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

丁名楠

1894年，日本军国主义挑起的甲午中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次战争割地之广、赔款之巨，都是空前的。它不仅导致了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大祸，而且对中国、日本和远东国际形势具有深远影响。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国内历史背景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它的酝酿为时已久。远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国内就有人狂热地鼓吹侵略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阴（1830—1859），即是其中有名的一个。他从狭隘自私的考虑出发，以邻为壑，积极主张侵略周围的国家。他在狱中著的《幽囚录》，露骨地鼓动日本“今宜急修武备……谕琉球朝贡，会同各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又说：日本“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地”[1]。幕政改革派桥本左内（1834—1859）也叫嚷，如不兼并中国和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2]。

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就着手实现吉田等人的遗愿。1876年6月，日本政府派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代表、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为副使来中国订约，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伊达提出凡别国在中国享受的各项侵略特权，日本都要一体均沾，遭到清政府断然拒绝。9月，中日订立《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体现了相互平等的原则精神，但伊达因为没有完成日本政府赋予他的使命，回国后即被免职。第二年，柳原来华要求对《修好条规》作多处修改，被李鸿章驳回，直到1873年外务卿副岛种臣来中国，才交换了《修好条规》的批准书。由此可见，日本与中国建交伊始就怀有险恶用心。副岛等人来华还负有秘密使命，柳原以上年琉球船民在台湾高山族居地遭风遇害为口实，到总理衙门纠缠，借机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清总署大臣毛昶熙等严正指出：台湾、琉球“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驳斥了琉球属日的说法，但随后又说：杀人者为“生番”，“未便穷治”，“姑且置之化外”[3]。日本抓住答辞中很不得体的“化外”二字，否定台湾高山族居地是中国领土，并以此为根据，准备对台湾大兴问罪之师。

日本熊本镇台鹿儿岛驻军头目桦山资纪（后任台湾第一任总督）少佐得知琉球船民在台湾遭难的消息，赶到东京报告陆军大辅西乡从道，要求攻台。日本派他和水野遵（后任台湾第一任民政长官）等人到大陆和台湾进行侦察，窥探虚实。1874年4月，日本任命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率日军三千余人，在琅登陆，进攻台湾。清政府集调军队准备抵抗，日本侵台企图没有得逞。但在同年10月两国订立的《北京专条》中，清政府不但没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反而肯定其出兵“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4]，等于变相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土，助长了日本的扩张野心。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三年后又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由此，吉田侵略邻国的思想部分地成了现实。日本此后在朝鲜接连制造的壬午（1882）事变和甲申（1884）政变失败后，认为要夺取朝鲜，与中国迟早必出一战，于是积极从事对华作战的准备。

1886年，日本军部首脑、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派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中佐到中国作广泛调查，回国后，他提出了名为《讨伐清国策》的报告书，主张在1892年前完成对中国作战准备，以便伺机突然发起攻击。报告书的第三部分《善后处理》，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阴谋侵占、分裂中国领土的狂妄野心。它说：日本将来与中国缔结和约时，应将盛京盖州以南的辽东半岛、山东登州府、舟山群岛、台湾、澎湖以及长江两岸十里之地，直接并入日本版图。它还提出企图肢解中国的方案：将山海关以西，长城以南的直隶、山西、山东与黄河以北的河南省，江苏省黄河故道、镇江府、宝应湖、太湖，浙江省杭州、绍兴、宁波等府归日本，东北内（大）兴安岭以东、长城以北，单独立为一国，仍由清朝统治；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扶植明朝后裔立国，并使其割让长江以南的土地归日本；西藏、青海、天山南路，拥立达赖喇嘛，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扶立当地各部首领，但他们都必须接受日本的监护，等等。[5]当时日本羽翼未丰，实现这样庞大的侵华计划，当然力不从心。但后来日本的侵华罪行，在这个报告书里都有踪迹可寻，同吉田等人的扩张思想不无联系。

1889年，日本颁布帝国宪法，山县任第一届内阁首相，次年在帝国议会里首次发表施政方针，明目张胆地把朝鲜看作日本的利益线。他为了侵占中国的辽东半岛，极力主张扩军造舰，要求陆海军费应占年度预算支出的大部分。1891年，沙俄宣布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以便加强对远东的控制。山县等人认为这对日本在大陆进行扩张不利，力主在通车前，击败中国，夺取朝鲜，并加紧建造和向英法等国购买军舰。日本还把北洋舰队看作日本海军的假想敌，认为打败中国海军，夺得制海权是取胜的关键。为加速完成造舰计划，日皇睦仁从王室经费中拨出专款赞助，以示倡导。甲午战争前，日海军有大小军舰30多艘，排水量近6万吨，陆军有7个师团，总人数7.5万余人，战时可扩充到23万人。面对日本的积极备战，中国却歌舞升平。清政府于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后，将一部分经费移作修建颐和园和三海工程之用，供那拉氏享乐。1888年清政府停止购舰，1891年户部又奏准两年内停止购买枪炮、船舰、机器。中国海军的基础原比日本强些，但由于日本加紧购舰造船，中国却停滞倒退，终于被日本赶上，并且差距越拉越大，反而处于劣势。

伊藤博文于1892年8月上台组阁后，为了转移国内斗争的视线，走上了发动对外战争的道路。1894年5月，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这对日本政府来说，仿佛是“欲渡河而船来”，于是故意揪住不放，照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话说，“索性（借此机会）使两国（中、日）关系破裂，一变阴天，使降暴雨”，决意挑起对华战争。日本驻华盛顿公使建野乡三于7月7日对美国副国务卿说：“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国内现状不满中转移出来，我们宁愿反华战争”[6]，真是一语道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险恶用心。伊藤内阁就这样地同军部一起共同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日本军部、内阁关于战争的战略分歧

日本统治集团决定挑起侵华战争，但军事上能否取胜，却没有充分的把握。伊藤内阁对于列强会不会进行干涉，更是忧心忡忡。日本军部和内阁在发动对华战争这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对战争的战略和策略方面，存在不同的意见。开战后不久，伊藤博文起草了一份意见书，估计西方列强必然会用武力进行干涉，因而强调日本必须文武协调，使战略和策略一致起来，对战争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7]

然而，明治维新后，根据宪法规定，日本的国防计划、用兵作战以及军队编制等属于统帅权的事项，实际上掌握在参谋本部手里，构成了日本军部与内阁二重政府并立的法律基础。

1894年5月19日，睦仁天皇批准了参谋总长栖川宫炽仁亲王提出的《战时大本营条例》。和平时期提出和批准这样的条例，都是不同寻常的，意味着日本准备发动战争的极大决心。这个条例规定：大本营是天皇亲自主持下的战时最高统帅机构，有关战争的统帅权事宜不受任何国家机关的限制。天皇的战时军令大权，仅由作为天皇幕僚长的参谋总长辅佐。大本营的成员全是陆海军高级将领，没有一名文职官员，即使内阁首相也不能出席大本营会议，无权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和作战指挥的行施。大本营的核心人物是参谋本部次长兼兵站总监川上操六中将。

伊藤博文身为内阁首相，不甘心被排斥在战时大本营之外。他以外交与军事不可分、不参加战争高级领导于指挥外交不利为理由，要求他本人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出席大本营会议得到天皇的特许。伊藤在陆奥协助下，在大本营内部逐步施展影响，对军部做出的重要决定设法加以限制和改变。

8月5日，参谋总长向天皇提出第一期作战计划，认为要战胜中国必须取得制海权，日海军联合舰队应寻求与北洋舰队决战，并提出日本在其海军处于胜利、失败或胜负不分形势下的对策。第二期作战计划要依第一期作战结果而定。[8]这个计划根本没有提到台湾，显然它在大本营的视野之外。

8月中旬，日本为执行第一期作战计划，决定派遣桂太郎的第三师团赴朝，增援已在朝鲜的野津道贯的第五师团，并把这两个师团编为第一军。枢密院长山县有朋自请担任第一军司令官。9月12日，山县、桂太郎、军参谋长小川又次等率领第三师团，在联合舰队护送下，到达仁川。三天后，睦仁天皇到广岛大本营所在地第五师团司令部指挥作战。

盘踞汉城的日本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于9月15日率先对平壤清朝守军发起强攻。当时平壤清军约一万三四千名，其中北洋陆军拥有毛瑟枪和克虏伯炮，比日军使用的村田式步枪和青铜炮性能优越。日军不但武器较差，而且粮食不足，每人随身只带两天的“明道寺（蒸熟晒干的米饭）”和少量弹药。如果清军能坚守两天以上，日军将不战而退。[9]但双方交战不到一天清军溃败，平壤轻易地被日军占领。两天后，中日海军在鸭绿江口发生剧烈海战。这次战斗历时五小时，双方均以新式巨舰、巨炮猛烈搏击，这在世界海战史上还是第一次。结果，中国失船较多，李鸿章夸大败绩，将北洋舰队隐藏在威海军港内，把制海权拱手让敌，坐待覆灭。

平壤、黄海战役后，日本第一期作战计划大体告成。这时军部的侵略气焰高涨，决心把战火引向中国境内。9月21日，大本营决定将第一师团、第二师团和第十二混成旅团编为第二军，以陆军大臣大山岩大将为司令官，配合第一军渡鸭绿江，入侵中国东北，执行第二期对华作战计划。10月24日，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包抄旅大后路，不到一个月占领了大连、旅顺。第二军轻易获胜使山县大为冲动，他违反大本营关于速战速决的指示，调第三师团强攻辽南要地海城，陷入清军重围，不得脱身。直到第二年2月，第二军派乃木希典少将率第一旅团北上，攻占盖州，才使第三师团由被动防守转为主动进攻。睦仁撤销山县第一军司令官的职务，但为保全名誉，于年底以养病名义，召山县回国，掩盖其冒险作战的错误。

日本攻占旅顺后，军部与内阁在第二期对华作战方针上，出现了严重的战略分歧。以山县为代表的军部，主张把大本营移到中国的东北，陆军主力逐渐转移到渤海湾沿岸登陆，在直隶平原与清军决战，逼清政府订立城下之盟。伊藤不同意这一意见，提出攻占台湾的主张。他认为日军在直隶平原决战，一旦中国出现无政府状态，必然引起列强的干涉，使日本难以应付。他向大本营提出紧急计划，主张第一、第二军仍驻守各自的占领区，仅调其中的一部分跨海作战，进攻山东半岛，夺取北洋海军的另一基地威海卫，另外组织第三支军队（所谓南征军）攻占台湾，以便将来议和时提出割让要求。他指出在进攻台湾时，只要对列强采取缓和办法，照顾他们的通商利益，保护其在台侨民，就不致引起对方干涉[10]。

军部对进兵山东半岛，攻占威海，表示同意，认为此举是未来决战的预备战，这支军队可以视为直隶平原作战的一翼，但反对进攻台湾。山县主张日军攻取威海卫后，应立即将大本营移到中国东北，指挥“攻屠敌国之首都，迅速结束此次战乱”。川上操六、桦山资纪等都赞成大本营迁往中国，陆海军高级将领中只海军参谋长山本权兵卫支持伊藤。山本认为大本营移到海外，万一列强联合舰队切断日本与大陆的交通，在中国作战的陆军主力与本国隔绝，就会陷于孤立，立即出现极危险的局面。但山县等不顾伊藤的反对，仍然坚持在直隶平原作战。3月16日，小松宫彰仁亲王（原近卫师团长）以“征清大总督”身份，率领大总督府参谋长川上操六等向旅顺进发，除已在中国境内的五个师团外，决定加派近卫师团、第四师团以及临时第七师团参加作战。

军部和内阁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前外务大臣大隈重信、前首相松方正义都出来支持伊藤。大隈赞成迅速派遣第三支部队占领台湾。松方写信给川上，强调占领台湾的重要意义。他说“台湾非永久归于我国不可”，“台湾之于我国，正如南门之锁钥，如欲向南发展，以扩大日本帝国之版图，非闯过此一门户不可。如因攻占台湾而失去进攻北京之机会，就帝国百年大计设想，实无大损失，至少比攻北京失台湾更有大益”[11]。伊藤又将沙俄在远东集结军队的消息转告陆军大臣山县。在美国的“调停”下，清政府先派出张荫桓等赴日求和，后来又指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到日本乞降。在这种情势下，伊藤内阁的主张终于占了上风。在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日本割取了中国的台湾和辽东半岛（后来退还），朝鲜名义上“独立”，实际上被日本控制。吉田在《幽囚录》中鼓吹的压服琉球、朝鲜，北割满洲，南收台湾的侵略思想，基本上全部实现。

甲午战争的影响

甲午战争对中国、日本和远东国际形势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首先，对中国来说，这次战争的失败，一方面造成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沉沦，面临严重的亡国危险；另一方面为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促进了民族的觉醒。

甲午战前，中国封建官僚和士大夫，昧于世界形势，沉湎于醉生梦死之中，虚骄自大，盲目乐观，根本不把日本放在眼里，说什么“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挡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12]。英法等国也过高估计中国的实力。英国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把中国看作英俄之间在远东的缓冲力量，甚至一度提议缔结英中联盟。法国外交部长在中法战争后曾把中国视为亚洲的四强（中法英俄）之一[13]。甲午战争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和中国的积弱，帝国主义立即凶相毕露，轻蔑地称中国为“远东病夫”，叫嚣要将瓜分这个病夫的遗产提上日程。一个被称为“中国通”的英国人必麒麟叫嚷：“它（指中国）一定象土耳其（即所谓的‘近东病夫’）一样地每况愈下”，断言“中国非崩溃不可，我们所作的只是接受无可避免的事实”。他投书伦敦《每日新闻》，鼓吹与俄法达成协议，“商定各国接管的范围”，说什么“英国应索取从华南珠江到华北山东省南部之间的全部地区”，然后，再鼓动法俄，“各取你们的一份”[14]。德国首相毕鲁1898年在帝国议会的一次演说中表示：“有人提出要瓜分中国。这种瓜分无论如何将不由我们来促其实现。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要准备好，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决不空手而返。”[15]沙俄财政大臣维特报告沙皇：俄国有无可争辩的权利，从庞大的中华帝国遗产里，分得最大部分的猎物[16]。中国当时面临的被瓜分的严重危机，是甲午战争对中国的直接影响的一个方面。

当塌天的亡国大祸即将临头的时刻，在漫漫长夜里闪烁出一道耀眼的，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觉醒曙光，这就是战后资产阶级作为政治势力在中国的出现。不论革命派还是改良派，他们关怀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火热地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活动，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甲午战争前夕，他曾向李鸿章上书，建议改良政治、发展生产；甲午战争失败的消息传到檀香山后，他于同年11月，联络当地华侨中的爱国人士，成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揭出列强鲸吞瓜分中国的危险，大声疾呼要“振兴中华”。第二年2月，他回到香港组织兴中会总会。在总会章程上，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性口号，由此坚定地走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为中国的独立和强大，鞠躬尽瘁地奋斗了一生。孙中山思想转折性的变化和兴中会的成立，对以后的中国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午战争后的几年里，维新变法很快由思想酝酿和组织准备发展成为政治变革的实际行动。战前中国虽已产生改良主义思想，但没有形成一股政治力量。马关条约的订立立即在国内掀起了抗议的浪潮，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全国在北京应试的一千多名举人，发起公车上书，反对割地、主张迁都抗战，造成相当大的声势，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康有为、梁启超在这次上书中出了名，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此后各地设学校，立学会、办报馆，像雨后春笋蓬勃地发展了起来，推动变法维新运动的迅猛开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资产阶级求新、求变的思想与顽固保守的封建主义思想进行了论战，他们反复说明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道理，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资产阶级改良派从甲午到戊戌变法几年中对中国历史的积极作用是绝不能低估的。

其次，甲午战争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极大地助长军国主义的恶性发展，为它的最后崩溃播下了基因。

日本一举击败中国，占领了中国的台湾，局部控制了朝鲜，一跃而为亚洲的强国，挤进了帝国主义的行列。日本军事上的胜利，提高了它的国际地位，列强自此对它另眼看待。英国立意同它订立同盟，视为平等的伙伴。

日本从战争中掠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它从中国勒索到的大赔款（包括退还辽东半岛的赎金在内），共合三亿六千四百余万日元[17]，使日本立即显得阔绰起来。前外务卿井上馨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18]日本从这笔大赔款中拨出绝大部分作为扩充海陆军经费，加速迈上了军国主义的进程。其次，它从中国还夺得大量战利品，除夺占旅顺和威海全部军事设施外，北洋舰队的残余船舰十一艘包括“定远”、“镇远”两只巨型铁甲巡洋舰在内，都被日本缴获。日军在平壤、九连城、大连、牛庄等处还掳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至于日本掠获的军粮、马匹及其他物资（不包括抢自民间的大量财物），更是不计其数。[19]日本侵略者在战争中发了大财，尝到了甜头，刺激它向外扩张的贪欲。此后二十年内，它利用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每隔十年发动一次冒险性的战争，都获得意外的成功。这就使它的胆子越来越大。它在日俄战争后，将东三省南部作为它的势力范围，后来又在英、俄默许下吞并了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西方列强互相火拼的机会，夺得德国胶州湾租借地及其在山东的特权，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确立了在中国的霸主地位；战后又分得原德国在太平洋的一部分属地。大战结束后，英、美等国势力重返东亚，它们一面把日本作为监视苏俄的远东哨兵，加以利用，一面又企图打破日本独霸中国的格局，同它进行斗争，引起日本军国主义的极大不满。日本趁30年代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动了第二次全面的侵华战争，后来又与德国法西斯相呼应，扯起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挑起太平洋战争，终于遭到彻底的失败。日本军国主义50年间的暴起暴落，有些人视为奇迹，其实是历史的必然。暴起孕育着暴落的芽蘖，甲午战争的胜利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终败亡的起点。

第三，甲午战争引起了远东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

甲午战争前，远东三国中国、日本和朝鲜虽然在程度上各有不同，但它们都受不平等条约的桎梏，都是半殖民地。这个地区国际形势的显著特点是英俄的争霸以及它们的尖锐对立，在斗争中英国占据上风。甲午战后，日本国势的直线上升，中国、朝鲜地位的急遽下降，俄国加强在远东的侵略活动，德国开始参加这个地区的帝国主义的角逐以及美国独立地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等，破坏了战前的相对稳定的远东国际形势，削弱了英国传统的优势地位。

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战争期间已经开始。平壤、黄海战役以后，中国失败已成定局，英国资产阶级的舆论明显地偏向日本。《泰晤士报》9月24日的社论，强调指出英日两国在远东不仅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却有共同的利益，要求英国政府重视日本的力量，以防止战后俄国在远东的扩张。战后，英国竭力讨好日本，如拒绝参加三国干涉还辽，支持日本对台湾的占领等。

俄国对华政策是要使中国永远成为一个衰弱的、受其支配的国家，同时维持朝鲜现状。因为朝鲜如果被日本占领，对它将构成威胁。平壤、黄海战役后，它一再警告日本不要向大陆扩张，但怂恿它占领台湾，企图把日本势力从俄国身边引开。马关条约订立后，它带头纠合德、法，胁迫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清政府对俄国发起干涉还辽，感恩戴德，重要疆吏刘坤一、张之洞等主张与俄国订立密约，许以厚利，结强邻以自保。1896年李鸿章奉命去俄国缔结《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俄国乘机把魔爪伸进中国东北，加强了其在中国的侵略地位。

甲午战前，德国在远东的商业利益不大，德皇威廉二世曾企图“要及时地在中国沿海占领一个坚固的据点”，但没有选定合适的地方。德国在战时表面上装作对远东不感兴趣，却在盘算着乘机大捞一把。德国参加三国干涉还辽的目的，既能削弱俄法同盟，又“可以从心怀感激的中国得到一块地方作为海军基地和加煤站之用”[20]。战后它要求在汉口、天津建立租界作为干涉还辽的酬劳，接着又强占胶州湾。德国参加远东的角逐是甲午战争后开始的，自此这个地区又多了一个积极进行侵略活动的重要角色。

美国在远东的活动，长期以来主要是跟在英国后面捡取便宜，分享权利，成为英国侵华的一个不显眼的小伙计。19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工农业的飞跃发展，国内出现一股主张对外扩张的势力，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关岛、菲律宾都相继被它占领。1899年它作为独立的大国，单独地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表示不再追随英国充当配角。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对英国传统地位的挑战。

英国在战时和战后推行亲日政策，使清朝统治者大为沮丧。日本占台的野心暴露后，清政府企图将台湾抵押给英国，免得被日本夺占，并要求与英国政府就此事举行谈判，被外交大臣金伯雷拒绝。英国政府根据国防部情报局和海军部的调查，认为台湾没有什么战略价值，日本领有台湾，于英国并无损失。英国对台湾战略地位的这种错误判断，就“标志着远东的英国时代开始走向完结”。[21]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是对英国在远东的传统优势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它破坏了英国多年来力图加以维持的远东相对稳定的国际形势，预示着一个激烈的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来临。

（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

[1] 引自林子侯《台湾涉外关系史》，第276页；李秀石：《明治维新的先驱——吉田松阴》。

[2] 见李秀石《明治维新的先驱——吉田松阴》。

[3] 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64—65页。

[4]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第343页。

[5] 梁华璜：《甲午战争前日本并吞台湾的酝酿及其动机》。引自林子侯前书，第508—509页。

[6] 田保桥洁：《日清战争外交史》。

[7]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93页。

[8] 梁华璜：前文，引自林子侯前书，第519页。

[9]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05—106页。

[10] 梁华磺：前文，引自林子侯前书，第519页，

[11] 梁华璜：前文，引自林子侯前书，第519—520页。

[12] 王炳耀：《甲午中日战辑》，第9页。

[13]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19页。

[14] W.A.Pickering，Pioneering in Formosa ，1898.

[15] 引自P.H.Clements，Boxer Rebellion ，p.128。

[16] 《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译本，第94页。

[17] 见中塚明《日清战争の研究》，第307页。

[18]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1973年版，第369页。

[19]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Vladimir，China-Japan War .第194、215页。

[20]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73页。

[21] 郭焕圭：《英国外交与台湾的被割让1894—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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