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问题意识与创新性
如前所述，1927年的广州之于鲁迅其实有着重要的转型意义，这种转型并非是单调的，而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变化，如朱寿桐所言，“鲁迅在广州只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随后便选择定居上海。不过他选择来到广州，选择在广州开始‘做点事’，对于他的文学人生和斗士人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乃至现代中国历史，都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番广州之行，使得重新明确了‘更向旧社会进攻’的文学宗旨和人生宗旨的鲁迅基本放弃了做学者和教授的选择，同时也注定了他更加专心地用杂文进行战斗、批判社会的文学道路和人生道路。这是鲁迅的一次‘方向转换’，这样的‘方向转换’发生在广州。”[7]
（一）名词界定
在展开全书的论述以前，有两个关键词必须加以界定。
1.场域（field）。何谓场域？这是法国思想家、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或译布迪厄）的一生学术集成的主要关键词之一。在布尔迪厄看来，“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8]。从此角度看，场域是由各种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领域或网络。布尔迪厄认为，“构型”可以重塑各种进入场域的关系和力量，在他看来，位置是客观的，人们可借此结成一定社会关系，因此行动者依据不同的位置能够获得不同的社会资本；而“场域”是人们活动的场所，因此它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类型，如政治场、文化场、哲学场等。
在布尔迪厄所言的场域内部，其实是颇富张力的，在其中含有活力、生气和改变的潜力。尽管表面上看，布尔迪厄的概念界定往往相对宽泛，但场域这一概念的理论旨趣在于“强调斗争，并因此强调历史性”。[9]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场域是一个争斗的空间，在其内部，行动者占有不同的位置，也因此获得了可能不同的社会资源或权力资本；但反过来说，他们也只有获得某种社会资源或权力资本才能在场域中占有某种社会位置。为此，在高度分化和竞争的社会中，社会的和谐统一体是由一些相对自主的社会的微观世界组成的，而社会的微观世界就是客观关系的空间，亦即场域。[10]
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是集中的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施展的场所，而此竞争和策略的目的是生产比别人更有价值（甚至可以一统江湖）的符号商品，这也是他所说的“符号暴力”，所以在他看来，“策略是实践意义上的产物，是对游戏的感觉，是对特别的、由历史性决定了的游戏的感觉……这就预先假定了一种有关创造性的永久的能力，它对于人们适应纷纭繁复、变化多端而又永不雷同的各种处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11]
布尔迪厄非常睿智地把场域中的非常活跃的力量定义为资本（capital），[12]但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不同于经济学家所用的一般的资本概念，而是把资本视作积累起来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肉身化”的形式），它可以作为某种社会资源在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群体所占有，实际上，不只是在经济领域，行为者恰恰是在不同的场域追逐着不同的符号资本，所以布尔迪厄的这个概念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上资本概念的狭隘性。这样一来，资本不仅是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同时又是用以竞争的手段。布尔迪厄把资本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后来，他又补充了象征资本。
当然，场域也有其自身的有限度的自主化，是一种相对的自主化，场域的相对自主化成为社会政治统治的有利条件，使统治阶级的统治方式由直接变成间接的，由外显的变为隐蔽的。[13]
毋庸讳言，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是非常繁复的，而且有自己的文化和社会语境，本书的借用更多是一种灵活使用，而非生搬硬套。
（1）活用场域理论考察1927年广州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场域的复杂关系。更关键的是，本书并不想（也无力）独立考察不同的场，而是结合鲁迅自身的经历取其相关部分进行叙述。
（2）借此考察鲁迅先生在1927年广州场域中的转换作用、角色和自我的嬗变。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1.作为写作人；2.革命者；3.教授/教务长；4.中年男人。前三个方面主要对应了鲁迅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的层次的表现，综合起来，则可以看出不同层次间的复杂互动，同时，也可以借此重构出复杂、真实可信的鲁迅形象。
2.转换。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转换被界定为，“改变；改换”。[14]回到相关主题上来，这里的转换是指鲁迅在1927年前后所发生的明显的变迁，其中包括文体的侧重、文学的风格，对革命的理解，对教授职业的态度，其爱情婚姻等层面。
第一部分：写作人。
作为著名作家的鲁迅在广州时期的创作和前期以及之后相比有如下特征：
1.文体的侧重度不同。在他相当少见的纯文学作品《眉间尺》、《野草·题辞》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家鲁迅的别致风采与惯有风格，但其中也掺杂了文学性离散的特点，这为他走向杂性做好了部分铺垫；同时，在其杂文里，比如《而已集》中更多呈现出主题芜杂和跨文体杂交的特征，这其实意味着1927年后，鲁迅已经实现了从纯文学性到文体杂交性的内在转换。
2.风格上也有所转换。比如从早期的沉郁（《呐喊》、《彷徨》时期）慢慢过渡到晚期的油滑、虚浮（上海时期）。毫无疑问，广州时期在此转换中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一方面，在小说的风格上，它们从整体基调上的忧愤沉郁逐步走向虚浮，而《眉间尺》作为其代表作也反映出类似的变换，比如其油滑气质，以及题材上的英雄情结；另一方面，在杂文上1926—1929年的杂文书写中，鲁迅也呈现出程度不同的差异性，如1926年的悲愤与庄严，1927年的过渡性亦庄亦谐，1928—1929年的反讽与潇洒。
第二部分：革命者。
作为革命者的鲁迅对革命其实有着独特而清醒的认知，我们可主要从三个阶段进行解读：
1.来广州的成因：“野心”——攻击旧社会阵线。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广平与鲁迅的恋爱中，其实也纠缠了革命的色彩，尤其是他们勇敢赴爱也是对神化/丑化鲁迅的极端思维的反抗与颠覆。因此，鲁迅来穗其实亦有朴实的革命性，值得关注。恰恰是在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过分强调爱或革命论点的偏执。
2.发展：无处可躲的正面呼唤。虽然鲁迅在广州的时间不长，但广东民众，尤其是文化人，对鲁迅的革命性却有着高昂的期待和热情呼唤，对此，鲁迅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进行回应：他既冷静应对，同时又渐渐积极介入，除了参加与支持革命组织，亲近、指导青年学生，并努力营救“四·一五”运动中被捕的青年外，他还以文学的方式反思革命的辩证，考察其中的陷阱、危机与其他可能。尽管当时他未能实现既定理想——与创造社合造一条革命战线，但历史却以别样的姿态呈现出他们各自的革命性与迥异结局。
3.反革命VS革命。当革命成为某些反动行径和人士的遮羞布时，鲁迅却也和他们一起鼓吹另样的革命（内在含义不同），包括去香港的演讲。所以，当鲁迅身处广州时，他有其独特的观察体验方式，也有其敏锐的批判和沉思视野。一方面，他能够输出其锐利的观点和观察，点评广州；另一方面，他又可以冷静自省，通过内倾来思索自我的认知水平。广州是鲁迅进化论轰毁的场域，也复杂地呈现出鲁迅自此对国民政府的彻底绝望，但同时，也不能矫枉过正，认为这就是鲁迅革命思想的飞跃，乃至线性坚定走向共产主义的标志。
第三部分：大教授/教务主任。
作为教授和教育官员的鲁迅其实也有着清晰的变化，比如，他从热爱教书到弃绝高等教育，更准确地说是弃绝教授。鲁迅虽然不乏优秀学者的基本素质，但担任专职教授的时间很短暂，考察其原因，既有来自内部的思想的、性格的矛盾和相关气质起作用，同时又有来自外力的不断拒斥；既有经济的、政治的因素的伤害，又有人格的、学术的技术性压制，而在1927年的广州场域弃绝教授其实更是多种元素合围后水到渠成的产物，同时，彼时鲁迅对教授的弃绝和批判也应该引起今天的我们对学术技术体制以及政治限制的反省。
同时，作为中山大学首任教务主任的鲁迅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当然，这也是鲁迅唯一一次在大学中担任行政职务。时为教务主任的鲁迅不仅在教学、转学事宜上亲力亲为，而且，在捍卫学生权益上也是不遗余力，在1927年4月的反革命大搜捕和屠杀发生伊始，他就参加紧急会议，大力呼吁营救，最后因为营救无力，愤而辞职。[15]作为中山大学的首任教务主任，鲁迅虽然履职只有两月余，但他对中大的教务既有实质的工作业绩奉献，又有精神思想层面的文化遗产。鲁迅如何实际执掌教务，又在这些实践背后呈现出怎样的教务思想和精神无疑值得关注，同样，鲁迅的教务思想在今天喧嚣的教育界其实仍然不乏启发意义。
第四部分：中年男人。
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1927年身在广州的鲁迅其实同时是一个47岁的中年男子。他有着多重的内在焦虑：
1.生理的焦灼与愉悦。将广州时期的鲁迅还原成一个中年男人的角色并非是想矮化鲁迅，而是多了一个可以观察多元鲁迅的窗口，为此可以看出鲁迅在生理焦虑等压力下的不同反应。从此意义上说，鲁迅初到广州后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喜欢饮食、游玩，活跃异常并经常清洁身体【洗澡】，这都和力比多转移密切相关，而大钟楼时期、白云楼时期则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暧昧。
2.精神焦虑：突破瓶颈中的敏感与自尊。作为中年男人的鲁迅，人在广州时，他不仅要面临爱情压抑和水土差异带来的生理焦虑，同时更要面对方方面面的精神焦虑，这既有外在的压力，比如中大的教务、社会的呼吁、探访、演讲，革命的利用、打压与吹捧，也包括青年们对其创作的期待；当然也有来自其内部的影响，比如他在“中间物”论指导下的量力而行、韧性战斗、坚持个性等等，也包括他最终选择弃绝教授，回归最擅长的文艺创作，尤其是杂文。
（二）问题意识
如前所述，鲁迅在广州时期具有多元的角色和身份，而在不同的时段，其角色也在不断流动和更改，如李伟江所言，“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教任职期间，主要是作为教师和教育家而存在的；鲁迅为营救革命学生而同反动派作斗争时，他当然就是战士和革命家；鲁迅愤然辞职蛰居白云楼后，他又主要成为文学家和思想家了。”[16]
本书的问题意识是，将鲁迅置于1927年的广州场域中，从其内外的激荡、再现中挖掘其被遮蔽的可能性，激活其被压抑的力能，同时可以还原出一个鲜活、多元又立体的广州鲁迅。借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既可以为新的框架设置带来合法性，同时又为鲁迅所处的场域中的态势及其内心纠结张力考察提供有力支撑，但最后的目的和重点却仍然是指向广州鲁迅的。
本书的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
（1）对鲁迅的认知不可过于片面，也不能简单化。实际上，对于1927年鲁迅的转型意义，目前的研究认知似乎不够充分。比如，鲁迅在广州的写作，包括以后，杂文化风格日益强化，而小说的书写，除了杂文化强烈的《故事新编》外，基本停顿，而实际上，即使是《故事新编》的书写，也有其硬写的成分（1935年就完成了4篇）；其次，鲁迅自从离开广州后，也就彻底放弃了其作为教授的身份和生涯，而不做“乌烟瘴气鸟导师”了，其中原因也值得探究。诸如此类的转型，如果能够获得重新解读，无疑颇具意义。
（2）对鲁迅革命观的认知往往会有单一化和简单化倾向，而实际上，广州时期的鲁迅对革命的理解尚未达到上海时期那么执着和深刻，这到1928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他进行狂轰乱炸以后才真正有所改观，我们不能过分拔高；但另一面，鲁迅对革命的认识却是一贯清醒的，在保持了一定距离的同时，让他可以葆有自己强烈的个性和独立性，这种现象即使到了“左联”时期也仍然存在——他在其间既顾全大局、认真工作，但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并因此和某些唯党是从的人士和代言者（比如周扬等）产生抵牾。
（3）作为教务主任的鲁迅是鲁迅先生非常重要的第二段官员生涯（第一段是中华民国1912—1926年时期的教育部），不同的是，他是在大学里面担任高级官员：耐人寻味的是，他既可以保持自己的学术性，又能够和上层官方对话，凸显出其人文特色、博雅思维、国际化视野和坚定的革命性。
（4）我们知道，鲁迅的一生往往是不乏焦虑的。但论者往往没有从1927年的鲁迅恰恰是47岁的中年男人视角思考。因为，此时的男人事业往往处于巅峰期，但同时也可能是走向下坡路的转捩点，在成败的流转压力下难免各种焦虑。在诸多层面都是前驱的鲁迅其实恰恰在1927年的广州产生了诸多转型的想法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