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场”视域和读者意识引入的必要性

所有新视点都从某个侧面开启了近代新小说研究的新视界，足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到它的丰富性。但很少有人愿意做整合性分析，那是一场冒险，容易陷入全而不深的窠臼。通过研读那个时期的小说理论和具体文本，我发现写作实践与理论倡导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吻合，也存在紧张与错位，理论界对小说创作的不足有自主的总结反思，创作界为满足读者需求、赢得市场也会做出相应调整。在媒介报刊化、生产商业化、文学功能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语境中，小说的生产机制与变革动荡比传统文学受制于更加复杂的因素。这些因素看似很多，如同散布在文化生产空间中的许多粒子，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吸附着，相互关联、转化，共同推动和牵制着新小说的变革。这就是文学生产、存在和转换的动态空间——“文学场”。作为话语形态的小说是人类的交流活动，具有明确的对话意识，作为受话人的读者是小说意义的最后实现者，也是作者首先考虑的文本接受对象。当小说走入市场，务必考虑众多读者的趣味；当小说肩负启蒙救亡使命，就得考虑被启蒙者的接受水平，叙述内容必然被意识形态化；当小说以报刊媒介的方式面世，就要关注读者阅读情境断裂产生的审美心理；当社会政治情绪出现低落，读者寻求休闲消遣，就要关注读者需要的阶段性转变；当写作站在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的交接点，又要考虑读者文化心理的多重性和矛盾性。对读者群体、心理、趣味、情绪的关注和考虑，都是“读者意识”的具体体现，而读者意识的变更与艺术生产场域要素构成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

读者意识本身不是文学场的任何实体性要素，却是所有要素沟通和作用于文学创作的隐性中介和深层动力。如果说近代新小说生产是一场在多种要素参与之下完成的实验性舞蹈，读者意识就是这个文学生产场的精魂，是促使这次舞蹈产生和影响其面貌的内在根源。当时的小说创作凡例、序跋和理论倡导中都表现出明晰的读者意识，本书专设“近代文学场中的新小说读者意识”一章，从具体材料中整理出有关读者意识的内容，总结其特点，分析其成因，并思考读者意识对近代新小说的多重影响。进入本书研究范畴的读者意识不再仅仅局限于阅读过程中“读者的意识”，或者叙述学中“隐含读者”、“理想读者”等概念，而是指导致作家创作动机发生和相应的一系列艺术构思的心理机制。阅读理论和叙事学都很关注读者和读者意识的意义，但都有停留在某一个维度的局限性，当将之置入文学场中进行观照，其强大的整合功能和对文学的全方位影响方能充分显示。

“场”概念带入的文化研究视域已然不同于主题视野观照下的新小说现代性分析，而是以文学场沟通文学构成中的诸多内部要素和影响文学生成的外部要素，使艺术生产与社会权力争夺的制衡关系突显出来，从而彰显艺术审美趣味转换与社会文化、政治、心理等诸多力量的控制与反控制策略。如果单纯进行文学场的描述很容易陷入历史决定论的框架，也不能真正突显“场力”在艺术生产中的强大效能。我们借助读者意识联结这种种因素，整合起场域中看似混杂不堪的问题，挖掘场粒子和场力的神奇效能，可以将新小说研究带入一个崭新的理解视域。读者意识在这里具有非常复杂的内涵，它成为联络文本与世界、作者与读者、传统与现代、意识形态控制与艺术自律追求的核心。这种整合性研究将文化批评、叙事学、文体学、接受美学、媒介诗学等多种理论武器融会贯通，不仅可以回返历史现场，更全面地审视近代新小说，还能将文学理论、创作理论与小说文体研究结合起来分析，突破纯理论研究的抽象性和个案分析的浅表性、偶然性，挖掘现象背后深藏的时代文化根源和接受、创作心理根源，以及意识形态与话语交织的运作状况。

本书包含五个部分。第一章介绍文学场和读者意识的相关理论内涵，阐述读者意识在文学场中的联结功能。第二章总结近代文学场中新小说读者意识的内涵、特征，及其对新小说的总体影响机制。后面三章从近代文学场新小说读者意识中的民族境遇意识、报刊语境意识、身份定位意识等具体层面来对近代新小说具体现象进行分析，以充分阐释文学生产场域中诸要素的相互制衡及其对读者意识的影响，以及文学场对小说本身的引导、建构和制约功能。结语部分对正文具体论证进行了归纳总结，突显近代文学场诸要素通过读者意识参与文学建构、影响文学生产的现实，总结课题研究的局限性，勾勒课题持续性研究的走向。

---

[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2]韩南指出，最早提倡并促使“新小说”产生的是傅兰雅1895年举办的“时新小说”竞赛，主题为抨击中国社会“三弊”（鸦片、时文和缠足），年底在香港出版的《熙朝快史》致力于表现根除三弊和官僚腐败，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现代小说。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3]饮冰（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期。本段后面引号内引用出处与此相同。

[4]摩西（黄人）：《小说林发刊词》，《小说林》1907年第1期。

[5]阿英（钱杏邨）：《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6]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71页。这一统计并不包括有待进一步考证的以下几种报刊杂志：杨世骥《文苑谈往》中提到的《沪滨小说》和《小说智珠》；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提及的《小说图画报》；史和等《晚清浙江报刊录》提及的《宁波小说七日报》；李默《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提及的《粤东小说林》。

[7]《时报·发刊词》，引自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8]中华民国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清末民初通常指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至1916年护法运动成功和袁世凯称帝失败这段时间。

[9]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演讲时首次提到了“《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学界对游戏文“鸳鸯蝴蝶派”素来抱有鄙薄态度，曾受到钱玄同、茅盾、瞿秋白、郑振铎等人的批判。

[10]付建舟：《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11]何轩：《近百年来晚清新小说研究述评与反思》，《云梦学刊》2008年第1期。

[12]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13]张荣翼：《中国文学的后发现代性语境》，《学术月刊》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