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

我于1929年5月出生在上海市。男，汉族，现为无党派群众。

我自幼就读于教会学校。1945年入上海圣约翰高中，1948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初入数学系，学了半年，不成，遂转入历史系，从罗伯茨教授夫妇习西洋史。1949年，外籍教授离沪回国，由孙王国秀教授出任系主任。1950年，我以转学生考入北京燕京大学，改习中国史。时齐思和先生任文学院院长，我选读了张锡彤、孙楷第、王钟翰、于省吾诸先生的课程，也聆听了邓之诚老先生的清史讲座。1951年冬，由学校派去江西东乡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历时半年。1952年夏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

1952年秋，我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教，直到1956年夏。

1956年7月，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1979年晋升副研究员。1986年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5年7月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任期至1988年5月。1989年退休。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被推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我的专业是商周考古，在所内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我曾工作过的发掘工地有河北邢台、河南洛阳、陕西长安、河南安阳、山东日照、陕西扶风、云南元谋、黑龙江绥滨、山西石楼、河南商丘等，而工作时间最长的则是陕西长安的沣西工地。从1957年初到沣西，至1988年离开工地，断断续续地工作了30年。

沣西是西周都城丰镐遗址的所在地，是第一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沣西的客省庄、马王村、张家坡、大原村、冯村、新旺村一带，西周遗址分布密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数十年的考古发掘，收获非常丰富，现在对于西周物质文化史的认识，绝大部分得之于沣西遗址的发掘。我在这个遗址的长期工作中，既发掘过一般的居住址，也发掘过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既发掘过墓葬，也发掘过车马坑，历经磨炼，所得益者，终身不忘。

首先是对于西周文化面貌的认识。我们在对考古学文化分期研究时，通常应用地层学和器物类型学的方法，需要强调的是，地层学方法是第一位的，这是田野考古的基础。我以为在文化分期中应以整个器物群的演变为标准，而不宜局限于个别器物的细部变化。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沣西的周文化分期可以区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先周期，即西周建国以前，它的典型陶器是高领袋足鬲；第二期是西周前期，它的典型陶器是簋；第三期是西周后期，它的典型陶器是盂。当然，各期的其他器物也各有变化。现在对于西周文化分期的序列学界已有共识，但在细节上仍存歧见。不过，我的意见的确是建立在长年的田野考古和综合探索的基础之上的。

沣西遗址中有大量的西周墓葬，多年来经考古发掘的墓葬数已逾千，包括带有墓道的大型井叔家族墓葬，积累了丰富的丧葬仪礼资料。《墙柳与荒帷》（《文物》1992年第4期）一文即是其研究成果之一。1985年在发掘井叔家族大型墓葬时，发现在外棺周围有成串的贝饰，联系到其他墓葬中发现的铜鱼和蚌饰，我意识到在棺外必有软质的棺罩，于是从文献中搜集有关的资料，论述其形制及结构，为西周的丧葬制度提供资料。这种现象在后来发掘的山西绛县和陕西韩城的西周大型墓葬中都得到了证实。

在沣西的西周墓葬群中有不少车马坑，有的是随主墓整车另穴埋葬，有的则是将轮舆拆散后埋入主墓，而将马匹另穴埋葬。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在安阳和浚县就发掘过商代和西周的车马坑，但都未能清理出木质的轮舆痕迹，也未能复原车子的结构。直到1951年夏鼐先生在辉县琉璃阁才第一次发掘出完整的战国时期的车子痕迹。我于1957年到沣西工地，目睹了西周车马坑的发掘，学习了发掘车马坑的方法和技术，之后又有机会多次实践，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遂对轮舆结构略有了解。我深知发掘技术和文献资料对了解轮舆结构的局限，所以特别注意附着轮舆上的各类青铜车器，以为可以由此判定它们在轮舆上的确切位置和相关部位的准确尺度。我和张孝光先生合写的《说伏兔与画》（《考古》1980年第4期）就是最初的尝试。我们根据青铜轴饰在发掘中的出土位置，及其自身的形制特点，探讨伏兔的形制和结构，为解惑提供了实证。以后，又由毂饰复原了轮毂的结构和辐数，由衡饰复原了直衡和曲衡的形制，又由饰和踵饰复原了辕的形制等，均见《井叔墓地所见西周轮舆》（《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我认为，从准确复原车子的各个部件入手，进而装配出一辆完整的车子，在目前没有发现实例的情况下，仍不失为复原商周车制的一种可行的方法。

我在做考古发掘之余，也曾尝试对商周青铜器做些搜集资料和研究工作。我在青铜器的研究上得益于陈梦家先生的最多。我缺乏文字学基础，不擅长铜器铭文的考释，所以我着重于从考古学方面去探讨，以考古发掘的资料为主，从器形、纹饰、组合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研究涉及的范围包括分期和年代、器形和组合、花纹和断代、族徽铭记、铜器窖藏、流传与收藏等。我曾根据山东益都苏埠屯大型墓葬的发现，搜集整理传世的“亚醜”铭记的青铜器，写了《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一文（《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探讨该器群的特征、年代，并推测其族属，为综合研究相同族徽铭记的铜器群提供了一个范例。关于青铜器的纹饰，我和陈公柔先生合写了《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和《殷周青铜容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 1990年第2期）两文，试图从花纹的型式探索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从而为青铜器的断代提供参证。中原地区的商周青铜器发现较早，研究有素，已自成体系；南方地区的研究，起步较晚，深度不够。前者，我曾写了《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后者则有《论宁乡黄材的青铜文化》（《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五辑，2009年）。所有这些习作都是从陈梦家先生研究青铜器的方法中得到的启发而做的工作，但是，遗憾的是这些习作都无缘面请陈先生教诲。

我接触玉器是很晚近的事。1983—1986年，我主持发掘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了很多玉器，其中颇有很精致的，我这才开始注意商周玉器。我学习玉器的启蒙书是夏鼐先生有关商代玉器的论著，我对玉器的定名及其用途的认识，都是以夏先生的意见为准则，我个人没有任何创见。我曾因香港发现的牙璋写过一篇《论神木出土的刀形端刃玉器》（《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就是按夏先生的意见定名的。不过，我是确实到神木实地调查过这种玉器的出土情况，还征集到几件标本，为神木玉器增添了新资料。我还因张家坡墓地发现的一件兽面玉饰写了《记沣西新发现的兽面玉饰》（《考古》 1987年第5期），广泛联系国外收藏的同类玉饰，并讨论其年代。或以为这件兽面玉饰属石家河文化，这个问题当然还可以讨论。前几年，我又重新整理了张家坡墓地出土玉器的资料，详细说明玉器的分类及其出土情况。补充了插图，增加了所有玉器的彩色图版，于2007年出版了《张家坡西周玉器》，把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的玉器资料更完整地、更形象地呈现给广大读者。

考古学是一门日新月异的科学，新的发现层出不穷，年年都评该年度考古十大发现。作为从业人员也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要吐故纳新，接受正确的，修正错误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在沣西工作了30年，也算是勤勤恳恳的了，遗憾的是我至今未能找到丰京的线索。当然，这项工作也不是一代人的事，何况，除了勤奋也还要有机遇，更要有一点运气，我希望后来者能有好运。

这些年来，我也写了一些东西，列一简目以备参考。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2年）。

3.《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合著），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2003年）。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2007年）。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玉器》（主编），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6.《闻宥落照堂藏青铜器拓本》（闻广、张长寿合编），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7.《商周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收2000年前论文35篇）。

8.《金文历谱和西周王年》，《考古》2002年第9期。

9.《论宁乡黄材的青铜文化》，《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五辑，岳麓书社2009年版。

10.《前掌大墓地解读》，《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

2012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