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太苦的1927”转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先生担任正教授的时间并不长，如果以聘书的有关事实为标准，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颁发给鲁迅的教授聘书（1926年2月1日，国文系）开始到中山大学1927年6月6日同意鲁迅辞去教授职务为止，周树人教授时期也才断断续续维持了1年零4个月。这期间分别包括了北京女子师大时期，厦门时期和广州时期三个段落。

如果从大学教授教书育人的视角来看，这三个时间段中，广州时期则更为专业，鲁迅同时还担任了教务主任、文学系主任、学校组织委员等职务，北京时期则是活动和事件远远多于教学实践，而厦门时期居中。如果从资料掌握和相关研究来看，北京时期的资料特别丰富，主要集中在薛绥之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而厦门时期的学术研究更是相对充盈，除了薛绥之主编的相关史料汇编第四辑以外，相对新颖的研究还包括房向东著《孤岛过客——鲁迅在厦门的135天》（崇文书局2009年版），朱水涌等主编《鲁迅：厦门与世界》（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相较而言，21世纪以来，广州时期除了李伟江教授的研究以外，较新的研究相对薄弱。

同时，选择以广州为中心进行处理，其实更主要是因为，广州时期包含了更丰富的存在意义。易言之，此时段的鲁迅更丰富、立体、多元，也因此更具有转型意义。同时，以广州为中心，并非只谈论广州，而是更加注重广州时期的转型意义，同时往往会立足于对厦门和北京时期的追溯。

1927年9月3日，即将离开广州的鲁迅在给李小峰的《通信》中指出，“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1]毋庸讳言，对鲁迅而言，两相比较之下，其中想必是五味杂陈了，但同时按照鲁迅对自我书写的隐语式惯例（其中尤以《野草》为甚），其实话中也有言外之意。

2007年1月18日，鲁迅的长孙周令飞在参加鲁迅来广州80周年系列活动时指出，“我想是祖父受不了两年约定的折磨，于1927年1月18日辞去厦大的工作来到广州和祖母聚会，当然，最终是在这里奠定了他们爱情的归宿，进而有了我父亲再有了我们兄弟姐妹的重要机缘——这是鲁迅一生最柔软时期，也是他最浪漫的时期。”[2]周令飞对其祖父的广州之行以及对广州有一种既发自内心又比较讨巧的评价，这当然算是一种令人颇觉感性的阅读视角，但同时它也激起了我们更多的思考：广州之于鲁迅，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在广州（含中山大学）这样一个场域中，鲁迅又有怎样的独特变化？他如何在诸多感慨、喜悦、焦虑中建构、再现广州？诸多问题一一浮现，值得我们深入探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