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康德的“先验直观”到“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建立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是从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改造中产生和建构的。康德哲学的影子在李泽厚哲学中处处可见：康德以“三大批判”建构了一个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三个相互联系和沟通的哲学体系，以美学目的论把认识论与伦理学、自然与人、必然领域与自由领域联通起来，李泽厚根据康德哲学这一构架建构了他的人类学本体论哲学，并也强调美学作为联结认识领域和道德领域的枢纽地位，审美境界是人生最高境界。康德把物自体当做感性认识的最终根源、知性认识的界限和理性思考的对象，李泽厚晚年也把“物自体”作为自己哲学的形而上学依据，提出“人与宇宙的物质共在”作为其情本体学说的形而上学根源。康德的美学是其哲学体系的一部分，李泽厚尽管一再强调审美心理学和各部门美学的重要性，但他自己的美学却始终是一种哲学美学，包括晚年他提出“情本体”理论，也并非从心理学角度建构的美学，而依然是一种哲学学说。

当然，李泽厚的哲学本身就是从对康德的研究、探讨开始的，其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正是一部研究分析康德的“批判哲学”并对之进行批判改造的著作。李泽厚正是在批判继承康德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架构和基本理论结构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人类学本体论哲学”。康德哲学的思辨性、深刻性同样在李泽厚的哲学中体现出来。康德哲学区分现象与本体、必然与自由两大领域并试图以美学目的论联通二者的思维方式也为李泽厚所继承，其双重性、矛盾性也鲜明地体现在了李泽厚的哲学中。康德把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区分开来，制造了一系列“二律背反”，如认识论中时空有限与无限、因果关系（必然）与自由的二律背反，伦理学中善与幸福的二律背反等。李泽厚试图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批判继承和改造康德的批判哲学，因此，在他的哲学中也存在许多相互对立的矛盾，他的目标则是把这些相互对立的矛盾方面结合、统一起来。比如：

总体（类）与个体

必然与自由

人与自然

工具本体（物质生产）与心理本体（情本体）

类（群体）主体性与个体主体性

理性与感性（社会性与生物性）

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

外在自然的人化与内在自然的人化

狭义自然的人化与广义自然的人化

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

……

他始终强调的是从人类总体生存发展的历史过程去理解、解决这些问题与矛盾，把哲学建基于人类的社会历史基础之上，使康德哲学中看起来很神秘的先验的认识、伦理和审美结构获得后天的、人类学的实践根源与依据，从而在保留康德哲学的深刻性的基础上去掉康德哲学的神秘性，把它从一种先验哲学改造为历史唯物论的实践哲学。实践美学只有在这个基础去理解、阐释才能真正了解它的意义、历史作用、历史局限与发展潜能。

康德哲学的二元论在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上都鲜明地体现出来。在认识论，客体方面有现象与本体、感性存在与物自体的对立；主体方面有感性与知性的对立。康德设置了一个超感性的“知性直观”来作为现象与本体、客体与主体、感性现象与物自体的过渡。康德认为，知性与直观在根源上是分离的。知性来自主体自身，虽具有普遍性却是空洞的；直观来自感性对象，虽具体却又被动。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完整的认识。“知性直观”正是这种结合。对于“知性直观”来说，本体与现象之间并没有区别，人所不能认识的“物自体”并不存在。在伦理学中，客体与主体的分割表现为必然与自由、自然与人的对立与分割。自然界受因果关系支配，属于必然领域，人类则追求自由。受必然性支配的自然如何产生自由的人？人类道德如何与自然联结起来？康德设置了一个超感性的“理知直观”来把握自然界的目的，并从自然界的必然领域过渡到人类的自由境界。而整个批判哲学由认识向伦理、由必然到自由的过渡，即由“自然向人生成”，则是依靠审美判断力。审美判断力由纯粹美走向依存美、由美走向崇高，也是从客体到主体、从自然界的必然向道德领域的自由的运动。纯粹美主要存在于自然界的形式之中，依存美则依赖于人作为主体的文化道德修养；美主要体现于自然，崇高则主要体现于社会领域。而判断力之所以能够担当起从必然的现象界的认识到自由的本体界的道德的过渡，是因为判断力依靠超感性的“自由直观”，就在现象感性的形象本身中直观到自由，自由不再是存在于本体的抽象的道德领域，而就在对象的感性形象中可以体现、表现出来。所以，在审美判断力领域，现象与本体、必然与道德（自由）、机械论与目的论不再是对立、分割的，而是统一的，一体的。把它们统一起来的，正是人的自由直观。

但是，超感性的知性直观、理知直观和自由直观从何而来？受因果必然性支配的自然为什么能以目的论去看待？为什么自然能够“向人生成”？这是李泽厚针对康德哲学提出的问题。李泽厚认为，康德并没能解答这些问题，只是把它们归结为一种人类的神秘的先验的能力，并最终走向了上帝，回到了自然目的论；道德本体论最后也不得不走向道德神学论。也就是说，康德在认识论领域驱除了上帝，在伦理领域又把它请了回来。上帝从前门被请出去，又从后门被迎回来。这样，康德从科学走向了宗教，从自然走向了上帝，从机械论走向了目的论。而实际上，在李泽厚看来，被康德说得很玄妙的超感性的“知性直观”、“理知直观”和“自由直观”并非先验的认识能力，它们是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由改造内外自然所获得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和能力。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在客体和主体两方面都取得了成果。客体方面，改造了自然界，使自然界从与人类敌对的力量变为服从人的目的，成为人的“无机身体”、“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就是被“人化”，成为人的自由的体现；在主体方面则改造了人的心理结构，使原本是动物性的心理变成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使社会性的理性的因素内化、凝聚、积淀到心理结构中。所以，看似先验的“知性直观”、“理知直观”和“自由直观”实际上仍是人类实践的产物。这样，“自然向人生成”并非通过神秘的目的论，而是通过人类的主体性的实践活动。是人类自己的社会实践，人类漫长的、艰苦的改造和征服自然的伟大历史实践活动使得自然逐步向人生成，从而使人从自然的领域迈向自由的领域，而不是什么神秘的自然本身的目的论原因实现这一点的。

李泽厚明确地说：

人类学本体论即是主体性哲学。如前所述，它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即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为标记，以科技工艺的前进为特征的人类主体的外在客观进程，亦即物质文明的发展史程。另一方面即以构建和发展各种心理功能（如智力、意志、审美三大结构）以及其物态化形式（如艺术、哲学）为成果的人类主体的内在主观进展。这是精神文明。两者以前一方面为基础而相互联系、制约、渗透而又相对独立自主地发展变化。人类本体的这种双向进展，标志着“自然向人生成”即自然的人化的两大方面，亦即外在自然界和内在自然（人体本身的身心）的改造变化。[2]

这样，李泽厚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实践论融入、改造了康德的先验哲学，一方面，保留、继承了康德的二元论思维方式，承认康德在自然与人、思维与存在、客体与主体、必然与自由之间所划定的界限，认为二者之间的对立是近代哲学中一个没能解决的难题，承认康德的批判哲学弥合二者之间对立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扬弃了康德哲学中神秘的“先验直观”（即主观合目的形式，包括“知性直观”、“理知直观”和“自由直观”），把这种直观改造为人类通过改造自然（包括客体自然和主体自然，即人类的心理结构）所获得的文化—心理结构，即理性的、社会性的因素内化、凝聚、积淀到内在的、感性的、个体性的心理之中去，成为一种看似先验、实则仍是后天的获得性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在认识领域是“理性的内化”，表现为数学和逻辑等知识结构，其物态化对象化的形态便是科学和认识论；在伦理领域是“理性的凝聚”，表现为看似先天的“良知”、“良心”等，其物态化对象化的形态是伦理学；在审美领域则是“理性的积淀”，表现为看似先天的审美判断力或审美共通感，其物态化对象化形态便是艺术。这样，在康德那里不无神秘色彩的超感性的“先验直观”（包括“知性直观”、“理知直观”和“自由直观”）被改造成为具有实践性、客观性、普遍性与社会性的人类实践成果，成为可以理解、可以解释的人类后天实践活动成果。

同时，李泽厚也保留了康德哲学把审美看成是认识与道德之间的桥梁，通过审美的自由直观联结自然与人、客体与主体、现象与本体这种哲学架构。所以，李泽厚一直强调，在康德哲学中，伦理学高于认识论，美学高于伦理学。康德是从审美走向道德，从机械论走向目的论，从美走向崇高，从纯粹美走向依存美。美之所以能担当起联结必然与自由、认识与伦理、自然与人之间的桥梁的任务，正是因为美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便来源于人的先验的自由直观，一种神秘的审美共通感。而李泽厚则去除了康德美学的目的论色彩，代之以审美的“自由积淀”说。他认为，不是自然界的神秘的目的，而正是人的实践活动，使人的心理不再是动物性的自然生理感受，而成为积淀了历史实践成果的文化—心理结构。人吃饭不仅是充饥，而且是美食，两性关系不是交配，而是爱情。正是因为社会性、理性的因素融入了感性、生物性心理之中，才使人具有了这种超生物性的心理结构。

如何改造人的心理，如何把社会性、理性的因素融入、内化、积淀到人的心理之中，使之既保留自由的感性直观，又超越动物性的心理，成为人化的心理，这成为李泽厚一直关注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在《美学四讲》和几个“主体性提纲”中，李泽厚明确地提出了建立“新感性”的学说，即“内在自然的人化”学说，把文化心理结构学说具体化；同时又提出了与“自然的人化”相对应的“人的自然化”学说，把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从自然向人的单向度人化过程扩展为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双向进展过程，以此来回答现代科技和哲学提出的人的心理异化的问题。新世纪伊始，他又进一步把80年代后期提出的“情本体”学说具体化，使新感性学说从心理学层面进入哲学层面，成为一种哲学学说，成为人类学本体论哲学在个体生存论维度的解释和延伸。这使他的实践美学潜在地具备了从人类学哲学美学走向个体生存论美学、从对美和美感的人类学的根源性、历史性回溯分析和本体论研究走向具体的存在论形态研究的发展空间。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总体（类）与个体、理性（社会性）与感性（自然性）、人与自然、工具本体与心理本体始终是他无法摆脱的二元对立的矛盾。因而，如何克服这些矛盾，如何在他一直强调建基的历史唯物论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实践美学学说，如何把对美和美感的人类学实践本体论观点的解释进一步深入运用到对美和美感及艺术的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中，把它们运用到各具体的门类美学中去，从而真正建立起以实践观点去分析和解释美学的各方面问题的系统美学学说，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