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贫困与反贫困产权分析的研究与概念基础[1]

第一节　能力贫困相关研究述评

一　国外相关研究

由于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因此，国内外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和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也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沈小波等（2005）认为，贫困的研究范式可以分为四种：收入贫困范式、能力贫困范式、脆弱性范式以及社会排斥范式，其中能力贫困范式主要是指森的权利分析方法。由于现在的能力贫困理论是基于森的权利分析方法提出，而且本书主要涉及对这二者的整合创新，所以，文献述评主要围绕森的权力分析方法和能力贫困理论进行。

虽然能力贫困理论是基于森的贫困的权利分析方法提出，但是有趣的是，目前不管国外还是国内的研究，都是在简单地提及两者的这一联系之后，即迅速地转向其中之一——要么运用权利分析方法展开研究，要么运用能力贫困理论进行分析。事实上，虽然这二者存在上述渊源，其强调的核心也都是贫困人口的能力问题，但是其分析方法是不同的。森认为直接权利失败或者贸易（交换）权利失败是导致贫困或饥荒的原因，并明确指出“权利方法强调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性”（Sen，1997），可见，森的权利分析方法与产权分析十分接近。而能力贫困理论则可能出于强调反贫困实践的可操作性的目的，将能力贫困的定义指标分为三个方面：基本生存能力、健康生育的能力、接受教育与获得知识的能力。这种区分对于甄别贫困人口，并根据指标结果展开相应的反贫困措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一方法的困难在于相对标准的确立。

这种关注贫困人口权利和能力的倾向，除了森以外，国外一些知名经济学家也有论及，但是关注的方向存在差异。在森看来，贫困人口之所以贫困，是因为权利被剥夺；而以当前流行的观点来看，贫困人口之所以贫困，即使脱贫也具有相当的脆弱性，是因为贫困人口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但是，关于贫困、权利与能力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问题受到关注以来，却并非一直是一种从权利缺失、能力不足到贫困的单向关系，而是存在着从贫困导致权利不能实现、能力得不到发挥这样的反向关系。比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麦克拉马拉就认识到贫困对贫困人口能力的制约。在他看来，绝对贫困虽然首先是用一些与生活条件相关的指标进行界定和衡量，但是，贫困人口由于文盲、营养不良、疾病、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等方面的严重限制，而使其与生俱来的附着于基因之上的一些潜力和天赋得不到发挥。即贫困影响了能力，而非能力导致了贫困（Johannes F.Linn，2010）。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收入会影响贫困人口的能力。在他看来，“贫困并不只是比社会上其他人穷多少这回事，而是没有争取物质富裕最基本的机会”（刘易斯，1989）。英国的奥本海默（Oppenheim，1993）也认为，正是因为贫困，使得贫困人口失去了掌握未来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各种工具，从而在无形中夺取了贫困人口免于疾病缠身、接受体面教育、安全住宅和安定退休生涯的机会。有“人力资本之父”美誉的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 W.Schults，1981）则强调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是缓解和消除贫困的治本之策。在他看来，贫困不是贫困人口能力不足的原因，而是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结果。尽管存在贫困、权利和能力三者之间关联方向上的差异，但是，这一问题引起的众多关注正是达成共识的必要前提。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权利缺失、能力不足是导致贫困的主流观点影响下，国际减贫与发展机构对贫困的定义从单一的收入范式转向多维的权利、能力和参与范式。比如，在世界银行发布的《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以“能力”定义贫困，认为“贫困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1996）在《人类发展报告（1996）》中也指出贫困不仅仅是缺少收入，更重要的是基本生存与发展能力的匮乏与不足，并提出度量贫困的新指标——能力贫困。“能力贫困”中的能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基本的生存能力，即获得营养与健康的状况；二是健康卫生能力；三是接受教育和获得知识的能力。199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一步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界定贫困：“贫困不仅仅是缺乏收入的问题，它是一种对人类发展的权利、长寿、知识、尊严和体面生活标准等多方面的剥夺”（UNDP，《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并采用了之后被广泛应用的人类发展指数、人类贫困指数等指标衡量“人类贫困”。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银行也采用贫困的权利、能力和参与框架制定减贫战略框架。世界银行的《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针对贫困群体广义福利被剥夺的状况，提出了新世纪参与性综合减贫战略框架。包括通过市场和非市场行动的结合，使穷人实现资产积聚并提高资产回报，降低其脆弱性，扩大穷人参与经济发展的机会，实现收入的增加；强调减贫政策的需求响应性，注意倾听穷人在政治进程、地方决策和社区管理中的参与性意见，促进穷人参与，对其赋权；强调兜底保障，降低穷人因疾病、自然灾害、经济波动、市场风险等冲击导致的脆弱性，降低穷人的返贫概率。亚洲作为世界上贫困人口群体最庞大的地区之一，指导亚洲各国和亚洲开发银行减贫实践的贫困概念，也随着减贫研究和实践进展同步调整。2000 年5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21世纪初中国扶贫战略国际研讨会”上，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彼特·H.沙里温致辞认为：“贫困是一种对个人财产和机会的剥夺。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基础教育和基本健康服务。穷人有通过劳动获取应得报酬供养自己的权利，也应该有抵御外来冲击的保护。除了收入和基本服务之外，如果他们不能参与直接影响自己生活的决策，那么，这样的个人和社会就处于贫困状态”。

在对贫困、权利和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方向基本形成共识以后，追随者的研究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权利分析方法的追随，二是对能力贫困理论的应用。在国外，对贫困的权利方法的运用，已经进展到家庭中的权利分配这一领域，对家庭内部受教育权的重新配置，母亲是否应该被优先赋予？家庭控制权是否应该赋予女性？家庭收益权的界定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经验研究（汪段泳，2007）。而能力贫困理论的进展则主要表现在经验研究领域，通过对各地贫困问题的经验观察，强调穷人需要的不是慈善而是发展的机会，并根据经验研究列举成功地摆脱贫困策略应包括的要素，比如从穷人的现实出发；投资于穷人的组织能力；变革社会规范；支持那些能够带领穷人发展的领导者；动员穷人的能力使之成为最重要的合作者；关怀性别不平等问题以及儿童的脆弱性等（迪帕·纳拉扬等，2001，2004）。

能力贫困范式的兴起，使得对贫困的衡量指标体系也随之不断修正和完善。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贫困与福利研究中，该范式得到广泛引用。在欧洲，能力方法已经成为欧洲共同体建立Laeken的研究起点指标。Laeken指标主要用于评价贫困和社会排斥。2001年，欧洲委员会制定了Laeken社会凝聚指标体系，采用覆盖收入、就业、教育和健康四大领域的18个指标，对欧洲社会政策目标的实现情况进行衡量。2001—2006年，调整后的指标体系确定为21个指标。拉美经委会也参照欧盟的做法，建议建立拉美社会凝聚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将“社会凝聚”这一个概念拆分为差距、制度和归属感三个部分，并就围绕这三个核心概念提出三大类共51个指标，涵盖17个领域。德国则是基于能力方法来介绍官方贫困报告的首批国家之一，德国政府的贫困和财富报告对贫困的能力方法高度肯定，认为能力方法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从不同维度评估贫困与福利的新分析工具，而且为发达国家撰写贫困、福利和人类发展报告提供了可行的理论分析框架（Christian Arndt，Jurgen Volkert，2009）。近年来，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数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

二　国内相关研究

在国内，对森的权利分析方法的追随则主要集中在对之进行详细的解读和评论（刘小刚，2005；沈小波等，2005；马新文，2008）。范子英等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对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与传统的解释饥荒的食物供给量下降（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FAD）理论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了与森一致的结论：在解释饥荒的发生时两者都具有解释能力，但在解释饥荒的分布上，FAD不具解释力度。并在林毅夫和杨涛（2000）提出的城市偏向基础上，指出缺粮区的划分才是决定饥荒分布的真正原因，饥荒的分布是阶层性的，各自食物获取权的优先顺序才是遭受饥荒影响程度的直接因素。与之相比，对能力贫困理论的运用，则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反贫困工作中的能力供给。比如肖巍（2006）通过总结成功的反贫困项目的共同特点，强调反贫困的能力供给。邹薇（2005）在对中国农村的能力贫困和转型路径多样性的研究中，强调农村贫困的根源不是收入或消费的匮乏，而是由于教育、社会保障、健康和机会等方面的贫困而导致的“能力贫困”，强调反贫困应重视消除贫困人口的“能力贫困”。二是解读能力贫困的内涵和构成要素。比如刘爽（2001）从“贫困”、“能力”两个方面将“能力贫困”的概念大大拓展了，认为“能力贫困”本身并不特指某个个体或某一种现象，而是总体意义上的一种集合性概念。它所关注的是人口中能力贫困者所占的比重，反映的是人口综合能力的欠缺情况。三是运用能力贫困理论分析扶贫的政策效应（方黎明、张秀兰，2007），或者展开经验研究，比如路小昆（2007）运用能力贫困这一分析工具，指出失地农民的贫困主要是由于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城郊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未能实现资源替代，由于资源剥夺导致的能力贫困是失地农民市民化转型的根本障碍。因此，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固然能改善失地农民的生活，但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的最根本途径应该是成功的资源替代和能力赋予。陈健生（2008）指出营养、健康、技术、教育这类与人的可行能力有关的基本能力具备与否，不仅关系到穷人是否能够通过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走出“贫困陷阱”，而且“可行能力”的提升本身就是发展的目的。梁数广等（2011）将能力贫困界定为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的不足，即挣钱能力的缺乏，包括机会的识别能力、风险承受能力、科技运用能力、资源获取能力、获得公平待遇的能力等。方劲（2011）基于可行能力贫困理论考察发现，知识资源储备不足、健康卫生状况较差、信息获取能力缺乏、自主发展意识不强等是造成现阶段农村人口收入能力丧失并陷入贫困的重要因素。因此新阶段农村反贫困更应该加强能力建设，培养人们的主体意识，注重提高贫困人口应对贫困风险的可行能力。总体来看，从这一视角关注贫困研究的国内学者，大多强调贫困人口机会的缺乏和抓住机会的能力不足，认为一方面，贫困主体缺少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是贫困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同样的机会，贫困人口与其他人口相比，由于缺乏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更难抓住机会实现发展；此外，与其他人群相比，贫困人口的脆弱性更高，更容易受到经济以及其他冲击的影响，比如疾病、粮食减少、宏观经济萧条等。

由此，从权利视角对贫困问题的关注，很自然将贫困研究引入能力领域。近年来，围绕能力贫困，我国学者也展开了多视角的研究。邹薇等（2012）指出，基于“能力贫困”的研究表明，收入的差距源于人们获取收入的技能和能力的差距。“能力贫困”意味着人们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难以借助于现代教育、信息扩散、知识外溢、社会资本积累等效应来充实自身的经济能力，以致人力资源含量、知识与技能水平极低，在发掘经济机会、参与经济政策决策、增加对自身的投资、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从创新性经济活动中获利、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等方面“无能为力”。邹波等（2013）从“绿色贫困”视角出发，分析“三江并流”及相邻地区的重要生态价值和区域性贫困现状，认为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生态脆弱性是当地陷入贫困的主要根源，地方财力有限、经济发展政策与制度性约束以及地理区位限制也是影响当地资源开发和脱贫的重要因素。张立冬（2013）认为虽然学术界对贫困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总体来看都集中于贫困的静态分析，研究重点都放在贫困程度测度、致贫原因及贫困农户的经济行为分析，而很少关注贫困在代际间的动态性分析，即贫困的代际传递研究。贫困代际传递是指贫困在家庭内部由父辈传递给子辈，从而使子辈在成年后重复父辈的贫困状态。简言之，就是贫困状态在代际间的传承和复制。很显然，贫困的代际传递，不仅因为父辈的能力不足，同时还因为下一辈的能力也不足。郭勇等（2013）分析，农村贫困面貌得到改善的同时，贫困特征逐渐向区域化、多样化演进，一些新的贫困特征逐渐显现，权利贫困、伦理贫困成为制约贫困者发展的新障碍。同时，由于反贫困延续自上而下的扶贫理念，形成一种贫困者缺乏参与的制度安排，造成反贫困绩效降低、负激励效应等反贫困窘境。同时贫困越来越向“老、少、边、穷”等地区聚集等，贫困由最初的收入低下转变为现在的权利贫困等，由最初的大面积贫困变为现在的区域贫困，贫困问题越发复杂。刘泽琴（2012）通过对贫困度量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多维的总体目标是以综合指数的形式反映贫困或福利水平，该方法已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贫困和福利问题的研究。陈琦（2012）认为贫困具有多方面的内涵，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并运用英国牛津大学开发的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以武陵山片区为例，对连片特困地区的农村贫困进行了多维测量。闫坤等（2013）总结到，在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应遵循“两线一力”的反贫模式，即把握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网两条线索，通过政府主导的财政减贫来实现资源配置公平和效率的双重目标。经济发展一方面会带来贫困群体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会给政府和社会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章元等（2012）提出针对我国人多地少的特点，应优先发展工业，通过城市倾向政策推动工业化，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创造大量非农就业岗位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贫困农户能够进入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部门就业并获得更高收入，这是他们分享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蛋糕”并脱离贫困陷阱的关键渠道。卢映西等（2013）通过分析贫困产生的真正原因，提出解决贫困问题不能指望“做大蛋糕”的方法，这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要想真正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关键在于解决生产相对过剩问题。刘振杰（2012）指出，我国反贫困已经进入了后攻坚时期，贫困发生率降低，以至于各种扶贫开发措施均难以奏效，应实现由开发扶贫向发展扶贫转型，他提出了兼具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二者之长的资产社会政策，借助个人资产账户为工具，并嵌入资产建设理念的新的扶贫开发模式。

总体来看，与国外研究相比，在国内众多的贫困与反贫困研究中，对贫困的权利和能力研究尚属小众。尤其是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后文简称“2011《纲要》”）将“11 + 3”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确定为“新时期扶贫开发的主战场”以后[2]，大量的减贫研究围绕新确定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展开。而从减贫思路上来看，新时期我国对“11 +3”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主战场”减贫战略，实际上沿袭的是特殊的区域发展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希望通过特殊的区域扶持和产业支持政策使上述地区整体发展水平提升，从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发展带动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的目的。中国自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在减贫工作中，政府扮演了绝对的主导角色，所发挥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机构和组织难以替代的。因此，我国减贫进程中的这种政府主导特征几乎是自然而然地确定了减贫研究的焦点。在不同的减贫时期，相关减贫研究主要聚焦政府减贫的核心战略就成为我国减贫研究的主要特征。这不仅因为政府主导的减贫进程给减贫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而且也因为政府高效率地推进减贫进程需要相关研究的理论支撑和经验总结。但是，即便如此，贫困的权利和能力范式在我国减贫实践和研究中越来越受青睐也是不争的事实。从最新的进展来看，大多数研究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减贫进程结合起来研究。这使贫困的权利和能力范式转向区域发展这一领域，这种多学科、多视角的综合性研究让人期待——一批立足中国减贫和发展现实、与国际相关领域研究范式接轨的特色成果有可能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