2.由“空间批评”走向文学地理学研究

此与由“空间批评”引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重在“空间批评”本身研究，后者则将重心转向文学地理学研究，参与其中者以文学理论界为主体，但也包括一些来自地理学界的学者。关于后者，加拿大学者马克·布罗索（Marc Brosseau）在其所著《文学》中有对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地理学界有关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历史回顾，系统分析了区域主义、人本主义、激进主义—唯物主义、新文化地理学四大学派的不同取向。[312]其中除了早期的区域地理学之外，人本地理学、激进主义—唯物地理学以及新文化地理学皆与“空间批评”密切相关。当然，由“空间批评”走向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体力量还在文学理论界，大致呈现为以下“三足鼎立”之格局，亦即本书第二章“概念界说”所概括的“地域批评”“地理批评”与“地图批评”。鉴于下一章还要从“概念”上加以“界说”，这里先简要论述一下“三足鼎立”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及其学术宗旨。

“地域批评”以北美“文学地域主义批评”为标志，又简称“地域文学”。如前所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20—30年代，美国“文学地域主义”出现了两次高峰，然后至90年代之后，以美国为中心而逐步形成新的“文学地域主义批评”高潮，而在进入21世纪之后继续升温，除了发表数百篇论文之外，还出版了系列学术著作。根据刘英《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一文的梳理，主要有朱迪思·菲特里与马乔里·普拉斯《美国女性地域主义作家：1850—1910诺顿文选》（1992）[313]，朱迪思·菲特里与马乔里·普拉斯《地域写作：地域主义、女性、美国文学文化》（2003）[314]，朱迪思·菲特里《一点也不美国：19世纪文学地域主义》（1994）[315],C.T.赫尔（Cheryl Temple Herr）《批评地域主义与文化研究：从爱尔兰到美国中西部》（1996）[316]，罗伯特·戴诺特（Roberto Dainotto）的《文学中的地方：地域、文化与群体》（2000）[317]，汤姆·鲁兹（Tom Lutz）的《国际视野：美国地域主义和文学价值》（2004）[318]，罗伯特·杰克森（Robert Jackson）的《寻找美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地域：现代性、异议与创新》（2005）[319],L.A.达克（Leigh Anne Duck）的《国家的地域：南方现代主义、种族隔离与美国民族主义》（2006）[320],D.R.鲍威尔（（Douglas Reichert Powell）《批评地域主义：美国风景中的政治与文化的关联》（2007）[321]，等等。就时空坐标两个维度观之，“文学地域主义批评”同时具有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双重价值指向。[322]与此同时，“文学地域主义批评”也兴盛于美国邻国加拿大，然而由于加拿大的独特地理环境、英联邦身份认同以及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其“文学地域主义批评”又有不同于美国的学术取向，“后现代语境下的边缘化使得地域主义在加拿大摆脱了局部意义，更加强调地域和地域文学的不同和差异，从而解构了加拿大民族文学的单一形象”,“这种趋势符合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精神，也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关注边缘，挑战中心的思想”。[323]

“地理批评”分别兴起于法国与美国，然后通过学术交流而逐步形成“地理批评”学派。法国“地理批评”（Géocritique）以利摩日大学教授贝特兰德·韦斯特法尔为代表，其主编《地理批评方法》于2000年出版，[324]由此奠定了法国“地理批评”的理论与方法之基础。再至2007年，韦斯特法尔又出版了他的另一代表作《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的空间》[325]。此书作为新一波空间转向文学批评的奠基作，从布朗肖、巴什拉到列斐伏尔、萨义德，再到哈维、索亚、安扎尔杜娅（Anzaldúa），纵横捭阖，与后殖民批评、生态美学交相辉映，可以说以“地理批评”新开空间批评一代风习，迄今已被译成十余种语言，业已成为“地理批评”的经典之作。[326]2011年，韦斯特法尔为泰利主编《地理批评探索：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空间、地方和制图》论文集撰写“前言”[327]时，曾对“地理批评”作了高度概括性的阐释，尤其强调了以地理为中心的三大基本概念的建构：空时性、越界性、指涉性，[328]代表了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的核心观点。

美国“地理批评”学派以罗伯特·泰利为核心人物，据其主编《地理批评探索：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空间、地方和制图》（2011）一书的“导论”所言，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就开始使用“地理批评”这个术语来涉及他相关研究项目的一个方面，希望在文学研究中更强调文学研究的空间、地方和制图。[329]1999年，泰利完成了博士论文《麦尔维尔、绘图与全球化：美国巴洛克作家的文学制图》[330]。此后，泰利还先后发表了《空间性》《全球化时代的乌托邦：空间、再现与世界体系》《地理批评与经典美国文学》《地理批评：绘制文学空间地图》《文学制图：空间、再现与叙事》等论著，以及主编《地理批评探索：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空间、地方和制图》论文集。2011年，泰利所译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的空间》英文版在美国出版[331]，遂使此书得以在英语世界传播；而泰利主编的《地理批评探索：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空间、地方和制图》论文集于同年在美国出版之际，韦斯特法尔应约为此书撰写“前言”。以上两书可以视为西方“地理批评”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同时也意味着美法“地理批评”学派学术交流渠道的建立。从泰利主编的论文集分为“地理批评理论和实践”“地方、空间和文本”“越界、迁移和跨境”三大部分以及所录13篇论文的主要观点来看，可以充分印证受到韦斯特法尔的影响，尽管在泰利与韦斯特法尔之间的“地理批评”论多有不同。最为关键的是泰利的“地理批评”以“文学制图”为基点，以空间叙事为重心，因而又与“地图批评”存在交叉关系。

“地图批评”主要包括“文学制图”与“文学地图”两个方面，以泰利为核心的“地理批评”学派直接受到詹姆逊“绘制认知地图”理论的影响，以“文学制图”作为“地理批评”的基点，这是泰利“地理批评”学派的一个鲜明特点。在编辑《地理批评探索》论文集之际，泰利不仅以“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空间、地方和制图”为副标题，而且在“导论”中强调指出：“希望在文学研究中更强调文学研究的空间、地方和制图。当时，我设想‘地理批评’这个词作为一个批评术语，来对应我称之为的作家文学制图。运用文学制图，一个作家可以绘制他或她世界里的社会空间。一个地理批评家将解读那些制图，并且应特别关注文学作品中涉及空间实践。”[332]这可以视为泰利对“文学制图”及其与“地理批评”关系的经典表述，也大致涵盖了论文集所录13篇论文的主旨导向。另一方面，泰利强调“文学制图”与“叙事”的密切关联，他从詹姆逊等人的著作中推理并且认为，“叙事是一种绘图（mapping）的方式。叙事是人类了解世界，或者说赋予世界意义的基本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变成文学制图学，在这个制图学实践中，文学家试图描绘出世界的隐喻式或寓言式形象以及个人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333]在泰利看来，“叙事”即是“文学制图”的一种方式，当小说家开始“叙事”，也就意味着开始“文学制图”，因而“叙事”即是小说家的制图学实践，这就明确揭示了“文学制图”之“制”的含义以及“文学制图”与“文学地图”之区别。

当然，倡导“文学制图”者并非局限于“地理批评”学派，实际上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学界的一个学术热点，相关论著主要有：（1）肯特·莱登《绘制隐匿的风景：民俗、著作和地方意识》[334];（2）格雷厄姆·哈根《领土争端：当代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小说中的地图和制图策略》[335];（3）詹宁斯·古尔德《美国印第安妇女写作中的诗歌地图》[336];（4）安德鲁·乔丹、克莱因·伯恩哈德编《文学、制图和近代早期英国的空间政治学》;[337]（5）A.J.亨特《美国空间叙事：文学制图和当代西南地区》;[338]（6）J.F.史密斯《非此非彼：弗兰·奥布莱恩，詹姆斯·乔伊斯和保罗·马尔杜恩的文学制图》;[339]（7）R.V.诺伊《内心测绘：文学制图家和空间意识》;[340]（8）大卫·布依赛里特《制图师的探索：描绘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新世界》;[341]（9）E.C.索勒姆《绘制现代主义：制图学和文学的关系》;[342]（10）佩塔·米切尔，《后现代的制图策略：当代理论和小说中的地图图形》;[343]（11）珂依琳·帕森斯《文学地图：英裔爱尔兰文学中的制图》;[344]（12）D.K.史密斯（《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制图想象：马洛、斯宾塞、罗利，马维尔的世界重构》）;[345]等等。其中帕森斯《文学地图：英裔爱尔兰文学中的制图》同时使用了“文学地图”与“制图”两个概念。[346]

与“文学制图”往往作为“地理批评”核心理论不同，以弗朗科·莫雷蒂与埃里克·布尔逊为代表的“文学地图”论则确认“文学地图”的独立研究价值。莫雷蒂的代表作是《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347]与《图表·地图·树形图：文学史的抽象模型》[348]，主要借鉴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并借助数量统计的办法，以建构文学地图研究的学术范式，其关于“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的区分与界定以及后者的叙事风格与隐喻意义的论述，都具有理论重释与建构之价值。布尔逊《小说·地图·现代性：空间想象，1850—2000》也同样是一部小说地图研究著作，重在考察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读者、小说家和批评家（在稍后的阶段）如何使用地图和指南书籍来使小说中的空间变得可理解，以及这些地图和指南如何能够使我们理解这段时期内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转变。[349]与此同时，随着“文学制图”与“文学地图”研究的日益深化，有关“地图批评”的理论建构也逐步受到学界的重视，相继出现了“文学地图学”（Literary cartogarphy）、“诗性地图学”（Poetic cartography）、“生态地图学”（Eco-Cartography）等理论（详见第二章）。

以文学理论界为主体的“地域批评”“地理批评”“地图批评”不仅实现了从由“空间批评”引领文学地理学向由“空间批评”走向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整体转换，而且与上述分别来至地理学界与文化学界两大群体均侧重于空间的社会、文化批判构成互补之势。然而在讨论由“空间批评”走向文学地理学研究过程中以文学理论界为主体“三足鼎立”格局之际，我们也不能忽视“空间叙事”理论的价值与贡献。毫无疑问，“空间叙事”是文学地理学尤其是“内层空间”研究的核心内容，但“空间叙事”理论本身则有另外的学术渊源与脉络，与文学地理学只是一种交叉关系，而与“地域批评”“地理批评”“地图批评”皆属于文学地理学研究不同。但究其发展趋势，彼此相互融合之迹日益明显。“空间叙事”理论以美国学者米切尔（W.T.J.Mithell）《文学中的空间形式：走向一种总体理论》[350]、以色列学者佐侬（Gabriel Zoran）《走向叙事空间理论》[351]以及荷兰学者巴尔（Mieke Bal）《叙事学：叙事理论导论》[352]等为代表，主要致力于“空间形式”与“空间叙事”研究，其理论先驱或前奏可以上溯至美国约瑟夫·弗兰克的《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1945），法国莫里斯·布朗肖的《文学空间》（1955），法国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1957）等，尤其是弗兰克《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353]结合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讨论，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空间形式”（spatial form）这一具有原创性意义的概念，开创了西方叙事空间理论之先河。而就这一群体的学术取向而言，尽管存在着“空间形式”走向“空间叙事”的重心之别，但主要还是从“空间形式”转向“空间叙事”研究。如果说米切尔《文学中的空间形式：走向一种总体理论》的文学空间分类对空间叙事理论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佐伦《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以建构基于“空间”之“垂直”维度与“水平”维度的“最为复杂而完整”的体系见长，那么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则作为回归世界小说经典加以提炼总结的结晶而以系统性阐释的细致入微著称，以上论著也因此成为空间叙事学的经典之作，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显示了与文学地理空间的相互融合之势。

综上所述，当20世纪后期西方“空间批评”长期主导学坛之际，文学地理学的再度兴盛既得益于“空间批评”理论的滋养与激发，但同时也容易遮蔽或稀释其他学者富有价值的学术建树。鉴此，我们既要认真辨析来自地理学界、文化学界以及文学理论界之于“空间批评”理论不同的学术取舍与主张，又要充分挖掘不同程度地被“空间批评”主潮遮蔽的其他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地域批评”“地理批评”以及“地图批评”三大支脉，无论是就其本身的理论建构还是与文学地理学的内在契合度而言，都具有“空间批评”所无法取代的重要价值。鉴于下章将对此作专题论述，此略。

（二）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全面复兴

与上述西方“空间转向”与“空间批评”学术思潮相呼应，20世纪后期的中国学界随着国际视野的拓展与本土意识的崛起，旨在通过本土人文地理学借鉴西方人文地理学、文学地理学又同时借鉴人文地理学的“双重借鉴”而开始了文学地理学的复兴之路，并以其显学集成的成果与影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时代。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盛势高潮之中，伴随文学地理学实践探索与理论建构的空前盛势的高涨，对于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总结与反思也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354]通观20世纪后期迄今本土文学地理学的全面复兴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即20世纪60—70年代的开启先声、80年代的重新起步、90年代的多元拓进、21世纪初的学科自觉阶段。以上四个阶段在总体上呈现为以实践探索带动理论建树的双向并进，并深深地打上了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与学术创新的双重烙印。

1.20世纪60—70年代的开启先声

假如我们跳出文学界来看，则来自地理学界的比较典型的文学地理研究已先行一步，可以视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开启先声阶段。兹以中国物候学的奠基者竺可桢《物候学》《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与台湾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诗的地理》为例略作分析：先是中国大陆著名气象学、地理学家竺可桢与宛敏渭合著的《物候学》于1963年出版，其中的《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依次引用了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李白《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李白《扶风豪士歌》、李益《临滹沱见蕃使列名》、刘禹锡《竹枝词》（江上朱楼新雨晴）、王之涣《出塞》、杜甫《杜鹃》、陆游《初冬》《鸟啼》等诗，以此证明物候学的相关问题，提出：“我们从唐、宋诗人所吟咏的物候，也可以看出物候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355]然后至1972年，竺可桢又在他的著名科学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同样利用诗歌作品为史料，并以梅树、荔枝等生长地域变迁为实例，生动地说明了西安地区周代中期要比唐代暖和，成都地区唐代要比北宋时期暖和。[356]可见《物候学》与《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主要是以物候学的特定视角重构“诗”证“地”的传统方法。

台湾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所著《诗的地理》于1978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357]，这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一部文学地理研究著作，书中不仅依次讨论了《描写自然景观的诗》《气候及其变迁》《物产与物候》《人口、民族、农村》《江南的开发与繁荣》《交通与旅游》《城市与城市生活》等问题，而且还在“江南的开发与繁荣”一节还附有“唐代之诗人”“宋代之诗人”“明代之诗人”三幅诗人地图，给人以更加直观的印象，可以视为中国文学地图的发轫之作，同时也是地理学界开启先声阶段的标志性成果。只是由于此书当时没有及时在大陆出版，所以影响力远不如其《中国文化地理》。

2.20世纪80年代的重新起步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陈正祥所著《中国文化地理》于1983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为始点，先是由人文地理引导并包含文学地理研究，然后由文学界学者吸收人文地理学理论与方法，展开文学地理学研究。两支研究队伍由分而合，开始了交流与融合的进程，标志着文学地理学研究由先前的开启先声进入了重新起步阶段，以及上接20世纪前期复兴局面的初步形成。此后，得益于文化学热的有力激发和推动，在文学地理研究领域相继出现了一批重要论文，其研究重心围绕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而展开，这是基于传统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的核心问题，明显受到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首篇“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所附关于各代进士、官员、诗人、词人地域分布图表的影响和启示。相关的重要论著有：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香港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三章“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王尚义《汉唐时期山西文人及地理分布及其文化发展之特点》（《山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王尚义、徐宏平《宋元明清时期山西文人的地理分布及文化发展特点》（《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社科信息》1989年第2期）等侧重于中国文学地理分布研究；萧兵《在广阔的背景上探索——兼谈〈楚辞〉与中华上古四大集群文化及太平洋文化因子的关系》（《文艺研究》1985年第6期），章培恒《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异》（《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创刊号），陈旭麓《论“海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版），余恕诚《地域、民族和唐诗刚健的特质》（《安徽师大学报》1987年第3期），王学泰《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以及萧云儒《中国西部文学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版）等侧重于区域文学研究，其中萧著首创了“西部文学”这一概念，被学术界所广泛认可；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86年第4期），颜纯均《张承志和他的地理学文学》（《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等侧重于或涉及文学地理学概念辨析与理论研究。其中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提出“文艺地域学”概念，强调开展分布研究、轨迹研究、定点研究、播散研究，实际上已是比较典型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同时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3.20世纪90年代的多元拓进

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地理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多元拓进阶段，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学术成果日益丰硕。就本时段文学地理研究依然聚焦于文学地域性研究，尤以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陶礼天《北“风”与南“骚”》（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两书最为引人注目，其中前书首开通代文学家地理研究之先河；后书率先明确提出了建立文学地理学的主张，并就相关论题作了初步阐述。与此同时，得益于从80年代文化热进而走向90年代地域文化研究的有力推动，源于文学地域性的区域文学研究逐渐成为文学地理研究的重中之重，同时又呈现为多元发展之势。1995年，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收有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逄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魏建、贾振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刘洪涛《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马丽华《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等，对文学地理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后，继续沿着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路径的有：甘海岚《北京文学地域特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张丽妔《北京文学的地域特色》（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版），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6期），何西来《谈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因素》（《小说评论》1996年第6期），吕智敏等《京味文学散论》（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吴福辉《京海晚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继华《北京地域文学语言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郑择魁《吴越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刘庆华《从“金陵怀古”与“长安古意”看文学的地域性差异》（《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李浩《从人地关系看唐代关中的地域文学》（《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杜晓勤《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诗歌的艺术精神》（《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等等，在这些论著中，文学地理研究色彩明显得到了强化，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结合更为紧密。由此作进一步拓展的主要取向，既包括“江山之助”[358]“南北比较”[359]“文人分布”[360]与“区域文学”[361]等传统论题，也包括一些旧题新论或新的增长点，诸如姚宝瑄《世界史诗的文化地理枢纽》（《晋阳学刊》1990年第4期），余斌《试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地理格局》（《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刘刚《〈蜀道难〉的文学地理学解读》（《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6期），马强《论唐宋蜀道诗的文化史意义》（《成都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景纲《我国地理文学的形成及在东晋刘宋时期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等等，研究领域与内容渐趋丰富和厚实。

4.21世纪初的学科自觉

经过20世纪后期三个历史时期的逐步积累，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在重新借鉴和反思西方人文地理学与独立探索文学地理学的进程中付出了更多的努力，终于以其显学集成的丰硕成果与与巨大影响再次确立了东方学术轴心的地位，并由此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学科自觉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地域（区域）文学研究的进一步聚焦。由此前两个阶段开拓的地域文学及文学史研究依然是学术重心所在，类型大致与90年代相仿，包括区域文学之史、史论、论三种类型的研究，兼有补缺、拓展和深化的意义。二是文学地理空间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在文学地理研究的初兴阶段，文学地理空间往往理解为区域文学研究，而且普遍重视文学家的活动区域研究，其实还有更为深广的文本空间研究亟待开拓；而在文本空间研究中，也有侧重于文本空间的文化意蕴与空间形式的区别。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空间批评”重要论著与观点的译介和传播，同时又受之于小说叙事空间理论的交叉影响，文学地理空间研究正在逐步走向内化和深化，并陆续出现了一些借鉴西方“空间批评”理论而又具有本土底蕴的论著。三是文学地理整体研究的进一步强化。其间先后出现了一批比较厚重的学术著作（含博士论文），主要有：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杨义《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范铭如《文学地理——台湾小说的空间阅读》（麦田出版社2008年版），周晓琳等《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沈文雪《文化版图重构与宋金文学生成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许心宏《文学地图上的城市与乡村》（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0年），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四是文学地理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基于区域文学研究与文学地理整体研究的文学地理学理论探索与建树，是本时段的一个重点和亮点之所在，集中体现在一些著作的序或引言、附录以及作者另行所撰论文以及诸多有关区域文学研究的学术会议、笔谈、争论中，也都有助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理论建树，标志着世纪之交文学地理研究已进入了一个理论自觉的阶段。至于直接以“文学地理学”命名的学术著作则有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邹建军《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等。其中后二书汇集了作者相关的学术论文。

而在学术论文方面，涉及文学地理学理论探索的更为宏富，主要从学科定位与理路、理论探索与建构两个层面展开。其中侧重于学科定位与理路的主要有：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文艺报》2006年6月1日）、《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王水照《学科意识的自觉与学科建立的条件》（《文艺报》2006年7月8日），余意《文学家地理：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原点》（《文艺报》2006年7月8日），邹建军、刘遥《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周亚芬《作为比较文学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提出——邹建军教授访谈录》（《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19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意义》（曾大兴、夏汉宁主编《文学地理学》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李仲凡《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必要性》（同上）、《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陕西理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蒋凡《关于文化（文学）地理研究的思考》（曾大兴、夏汉宁主编《文学地理学》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刘扬忠《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理路》（同上），刘庆华《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热点问题的思考》（《广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钟仕伦《概念、学科与方法：文学地理学略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马晶《学科定位：文学地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戴俊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与学科融合趋势》（《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4期），等等。

另一方面，侧重于理论探索与建构则主要有：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与方法》（《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梅新林《走向理论自觉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1日）、《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论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之建构》（《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刘遥《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与发展前景——邹建军教授访谈录》（《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我们应当如何开展文学地理学研究》（《文艺理论》2013年第5期），谢纳《空间转向与当代文艺理论建构》（《文艺研究》2009年第2期），李长中《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范式转型》（《北方论丛》2010年第6期），陈舒劼、刘小新《空间理论兴起与文学地理学重构》（《福建论坛》2012年第6期），李志艳《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对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曾大兴《理论品质的提升与理论体系的建立——文学地理学的几个基本问题》（《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彭民权《文学地理学的体系建构与理论反思》（《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翁时秀《“想象的地理”与文学文本的地理学解读——基于知识脉络的一个审视》（《人文地理》2014年第3期），韩伟《文学地理学的问题意识与范式革新》（《兰州学刊2015年第6期》，等等。以上有关文学地理学理论探索与建构是对上述学科定位与理路的深化与升华，彼此一同构成了本时段文学地理学学科自觉的核心成果与根本标志。

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西文学地理学一并走向兴盛的学术格局，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尽管其间只经历了短短十余年间的学术积累，但从既有学术成果以及方兴未艾的学术盛势来看，可以断言当文学地理学研究在重新确立中西两大轴心之际，终于以其显学集成的成果与影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时代。然而另一方面，面对当今信息化时代大数据的挑战，“地理信息系统”（GIS）、“虚拟地理环境”（VGE）等新技术、新媒介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地理学的理念、疆域与形态，而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同样，面向未来的文学地理学也应在新的跨学科融通创新中同时实现学科、技术与媒介的重组与超越。近几年来，由于国内文学批评界、地理学界与信息学界持续不懈的努力，终于在“文学地理信息系统”与“数字文学地图”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学空间信息分析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而在西方学界，则以莫雷蒂于2010年在斯坦福大学建立全球第一个“文学实验室”为标志，正式拉开了大数据应用于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地图研究的序幕，至今亦已取得了多项阶段性成果。尽管这些实验和探索必将伴随种种曲折、争议中艰难前行，但基于跨学科研究的大趋势以及文学地理学本身的新需求，终将会证明这些实验和探索是富有学术价值的。

五 “显学”辩证观

在20—21世纪之交文学地理学的显学并盛中，中西具有不同的重心、成就与问题，当我们在充分肯定彼此主要成就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其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和不足，对此需要加以系统的学术总结与反思，然后寻求并找准未来不同的突破路向。

（一）西方“显学”辩证观

毫无疑问，西方文学地理学在世纪之交的兴盛，主要得益于20世纪后期“空间转向”与“空间批评”的激发与推动，是直接与“空间批评”理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说得失皆在“空间批评”理论的兴盛之间。这是因为“空间批评”理论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空间转向”的必然产物与重要成果，几乎所有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空间转向”的洗礼，经历了空间范式话语的转型与重建，其中文学地理学界深受其益的是文学空间的“再发现”，并从根本上重塑了原有文学地理学的学术理念、构架、范式与路径，从而促进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内在深化与全面繁荣。

“空间批评”的要义在于“突出文学对现实空间的参与性、并置性，强调文学空间来源的多元性和文本空间的异质性，凸显文学多重阐释中的批判功能”。[362]以“空间理论”延伸和应用于文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即是以英美两国为新的学术中心的“空间批评”学派的形成。“空间批评”同时包括了由法国列斐伏尔、福柯开创以及主要汇聚于英美两国的空间理论家的思想以及从空间特定视角进行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不仅对文化地理学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在彼此的互动中进而起到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作用。“空间转向”文化社会思潮不仅为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与路向，而且为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与动力，然后一同促进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彼此呈现为这样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空间转向”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了文学研究领域，原非文学研究者的理论家对空间问题的分析也都或多或少的涉及文学艺术领域；另一方面，当代西方的文学研究本身也是参与当代空间理论形成的重要组成——在对文学与文化的批评研究中，都或多或少的体现出对空间的关注。[363]由此导致了文学研究观念和批评方法的空间化，空间问题开始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空间批评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范式。

然而，无论是“空间”还是“空间批评”都是一个十分庞杂而又充满歧见与争议的概念，诚如米克·巴尔所言：“几乎没有什么源于叙述本文概念的理论像空间这一概念那样不言自明，却又十分含混不清。”[364]基于“空间”概念的“空间批评”也是如此。以“空间批评”应用于文学地理学研究，在为文学地理学提供新的理论资源与动力的同时，也必然会因此带来泛文学化的困扰。但另一方面，文学地理学对于“空间批评”的“泛空间化”又有一定的反拨作用。颜红菲曾这样解释西方文学地理学反拨“空间批评”泛化作用的缘由：因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直接针对具体地理空间中的作家、作品和文本，叙事分析必须基于文本对诸如场景、乡村、城市等具体空间的描述，探讨文本是如何建构特定空间，空间与人物行动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人物的空间实践。例如，地域小说与都市文学是如何反映出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如何与不同的生活经验和空间实践相对应？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路径更贴近文学的本质，更加关注文学的形象性、具体性和主观经验性。即使是一种新的小说形式的出现，它也“必须在涉及一种明确的历史构造和历史投射的同时，还必须涉及一种明确的地理构造和地理投射”[365]。当代西方的文学地理学在此前提下展开。作为新兴的文学理论，西方文学地理学是建立在比较成熟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它以文本中具体的地理空间为审美研究对象，是文学与地理学相结合的跨学科批评理论，由于文化地理学将地理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张，文学地理批评所关注的领域也随之延伸。与国内文学地理学研究相比，表现出理论先行的特色。同时，文学地理学关注的焦点首先是文本对景观与地方的审美性和意向性建构，由对地理空间的审美感知进入到审美判断，再上升到对空间关系的辨析，是一个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过程，相对于空间批评的普遍性和抽象性来说，文学地理学批评更加具体和富于特殊性，与文学性关系更为密切。文学地理学批评起步于文学审美的特殊性，最终实现对包孕于审美特殊性中的普遍性一般性揭示。在此基础上将文学地理批评置入后殖民批评、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批评、身体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生态批评等理论话语中，正是把握住了文学创作的本质，使抽象的理论批评进入具体文本的语境之中，避免由于对政治和权利话语的过度阐释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作品的艺术性的理解，缺乏在诗性层面上的文化意识和空间意识。最后要指出的是，文学地理学批评自身不仅对其他批评具有基础性作用，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在“全球化”成为一个意识形态概念的今天，空间被认为是进行政治、冲突和斗争的场所，同时也是被争夺的事物，为重新构建人类生存空间提供了可能。因此文学地理学批评常常通过对文本中地理空间的建构，地理空间的再分割和转变，揭示社会变革的意义和影响，建构理想的乌托邦，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和批判精神。可以看到，西方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具有实践性和革命性的理论特质，在目前后殖民时代和全球化语境之中，文学地理学研究作为文学批评方法必将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66]

要之，从“空间批评”为文学地理学研究带来新的资源与动力以及泛文学化的困扰的同时并存，到文学地理学之于“空间批评”的“泛空间化”的反拨，说明世纪之交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已经与“空间批评”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于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总结与反思显然离不开“空间批评”。总的来看，“空间批评”与文学地理学只是一种交叉关系而非对等关系，彼此的内涵与外延互有异同，更准确地说，是“空间”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大于“地理”,“空间批评”比“文学地理学”更为庞杂。其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空间批评”与“文学地理学”大致对应，比如以莫雷蒂《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为代表的文学地图之作即是如此，莫雷蒂对于“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即“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的划分与贯通以及后者之空间形态与隐喻意义的阐释方向，更具理论创新与典范意义。再如克朗《文化地理学》聚焦于文学地理景观而同样从空间形态与隐喻意义两个方向加以阐释，与莫雷蒂可谓殊途同归。二是“空间批评”大于或杂于“文学地理学”，但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哈维的“时空压缩”“空间矩阵”理论，威廉斯的“乡村”“城市”“边界”空间形态理论，詹姆逊的“认知地图”“空间地图”理论，萨义德的“想象地理学”理论，均是如此，因为这些理论尽管都论及文学，或者从文学出发，但都超越文学而指向文化地理，因而宽泛地说是一种“文学—文化地理空间批评”。所以，面对纷繁庞杂的“空间批评”的多元理论及其巨大影响，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空间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画等号，也不能以“空间批评”替代对于文学地理学本身的学术总结与反思，更不能以“空间批评”理论取代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以“空间批评”实践取代文学地理学的批评实践。鉴此，需要从对“空间批评”本身的过度聚焦中解脱出来，而将重点转向“空间批评”与文学地理学之间的有机融合，尤其要充分借鉴“空间批评”理论精华内在熔铸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之中，从而臻于内在学理逻辑上的真正对接。

根据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的归纳，空间批评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助于促进更多地关注文学和其他文化文本中对空间的表现，关注空间批评问题如何改变我们思考文学史的方式；二是对空间关系的关注进一步引发对文学经典之构成的质疑，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对各种文学风格，模式和其他文本性形式所完成的各种作品变得更加敏感；三是对全球化历史空间的关注，同样会改变我们对文学史和当代文化实践的思考。[367]而就“空间批评”理论之于“文学地理学”的内在深化与全面繁荣的意义而论，则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将“文学地理学”聚焦于“空间”研究；二是从“外层空间”引向“内层空间”；三是集中于“内层空间”空间叙事与隐喻意义研究；四是进一步探索了将以上三者融会一体的方向与路径，其中莫雷蒂《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为此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和借鉴的经典范本。尤其是鉴于长期以来文学地理空间与叙事空间概念的分隔与脱节，重新回顾一下莫雷蒂所言“空间不是叙事的外部，而是一种内在力量，它从内部决定叙事的发展”[368]，不无启示意义。

（二）本土“显学”辩证观

在中西文学地理学世纪并盛的格局中，本土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开启先声、80年代的重新起步、90年代的多元拓进、21世纪初的学科自觉阶段，但其间问世的重要论著几乎都集中于21世纪，较之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后续优势而更具后发优势。据李伟煌《中国文学地理学论著的数理统计与分析》（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附录《文学地理学论著目录索引》统计，问世于1905—2011年间的相关论文1126篇，其中发表于2000年及其后的有1038篇，占92%；问世于1932—2011年间的相关著作245部，其中出版于2000年及其后的有140部，占57%。或许人们对于这些论著的收录范围会存有疑义，但可以肯定的是21世纪十余年间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之丰硕与地位之重要。

然而在世纪之交本土文学地理学的显学集成中同样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足，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失衡”。

一是地域与空间研究的失衡。沿承古代诗骚地理论、江山之助论、南北比较论、地方文学论四大主题，同时又得益于世纪之交文化热尤其是地域文化热的激发与推动，以及受台湾学者陈正祥所著《中国文化地理》于1983年在大陆出版的直接影响，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地理学的重心依然是地域性或者说区域性研究，从相继召开的学术会议到与时俱增的学术论著，大多以文学与地域—区域文化关系研究为主题，尤其是重点围绕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而展开，集中体现在地域文学与区域文学史研究两个方面，包括以行政区域为单位以及以文化地域概念为单位的双重地缘取向。这种基于传统地理学的“人地关系”以及中国地域与区域文学核心问题的再度复兴，足见这些传统命题持久不衰的学术生命力，同时也标示着传统地域文学研究的向纵深拓展。此与同时期西方“空间批评”的空前盛况及其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紧密结合恰好形成强烈的对比与反差。尽管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空间批评”理论已输入中国，也陆续出现了相关评介性论著，但多局限于文学批评领域，而尚未有意识地与文学地理研究融合为一体。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空间批评”重要论著与观点的译介和传播，以及受之于小说叙事空间理论的交叉影响，借鉴西方“空间批评”理论而应用于文学地理空间研究才开始有所新的突破，并由此昭示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广阔空间与前景，但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还都无法与地域研究相提并论。若以“外层空间—内层空间”之“双重空间”衡量之，则地域与空间研究的强弱反差，亦即“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研究之间的失衡。

二是古代与当代研究的失衡。就从事文学地理研究的学者群体而言，主要由文学与地理研究者两股力量结合而成，同时还有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参与。当他们从不同学科被吸引到文学地理学研究领域之中，实际上都在不约而同地走向了跨学科研究。然就目前中国文学地理学界的主体力量而论，则是“古”多“今”少的失衡状况十分突出。这首先在于从中国地域文学—文化的研究走向中国文学地理研究，彼此具有内在的学术关联，因而对于古典文学学者而言也更具天然的亲缘关系。再就中国20世纪后期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历程观之，由地理学界竺可桢、陈正祥于60—70年代的开启先声，即首先定位于古代文学地理研究，从竺可桢《物候学》《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以唐诗为范本，到陈正祥《诗的地理》讨论有关诗学地理以及唐代、宋代、明代之诗人地图，也都是论“古”而不涉“今”。而后至20世纪80年代的重新起步、90年代的多元拓进，直至21世纪初的学科自觉阶段，由于当代文学—文化学界参与度的提升，原先被严重忽略的当代文学地理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其中更具集成意义的是严家炎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包括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逄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魏建、贾振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刘洪涛《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马丽华《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等，这些都有助于强化当代文学地理研究，但总体而论，长期以来重“古”轻“今”的整体格局依然未有根本改变。

三是本土与域外研究的失衡。与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的不断升温相比，本土学者从事域外以及中外比较研究的热度不高，大约至20世纪90年代之后略有改变。其实，就域外文学地理研究而论，一方面需要加强相关学术成果的译介，除了“空间批评”这一热点之外，还有大批西方文学地理学论著需要翻译出版，包括法国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与费雷《文学地理学》，以及诸多“地理批评”“文学制图”“文学地图”“文学地域主义”方面的研究论著。与此同时，需要对西方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之进展——包括理论建树、实践探索以及学术史总结方面的成果予以及时而系统的评介，除了从专题性与综合性两个方面展开之外，尤其需要加强系列性研究的设计与推进，然后汇聚为更为厚重的学术著作。另一方面，则是对域外文学地理的具体研究，同时也包括中外文学地理的比较研究，然而这方面的学术成果较之相关学术成果译介更为薄弱。就此而论，邹建军一再倡导将文学地理学建为比较文学的分支学科，显然有益于弥补这方面的严重缺陷。鉴此，要在努力拓展本土学者学术视野的同时，还要开辟更多的渠道以推动中外学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四是文本与图本研究的失衡。“地图”向有地理学“第二语言”之称，因而作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的文学地理学不仅应该汲取地图学的理论资源，而且应该将地图制作技术直接应用于文学地理学研究实践之中，以便更好地实现文本与图本相互促进、相互阐释、相互增值的“互文”功能。陈正祥《诗的地理》与《中国文化研究》为此提供了早期重要范本，尤其是《中国文化研究》首篇《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以及所附关于各代进士、官员、诗人、词人地域分布图表，皆以极其专业的地图制作技术直观呈现其重要学术观点，不仅在文学地理学界内外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于文本与图本研究的相互交融富有启示意义。然而总体来看，国内地理学界有志于文学研究的学者毕竟为数有限。退一步说，即便对有志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也并非人人都能擅长地图研究与制作，因为作为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地图学毕竟不能简单等同于其母体学科，而地图制作更是一种需要专业训练的专门技术。反过来，对于来自非地理学界的诸多文学地理学学者而言，几乎都没有受过地理学尤其是地图学的专业训练，更难以在短时间内熟练掌握地图制作技术，所以在以文学界为主体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中，以“文本”研究为主体、为核心的“文—图”失衡显然难以避免。进入新世纪之后，杨义借鉴西方“文学地图”概念与中国“图”“书”合一传统而率先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一命题，在短短的数年之间便相继出现了大量以“地图”“重绘”为核心概念的研究论文和专著[369]，同时也有助于克服与改变长期以来文本与图本研究严重失衡之局面。然而回望文学地图的历史进程，当其在经历原始形态、附属形态与独立形态的三个发育阶段之际，即趋于“实体性”与“借喻性”概念的两向分化。所以严格地说，诸多以“文学地图”命名的论著，几乎都是“借喻性”而非“实体性”概念的文学地图，即重点借鉴和汲取了“文学地图”理念与方法应用于文本分析与意义阐释，但由图文合体趋于图文分体，往往有“文”无“图”，是一种没有“地图”的“文学地图”；也有一些“文学地图”之作虽然配有若干“地图”，然因“图—文”比例严重失调而徒有其名；另外还有一些“文学地图”之作所配“地图”多引于现成之作，缺少二度创作；至于对从纸质地图向数字地图的重大变革，多数学者还没有做出及时而有力的响应。所有这些都会直接影响文学地图“图—文”相互促进、相互阐释、相互增值的“互文”功能之实现。

五是实体与理论研究的失衡。理论既是先导，也是灵魂。从文学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自20世纪后期启动文学地理研究以来，长期偏重于实体性的学术探索，而致力于理论性的学术建树明显欠缺。直至进入21世纪之后，以上两相失衡局面才得以明显改变，其间相继出现了一批致力于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建构的理论探索论著。尽管在有关文学地理学的概念、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核心问题上还需不断加以深入，但以上由区域文学研究的进一步聚焦，到文学地理空间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文学地理整体研究的进一步强化，再到文学地理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四者之间的相互交融与相互促进，即已成为21世纪之后文学地理学进入了一个学科自觉的时期的核心标志，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之理论建构已呼之欲出。有鉴于此，本书“导论”慎重凝练并提出了“新文学地理学”的新命题，认为从新世纪中西交融的时空坐标观之，当前我国正在逐步走向学科自觉阶段的文学地理学，实际上是一种超越于传统与西方的新的文学地理学，因而可以另行命名为“新文学地理学”。“新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命题的提出，需要我们在推进古今—中西时空超越中实现本土、本位与本原的三重回归，以此为“新文学地理学”构筑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因而所谓“新文学地理学”，可以视为对世纪之交本土文学地理学显学集成与学科自觉的新概括与新超越。[370]

以上将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渊源回溯于中国先秦两汉与古希腊罗马时代，并依次从四个时段对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演变历程作了简要梳理和总结，并非缘于抒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更好的夯实学理之根基。回望文学地理研究的漫长历程，真实令人感慨万千。先是在上古的所谓“轴心时代”，由中国与古希腊共同铸就了原始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的最初辉煌，而当西方进入中世纪的低谷徘徊之后，中国依然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然后至中世纪终结之际，正是中西形成“剪刀差型”的明显对比的交汇点上，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西的学术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倒转。到了19—20世纪之交，在第二次“西学东渐”的强烈激发下，中国地理学界在重点借鉴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等现代地理学理论与融合传统地理学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现代转型与复兴。而至20—21世纪之交文学地理学研究重心的逐步东移以及中西并盛格局的形成，是中国经过近三十年自我封闭之后重新打开国门、走向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本土学界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所做出的积极回应中的独特建树。其间一个世纪兴而复衰、衰而兴复的首尾循环，除了令人感慨之外，同时也留给了我们诸多的警示与启示意义。值此21世纪之初，源远流长而又经过百年风云激荡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包括对当今跨学科前沿理论与方法以及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虚拟地理环境”（VGE）的新技术、新媒介的关注与融合，从而为建构融合全球视野、本土情怀、时代精神与理论创新于一体的“新文学地理学”提供更为丰硕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