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富仁教授

一

我认为，从1949年至今的鲁迅研究，可以粗略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政治化时期；二、非政治化时期；三、多元化时期。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一个政治化的时期。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是继承着20世纪30年代左翼鲁迅研究和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鲁迅研究的传统发展而来的，并且以毛泽东对鲁迅的三个“家”的评价为最高纲领。自然毛泽东对鲁迅三个“家”的评价是这个时期鲁迅研究的最高纲领，所以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归根到底只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鲁迅研究传统的演化和发展，20世纪30年代左翼鲁迅研究的传统到了1949年之后走的是相继萎落的道路，胡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在先，冯雪峰被划为右派在后，左翼鲁迅研究的传统就完全被解放区鲁迅研究的传统所取代了。只剩下一个李何林，在“学习鲁迅、宣传鲁迅、保卫鲁迅”的口号下坚持了自己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鲁迅研究传统，但即使他，在具体论述上也不能不以毛泽东关于鲁迅三个“家”的论述为纲。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传统，实际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的传统，所以毛泽东关于鲁迅三个“家”的评价在这个传统中必然是以“革命家”为终极价值的，并且这个“革命家”的标准就是“政治革命家”的标准，鲁迅是放在“政治革命家”的标准下被认识和评价的，“思想家”、“文学家”只是这个“政治革命家”的具体注脚，是在符合“政治革命家”要求的意义上被肯定的。所以，政治革命意义上的“革命”成为这个时期鲁迅研究的关键词，鲁迅文学作品的意义是“革命”的意义，作为一个人的鲁迅是“革命”的战士，即使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关系，也是“革命”的“同志”式的恋爱关系。扯不到“革命”上的事情，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而也不能扯到鲁迅身上去。扯上去，就是对鲁迅的污蔑。

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一个非政治化的时期。显而易见，这个非政治化时期，实际是对上面那个政治化时期的反拨。为什么“反拨”？很多人认为是由于政治化时期的人们“神化”了鲁迅。这个说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我认为，若从本质的意义上讲，恰恰是由于政治化时期的人们用架空的形式消解了鲁迅、否定了鲁迅。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从严格意义上讲，鲁迅连一天也未曾参加过政治革命，更不是什么“政治革命家”。从“政治革命”的标准出发，任何一个从井冈山、延安革命根据地来的革命战士的“革命性”都是不证自明的，而鲁迅的“革命性”则是证而不明的。在这个时期，鲁迅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实际经历了一个“明升暗降”的过程，词语上的评价是越来越天花乱坠，但鲁迅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却处在直线下降的过程中。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就被说成了一个“毛泽东的小学生”。眼前就有“大先生”，何必再学“小学生”？所以若不是周海婴亲自写信给毛泽东并经毛泽东恩准，连那套1938年版影印的《鲁迅全集》都没有人出了。政治化导致了鲁迅研究自身的毁灭，“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鲁迅研究就不能不表现出非政治化的倾向了。

这个时期的非政治化并非是非革命化，只不过这个“革命”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革命”，而是在更普遍也更深入意义上的“革命”了。实际上，这个时期各个鲁迅研究者的具体视点是各自歧异的，李泽厚是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研究鲁迅的，刘再复是从文艺美学的角度研究鲁迅的，王德厚是从鲁迅“立人”思想（改造国民性）的角度研究鲁迅的，王富仁是从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研究鲁迅的，钱理群是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研究鲁迅的，王晓明是从现实社会人生观念的角度研究鲁迅的，他们之间的具体观点也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之前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走过来的。在那个时候，他们阅读过鲁迅，有了自己的阅读体验，但他们的阅读体验却无法用当时流行的革命政治批评话语进行相对满意的表达。“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们有了表达的可能，就有了他们的鲁迅研究。也就是说，他们的鲁迅研究更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之前的革命政治批评话语压抑之下个人阅读体验的一种表达形式，虽然彼此不同，但都有反抗革命政治批评话语的意味，表现出一种反政治化倾向，所以我将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称为非政治化时期。

在中国当代鲁迅研究史上，非政治化时期只是一个极其短暂的时期，它体现的只是中国学术文化从“文化大革命”的暂时休克中重新复苏的过程。粗略说来，这个复苏过程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完成，新一代的鲁迅研究者是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反政治化时期的鲁迅研究者在反抗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之前的革命政治话语之后没有更新的批评话语，鲁迅的话语就成为他们主要的乃至唯一的话语寄托，所以他们之间尽管也有观点上的歧异，但对鲁迅及其作品却有着一致的尊重，采取的是不同程度的仰视态度，而绝无俯视乃至轻视的意味。这到了中国学术全面复苏之后，特别是到了大量西方思想学说翻译、介绍到中国之后，情况就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仅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任何一种思想学说都能够成为鲁迅研究的思想基础，并且在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基础上也都有几乎无限多的角度，这就带来了鲁迅研究的多元化，但这种多元化也带来了中国当代鲁迅研究的自身分裂。这也是不难理解的，西方的思想学说，有西方思想学说建构的基础，它既不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也不是为了解决中国文化中的某个问题而建构起来的，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它只有普遍性的品格，而没有特殊性的品格。这就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完全自由地驱使它的权利和可能。具体到鲁迅研究领域来说，也就是中国的鲁迅研究者既可以用西方某个思想学说的原理发掘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或艺术潜力，也可以用这种思想学说的原理批评鲁迅作品的局限和不足。实际上，这种用西方某种思想学说的定义和原理评价鲁迅及其作品的方法，在过去也有。只不过那时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而现在用的是一些不同的主义罢了。用的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郭沫若认为鲁迅只是一个“封建余孽”，是一个“二重的反革命”，而毛泽东则认为鲁迅“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到了当代西方思想学说这里，也是这样。我们可以说鲁迅是一个现代主义者，但也可以说鲁迅不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反正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不是在鲁迅作品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在大量不同的西方思想学说像灌老鼠洞一样灌进我们这个封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化界的同时，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也兴盛起来了。自然在西方这些著名理论家思想学说的观照下，鲁迅的形象没有了确定性，是既可崇之上天，也可贬之入地的，那么，在鲁迅与中国现代文人的关系中，也就不一定站在鲁迅一边看别人，也可以站在别人一边看鲁迅了。这就把成仿吾、高长虹、陈西滢、梁实秋、顾颉刚、施蛰存、周作人、林语堂、苏雪林、沈从文等所有这些与鲁迅打过或没有打过笔墨官司的人的鲁迅观全部搬了出来。及至后来，“新儒家”又活跃起来，鲁迅是批过“儒”的，“新儒家”眼里的鲁迅自然也是不那么光彩的。在这个时期，是有很多很坚实的鲁迅研究著作出现的，但所有这些著作，几乎都被淹没在反对“神化”鲁迅的声浪中，不被更广大的社会群众所重视了，鲁迅也退出了中国广大社会群众的视野。

在多元化的视野里，我们失落了鲁迅。

二

多元化的研究视野是不是一定会失落一个有相对确定性的鲁迅呢？这只要稍微看一眼其他研究领域的状况就可以了。时至今日，不论哪个研究领域的研究视野都多元化了，但还有没有一个有相对确定性的屈原呢？还有没有一个有相对确定性的莎士比亚呢？还有！也就是说，多元化的研究视野并不是我们失落一个有相对确定性的鲁迅的主要原因。

在这里，就有了一个如何看待我们当前的“鲁迅研究”的问题。

在“鲁迅研究”中，既然问题出在“鲁迅”已经没有了相对的确定性，所以，我们就得从“研究”开始说起。

“研究”，至少包括下列三个问题：一、为什么“研究”？二、“研究”什么？三、怎么“研究”？

为什么“研究”？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就说过：“凡事总需研究，方能明白。”也就是说，研究者不是那些“生而知之者”，也绝不认为自己是“生而知之者”。他认为很多事情，不“研究”是不会“明白”的。为了自己心里能够“明白”，所以就得“研究”。“研究”首先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思理的清晰性，是自己思想成长和发展的需要。自己明白了，才会告诉别人，希望别人也能明白，但这只是附带的效果，不是首要的目的。这个道理，实际从孔子那个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懂得了。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实际上，他是主张“为己”的，为了自己心里明白，不是为了炫耀于人。孔子还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认为，这里这个“思”，已经有了“研究”的意思。不“研究”，心里就不“明白”，就只是一些没有确定性的印象。具体到我们鲁迅研究者，首先就得有这么一个意识，即我们之所以研究鲁迅，首先是为了明白鲁迅，并且明白了鲁迅对于丰富和发展我们自己是有益处的，不只是为了教导别人，更不是为了炫耀于人。如果对我们自己没有益处，如果通过鲁迅研究我们自己的学识和能力没有提高，那就不如去研究别个作家的别个作品。所有研究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于己有益，才会于人有益。通过鲁迅研究，你自己就没有比过去多明白一点东西，你的研究活动对别人又有什么益处呢？

自然“研究”首先是为了自己思想的成长和发展，所以“研究”的对象是一种有研究价值的事物。它本身就没有研究的价值，我们能研究出什么来？我们研究不出什么来，我们的思想怎么能够成长和发展？也就是说，当我们研究鲁迅的时候，应该是我们已经感到了它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时候，我们的研究是为了更清楚、更明晰地将其意义和价值呈现出来，或者找到其意义和价值的生成原因、生成机制。这到了文学研究中就更是这样。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多矣，为什么我们不去研究那些从来没有人研究过的作品，反而研究已经有很多人研究过的鲁迅呢？这说明鲁迅至今还是值得研究的，通过研究鲁迅还是能够使我们得到成长和发展的。显而易见，只要我们意识到我们研究的事物首先应当是一种有研究价值的事物，而我们的研究就是为了具体呈现它的意义和价值或寻绎其意义和价值的生成原因或机制，那么，我们眼前的鲁迅自然会是一个有相对明确性的鲁迅。我们研究司马迁是因为他写了《史记》，我们研究曹雪芹是因为他写了《红楼梦》，我们研究鲁迅是因为他写了《鲁迅全集》中的那些作品。我们认为这些作品是有研究价值的，所以我们研究它们。在这里，实际是没有一个“仰视”和“俯视”的问题的。一切与此有关联的因素，都能够也应该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之中来，而一切与此无关的事物，都不能也不应该进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来。总之，研究什么？研究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研究我们明白了对我们的成长与发展有意义的问题。研究不是给每一个被研究者写一份操行评语，而是将有利于我们成长和发展的信息有效地输入到我们的思想之中来，并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中给予一个明确或相对明确的位置。

怎么研究的问题，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但在这里，至少有一点应该是明确的，即通过其内部的联系呈现它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在这里，首先得有一个关于人的基本观念，即一个人首先是为自己而活的，是为自己的时代而活的，而不是仅仅为任何一个其他人而活，或仅仅为未来的社会而活。对于一个文学家，那就是他首先是为自己而写作的，而不是仅仅为任何一个其他人而写作的。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别个生命仅仅为我们而存在，而不是首先为他自己而存在；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一个文学家，仅仅为我们而写作，而不是首先为他自己、为他自己那个时代而写作。问题仅仅在于，他的生命的存在对于我们还有没有意义和价值，他的写作还能不能引起我们的阅读趣味并与之发生精神上的共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事物是完全为我们而存在的，完全是为了我们的幸福而存在的。我们的生命要靠我们自己而活，我们的幸福要靠我们自己来争取，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研究那些历史上曾经活过并且活得很有意义的人的作品，其中也包括鲁迅。鲁迅不是为我们而活、而写作的，也不是为了证明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思想学说、任何一种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正确与否而活、而写作的。他既不是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正确性，也不是为了证明杜威、罗素、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的思想学说的正确性；既不是为了证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也不是为了证明老子、孔子、庄子、墨子、胡适、梁漱溟等人的思想的正确性。他就是他，不是任何别的人。所有别人的思想学说，别人的研究方法，有益于阐释和论证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用，但我们却没有权利要求鲁迅必须更像他们，而不是更像自己。也就是说，所有外在于鲁迅的事物都不是衡量鲁迅及其作品的标准，衡量鲁迅及其作品的标准就在鲁迅及其作品的内部，而不在其外部。外部的是参照，内部的才是根据。

三

以上这些话，实际是我阅读朱崇科《广州鲁迅》一书后的一点感想。现在就直接谈一谈这部书。

我向来认为，在学术研究界排行是没有意义的，大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做着不同的研究，有着不同的成果，是交流关系，而不是等级关系。排行把我们彼此都排成敌人了，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我认为，对于朱崇科这部研究著作，这样一句话还是可以说的：它是一部坚实的鲁迅研究著作。

我之所以说它是“坚实”的，就是因为它的作者是在“研究”，是在努力从表面已经干枯了的历史事实中吮吸出内部的思想汁水来，而没有炫奇弄巧之心、之意。这样的“研究”，首先是有益于己，使自己心里“明白”，同时也会有益于人，使别人心里也能“明白”的。

广州，是鲁迅全部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驿站，并且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驿站。在过去，我们习惯于用“思想”为鲁迅分期：鲁迅什么时候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思想”怎么分期？什么样的思想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谁说得清楚过？连什么样的思想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都说不清楚，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为鲁迅的思想分期，那还不等于捕风捉影？所以，对一个人的一生进行分期，只能根据他的人生经历，思想是在经历中变迁的，而不是经历是在思想中变迁的。依“经历”分，广州就是鲁迅前后两期的一个分界：离开广州前是“前期”，离开广州后，到了上海，就是他的“后期”了。

为什么广州成了鲁迅前后两期的一个分界？因为广州时期的经历对鲁迅思想的震动很大，不但改变了他的生活，同时也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思想。

鲁迅离开广州不久，钟敬文就编成了《鲁迅在广东》一书，可谓“鲁迅在广州”研究的开始，1949年之前的鲁迅传记和论述鲁迅思想发展经历的著作，都不能不涉及鲁迅在广州的经历，但这些著作多是左翼知识分子所写，所以也更重视鲁迅在广州时期政治立场的变化，直接开了1949年之后当代鲁迅研究政治化时期“鲁迅在广州”研究的先河。实际上，在当代鲁迅研究的政治化时期，“鲁迅在广州”的研究成就是非常突出的，这主要表现在对“鲁迅在广州”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上，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还因为《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的发现，在“鲁迅在广州”的研究上掀起过一个小的高潮。这个时期的研究，集中表现在收录于薛绥之等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的《鲁迅在广州》，李伟江《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张竞《鲁迅在广州》应该也属于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都为“鲁迅在广州”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思想论述上却不能不受那个时期思想标准的局限。在上述当代鲁迅研究的非政治化时期，“鲁迅在广州”的研究可谓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时的人们好找“大题”来做，相对缺乏艰苦卓绝地细致爬梳和深入挖掘的功夫，及至上述当代鲁迅研究的多元化时期，非革命化以及其他各种“非非主义”言论就出现了，这给鲁迅在广州行迹的描述也不能不留下一些不太协调的色调。不难看出，朱崇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重新面对鲁迅在广州的大量史实的。红的被描得太红，黑的被描得太黑，造成了鲁迅整体形象的模糊与混沌。如何想象和描述广州时期的鲁迅，不但关系到对这个时期鲁迅及其作品的感受和理解，同时也关系到对鲁迅一生思想和艺术的感受和理解。这就有了“研究”的必要。不“研究”，不对这些史实进行重新梳理和挖掘，恐怕连朱崇科自己也不知道在鲁迅的广州行迹中到底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内涵？连他自己也难以说清为什么广州时期的鲁迅会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一个样子的？这就使他不能不进入到鲁迅及其作品的内部联系中去具体地而非想当然地对鲁迅的每一个人所共知的外在表现做出为了令人心服必须首先令自己心服的重新阐释和说明。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他也运用了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但这个理论在朱崇科的具体研究过程中，已经不是那么难以理解的高深的理论，并且也不是他这部鲁迅研究著作中最抢眼的部分，而只是他具体进入“鲁迅在广州”史实分析的一个理论孔道。一旦通过这个孔道，实际地进入了鲁迅的世界，这个理论就在我们面前消失了，剩下的，只是需要我们重新感受和理解的在广州的鲁迅。——我认为，看一部鲁迅研究著作，不要看它讲了一套西方的或者东方的什么理论，要看它对鲁迅及其作品到底做了怎样的阐释和分析以及这些阐释和分析的意义何在。

不难看出，朱崇科“鲁迅在广州”研究的主要意义，是他把“鲁迅在广州”的研究从此前以历史资料搜集和整理为主的阶段正式提高到了整体性的理论研究的高度。而这个高度的出现，是与他在时空结构上的开拓有直接关系的。历史资料的挖掘和整理是全部研究的基础，但历史资料总是分散的，并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论是在当代鲁迅研究政治化时期对鲁迅革命性细节的强调，还是在当代鲁迅研究多元化时期对鲁迅非革命性细节的强调，实际呈现出来的都不是一个整体的鲁迅，并且不能不带来广州时期鲁迅形象的模糊性。显而易见，朱崇科借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实际是将鲁迅放到当时广州的这个场域中，从而将鲁迅广州时期各个不同侧面的活动联系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一个现实的空间，也是一个研究的空间。只有在这样一个有广度的社会—研究空间中，才能将现已掌握的各个方面的历史资料按照其彼此固有的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呈现出鲁迅广州时期的整体面貌。科学研究的精确性，首先体现在“度”的把握上。社会科学研究永远不可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十分精确地标示出它的“度”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度”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不重要。我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　“度”就是“质”：“质”是“度”的“质”，“度”是“质”的“度”；每一个“度”都有自己的一个“质”，每一个“质”都有自己的一个“度”，这是与自然科学的“质”和“度”的关系根本不同的。毫无疑义，鲁迅与许广平的情爱关系是鲁迅从厦门提前来到广州的一个关键因素，但鲁迅与许广平的情爱关系绝对不能等同于徐志摩与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情爱关系，鲁迅与许广平的情爱关系不是一个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素材，也无法产生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那种卿卿我我的艺术效果。正是在这种“度”的把握上，显示出鲁迅与许广平情爱关系的“质”，而这个“质”同时也决定了与鲁迅文学活动、革命活动、社会思想活动、学院教学及其管理活动的联系和具体联系形式；鲁迅的革命性，同样是有一个“度”的，他到广州，是来教书的，而不是来参加革命的。他不是蒋介石，也不是毛泽东，甚至他也不像郭沫若一样直接栽进了北伐革命军。但要说鲁迅根本没有革命性，也是说不通的，他说当时的广州是“红中夹白”，当时的罢工示威是“奉旨革命”，说明他一直关心着“革命”，不过他关心的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那种通过外在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革命”，而是在各种不同表现形式后面隐含着的一个能够给中国社会带来实质性进步的“革命”，但也正是在这里，他的革命性与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甚至作为大学教授的鲁迅都是可以兼容的。这是一个“度”，但也是一个“质”。显而易见，在鲁迅广州时期各个活动侧面的分析上，朱崇科都比较精确地把握住了它们的“度”，并且以其“度”呈现了它们的“质”，以其“度”的精确性将鲁迅各个活动侧面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还原了一个具体的活的鲁迅。

不难看出，正是在这个通过布尔迪厄“场域”理论拓展了的更大的社会—研究空间中，朱崇科为鲁迅在广州的研究也注入了大量新的历史资料，这主要集中在鲁迅教学和教务管理活动及鲁迅的经济生活方面。实际上，如果说在教育部的任职是北京时期鲁迅及其全部社会活动的主要载体，而在厦门、广州时期，在大学的任职就是这两个时期鲁迅及其全部社会活动的主要载体。“载不动，许多愁”，教育部的任职已经载不动鲁迅的全部社会活动和社会追求，甚至也已经“载不动”鲁迅的经济生活，所以1926年“三·一八”事件之后，便正式离弃了教育部官员的生活；1927年“四·一五”事件之后，鲁迅又离弃了学院教授的生活。这一个方面可以看出鲁迅思想自身的演变和发展的轨迹，同时也能够呈现出中国现代官场文化和学院文化的局限与不足。我和朱崇科都是在广东高等学校任教的，在鲁迅那时，广东是中国政治革命的策源地；现在，广东又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策源地。鲁迅在那时感受和体验到的是作为中国政治革命策源地的文化。我和朱崇科，现在感受和体验到的则是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策源地的文化。朱崇科在对鲁迅广州观感和高校生活的介绍和分析中，分明也融入了他自身的感受和体验，至少我认为是如此。这也是朱崇科这部学术研究著作的特色之一。——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融入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去，既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对象。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实现了跨时空的交流。

用布尔迪厄场域理论开拓出来的这个社会—研究空间，又是被朱崇科置入一个流动着的时间链条之中的，这就构成了该书研究的整体时空结构。广州，只是这个整体时空结构中的一部分，这就将广州时期在鲁迅一生经历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更加突出地呈现出来。这在朱崇科对鲁迅文学创作的解析中表现得更加充分。但我认为，在这个方面，还是有更大的空间供我们继续开拓的。例如，鲁迅在遭遇广州时期的政治革命运动之前，已经有了对辛亥革命从发生、发展到结局的一个完整过程的感受和体验，这对于他在重新遭遇广州时期的政治革命的时候的感受和体验是有关键性的影响的。这两者的经验又同时影响到上海时期鲁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的感受和体验。

四

最后，我还想就当前这个多元化时期的鲁迅研究谈点看法。

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

在这里，庄子实际谈了衡人观物的三个不同的角度，这三个角度实际都出现在我们当前的鲁迅研究中，构成了我们当前鲁迅研究的多元化局面。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说的是从整体上看待不同的事物，不同事物是无贵贱可分的。这在当前，主要体现在一些思想史、文学史的著作中。在近现代思想史上，鲁迅之前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章太炎，鲁迅的同时有陈独秀、胡适。鲁迅之后有毛泽东，他们是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倾向的有影响的思想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由他们体现的不同思想倾向共同构成的，严格说来，在思想史上他们就是没有贵贱之分的。一旦分出贵贱来，不断地去“贱”而留“贵”，剩下的就只有一个人的一种思想了，就不成其为思想史了。文学史也是如此。但是，庄子所说的“道”，只是一个虚拟的、抽象的整体，而到了思想史、文学史的叙述中，则必须有具体的内容，而这个具体内容则是通过大量具体的研究成果相对确定下来的。也就是说，思想史、文学史都是在大量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出来的。没有这些大量的研究成果，思想史、文学史就不能成“史”，或不能成为这样的“史”。任何思想史、文学史家都不可能将当时所有人的所有作品都写到历史当中去，只有一个抽象的整体观念，是无法解决鲁迅研究中的具体问题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也会流于因袭，或者简单的花样翻新。

“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说的是从个体的角度看待事物（亦即我们现在常说的主观主义批评），因为是以自己的好恶为好恶判断事物的，所以，自己总是“贵”的，总是正确的，而对方自然就不如自己“贵”，不如自己“正确”了，这就“贱”视了对方。如果对方也以这种主观主义态度看待自己，二者就是“相贱”的关系了：谁也看不起谁。新时期的中国文化，是从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反对“神化”毛泽东开始的，这在政治领域，虽然同样不是一种研究的态度，同样因为缺乏冷静的研究态度而带来了中国思想的浅薄化，但在由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向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转移过程中，却是发挥了不可轻视的实际作用的，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当越来越多的人祭起反对对鲁迅的“个人崇拜”，反对“神化鲁迅”的思想旗帜的时候，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鲁迅从来就不是一个“立法者”，即使在政治化时期人们对鲁迅唱的空洞的赞歌，也是因为有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崇拜的真正对象是毛泽东，而并非鲁迅。所有这些问题，只有通过认真切实的鲁迅研究才能得到相应的解决。反对对鲁迅的“个人崇拜”，反对“神化”鲁迅，直接将鲁迅放到了批判、否定的位置上，连一个没有读过几篇鲁迅作品的中学生都来反对对鲁迅的个人崇拜，都来否定鲁迅的时候，这就将鲁迅及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全部取消了，其结果则是对自我的“神化”，是自己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表面看来，这像是张扬了“个性”，但“个性”是需要建构的，不是与生俱来的。仅凭自己的一股子热情和被社会挑拨起来的空洞的自尊，不想具体地感受和理解鲁迅，其结果不但搅乱了正常的鲁迅研究，同时也将自己的思想永久地留在一片空白之中。

“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是说站在世俗的、常人的立场上看待别的事物，自己就无“贵”无“贱”，区分的只是别人的“贵”与“贱”，亦即没有研究者的主体性，只有对他者关系的纯粹客观主义的评价，这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鲁迅研究中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研究，虽然处在重新起步的阶段，但由于研究者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由于当时的研究者是将鲁迅放在自己所关心的中国思想发展史、文学发展史以及自身精神发展的意义上进行研究的，是有“我”的，有主体性的，所以即使在对客观对象的研究分析中也能体现出研究主体的愿望与追求，不是纯粹客观主义的。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逐渐淡漠（当然也有其客观原因），职业化的写作态度成为一种学术时尚。在这时候，自我就从自己的研究活动中隐退了，好像肯定什么、否定什么与自己毫无关系，研究也就只成为对客观对象的价值评判。实际上，这种缺乏主体性的研究，包含的是一种严重的自抑倾向，亦即越是与自我相关的，与自我的内在愿望与要求切近的，越是受到抑制的；越是与自我无关的，与自己的内在愿望与要求远离的，越是受到推崇的。这在鲁迅研究中，就造成了一种严重的中空现象：周围的事物，外国人，古代人，与鲁迅不同思想倾向的人，都是崇高的，都是不能挑剔的，而唯独鲁迅，是最不完美的，是应该也必须加以批判的，鲁迅就被放到了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谷底。但只要对这时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心理略加分析，我们就会知道，他们在内心深处最感迫切的愿望与要求，实际正是鲁迅作为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只是因为自己已经没有力量也没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所以才将视线转移到周边的事物上，并将周边的事物视为更加重要的东西，起到的是一种“望梅止渴”的作用。

实际上，上述三种衡人观物的方式，严格说来，都不是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研究”方式，而是一种形象的直观方式。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研究”，首先，必须是有主体性的，而不是没有主体性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必须知道，周围的人在我们的研究中首先感受和了解到的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人的真实的而非虚拟的社会愿望和要求的，因为现代社会科学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强社会交流的，是为了在交流中提高整个社会和整个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的。如果我们根本感受不到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等大量杂文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崇高的社会正义感，反而有意与无意地表现出对这样一些文章的恐惧、拒绝乃至抵抗心理，广大的社会公众是有理由怀疑我们都是一些像陈西滢那样的缺乏起码的社会良知、专门向权贵们暗送秋波的无能、无聊乃至无耻的文人的。任何的研究活动都是自我的一种呈现方式，不能只想获取学术荣誉而丧失了中国知识分子所应有的学术人格；其次，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必须将自己的主体性转化为对研究对象的切实可靠的理解和认识，我们认识的可靠性才是我们研究主体的可靠性，也只有依靠这种可靠性连接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才是能够不断成长和壮大的知识分子，才不是一群争名誉、争地位的乌合之众。这同时也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素质的提高。总之，“研究”，必须是坚实的，不论中国的学术在整个现实社会和现实世界上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和阻力，我们都必须依靠坚实的研究活动去克服。坚实，不是不会犯错误，而是已经为避免错误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这样的研究著作不会让人感到巧滑和虚浮，而会让人感到坚韧而执着。

朱崇科这部学术著作是坚实的，而不是虚浮的。

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汕头大学终身教授。