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左亚文

布哈林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难以绕开的一位重量级人物，曾被列宁誉为“党的最可贵和最大的理论家”。他的卓越才华和理论建树不仅在当时引人注目，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时代价值。李先灵的博士论文《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研究》，专门选取布哈林在十月革命后对如何在一个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思考展开具体和全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追根溯源，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所开启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与列宁和布哈林晚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为了解决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列宁晚年不仅毅然决定改行新经济政策，而且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但因列宁逝世过早，许多问题还来不及做更深层次的探索。列宁逝世之后，布哈林忠实地继承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由于他亲身经历了苏俄20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再加之其是一位善于思考和富于创新的人，因而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进行了更多的思考，并为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棘手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起因是为了应对所要面临的巨大危机，但却提出了一个对社会主义建设本身来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列宁曾明确指出，那种从书本上谈论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而且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只能自己找出路。“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正是在实践中，列宁进一步认识到，那种所谓的“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是不存在的，所存在的只能是由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所创造的具体的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离开正在进行的具有其特殊形态的社会主义，那种所谓“纯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和虚幻的概念。列宁是辩证法家，当经历了痛苦的挫折和失败之后，在社会主义存在形式的问题上，对于其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达到了极其深刻的认识。

作为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宣传者、继承者、捍卫者和发展者，布哈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从苏联当时的具体国情出发理解社会主义，认为“玩弄凭空臆造的‘定义’、‘原理’和死板的‘分类’和公式等等”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和水火不相容的”，他勇敢地提出“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走向社会主义”，强调市场关系“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市场关系是一定历史阶段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和存在方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离开市场关系，经济的发展就会严重背离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只有市场，才能解决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问题，才能把国家的计划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才能在小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利益之间建立起正确的结合，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布哈林还提出了著名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执政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应以经济建设和政权巩固为基本任务，以和平的组织方式为治理手段，多方提高民众的政治文化和技术水平，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合理需求，逐步达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些都是布哈林对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出的开创性见解。

李先灵的博士论文《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研究》，以对布哈林社会主义总体观的理解为逻辑起点，在深入研究原始文献以及近年来俄罗斯公开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对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等思想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既阐明了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又指明了其历史的局限；既对其构成要素和具体观点做了细致的剖析，又对其内在联系和总体特征做了科学的概括。论文着重对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贡献进行了研究，并对其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作者认为，布哈林作为一位博学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主要理论贡献是：提出对于一个马列主义执政党来说，强有力的思想意识形态工作就是它凝聚党心、凝聚民心、率领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统一步伐、迈步前行的理想、意志和号角，共产党只有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思想政治的轴心周围，才能把事业进行到底，因此，必须在党内保持并加强布尔什维主义意识形态的继承性，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的基本保证和首要前提，要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先进部队，是工人阶级中最坚决、最有觉悟、最先进和最英勇的分子，能够高瞻远瞩，最清楚地看到各种社会矛盾，及时觉察各种危险，并善于在解决诸多矛盾的过程中，使次要的东西服从根本的和基本的东西，正是共产党的这一先进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原则；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是行动中的科学，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是为国家命运负责的社会领导者，苏维埃国家应加强执政党建设，培养出众多优秀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提高治理国家能力，为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负责；指出官僚主义等“无产阶级专政的对立物”是苏维埃政权健康肌体上的可怕赘瘤，应通过学习革新国家机关，通过学习普及教育，防止领导干部蜕化变质，同时运用舆论这个有力杠杆来帮助苏维埃机关同自己的疾病做斗争，用舆论这把刀子切除国家机构上的官僚主义赘瘤，从各方面根除机构臃肿、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经营不善、物质浪费、阿谀奉承、巴结逢迎等一切邪门歪道；“富有历史意义的行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参加这种行动的人数便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唤起人们对这种改造的兴趣和采取自觉的态度，使千千万万的人相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布哈林坚持列宁的这一重要观点，坚决反对在所谓“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纯无产阶级政策”的幌子下剥夺农民，强调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和平组织”工作，执政的共产党“要有耐心，不要赶忙，不要冒险妄为”，应运用科学的手段，千方百计组织和全力支持群众参与文化建设，帮助农民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引导他们改造自己的本性，帮助他们成长起来，认识到走向新生活和亲自参加建设新生活的必要性，养成为担当管理国家的事务所必需的习惯，走上一种新的、积极的和自觉的社会主义生活轨道；强调在循序渐进地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要在精神文化领域尽快“为自己建筑起房舍”，做到从政治的高度认识文化工作，不能对所有的文艺观点放任自流，必须对错误的观点予以及时驳斥，无产阶级作家应按照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在作品中表达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在表达文艺观点的时候要重视政治考虑，注重用健康的意识形态倾向引导读者，同时采用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创作出具有强大感染力的文学艺术，为群众提供适合他们口味的“意识形态食品”；坚持和发展新经济政策，以利益吸引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通过合作社、市场等途径满足群众的多样需求，解决“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一根本问题；强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正视事情的真相”，指出“普遍贫困和贫穷的平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向贫穷和困苦开战”，“社会主义应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为目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不懈地努力扩大生产”，通过大力促进生产力的顺畅发展、以和平组织的方式理顺生产关系，以法制的方法开展城乡经济活动，多方并举推进民主进程，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国家强盛富足与社会良性发展，增加社会和群众的物质财富，提高工农群众的生活福利和科学文化素质，减少各种矛盾达到社会平衡；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他以苏俄“落后的社会主义”现状为出发点，以“一个稳定成长中的社会，其各个组成部分应保持有效的、持久的、动态的平衡”为指导理念，认为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要的增长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途径，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应依托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力量，以减少社会矛盾、缩小阶级差距、实现城乡一体、改造全国居民为任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走和平改良、进化发展之路，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平衡发展，最终“和平长入”民富国强、文明平衡的“真正完全的”社会主义。

同时，作者强调指出，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交织着渴望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与艰难处置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困扰。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诸多因素的制约，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存在不少错误、缺陷和不足之处，特别是他经常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和分析问题，很少将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因素考虑进去，而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从来都是相互制约和影响的，故其建设方案在当时国内外背景的客观形势下实际上是难以落实的，因此，对之我们应当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进行审视，把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同他当时所处的苏联国内外历史条件结合起来，进行客观的研究、分析和评价，尽可能避免夸大和苛求，努力探寻布哈林在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提供了哪些“新东西”，具有哪些合理因素，在当时和现在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分析思考其思想中存在的局限性及错误，同时发掘这些局限性及错误出现的原因。我认为，这种评析是准确和全面的。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犹如一面历史之镜，折射出苏联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至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今天，我国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重视苏联“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尽量避免重犯历史性的错误。特别是应该加强对布哈林等马克思主义先行者对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研究，从他们的思想观点中去发现和开掘社会主义国家在“幼年时期”开拓的宝贵理论资源，只有深入地研究这些理论资源，我们才有可能从源头上查明和认清社会主义建设曲折行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把握其内在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2015年6月6日于武汉大学珞珈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