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在梳理现有研究资料和成果的基础上,借鉴、消化、吸收现有研究成果,针对目前学界对文学期刊大多以“社团期刊”笼统命名、其他期刊未加以归类的现状,对现代文学期刊进行较为合理、可行的分类,着眼于文学期刊类型、现代文学期刊编辑或编辑群体与期刊、文学发展关系的考察与宏观研究,也兼及对核心成员与编辑群体成员之间关系的考察,及其他们与期刊关系的研究,以此透视编辑活动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文学生产机制存在于文学策划者、编辑、组织者与出资者、发行人以及读者之间,但作为文学生产的内在方式,人们看不到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只看到其作用的结果,即作为文化产品消费的文学期刊和文学著作等。而这些文化产品是如何生产以及由什么决定其生产等问题却极少受到人们的关注、深究。实际上,从文学生产这个角度探究文学生产机制本身远比关注文学产品本身要更为重要。文学生产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这种机制一旦在社会权力场、文学场和读者需求的市场中运转起来,势必会产生一种暗涌的强大力量,对文学生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学市场机制以其无形的力量、以自己的方式对各种要素以及相关资源进行有机组合和配置。20世纪的文学场担当主角的是市场,是由读者说了算的。社会需求对文学生产的影响是通过整个文学生产机制的运作把文学生产中的各个环节连通,共同纳入一个运转系统来实现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文学生产机制是社会需求或者说是读者需求与文学生产之间的中介,对文学生产中的各个环节发挥着有机的调节作用。这里只以文学期刊为聚焦点,探讨处于文学生产前端的作者、编者、读者与期刊的复杂关系,而对于居于文学生产后端的出版、营销、传播、反馈等付诸阙如,不纳入本书主要论述对象范围。

要做好这项研究须从以下方面进行:一、系统搜集、整理具有代表性现代文学期刊的有关编辑思想和编辑群体活动的文献和史料。这里主要涉及期刊办刊情况,各种有关回忆录、书信、日记、史料汇编中编辑文献的辑录;二、结合具体期刊编辑活动对编辑文献、史料进行细读,深入分析,并尝试探讨现代文学期刊类型问题,揭示编辑或群体编辑活动与期刊运作、文学发展的关系,这是一种宏观的整体梳理和研究。与此同时,通过对有代表性的编辑群体核心成员编辑活动的研究、分析,对现代文学期刊编辑活动进行重点考察,与前面的宏观研究相呼应,做到点面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这两方面的研究工作,第一方面属于基础性的,第二方面是本研究力图创新之处。

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方法,一是史料学的,即史料搜集与期刊整理;二是利用公共领域理论、文学场理论和现代传媒理论对现代文学期刊编辑思想和活动进行分析,借以探讨现代文学期刊分类问题、期刊编辑或编辑群体与文学期刊两者间的紧密联系,并试图探索编辑群体的思想及编辑实践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三是史实考证,对有关期刊编辑群体的有关史实进行细致考证,辨明真伪与是非。

本研究的困难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关于期刊编辑史料、资料搜集与考索的困难。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社团、期刊的研究已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对于期刊分类和编辑活动的研究仍是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还没有引起文学史界的重视,对于期刊编辑史料、资料的搜集显得十分乏力,现有资料很欠缺,大多散存于有关期刊和相关著述中,需加大力气进行搜集、梳理和辑录,有些可能已散失殆尽,难以搜集;有些史实很难考证,甚至有些史实可能永远都无法水落石出,弄清历史真相。本书写作的第二个困难是如何恰当处理文学期刊归类问题,文学期刊编辑史料辨析问题,文学期刊编辑实践、期刊运转之间关系,文学编辑群体与核心成员之间关系,文学期刊编辑与文学发展之间关系的阐释等问题,力求使这种阐释活动既不夸大也不忽视历史的真实情况,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客观理论阐释与文学史料考证之间互动关系、对话关系及关联性论述的合理性。为解决这两个困难问题,一方面要尽力搜集有关材料,用心阅读和体会,消化、吸收相关理论,提高理论分析、阐释能力;另一方面,在理论阐释与史实之间务必力求言之有据,不虚言,不妄言,不武断,如果遇到某些资料难以搜集,史实难以考证,仅依据现有材料谨慎客观地进行分析,力避做臆猜式的武断的结论,使研究做到有史实做依据,阐释、分析深入、细致,论、史密切结合。


[1]陈平原:《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2]同上。

[3]陈平原:《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4]彭玉斌:《文学制度·文学体制·文学机制》,《运城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5]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0页。

[6]郭沫若:《致〈时事新报·文学〉的编者》,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