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修辞批评的含义及历史

一　修辞批评的含义

“修辞批评”，顾名思义，是对修辞话语的批评。所谓“修辞话语”，根据上一章对修辞学的阐释，是指旨在劝说或影响他人的话语。“劝说性”并不意味着话语真正劝说成功，而是指话语具有劝说的意愿、目的。所以，布莱克将“修辞话语”定义为“旨在影响人的口头或书写的话语，该话语是否实际上影响了人，并不影响它为修辞性话语”[5]。“不管什么情况，修辞话语是具有目的的话语，其目的是从听众那里得到回应。”[6]

说到修辞批评，人们很自然会联想到文学批评。其实，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存在着一些差异。从视角上看，修辞批评是从修辞学的角度，用修辞学的词汇对修辞话语进行的批评，文学批评则从文学的角度，用文学理论的词汇对文学作品进行的批评；从对象上看，尽管修辞批评也可对文学作品如小说、戏剧、电影等进行批评，但它更侧重对具有现实目的的话语进行批评，并聚焦其修辞运作机制，因此与社会现实联系得更紧密，而文学批评的对象主要是文学作品，且多聚焦其内部运作。从批评的目的上看，修辞批评是要揭示修辞者如何使用话语或其他符号去影响听众，提高人们对话语劝说的影响的理解，而文学批评则要揭示文学作品的“永恒的美”。修辞学家试图影响生活，而诗人则旨在描绘生活；修辞是以听众为中心的（audience-centered），诗学是以主题为中心的（subject-centered），修辞者针对的是理解、信念和行为，而诗人针对的是对思想和精神的激发。[7]以上各家对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界定，基本上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由于学科之间的交叉影响，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也并非井水不犯河水，而是经常呈现理论、视角和方法上的相互借鉴。譬如叙事理论及女性主义理论不仅用于文学批评，也常用于修辞批评，只不过描写的词汇和侧重点不同而已。

“修辞批评是对社会生活本身的批评”[8]，其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修辞批评首先具有阐释事件、情景及言说者的功能。[9]批评者通过对修辞行为的考察，解释为什么在某个情景下会发生那种事，为什么修辞者实施那样的修辞行为。其次，修辞批评具有帮助人们理解当代事件的功能，拓展人们的研究领域，因为批评者需要评估修辞行为的目的及其技巧。此外，修辞批评不仅有助于修辞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有助于修辞学元知识的形成，而且有助于人们了解修辞的运作，提高修辞的效果，增强人们的修辞敏感性。总而言之，修辞批评是对旨在劝说/影响人的语言或符号的分析与评论。

二　修辞批评的历史

对主要通过语言符号去影响人的行为的批评，几个世纪以来时有学者关注，但作为修辞学学科的一个分支，修辞批评的兴起还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有美国学者霍伊特•H.哈德森（Hoyt H.Hudson）对修辞批评者的任务提出了建议，认为批评者应关注听众、诉诸方式、动机、情感、言说者的个性特征及其名声，如果言说的劝说有效果的话，即言说者的语言风格、言说时的体态也是要考虑的重要因素。[10]他还区分了修辞与诗学，认为修辞者关注的是话语影响听众，而诗人关注的则是话语产生的愉悦，不过他只将演讲及书写的或口头的劝说性话语视为修辞产品。哈德森的文章反映了当时以美或修辞的文学价值为导向的批评向以关注效果评估为导向的一种转向。

1925年，著名修辞学家赫伯特•威切恩斯（Herbert A.Wichelns）发表了《演讲的文学批评》，为修辞批评定下了基调，指明了方向，开创了修辞批评作为修辞学学科的分支，成为20世纪修辞及公众演讲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章。[11]该文界定了文学批评和修辞批评，详尽阐释了修辞批评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标志着修辞批评传统范式阶段的开始。其实，威切恩斯也是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建构修辞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的，可谓当时该领域里之集大成者。在回顾前一个世纪的批评研究后，他得出结论：所有优秀批评者都认为演讲既是艺术也是创造历史的力量，有时还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并且认为对文体风格的研究与其说是为其本身，倒不如说是为了考察其在特定修辞情景下的效果。这个发现表明了这样一个倾向：人们越来越关注演讲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即是说，批评者们已经逐渐将目光从文学审美角度转向从修辞学角度考察演讲，从审美价值转向实际影响。所以威切恩斯认为，修辞批评不是聚焦修辞话语的永恒美，而是关注效果。根据这种认识，演讲是对特定听众的交际活动，因此对它的批评就应该是对演讲者向听众传递信息的方法的分析和评价。[12]威切恩斯对修辞批评的主要贡献是明确提出修辞批评者在对言说者及其话语进行批评时需要考察的问题，比如，言说者的个性特征及其在公众中的形象，听众，言说者的主要思想、动机、话题、论据、话语的组织结构、言语表达方法、发表、语体风格以及话语对听众及时代的影响，等等。若将上述要讨论的方面与传统修辞学做对照，人们不难发现，威切恩斯所勾勒出的修辞批评是一种以传统修辞学理论为指导的批评模式，或曰“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

所以，在传统批评范式里，修辞批评者以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理论为基石、以传统的“五艺”为程序蓝本进行批评，其对象主要是个人发表的政治演讲，也就是说，那些政治名人为了政治需要而进行的公众演说。在威切恩斯创立修辞批评学说后的10年里，修辞批评文章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总数达120多篇。[13]

威切恩斯开创的传统修辞批评范式一统天下达40余年，尽管在四五十年代有不少修辞批评文章问世，但理论上却无多大进展，选材和方法也比较僵化。威切恩斯所勾画的批评模式仍然是批评家们遵循的金科玉律。正如霍勒斯•G.拉斯科普夫（Horace G.Rahskopf）所说：“修辞批评因此要问言说者在特定的听众那里引起了怎样的反应，在多大程度上这样的反应是其希望的。”[14]修辞批评者应该研究言说者使用什么方法，为什么使用这样的方法，如何使用这样的方式以及这样的方法对言说的影响有多大。拉斯科普夫这里所说的基本上仍然是威切恩斯的模式。

不过，在40年代，也就是威切恩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发表将近20年后，已经出现了一些要求对修辞批评方法论进行改革的呼声。1943年，《美国公众演讲的历史与批评》出版，编者将其定调为“研究美国公众演讲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认为并非只有一种批评模式，也不是只有哪种批评模式好，因为“最好的学者并非都坚持相同的批评理念，有的人喜欢用亚里士多德模式，有的则喜欢在亚里士多德模式基础上发挥，有的甚至另辟蹊径”[15]。不过，该书收入的文章在批评方法上大多没有什么突破，批评者们主要使用古典修辞学的理论。

对当下修辞批评实践中方法古板单一的现象，有学者言辞犀利地指出，将亚里士多德那套东西像教条一样用于当代的话语批评不很妥当，修辞批评者“主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是阐释、赞扬、评价；指出言说者哪里出了纰漏，哪里抓住了要害；有时候当有人鼓掌称赞时，修辞批评者要谨慎地说出意见来，而当其他人不予理会时，他要大加赞赏”[16]。1954年，有人对修辞批评聚焦效果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修辞批评不应该把目光投向对演讲效果的评价上，除非其效果能够帮助我们判断演讲本身的质量，修辞严格地说并不关注演说的效果，而是关注其质量，而这种质量可以不通过实际效果来确定。[17]

美国的社会政治形势与修辞批评的发展息息相关。关于修辞批评的对象与方法的讨论一直存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修辞批评要关注社会运动。比如，克兰德尔（Crandell）在其1947年的论文《公众演讲领域社会控制研究的方法论之开始》中指出，传统的修辞批评方法，即以传统修辞学理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修辞理论为蓝本的批评方法，不适应对多个演讲者、多个不同演讲的批评，因此他勾画了一套问题框架，据称能适合所有种类的劝说性话语，包括新闻报道、宣传单、歌曲等。[18]但是，对社会运动各种话语的修辞批评，真正始于著名修辞学家利兰•格里芬（Leland M.Griffin）发表的题为《社会运动的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Social Movement）的文章之后。[19]格里芬指出，批评家也可以对多个修辞者、多个演讲、多种听/读者、多种场合进行评论。1958年，他发表了姊妹篇《反泥水运动的修辞结构》（The Rhetorical Structure of the Antimasonic Movement），使社会运动批评走向成熟。[20]著名修辞学家赫伯特•W.西蒙斯（Herbert W.Simons）认为，社会运动批评应该以理论为基础，于是根据社会学原理提出了一个所谓“领导者中心”（Leader-centered）的批评模式，大大地促进了社会运动修辞批评的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大学里诸如抗议等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为社会运动修辞批评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更加激发了社会运动修辞批评研究。

就在社会运动修辞批评走上修辞批评舞台的时候，修辞学领域出现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两部理论著作，那就是美国修辞学泰斗肯尼思•伯克的《动机语法》和《动机修辞学》。[21]1952年，修辞学家玛丽•奥库穆思（Marie Hocumuth）开始介绍伯克的修辞思想，有关伯克理论在修辞批评实践中运用的文章随之在美国修辞学重要期刊《言语季刊》和其他杂志或论文集中陆续出现，促进了戏剧主义批评范式的兴起。

戏剧主义修辞批评范式主要以伯克语言戏剧性理论为基础，其核心思想是：语言是象征行为，语言和社会现实之间有惊人的戏剧性。所谓象征行动，是指符号化过程中所实施的行动，戏剧主义的体系可以用五个要素来体现，俗称戏剧主义“五位一体”，这是1955—1965年10年中“最完整的体系”[22]。1971年，戴维•林（David Ling）运用伯克理论对美国参议员肯尼迪的一篇讲话进行了戏剧主义批评，成为修辞批评领域的经典之作，影响深远。

1965年，威切恩斯指导的博士生布莱克出版了修辞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修辞批评：方法研究》。布莱克分析了当时修辞批评理论与方法的一些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为后期的修辞批评理论与方法论的探讨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23]可以说，该著标志着传统修辞批评范式的衰弱和多元修辞批评范式共存的繁荣时代的开始。

布莱克的著作发表后，坚持修辞批评多元化的观点已深入人心。比如马克•S.克林（Mark S.Klyn）于1968年指出：

修辞批评……只意味着对修辞产品——或从形式上来说根本不是“修辞”但却可以从这个角度上加以清晰地阐释的产品——的一种知性的写作（intelligent writing），不管使用什么方法，只要批评者可以驾驭就行。修辞批评并不意味着一种规定性的写作方式、一种判断类别的结构，甚至也不意味着判断评判的必要。[24]

叙事修辞学家沃尔特•费希尔（Walter Fisher）也反对传统上那种不管什么修辞情景都使用单一标准的批评模式。罗伯特•P.沃兰特（Robert P.Warrant）同样也指出：“没有一种单一的、正确的修辞批评方法，没有完全的修辞批评，只有不同的批评视角，如果这些方法有效的话，也只是给人不同的洞察而已。”[25]对修辞批评方法多元化的呼声也伴随着对修辞批评目的的多元化主张，促使修辞批评进一步向多元化发展。

进入70年代后，美国修辞批评的多元化突出地表现在批评研究的跨学科性上。修辞批评学者不仅较以往更加关注当代修辞学理论，更加关注多个修辞者（或群体修辞者），批评的对象更加多样化，批评的方法也更加开放，比如心理修辞批评、社会运动修辞批评就是多元化的结果。与此同时，修辞批评也汲取了行为科学、社会科学、文化研究等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1970年，全美修辞发展大会取得这样的共识：修辞批评可以运用于任何人类的行为、过程、产品，因为它们都可以导致态度的形成、加强或改变。这样的看法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传统修辞学范围，使得修辞批评的对象也越来越广，以致非语言现象也纳入了修辞批评范围之中。之后，修辞批评因此也从演讲转向了交际（或传播），最终的可喜局面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26]

从总的发展来看，修辞批评经历了由传统范式即所谓的新亚里士多德范式一统天下的阶段到多元范式共存的阶段。在多元范式共存阶段，心理修辞批评、戏剧主义批评、社会运动修辞批评产生较早，隐喻修辞批评、意识形态批评等产生较晚。[27]多元范式共存的修辞批评阶段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多种理论争奇斗艳。修辞批评者往往根据某种理论或从某一角度对修辞现象进行评论。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修辞学领域接二连三地涌现出了影响深远的众多修辞学理论，为修辞批评创造了理论基础。第二，批评对象宽广。与传统批评范式不同，多元范式共存阶段的批评已延伸到非语言的修辞现象，几乎涵盖所有人类行为，甚至涉及美术作品、迪斯尼主题公园等。第三，批评的跨学科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修辞批评所依靠的理论大多是跨学科性的；其次，由于西方的修辞学转向和泛修辞化倾向，其他学科也视修辞学为认识世界的工具，并且一切人类行为被赋予了修辞的色彩，所以出现了修辞学与其他学科相交织的状况。修辞批评的跨学科是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