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3年9月初，我答应为程嫩生博士的书稿《中国书院文学教育研究》撰写序言，很快就收到他发来的书稿全文电子版。当时正赶上新学年伊始，我不得不全力以赴地忙着准备本科生的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在大学讲台上授课，虽然已历二十八个春秋，但是每一次授课，我还是像第一次登上讲台一样，带着几分紧张、几分兴奋，一丝不苟地备课和授课。因为我从来就非常看重本科生的文学教育，一直执着地探索本科生文学教育的性质、目的和方法。2003年，我曾经在和过常宝博士合作编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的“后记”里写道：“以往的文学史大多定位于成为学生开启学术殿堂的钥匙，而大多数学生真正需要的则是照亮人生旅途的烛光。讲求‘知识的考古’，这是学术界的专利；而注重智慧的启迪，这才是教育界的本行。教育的主要成果，不是培养一批一批无所不知的‘知者’，而是培养一批一批现实生活的‘智者’和‘仁者’；而且即使是培养少数的‘知者’，也应该首先培养他们秉赋‘智者’和‘仁者’的品格。多少年以后，当人们回顾自己所受到的教育历程时，他会憬然发现，他在课堂上，从书本中所学到的知识大多已经荡然无存，而他经由学校教育所真正受益并终身享用无穷的，则是智慧的启迪和人格的养成。”（《中国古代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这种对文学教育的性质、目的和方法的思考，既出自于我几十年从事文学教育实践的深切体会，也得益于我对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源远流长，形成独具特点的优良传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生成、发展及传播，对促进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激励民族精神的发扬和传承，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多年来，对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与文学的生成、发展及传播之关系进行专门的、全面的、系统的研究，一直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因此在2005年，我就以“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与文学的生成、发展及传播”为题，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旨在以文学与教育的互动为视角，以民族精神的养成为核心，分为若干专题，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文学教育影响下发生、发展及传播的悠久传统和精神内蕴。该课题有幸获得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适逢其会，2006年7月，南昌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程嫩生博士申请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我是他的合作导师。我们俩经过协商，确定以“中国古代书院的文学教育”作为他的博士后研究课题。幸运的是，经过两年的资料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在获得一些前期成果的基础上，2008年，嫩生博士以“中国书院文学教育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并荣幸地立项。课题的立项，帮助他在完成博士后课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最终撰写出这部近四十万字的厚重的学术专著。

“中国书院文学教育研究”这一课题的展开，在文献资料搜集方面有着先天不足。毋庸置疑，以“孔门四科”（《论语·先进》）为发端，“文学”教育原本就是中国历代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再考虑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的“圣训”，我们可以说，缺乏文学教育的“教育”，不仅是畸型的、不完整的，甚至是难以成立的。中国古代教育始终重视“言行合一”或“知行合一”，如果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侧重于“行”这一端，那么“不学《诗》，无以言”显然说的是“言”“知”这一端。譬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具体落实到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我们却不难发现，虽然相关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但是其中大量文献资料与道德养成、科举应试关系密切，而直接涉及文学教育方面的文献资料却颇为贫乏。其实，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教育状况，这应该也是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在中国历代教育文献中，文学教育的面貌犹如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它的整体状貌潜藏在水底之下。只有潜入水底，才能发掘有关文学教育的大量文献资料。

嫩生博士就是不畏艰难地“潜入水底”，发掘有关书院文学教育的文献资料的。在翻阅文献资料的过程中，他清楚地认识到，书院教育的研究者首先应该格外关注书院的学规、章程以及书院记等资料，这些资料对包括文学教育在内的书院教育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其次，与书院文学教育关系更为密切的，是书院课艺以及课艺评点资料，这不仅是书院文学教育的重要体现，更是书院文学教育活动形象生动的文字记录。从嫩生博士这部专著中，我欣慰地看到，他对书院教育资料的发掘、采撷和运用，几乎达到信手拈来、左右逢源的境地。这不仅出自于一种学术的眼光，更体现出一种发现的智慧。我想，这种智慧既根基于嫩生博士多年良好的学术训练，也来源于他自身内在的学术潜质。这种学术潜质铸就了嫩生博士独具的学术品格和科研能力。

“中国书院文学教育研究”这一课题，实际上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课题，涉及文学、史学、文献学、教育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艺术学（尤其是音乐学）等多门学科。因此，如果研究者没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知识储备，就难以游刃有余地展开书院文学教育研究。这一点，在嫩生博士这部书稿的第四章“中国书院活动与文学教育”中，体现得非常鲜明。这一章的字数，占整部书稿总字数的三分之一强，堪称全书的“重头戏”。在这一章中，“藏书活动”和“刻书活动”两节，主要涉及文献学学科，论述了书院集部著作的收藏特点，由图书著录分类观书院施教者的文学认识，社会捐助图书对书院文学教育的重要贡献，以及书院集部著作的刊刻情况和刊刻特点。“雅集创作活动”一节，涉及文学、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分别论述了岳麓书院、石鼓书院、朱阳书院、信江书院等四所书院的雅集创作活动。“歌诗活动”一节，涉及文学与艺术学（尤其是音乐学）学科，从书院歌谱与歌声、书院歌诗的内容、歌诗中的布道思想，以及书院歌诗活动溯源四个方面加以论述。而“课试活动”一节，则涉及文学、史学、教育学等学科，探讨了书院课试的种类、课试禁忌、奖惩措施、课艺评点等论题。

在学术研究中，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对话，不仅有助于发现全新的研究课题，也有助于深化原有的研究内容。正是这种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对话，促使嫩生博士得以在“旧学”与“新知”两方面大大拓宽“中国书院文学教育研究”这一课题。在嫩生博士的书稿中，举凡道德教化与书院文学教育、义利之辨与书院科举文教育、经史根柢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藏书活动与书院文学教育、刻书活动与书院文学教育、科举背景下的诗赋教育、“清真雅正”与清代书院八股文教育、清代书院的词曲教育，以及清代书院中的论诗、论词、论古文绝句，等等，都是迄今为止学界少有问津的研究课题，它们赋予全书以学术创新的宝贵价值。

嫩生博士在设计和展开“中国书院文学教育研究”这一课题时，并没有局限于考察中国书院文学教育自身的价值，而是以中国书院文学教育同道德、科举的纠葛（即“关系”）为主要线索，将研究内容划分为五个部分，即道德之学与中国书院文学教育、中国书院科举文教育、中国书院活动与文学教育、清代书院文学教育探微、中国书院文学教育影响，从而形成相对完整的研究框架。我觉得，这一研究框架很好地把握了“关系研究”的要义，在学术操作范式上具有典范意义。

在我们获批“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与文学的生成、发展及传播”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以后，经过反复思考、论证，根据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基本构成特征，最后确定了四个研究专题，即教育制度与文学、教育内容与文学、教育活动与文学、教育效果与文学。这四个研究专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仅仅是研究文学，也不仅仅是研究教育，而是特别关注文学与教育之“关系”。因此，这一项目最终的研究成果，便以《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为名结集成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我认为，针对两种不同现象或事物的“关系研究”，具有三大特征：第一是互涉性，即“非此非彼，亦此亦彼”，既正视两种不同现象或事物迥然不同的差异性，更关注两种不同现象或事物不可分割的关联性；第二是互动性，即“由此及彼，由彼及此”，极力探求两种不同现象或事物“双向互动”的功能；第三是中介性，即“出乎其外，在乎其中”，自觉地超越对两种不同现象或事物自身的研究，而侧重于对在两种不同现象或事物之间起居间联系、调解、融合等作用的环节及其演化过程的研究。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这种“关系研究”的“难度系数”都要大大高于对每一种现象或事物的孤立研究。嫩生博士不仅知难而上，而且取得了非常优秀的研究成果。

嫩生博士这部书稿的撰写，从2006年7月搜集整理资料算起，到2013年9月初稿成型，历时七年多。书稿脱稿后，他仍然继续发掘新的研究资料，修改、打磨文稿，直到2014年1月才交付出版社。对学术成果能做到如此精益求精，毫不苟且，这在当今的青年学者中可谓凤毛麟角。在多年的学术交往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嫩生博士是一位质朴好学的学人，也是一位淡泊明志的达人。对学术的执着和沉潜，不仅是他的日常生活方式，更是他的内在精神灵魂。我衷心地希望程嫩生博士在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实，越走越宽广。

是为序。

郭英德

2014年2月2日（甲午年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