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第欧根尼

一 缘起

源自古希腊的第欧根尼学派,首先是一种道德学说,它强调“我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安排我与他人、我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它抗拒融入社会,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这些看法,可以叫“劝慰”“道德箴言”,也可以用现代表达方式,它起着“哲学治疗师”的作用,可以说是最早的心理疗法。这里所谓“疗法”,指它独自形成一套类似心理咨询式的理论,叔本华的生活智慧,有第欧根尼学派的深深印记,所以我称他是新第欧根尼。

当代法国哲学家德勒兹说,哲学就是创造概念。他心目中的典范可能是柏拉图和康德的著作。但是,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启蒙运动之前,用另一些说法表达类似的意思,像格言警句,其表达方式也并非后来学院哲学的术语和逻辑分析的方式,古代人言简意赅,其文也似散文,娓娓道来,文思灵动,随手拈来,好像是亲切地与人交谈,又像是首先与自己谈心。在第欧根尼那里,理论从来就不可能脱离实际,其日常行为,就是其理论本身,因此后人总是以逸闻趣事的方式描述(而不是论述)第欧根尼学派的“理论”。换句话说,哲学就是生活方式,其人与其文完全是一回事。当然,这里有智慧,他们想好了,生命就值得以如此的方式度过。它的年代早于基督教,是更古老的道德信仰。

叔本华也提到第欧根尼学派的“规则”(rules),但它并不具有后来“法则”或“形式”的含义,我宁可说它类似“座右铭”之类,但如果狭隘地说它是励志的、劝人积极进步的,可能在理解上就导致庸俗化了。总之,在这里,还没有后来学科的划分,一切后来独立出来的学科,都还是混沌地搅在一起。与其说“座右铭”教人们要怎么想,不如说是教人们怎么去做,指行为举止方面,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叔本华认为,最有生活智慧的人,首先想的不是如何去获取快乐,而是解脱痛苦。他这话含义丰富,颇有哲理。它认定从根本而言,世俗愿望难以实现或根本不可能实现,但人的一个顽固天性,就是总盼望着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例如,想不老、不死,或者后悔:如果当时我不那样选择或者做事,该多好),这种自寻烦恼的天性伴随人的一生,极少有人能在这顽固的天性上实现自我超越。这自我超越,用叔本华的话,就是解脱痛苦,心灵没有烦恼,快乐自然而然就会到来。但是,这里暗含着悖谬,那就是人活着不可能不做事情,做事是由于有愿望或者意志,但愿望总是落空。如果不做事情或无所事事,巨大的空虚无聊感就会不请自到,那还不如去外面瞎折腾呢。

我们都知道人们热衷于日常生活里的“瞎折腾”,但很少有人思考其中的哲理,帕斯卡尔在《思想录》里说,它来自人只有在群体活动中才获得快乐的本能,他称之为“消遣”:“消遣——当我有时候潜心思索人类各种不同的举动,他们在朝廷上,在战争中面临的种种危险与痛苦,以及由此产生的无数纷争,热情、大胆而又往往是可怕的举动等,我就发现人的一切不幸都来源于唯一的一件事,那就是不懂得安安静静地待在屋里。一个有足够的财富可以好好过日子的人,如果懂得快快乐乐地待在家里,他就不会离家出海或者去围攻一座要塞。他们之所以会买下一个如此昂贵的军职,就算因为他们觉得足不出城是件难以忍受的事情;他们之所以去寻求交际和消遣,就在于他们无法快乐地待在自己家里。”[1]我从中读出,能享受孤独的人,就能实现自我超越,也就在最大程度上摆脱了痛苦、摆脱了自寻烦恼的天性,这正是叔本华所赞赏的生活智慧,其道德观的源头,亦可追溯到第欧根尼学派。

很深奥的哲理:孤独(主要以独处的方式)是快乐的还是令人悲伤的?思想者最不害怕孤独,人们总想凑在一起,其实并非在一起时果真有什么幸福而言,而是想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是在逃避思想,使自己处于不独自思考的状态。为此,人们不惜去外面表面忙乱其实却“无所事事”、一事无成。事实上,人在一起时充满着钩心斗角,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但人们就是在幻觉里觉得自己已经获得了忙乱的享受,却从来不会认真思索享受本身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这种思索本质上是独自思考(独处)的结果,是超越自我(自我去外面忙乱消遣的天性)之结果。换句话说,孤独能使人变成神(尼采说是“超人”),它并不否定消遣但是却改造了消遣的本性,孤独之中的消遣是最纯粹的精神消遣。但是,这里还是有悖谬:既然做一个彻底的隐士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是痛苦的(因为人毕竟不是神、人在最厌恶人的时候,还是需要人,需要人之间的感情寄托),那么,对痛苦的超越就不是否定意义上的(不是否定与他人在一起,“在一起”所带来的不仅是痛苦,还有快乐),而是意味着升华,即对痛苦的看法发生了快乐的改变(身体会生病衰老,这已经是痛苦),这就是哲学治疗的疗效。关于哲学治疗的第一句话,来自苏格拉底:哲学就是练习死亡。转译成现代文,就是学会如何度过一生,因为死就像出生一样,超出了个人控制的能力,但是如何活,或者生活方式,人可以自主选择。因此,哲学治疗与人的自由选择本能,关系密切。

独享孤独或者超越自我的能力,一个最为明显的好处,就是能保持持久的内心宁静与快乐,这是那些整天在外面忙乱的人最羡慕的,其原因在于前者拥有更多的不受限制的个人选择的自由,后者则不得不与他人妥协或有更多不得不做的事情(“不得不”即原本并不愿意做)。也许有人会和我抬杠说,既然有独享孤独的能力,那就去监狱里好了。这倒是一个颇有启发的情景。其实,监狱并非狭隘的,福柯曾经说,看见学校的大门就联想起监狱的大门。如果生活环境就像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大监狱,那么,善于独享孤独者,是精神上最强大、对精神崩溃最有免疫力的人。换句话说,“监狱”限制的只是人身的自由,但是却限制不了人内心的想法,这就像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情形,或者现实生活中的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监狱成就了一个人内心的伟大,它是活生生的灵魂磨炼与升华的真实历史,它揭示人最伟大之处,是孤独中的自由意志之伟大(人之伟大不仅在于与他人比较而显现其伟大,更在于从其单个人自身精神之强大而展现其伟大),甚至就人之为人的本质而言(人是由单个个体组成的,人永远是独自承受,共享是暂时的),这种伟大超过了建功立业的拿破仑。

叔本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回避,而不是享受在与人争斗过程中获胜的快乐,这有点消极。如果生活中的悲伤是真实的而且无法避免,那就应该迎着它上,而不是逃避。质言之,就像爱一个人(爱生活本身)就得懂得与这个人必然会有的冲突一样,爱本身既是幸福又是痛苦,爱一个人或与别人的友谊,就是漂浮起来与之交往。漂浮是这样的可能性:它搁置冲突。但是,回避对于个人也有积极的一面,即烦恼少的结果就是心情宁静,增加了快乐的可能性。总之,哲学治疗是教人如何在无法容忍的情形下去“容忍”但又没有受奴役,只有在心情遭遇两难的情形下,哲学治疗才能派上用场。例如,对于生活本身就不能说或者快乐或者痛苦,既然痛苦与快乐是搅在一起的,那就只能在克服痛苦中获得快乐,就像攀越悬崖峭壁。小小而眼前的例子,我写作一天腰酸背疼但收获了“感觉写得不错”的快乐。我必须劳动,而不能只要纯粹的快乐而不要腰酸背疼,即身体的疼痛甚至是快乐的一部分,萨德就曾经详细描述过类似的情景。

“痛苦”就像“荒诞”一样,它们处于日常用语与哲学概念之间,既不具体也不抽象,而是处于两者之间模模糊糊。视角不同的人一读到它们,就以为已经知道了它们的含义,结果就发生了不必要的争论。我说“不必要”是因为它们不像“北京是中国的首都”那种指称明确的判断,而是隐喻别的意思,从而得与一段描述连接起来,才会有所明朗,我认为它们是处于日常用语与哲学概念之间的表达,可以叫诗意表达,它们比哲学概念生动,又属于日常语言中的抽象感受,有点像言不尽意的表达,来自本来不能表达却硬去表达,它的诗意在于它不像“北京是中国的首都”那样真实,但是与哲学概念比较,它更是人内心感受中的真实。这也破解了“孤独”本身就是荒诞的(“荒诞”在此的含义是两难、自相矛盾),因为赤裸裸的孤独,就像注定要在孤岛上死去的鲁滨孙,人类语言对他已经毫无必要,因为没有交流的机会。孤独得以成立的前提,是有语言却没有真实的交流,因此它不仅指个人处于独处的状态(这不是完全没有交流,内心独白已经是自我交流),也指虽然在与人交流但处于彼此互不理解状态,就像闹市中的孤独一样。因此,鲁滨孙是彻底孤独的,他有内心独白的能力,却由于身处物的世界,无处可说。

“厌倦”(boredom)也属于“痛苦”与“荒诞”家族,适用上述描写,叔本华使用了这个不是哲学概念的“哲学概念”,消解了思辨哲学的边界,他是关于人的生存哲学的奠基人,但也不是横空出世,古希腊哲学中有其来源。我不同意叔本华之处,在于他认为痛苦(包括厌倦)与快乐势不两立,我却觉得它们彼此相互包含,甚至彼此以毒攻毒,就像知晓了必死就抓紧快活地活着。快活时随时都会滋生知道自己必死的念头,这是快活中的心理事实、无法回避,那么你说,哪里会有纯粹的快活呢?不会有的,这是心理危机的关头,这个关头需要哲学治疗。

怎么治疗呢?首先要有将心思飘起来的能力(升华),烦心之刻取其静,超越自我,做自己的旁观者,自己的风景就是自己,它是一种真实的虚幻力,若能将其延长,内心的焦躁就会平缓,就像卢梭惬意地看着身上流出的血,仿佛那不是自己的血。这是本性孤独的天才自述,天性好交往者如狄德罗,虽有才气,却难以滋生如此的念头,因此这话与才气本身无关。这话含有的诗意是鲜血凝聚的,它像血一样自己流出来,与是否有写诗的才华无关。天才的诗人,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是诗人。

灵魂之所以比感官复杂,在于灵魂是以走神的方式专注,以至于专注与走神其实是一回事,柏格森称之为绵延、德勒兹称之为反俄狄浦斯情结、“精神分裂”,就像有效治疗厌倦情绪的办法,是身处厌倦的环境时想着快活的情景,仿佛那厌倦就是快活的物质道具。叔本华不能如此想问题,在于他太拘泥于形而上学的二分法了,例如现象世界与自在之物世界的区分。世界上的事情或者事件从来不是界限分明的,不是一件事情结束后再发生另一件事,而是同时发生不同的事情,人在某时刻只能取其一件而舍弃其他,但只是在物理世界是这样。人的精神世界速度快,完全可以同时发生“南辕北辙”的荒谬念头,这是一种积极的焦虑。在“圆的正方形”时刻,在obscurity时刻,灵魂在自我绞杀中超越自己,实现了自我救赎。叔本华一句话用这里恰到好处,即使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写出了多么深刻的哲理(这就是思想天才):“它完全颠倒了自然秩序,试图将悲惨的处境转化为惬意的乐园……”[2]省略了后半句,是由于他认为这惬意的前提是真的能逃避痛苦,我的立场是正视而不逃避痛苦,就像卢梭说的,流血本身就已经意味着惬意。我这里和叔本华的心思就只有毫厘之差,却是本质之差。

“不受打扰,就像我在自己的代表作(指《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引注)中指出的,这就是犬儒派哲学家的基本思想。”[3]这派哲学家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住在木桶里,就象征着不受打扰,自成一体——哲学家是孤独的而且享受之,它不仅是理论而且是生活方式本身。哲学家当然要讨论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但这讨论并不是哲学家深入生活与社会的结果,哲学家不过是在孤独地想象人与人之间应该有怎样的关系,我相信卢梭正是在如此状态下写出了《社会契约论》。当然,这也不意味着第欧根尼与卢梭没有与别人打交道的经验,但是这些经验与他们的想象力相比,是次要的因素。

犬儒学派是一种返回自我的道德,它不瞄准社会生活,这固然是它的天然缺陷,但所谓创造性的思想,无非在一个方向上走极端而已。第欧根尼以逃避他人侵扰的方式获取快乐,是近代以来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之雏形。中国古话叫“独善其身”。

但是,叔本华的道德观,并非“独善其身”所能概括的,要比这4个字复杂得多。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对这个被认为是富有哲理的警句过分解读,却会导致更令人担忧的情景,因为实在说来,人们的“近忧”要比“远虑”更为迫切、真实、确定,而“远虑”却只是人们根据目前已经有的知识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某种设计或者打算,它含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人们不是怀念过去,就是盼望未来,唯独对于最为真实的现在,却交了白卷。过去了的,已经不再存在。将来的,还不曾存在。活在现在,活好现在,就是最为真实的生活,我们只是真实地活在当下瞬间。瞬间,这是最为真实的、不是幻念的“东西”。由于时间永远在绵延,“现在”会成为过去即变形为记忆——如果它是值得的,就是美好的怀念;如果它是不值得的,就被称为后悔,但是已经无法更改,时间不能倒流。如果当下、现在、瞬间活得精彩,将来回想起来,就会为自己感到自豪,但是将来对自己曾经的生活能否有自豪感,还是取决于现在。叔本华道德观的一个精彩之处,在于告诫人们当下的生活质量,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它是真正的生活内容本身,它不得不是创造性的生活,即有别于过去与将来的“差异”——由于瞬间转瞬即逝、瞬间与瞬间之间是性质的差别,而不是数量的差别(不是钟表指针移动的一个空格),这就对于人以何种方式选择当下的生活,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它很像是在极短时间内下意识的身心活动质量。这个质量之所以在性质上是创造性的,并不取决于人是否平庸,而首先是学理上的,即实际上当下与过去处于一种“没有割裂的断裂”关系,而将来也极为可能是当下的某种转折,换句话说,这里根本就不存在直线。

我之所以说叔本华开创了哲学的“女人时代”是以此隐喻生活的真实内容就是“破涕为笑”,情绪改变的无常性是真实的,但传统道德习惯却无视甚至鄙视这样的真实,它使人们长久地为过去某一瞬间的错误选择而内疚甚至痛苦,牺牲了当下的大好时光与年华。叔本华告诫人们,要为现在而活着(我们只能拥有现在),不为过去,也不为将来:“唯一值得的就是现有的。”[4]当然,这个说法需要补充,它是一种抽象的说法,“现有的”千姿百态,而不是唯一的。虽然世界上同时发生着千姿百态的事情,但在某个瞬间,人只能选择拥有一件事情,因此这个说法还暗含着自由选择的重要性。

以上我提到几个汉语成语或俗语,它们同时具有积极与消极双重效果。它们的缺陷,在于人们接受它们现成的、所暗示的意思,这使得人们不能以批评的态度从反方向分析其积极的可能性,从而难以升华到哲学的高度。

将来比过去重要得多,因为过去已经存在,将来有待存在,所以生活就是创造,它取决于我们的自由选择。虽然将来重要并且令我们憧憬,但最好的生活态度是:将来与现在融为一体,而且奠基在现在。这里不要区分先后,当我们说有盼头,意思是它与当下正在做的其实是一回事,而不是说将来会有个现成的好东西在那里等着我们拥抱它。瞬间的空间化=当下的举止活动。

怎么去过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生活呢?必须把独立思考与积极寻找结合起来,即身心一体的活动,它不是日复一日的重复,重复只表现在生活形式,生活内容不同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发现千姿百态的“金子”:“快乐就像澳大利亚地下埋藏着的金矿,藏在这儿或那儿,发现的机遇是任意的,毫无规律可循。”[5]换句话说,瞬间不但与自由选择有关,而且与任意的偶然性(遭遇,它是“运气”的实际内容,是反命定论的)有关,道德观讨论到此,叔本华已经进入“非理性领域”,越过了康德哲学的边界线。还有与快乐异曲同工之妙的,它把快乐与智慧连接一起(不是平庸的快乐):“智慧是另一个不请自到的宾客,它就隐藏在某个地方。”[6]智慧与快乐一样,虽然经常隐身,但也不时闪烁,它们使我们深信:生活是值得过的,这不是说我们无所作为等着运气降临,而是永远有抓住机遇的可能性,只要坚持、有韧劲,这是真的。

启发是一连串的,瞬间与偶然是人所害怕的,因为人们在可预知的情形下,才感到安心。但是,安心虽然舒服,却没有了惊讶。瞬间、偶然、任意性之所以重要,还有一个秘密所在,我现在可以挖掘出来,那就是它们都直接指向纯粹个体性、个别性、独一无二,不能归纳为一般性的纯粹个别性。从语言角度,这是一种很荒诞的情形,因为词语本身,就是“一般”。所谓创造性的理解力,其实是从具有一般本性的词语中联想起个别的情景,比如“荒诞”一词,就是一个“一般”或者感性的概念,人们在这个词语上的争论并不会有标准答案,它的实际效果在于,不同的人从自身出发,会想到某个别情形或情节是自己心目中的荒诞性。学究们只是停留在思想的表面,即想在“正确的解释”上达成一致,天才的思想家却只想到当下活生生的、正在发生着的个别情景。换句话说,才华是在无意识中发挥作用的,而无意识一旦创造出新概念,就相当于性爱达到了高潮,“衰落”就开始了,因为才华已经发挥到淋漓尽致,事情结束了:“有意识的理性起否定(即创造概念、命名,它割裂了绵延的过程——引注)作用、批判作用,它控制、纠正、衡量、比较、组合、调整和理顺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从个别中得出一般,使个别情况成为一般规则,但是它永远不能富有成效地起作用,不能有所发明。在这方面,人完全取决于无意识的东西,如果他失去了无意识的东西,那他就失去了自己生活的源泉,没有生活源泉,他就将在一般与个别的枯燥模式中过着郁郁寡欢的痛苦生活。”[7]

不要轻视偶然性,偶然性是真正的幸福之源:“偶然性总是一种幸福。”[8]何以见得?“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次冒险的旅行,是从不同视角看到的风景,乍看的模样若等我们近处观察,就改变了。这正是我们所希望发生的事情,我们经常发现某些别的、比我们原本想要寻找的更好的东西。我们在不同的路上寻找和发现,而这些路不同于那些曾令我们毫无收获的路。”[9]什么是偶然性?偶然,就是瞬间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之所以不是一般的或重复的,全在于“偶然”等同于视角的转换(即使是看同一道风景),即发现某些别的。这转换、这些别的,就属于体验的细节了,这些描述既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更是心理的,发生在我们内心世界——遭遇意外之喜,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要有时时敏感的内心,女人的哲学是易感的哲学,是建立在敏感精神之上的悟性或者洞察力。自然世界中的偶然事件,是难以预料的,但我这里强调的“征兆”指的是物理—心理世界中细微的改变。例如,象形文字就是一种“征兆文字”,它以征兆的方式隐约而模糊地表达意思,其中有“抽象的感性图画”,它们是机巧的心灵凭空创造出来的,没有一定之规,有各种各样的例外(意外),就像同一个汉字有着好几种写法。

叔本华发展了伊壁鸠鲁的道德观,与其积极追求幸福,不如消极地避免烦恼。后者也许开放了这样一种态度:在可信和可不信的模糊状态下,首先选择不相信。普遍的信誉与社会公德有关。如果人与人之间只有外表的虚礼而内心互不信任,社会公德近乎崩溃,那么,人们就会选择彻底返回自我(别人指望不上),很少有能交心的朋友,使得最真实而惬意的社会生活只局限在极小的私人小圈子之中。于是,道德面临着重建。这个过程是自发的、缓慢的,凡是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的教训,还要在经历一次,就是说由于普遍的不信任感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幸福感时,人们如果不集体商议以切实有效的新的社会契约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社会多数人(统治阶级除外)会觉得趣味丧尽甚至生不如死。换句话说,没人愿意管别人的事情,除非到了危及自身生命安全的时刻。所以,这是一种被迫的自由,就像社会上被迫服从的现象一样。

上述的意思,就是让人们不必悲观:事情从来就不会朝向如人所愿的方向发展,而且既然这是人们的愿望,就像人们事先已经享受过了一样,其在幻觉中的实现也没有多大意思。换句话说,真正的幸福总是意料之外的,即事情实际上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我们的初衷原本这样,结果却发现了(发生了)那样的效果。无论是怎样的效果,它就是生活最为真实的内容,也就是生活细节的不可预知性,它是中性的,其具体的方向总是即刻发生、即兴发生。炼金术本想从铅或铜中提炼出金子,结果却推进了化学——错误的前提却获得了智慧的果实,它的成就并不归功于设想而归功于即兴的才华,也就是一些瞬间的情景才是精彩的,即发生了别的、生活在“别处”、经历一个新人或一个熟人的陌生之处。与其说新东西的性质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心理感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