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现状

本书主要针对云南省武定县境内一个傈僳族村社进行研究，而之前在相关理论及实践层面都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论述，不管是治理理论层面的、村级治理以及村民自治层面，还是民族村社治理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研究著述。以下主要根据文章所涉及理论进行相关的分析，指出各方面的研究现状，从而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更好的思路，进行有意义的探讨。

公共治理理论方面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不管从治理的界定还是具体的内涵、治理概念的发展历程，都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治理理论从国内到国外都有了相当多的论述和论著。在国外相关治理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国内学者主要在借鉴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的治理理论以及善治理论进行研究。从我国研究的状况来看，目前主要是基于在研究村级治理过程中以治理和善治理论为理论基础和知识背景，并且也主要是在具体的诸如村级治理中探讨和运用到治理、善治理论。在秦海燕的《公共治理视角下贫穷地区村级治理资源研究——以遂宁市B村为例》一文中，作者就主要从治理和善治理论出发，以四川省遂宁市境内的B村为例，从现实层面、理论层面、现实与理论差距层面分析了我国村级治理研究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并通过对村级治理所需要凭借的前提资源、基础资源、主体资源、保障资源及依托资源的应然状态分析，指出了B村现今村级治理过程中所存在资源的原因，从而进一步从公共治理视角下提出了B村完善村级治理资源的对策。在《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村级治理研究》一文中，在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基础上，作者分析了我国村级治理的现状、村级治理的困境以及存在这种困境的原因，并进而提出了我国村级治理的目标及相关对策，提出了通过建立一种新治理机制的措施，实现一种多元共治的村级治理机制目标，而这种新治理机制主要是通过政府的主导作用、推动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完善政策法律体系及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来构建。在《新农村建设语境下我国乡村治理研究——国家与社会合作视角》一文中，作者以公共治理理论为视角，以国际与社会关系理论，第三条道路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为相关理论支撑，对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传统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及相关表现进行了描述，并在审视这种困境存在原因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乡村治理的出路，如何进行乡村治理改革以创建和谐的乡村关系。其中，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探讨：和谐乡村的目标诉求、乡村治理变革的基本原则、合作共治的路向选择及生发机制等。同时，也从结构与功能的规范视野对乡村公共场域下的主体角色划分进行了探讨，主要基于国家与社会合作措施下的改善新农村乡村治理提出了具体措施。在《“难点村”治理的运作与分析——以湖北省为例》一文中，作者以湖北省为例，认为在村务公开与村级民主管理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的“难点村”就是需要在治理中面对的问题。首先，作者对“难点村”的概念进行了相应界定，明确了“难点村”的建设目标，合理定位了“难点村”的治理工作模式，探索和选择各具特色的治理工作模式。在宏观因素下，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进行了“难点村”的工作设计，就工作背景、关键环节和基本特点进行了相应的阐述。其次，作者就现有“难点村”工作的现状进行了总结，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此提出了改善“难点村”治理工作的相关政策措施，从思想认识层面、制度建设层面、财政层面、参与层面的建设方面提出了建议。在治理路径选择方面，也有一些学者做出了论述，从国家层面提出治理模式的有《部门包村——国家治理乡村的路径选择》中的相关论述。作者首先对“部门包村”的含义进行了界定，指出了这种治理方式之下的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对B村和H村观察研究基础上，对“部门包村”在这两个村庄的存在现状进行了总结，同时运用动态的分析，指出了现今两个村中“部门包村”的过程现状和所形成的治理实效现状，提出了在这种“部门包村”治理方式下可以改进的几点对策建议：坚持国家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培育具有自主性的农村民间组织，同时塑造新型农村村级治理精英，以一种新的治理范式即参与式治理方式等方法来改善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有的作者从城中村改造角度来探讨村级治理，在《城中村治理模式与村庄边界开放程度研究》一文中，作者在城市化的背景之下研究非农化村庄治理。他认为，当前城中村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非农化村庄治理及村庄边界的开放程度问题引起的。作者在总结能人治理模式和企业主导性治理模式下，对LH村作为研究案例，通过一种整体性的研究思路，首先分析了村企分离的开始：个人承包。认为个人承包带来了集体经济的增长和村庄治理的提升，而集团的成立则带来了村企分离的确立。通过对不同时期边界开放的方式分析和因为入股、福利和购房所造成的社会边界的消退分析来证实村企分离的事实。最后，对LH村的现实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该村社会边界的变化。

治理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但同时由于政府失败行为的存在，在治理理论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善治理论，以改善之前治理理论之下政府仍然存在的治理问题。在村级治理问题中，就有从善治理论角度进行的分析，提供了更好的分析和更有实践性效果的治理模式。在《从力治到善治：农村治理形式研究——以山东省潍坊市某县Y村为例》一文中，个案分析结合新农村建设的背景，在善治理论的基础下，结合力治和善治进行研究。在指出当前新农村建设下力治所面临的负面问题的情况下，以善治为农村建设新的治理模式，做到从力治到民本治理，从力治到依法治理，从力治到理性治理，实现从力治到善治的转变。从对策的具体性和措施的操作性层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除了治理理论层面的研究，针对性的村级治理方面的研究也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无论是从理论层面的还是具体到各地实践层面的研究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我国村级治理实践提供了诸多的建议和指导。在村级治理研究方面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基础性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村级治理的界定、起源、发展等；二是实践层面的考察，主要通过具体村落或者村落群的实地考察研究，在理论基础上找出相关的可供借鉴的地方及不足之处，从而为村级治理提供借鉴。如在《当前中国村级治理变迁研究》一文中，作者就主要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的村级治理。在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对村级治理的模式也从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转变为国家与农村社会合作下的村级治理。作者从三个层面探讨了国家主导下的村级治理变迁，即农民政治参与、农村社会组织和乡镇政权的变化下农村村级治理的变迁。在分析村级治理变迁的基础之上，作者还对村级治理未来的发展走向作出了预测，力图建立一个农民、农村社会组织和乡镇政权三方面的良性互动，实现村级治理的善治。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就村级治理的运行机制作出了研究，在顾亚林的《构建农村村级治理良性运行机制——对大口乡村民自治实践的个案研究》一文中，根据个案分析，农村村民自治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而进一步构建村级治理良性运转机制是当前村民自治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作者首先介绍了大口乡村民自治构架下的农村村社的选举、治理、结构和类型，其次对村社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存在问题的原因和相应对策进行了分析。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理论之下，在精英民主理论和列宁的权力制衡理论之下就建立良性的社区治理运行机制进行了阐述，提出了新的社区治理管理方式。也有人从村级治理主体的因素来探讨村级治理完善的研究，在《村级治理中精英与民众合作机制的构建——不同村庄村级治理模式的案例分析》中，通过探讨村级治理中精英与民众的不同关系模式（主要分为命令—服从型、管理—冷漠型、管理—抗争型、冷漠—参与型和主导—参与型），进而说明村级治理过程中精英与民众合作机制的构建和法律依据，需要建立民众参与治理机制、村治精英与民众信任机制和法律保障机制。从权力研究的角度，有学者从实证性研究的视角出发研究村治的变迁。在《欠发达地区农村村级组织与乡村治理——以浙江武义俞源村为例》一文中，运用个案分析考察欠发达地区农村村级组织的结构和协调配合关系，旨在发现农村村级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这些问题得以解决的方法和策略。从村级治理组织进一步细化和精确的角度来考察分析，村党组织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我国村级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之研究》一文中，作者认为坚持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是实现村级良好治理的基本性要素和保障，在分析了当前村级治理中党组织领导作用发挥所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以后，指出了现今我国村级党组织领导存在的有利条件和实现契机，进一步提出了抓住契机，增强党组织在村级治理进程中的领导作用的相关措施和建议。

村级治理研究定然不能忽视我国村民自治的研究，村民自治作为我国基层民主的重要实现方式，是实现良好有序的村级治理所要保证实施的。在这方面的研究颇丰。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导向：首先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村民自治及村民自治下的村庄治理；其次是对村民自治下的农村治理过程中各要素的分析，例如宗族因素的研究、女性参与治理的研究、村“两委”的关系研究、村级治理精英因素等。在此以例说明。在《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以河南丰村为个案》一文中，以“晓镇丰村”为研究样本，作者分析了当地实行村民自治以后村级治理所发生的变化，本文主要从村庄治理内部的权力结构变化为研究重点，向读者展示了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和村庄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对村民自治背景下乡镇权力的弱化和村自治组织兴起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总结了村民自治的现状和村庄治理的困境。在要素探讨方面，针对村民自治下女性政治参与的研究中，对农村女性在村级治理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等方面作了一些探讨。在《村民自治中的女性政治参与研究》一文中，作者以湖南省女性政治参与为例分析了“妇女参与村级治理”项目的内容、“妇女参与村级治理”项目实施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同时思考了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农村女性参与村务建设，提出了相关措施。在宗族因素方面的研究中，主要思考宗族作为村民自治背景下的阻碍或者促进因素，如何使用好这种村级治理中存在的重要力量来促进村民自治及如何规避这种力量的阻碍以实现村民自治的有效开展。从《村庄治理：宗族、博弈与秩序——山东马村个案研究》到《多中心治理下宗族弱化与村庄治理的新视角研究》，从《乡村治理中农村宗族研究纲要——在实践中认识农村宗族》到《宗族、国家与社会三重认同下的村治逻辑——兼论乡村治理研究的经验本位性》等文献中，都将宗族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来研究，探讨宗族在村级治理过程中发挥的效用。

当然，在我国乡村治理研究及相关文献中，也有从其他角度来探讨我国的村级治理的，例如，在《转型期的村庄治理：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与互动——新制度主义视野下赣中Y村研究》一文中，作者以制度变迁理论为理论背景，通过参与观察、实地研究、事件分析及个案访谈为研究方法，对村庄治理进行了一般分析，同时基于Y村的实地研究，对本村的治理困境进行了分析，主要从传统因素的消解、现代制度的失效和精英的缺失方面进行了分析，运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与互动，指出了现代村级治理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有的学者从乡村治理的其他角度入手，分析了基层民主发展。例如，在《国家推动与社会发育：生长在中国乡村的协商民主实践——基于浙江温岭民主恳谈的案例分析》一文中，首先，从国家与社会合作推动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民主恳谈的生长机理，其中，乡村民主困局是我国民主恳谈实践的前奏，国家推动是我国民主恳谈实践的条件，而社会发育是我国民主恳谈实践的基础。在分析生长机理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民主恳谈的萌芽和成长，在这部分论述中，作者主要从乡村到城镇进行了阐释，运用典型案例进行例证分析，例如在对松门的“焦点访谈”到温岭的“民主恳谈”的案例分析下说明了民主恳谈实践的萌发，以扁屿社区为例分析了民主恳谈实践在农村社区中的成长等。其次作者紧接着分析了我国民主恳谈实践的纵向深化和横向拓展，在民主恳谈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乡村协商民主的内涵与机制，通过个案概况得出乡村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分析了乡村协商民主的核心要素和运行机制等要素。在民主恳谈实践的综合考察下，作者分析了民主恳谈的基本价值和限度。最后，作者扩展了温岭模式，对乡村民主恳谈进行了经验总结，进行了反思和前瞻性思考。最终作者认为，温岭民主恳谈模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国家推动是条件，社会发育是基础，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使乡村民主恳谈实践走向更好的明天。在探讨国家、社会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方面，一些学者深入乡村建设实际考虑了诸多方面因素。如在《宗族、国家与社会三重认同下的村治逻辑——兼论乡村治理研究的经验本位性》一文中，作者就从另一个新的视角，对乡村治理进行了探讨。作者以赣中农村为分析的地区基础，从本体性农村治理的视角，探析赣中地区农村治理的逻辑，其中从村、村“两委”、自然村方面出发来探讨宗族在国家、社会之下对农村村治的影响，从而寻找更适合于村级治理的方式和逻辑。除此之外，还有从统计学角度来探讨我国农村村治发展及改善的文献研究。在吴雪芬所著的《村级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一文中，作者避开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诸方面的一般模式，转向从实际层面来探讨村级治理中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指标体系来量化村级治理。作者通过建立相应的绩效指标，形成相应的村级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从而为村级治理提供一套专门性的切实操作可行的指标体系，为实践提供指导和引导。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和相关绩效评估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作者借助专家访谈，运用层次分析方法，分析村级治理各方面所占权重，来确立村级治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最终通过多方借鉴和实际考察，将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发展状况、生活保障状况、民主建设状况、环境与安全状况五个方面的村级治理状况作为评估的指标选择，通过相应的调查问卷、测量与分析确定了村级治理各方面所占的权重。最后，作者运用所得出的评级指标体系，以长三角的15个村作为实证研究的案例，研究了当地村级治理所达到的水平，进行了分析评级，同时找出了当中所存在的不足和缺陷，针对这些差距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也通过这个实证分析对所提出的村级治理评级指标体系做出验证，并分析了其中的不足和需改善之处。本书从方法上具有较大的创新，值得中国学者在分析村级治理过程中借鉴。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研究一般性的村级治理以外，民族村级治理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现今，民族村级治理研究方面也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从已有的这些研究成果看，民族村治理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导向。一是从较为宏观区域上的民族治理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较大区域的民族地区进行研究，如从我国的西北部地区、西南部地区、东北地区等研究民族治理的现状及治理分析。二是从具体层面上的分析，这方面主要集中在具体民族的分析和某一民族聚居地的村治治理分析。以下简要介绍相关的文献分析。

在具有宏观层面上的民族治理层面，主要有以下文献进行了研究。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社会秩序的建立——以广西恭城县B村和H村为例》中，在对广西恭城县的新农村建设秩序的实证性研究基础上，从11个方面谈到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社会秩序变迁的启示，从而探讨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社会秩序的建立。这十一个方面主要有：新型民间组织兴起并发挥着重要作用；西部新农村经济良性发展的促进因素——生态农业模式；现代农业经济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的传统农业社会关系；西部新农村转型期凸显的社会多元秩序；西部新农村法制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对民间各种规范秩序的吸收；充分发挥政府在生态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将特色产业作为西部新农村建设的主角；西部新农村治理需要民主化、法制化；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社会秩序重建的永恒过程；西部新农村建设中人力资源尚有待开发；政策实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西部新农村发展模式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少数民族地区新型村级治理模式探析》一文中，作者从一个特定少数民族地区的新的治理制度模式中来探析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模式。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现状研究——云南省大姚县百村调查问卷统计与分析》一文中，作者对云南省大姚县境内的百村进行了调查问卷分析和统计，在大量的数据分析和资料研究基础上，对基层党组织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为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研究提供了具有研究价值的鲜活案例，在国家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另外，在《西北民族杂居农村地区的民族关系探析——以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天堂村为例》一文中，作者在对甘肃省天祝藏族天堂村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针对当地民族杂居背景，对当地农村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这种关系存在的原因，同时指出，民族杂居地区的民族关系更是关系到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和谐发展的关键要素，不能忽视。《西部农村社区治理的多元合作研究——以四川C村为例》中，作者对农村社区治理的薄弱环节进行研究，首先在对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的历史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发现在传统政府一元化农村社区治理条件下的各种问题和存在的困境，从经济建设角度、政治行政体制改革角度提出了所存在的问题，在此之上总结经验教训，运用治理和善治理论，主张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合作治理体制，力求突破传统的政府一元化治理体制，打破困境，促进西部地区农村社区治理的发展。在西部村社治理的研究中，还有不同角度的研究。如《共存与转变：西北民族地区村级治理类型探究》一文中，作者将西北民族地区村级治理类型划分为统治型社会治理、管理型社会治理和服务型社会治理三种类型，指出，现今西北民族地区村级治理仍然以统治型治理模式为主，同时管理型治理模式日益发挥凸显作用，但是服务型的治理模式仍然有待加强。西北民族地区的村级治理类型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需要实现从统治型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向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县、乡、村之间的关系；宗族与村级治理之间的关系；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有的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反映了民族地区的村级治理现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调查报告——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大泉塔塔尔族乡、黑沟村为例》一文中，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就乡村治理中的新手段进行了研究，同时对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村党员发展工作、村务公开工作方面的现状进行了研究，指出了这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在清除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实现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和有效实现。

在民族村级治理研究的问题上，最应该受到重视的是针对具体民族和民族村落的村社治理进行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同时研究具体村落的治理现状可以给民族村级治理提供诸多方面的借鉴因素，改善某些民族村社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从具体村社方面的研究通过多个方面展开，从治理影响因素到具体村社的治理模式，从多个少数民族共同治理的研究到民族社区治理的创新层面都做出了相关研究。以下做一些实例说明。在《福建省少数民族新农村建设模式的思考——基于3个畲族村的分析》一文中，作者研究了福建省境内3个村社的治理状况，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当地少数民族村社治理的模式，从中得出相关的有益借鉴和启示。指出当地少数民族治理应该加强治理主体作用，同时利用现代科技，从以农业为主导走向旅游经济共同发展的道路，突出当地的民族文化。一些文献从某些少数民族村社的结构出发，研究不同少数民族在村落治理之间的变化，研究少数民族之间在治理过程中的融合过程。在《多民族杂居移民村落中的族际通婚——对青海海西州乌兰县铜普镇四个移民村的个案调查》文献中，就主要从四个具有典型特征的族际通婚特征的移民村落为考察对象，研究了其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影响，以有利于我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合理有效推行。在《多族群杂居壮族与客家的互动——以贺州大盘村为个案》的分析中，主要从少数民族族群的规模和结构来说明在多族群杂居的情况下民族之间互动的情况，其中，族群规模较大者会影响到规模较小的族群活动，从而在语言、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方面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同样的，《回汉民族关系互动中的族际赠礼探析——以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一个汉族村为主要个案》中，也主要探讨了回族和汉族在某些方面的不同以及这种不同的族际赠礼传统所反映出来的不同的民族心理和相关价值倾向，而这种礼物经济也是民族获取更多社会资源的理性行为，影响着村庄的治理状况。在《彝族农村现代家庭功能变迁研究——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余丁坝村为个案》一文中，作者通过对个案研究，在现代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探讨了彝族家庭在功能方面的变化，同时也说明这种变化是受到相关国家政策影响的。文中所研究的彝族在家庭功能方面的变化主要从以下方面体现出来：家庭生产与消费功能变迁、现代家庭教育功能变迁、现代农村家庭赡养功能变迁、现代家庭生育功能变迁等。在这些方面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侧面说明民族地区的村社治理在这些相关因素的变动之下也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同时在治理中需要考虑到诸多方面的因素，从而使农村村社治理能够有效实施，使民族村社治理得到良好运行。　《从“权力下乡”到“权力在乡”——滇越边境瑶族村治变迁实证研究》一文中，瑶族因为本身独立的治理传统，国家一体化权力体系打破了瑶族的乡村治理传统，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治理需要融合在一起，从权力下乡改造当地村级治理到权力在乡以当地村民为主体进行村级建设的活动，建构起一种草根型民主社会，同时充分发挥当地村民治理的主体性和积极性，避免在国家强制权力之下改造而产生的诸多矛盾，实现村治的良性互动和国家力量的有效融合。本书中作者从三个方面讨论了这种治理的变迁：一是“同意权力”作为瑶族传统权力的治理逻辑而存在；二是“权力下乡”作为转型期瑶族村治权力的国家意志；三是“权力在乡”即转型期瑶族村治的自主性行为选择。通过三个方面的变迁分析，作者认为要实现国家意志和村级治理的融合，需要发挥当地村民主体的力量，将权力让位于乡民，从而巩固边疆。在民族村社治理能力研究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如从《论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治理能力建设——以云南K彝族村为例》一文中可以看出，作者通过社会资本理论研究，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在村民为主体的基础上，分析了所研究村社的现状，说明了K村治理的动因和治理能力分析，提出了完善K村治理制度的构想，其目的在于实现K村又快又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运行与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